第四章 作为世界生态的资本主义：布罗代尔和马克思论环境史

吕西安·费弗尔（Lucient Febvre）经常说“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而我却要说：“历史就是人类及一切其他事物的历史。”一切都是历史：土地、气候、地理变动等。

——费尔南多·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84b，p. 22，quoted in Aguirre Rojas，1992，p. 189）

探讨文明就是探讨空间、陆地及其外形、气候、植被、动物种类、自然的及其他的优势。也是探讨下列这些基本条件可以构成的是什么样的人类社会，即农业、种畜、粮食、居所、衣着、通讯、产业，等等。

——费尔南多·布罗代尔（1993，pp. 9—10）

最近几年环境研究爆炸性的增长引起了人们对于环境研究复兴的关注，包括从卡尔·马克思，到圣雄甘地，再到海伦·凯勒（Helen Keller）等一系列广大社会批评家、理论家及历史学家（Clark & Foster，2002; Foster，2000; Guha，1995）的论述。奇怪的是，费尔南多·布罗代尔却没有受到关注。可以肯定的是环境历史学界注意到了布罗代尔，但却不知道应该对他做些什么研究。威廉·贝纳特（William Beinart，2000）对环境历史学家的一致见解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布罗代尔“倾向于将环境因素作为一种背景……他在检验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影响上……不太成功”（p. 270）。在布罗代尔的世界中，重要的是环境，而非环境历史。

这些都是传统的观点，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如果传统观点指控布罗代尔将生态作为一种背景，那么笔者将提出另外一种解读。传统观点还没有完全错误到成为不可救药的偏见。在《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1972）中，布罗代尔解释了处于时代变迁的“世界—经济”，他认为在这种时代变迁的过程中，生态与社会相互塑造着彼此。这一时刻标志着“漫长的”的16世纪（1450—1640）的终结，这个时代是欧洲的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个时代的最后10年见证了世界—经济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地理转变。在这次重要的转变期间，布罗代尔并没有假设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种消极或者二元的关系，而是认为世界—经济与“世界—生态”之间是一种积极辩证的关系。尽管布罗代尔从未明确地使用这些术语，但是生态地理过程充斥于不断变幻的地区、国家以及世界—经济的关系之中——甚至工人、农民的身体——的事实却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地中海》一书之中。自然——既非过于松散也非十分具体——被认为是变化的，但又是可以察觉的社会—生态过程，这一过程塑造着更大的世界—生态，同时也被后者所塑造。

布罗代尔鼎盛时期对环境史的贡献——首先，对于世界环境史这一新领域的贡献（Moore，2003b，in press）——不仅仅是人们通常认为的“自然是重要的”。布罗代尔在历史—地理方面最伟大的见解就是他认为世界—经济及世界—生态辩证地联系在一起，不同时刻不同程度地在各个方面彼此制约，并使彼此成为可能。社会物质地理（sociophysical geographies）经常在历史体系中发挥作用。任何将这些地理（条件）简化为简单背景的行为都没有意识到自然“每年春天开花，羊群迁徙，船只在随着季节而不断变化的大海上航行一样”（Braudel，1972，p. 20）。布罗代尔认为社会结构不仅仅存在于社会生态空间而且还积极地创造着社会生态空间，这种对于生态活力的认可在布罗代尔那里得到丰富，并使其与众不同。

但是，尽管布罗代尔有着这些优点，他的详尽的分析并未让他得以逃避他那个时代普遍正统观点的十分概念化的折中主义，最终他并没能提出关于世界—经济与世界—生态之间精确的辩证观点。一方面，布罗代尔的书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生态史的地理学（著作）。他把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历史时间与在广泛地理范围内的城乡的动态概念结合起来。通过这些丰富的描述，布罗代尔为世界环境史的首要难题（相互关联的问题群）的概念化提供了新途径：土地，劳力与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布罗代尔的）经验的丰富性经常是以牺牲对“循环和演进模式”的“持续解释”为代价实现的（Arrighi，2001，p.120）。最为明显的，或者说代价最高的是布罗代尔没有看到劳动过程是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社会—生态的外壳。布罗代尔有的时候考虑到了劳动力，有的时候则没有。其结果呢？他关于世界—经济/世界—生态关系的解释在一种辩证的张力中间摇摆不定，有时，社会力量及经济发展的生态环节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而有时环境却被放到了背景的地位。

下面，笔者将从三点来思考布罗代尔对于世界环境史所做的贡献。首先，笔者对《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的时间、空间及自然进行评价。其次，笔者将思考布罗代尔关于农业经济选择以及欧洲的小麦文明和中国的水稻文明的（发展）轨迹的论述。第三，笔者将重新审视布罗代尔“生物体制”（biological regime）的概念（1981，pp. 70—92; also 1961，p. 255），由此人们的日常饮食，以及人类的身体就与世界—历史的模式及变化连接在一起。

这些评估揭示了布罗代尔在生态历史学上的想象力和实践的丰富性。但是，如果考虑到布罗代尔试图把世界—经济和世界—生态兴奋地联系起来所做的解释并不充足，这就使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布罗代尔向我们指明了研究方向，但他并没有完全解释清楚。我们应该转向哪里呢？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对布罗代尔生态历史的敏感性的发展最为直接，他认为虽然有其他因素，资本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世界生态”从根本上的重塑，并且这种重塑使资本主义成为可能（1974，p. 44）。但是，沃勒斯坦提到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史和布罗代尔生态史的综合在某些方面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特别是，虽然沃勒斯坦比布罗代尔更加注重劳动力——比批评家所注意到的还要多——但是劳动过程的新陈代谢及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没有足够的理论化——虽然并不是没有得到认可。因此，虽然沃勒斯坦认为自然—社会的关系对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十分重要，但是在某些程度上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生态从上（积累层面）下（生产层面）两方面同时产生的观点还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Moore，2003b）。

幸运的是，马克思的唯物论提供了一条出路。就从社会—生态关系中的自由和必要性的斗争作为基本的出发点。马克思把劳动过程及直接生产者的代理人放在他关于社会变化视角的中心（Foster，2000）。这样，马克思为激进主义分子的唯物主义做出了贡献，这种唯物主义预示了关联性所确立的关于自然与社会的概念（Braun & Castree，1998; Moore，2001）。与此同时，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并未被赋予超自然的力量，而是在更广泛的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在这种生产过程中，生产、流通、分配和交换组成一“有机整体”（Marx，1973，p.100; also Tomich，1997）。

从环境史的角度看，这种积极分子的唯物主义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突出：（a）自然和社会的概念共同演进，并相互制约，相互构成，相互促进；（b）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和所有的财富、土地和劳动力的生态资源之间矛盾（冲突）的思想；以及（c）马克思关于新陈代谢的观点，尤其是“新陈代谢断裂”的观点——表明了资本的城乡对立的生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