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他们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则是这个科学思想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没有这部分内容，历史唯物主义就会显得残缺不全，因而失去其应有的光辉。

“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这个命题或判断，包括逻辑上递进的三个基本概念：一是东方，二是东方社会，三是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我们分别予以简要界定。

东方是与西方相对应的概念。东方与西方作为地理概念，其界限和各自的范围具有相对性。应该放在一定的坐标系中，并且确定一个坐标系的中轴，来划分东方和西方的范围。在世界历史上，由于不同历史时期坐标系及其中轴不同，东方和西方的地理界限和范围也随之变化。在古代，由于罗马帝国的版图广大、国力强盛，人们大都以罗马帝国为坐标的轴心。它地处西方，随着东西方交往的扩大，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逐渐向日出的方向延伸，先是西亚和北非，而后是南亚，接着是东亚，直到涵盖整个非西方世界。近代以来，由于西欧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发展领先于世界，于是人们把西欧作为坐标系的中轴，西欧人将西欧以外的欧洲东部和亚洲，称为东方，并且将俄罗斯的高加索以西以北的地区称为近东，将高加索以东、伏尔加河以西和以南的地区，以及现在的伊朗、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国所处的地区称为中东，而将伏尔加河以东地区称为远东。远东包括中国、朝鲜、日本，以及西伯利亚地区，等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未见对“东方”的概念下过准确的定义。就他们使用这个概念的情况和他们赋予这个概念的意义看，他们对“东方”的理解，同上述西方人对“东方”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

“东方社会”是与西方社会相对应的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西欧各国已经先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道路或改良道路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而西欧以外的国家还大都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以西欧各国的社会被称为西方社会，与此相对应，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的社会则被称为东方社会。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这两个概念，虽然与它们所处的地理方位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不是地理概念，而是社会历史概念。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写的关于印度和中国的文章中，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章中，认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直接结合在一起；（2）个人隶属于一定的共同体，离开这个共同体，个人就不能存在；（3）经济形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劳动者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创造交换价值；（4）全国分成许多各自孤立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这是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5）没有土地私有制，这是了解东方社会的一把钥匙。

“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是与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相对应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时的西方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将通过革命的道路或和平发展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东方社会，有两种可能的发展道路或发展前途：一种是在西方社会已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下，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另一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解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再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两种发展前途究竟哪一种得到实现，取决于当时的国际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主要是研究东方社会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所以本书定名为“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内容极其丰富，但归结起来主要是两大内容：一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含义及其在社会发展序列中的地位问题，二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即俄国农村公社或俄国社会能否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早年和中年，重点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重点研究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

从20世纪的最后20年开始直到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一直是我国学术理论界研究和讨论的一大热点问题。史学界、哲学界、经济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的不少专家学者参加了这场讨论，争议颇多，分歧极大。在讨论的过程中，不少学者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思想，但也有不少学者误读或误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我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原原本本地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澄清国内外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误读或误解，恢复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本来面目。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序言》中，针对当时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规律理论的歪曲，说了下面一段话：“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恩格斯在其晚年的书信中，例如在1890年9月21—22日致布洛赫的信、1891年2月3日致考茨基的信、1893年2月7日致施穆伊勒夫的信、1894年1月25日致博尔吉乌斯的信中，针对巴尔特等年轻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歪曲，多次讲到，要根据马克思和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原著，来研究他们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不要根据第二手材料来进行研究。我们应该把恩格斯这些话看作是研究马克思主义、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和方法，须臾不可背离，切忌使马克思主义变味和走样。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同样适用于对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的研究。

那么，如何阅读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才能准确地理解其原意，避免对其误读或误解呢？

第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来解读他们原著中的思想，而不要根据后来变化了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用后来的实践及其需要来解读。例如，马克思、恩格斯一向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并取得胜利，在晚年也没有改变这种看法。他们晚年虽然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但他们认为，实现这一点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取得胜利。但我国理论界却有不少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有了在落后的俄国可能首先发生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思想，并且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对这种思想的证实。这实际上是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这就势必违背历史主义原则，曲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

第二，要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把他们不同时期著作中的思想有机地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而不要只读他们某一时期的某些著作，或把他们在不同时期的著作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国内外学术理论界都有人制造所谓的“两个马克思”，把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思想对立起来，究其认识上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系统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把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时期的著作连贯起来加以思考，没有看到这些著作之间的内在的有机联系。例如，有些人由于只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论述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这一观点的著作，而没有阅读他们早年的有关著作，于是认为马克思早年是认为一切国家和民族不论其具体情况如何都注定要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到了晚年马克思才认为有些国家和民族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前途，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事实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和中年的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中，已经孕育了关于相当多的国家和民族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他们晚年提出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突发奇想，而是他们以前思想合乎逻辑的继续、深化和发展，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以前蕴涵在头脑深处的思想直接地、明确地表达出来，前后一贯，并没有什么矛盾。

第三，要用发展的观点阅读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不要把他们某一时期著作中的思想凝固化、教条化。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时期的著作中，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和个人认识上的变化，对同一理论问题的论述可能有差别。例如，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含义及其在社会发展序列中的地位问题的论述就是如此。如果我们不注意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历史演变，把他们不同时期的著作中的有关论述混杂在一起，来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含义及其在社会发展序列中的地位，就很可能产生误解或曲解。我在本书中分1853年以前的时期、19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时期、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发表以后的时期等四个时期，考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含义及其在社会发展序列中的地位的历史演变，就比较准确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避免和澄清了对这个问题的误解或曲解。

第四，要对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进行比较研究，既看到他们思想之间相同的一面，又看到他们思想之间的差别，要把这些有差别的思想看作是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的，也不要把他们的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国内外有些学者之所以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就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一点。例如，我国理论界有些人认为，在俄国农村公社是否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对立的，似乎是马克思强调俄国农村公社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恩格斯则否认这种“跨越”的可能性。其实这完全是误解。只要认真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著作并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恩格斯不仅不否认“跨越”的可能性，而且先于马克思提出这种“跨越”的思想。马克思是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第一次提出这一“跨越”思想的，以后又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中，进一步明确地论述了这个思想；而恩格斯在1874—1875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就论述了这一思想。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在共同署名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精辟地论述了这个问题。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1894年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确实讲到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已经减少，甚至已经丧失，那是因为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一是因为俄国民粹派和民意党人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遭到失败，沙皇政府作为欧洲最后一个反动堡垒依然存在，通过推翻沙皇政府引发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一可能性条件已经丧失；二是因为俄国资本主义已经迅速发展起来，俄国农村公社进一步解体，俄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当然就不再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了，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上的这种差别，恰好是互相补充的，而不是互相对立的。

第五，要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思想，力戒片面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任何理论问题的论述都是全面的，毫无片面性的弊端。但在学术理论界，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解经常出现片面性的毛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既淋漓尽致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和阻碍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消极作用，又肯定了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和推动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我国理论界有些人却只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罪恶和消极作用的批判，看不到或忽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积极作用的充分肯定。本书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未来社会创造物质技术条件；创造更多的自由活动时间，为建设未来新社会锻造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促进新社会因素的产生，孕育和形成未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这三个方面，论述了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和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简言之，本书对资本的社会作用作了全面的论述。

鉴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理论界已经出版了不少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的论著，对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资料和基本内容作了介绍和论述，本书已经没有必要重述学术界同仁已经讲过的思想，面面俱到地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思想，因而只针对我认为是对他们的思想发生了误解的观点加以辨析，澄清和消除误解，阐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本意。我在书中批评了学界同仁的一些观点，如有不当之处，欢迎予以反批评。

全书共分四编。第一编阐述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理论基础，包括社会形态及其划分方法、人的活动的目的性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及其相互关系、历史进步及其评价尺度、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五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以这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本编对这五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与一般教科书的阐述有很大的不同。其主要特点是：不是平铺直叙地阐述这些基本原理的内容，而是针对学术理论界在这些问题上的不同理解，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纠正一些长期以来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不正确看法，补充一些在这些问题上缺失的内容，从而使对这些问题的阐述更加全面、深入、具体。例如，在关于“人的活动的目的性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这个问题上，各种教科书大都把这个问题表达为“社会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种表述是不科学的，本编纠正了这一不科学的表述，指明应该把这个问题表述为“人的活动有目的，社会发展有规律”。再如，在关于“社会形态及其划分方法”问题上，本编论述了五种社会形态划分法和三种社会形态划分法都是马克思提出来的，它们在说明历史发展过程的作用上是互相补充的，而不是互相对立的，并且批评了把这两种划分法对立起来的观点，特别是着重批评了否定五种社会形态划分法的观点。此外本编还补充了技术社会形态划分法，“技术社会形态”这个概念是多数教科书中所没有的。

第二编阐述“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含义及其历史演变问题。本编按四个时期，即1853年以前的时期、19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时期、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发表以后的时期，来阐明“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含义及其在社会发展序列中的地位的历史演变，说明了长期以来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之所以如此之大的原因，就在于没有看到在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时期的著作中“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含义及其在社会发展序列中的地位是有变化的。此外，本编还对东西方古代社会进行了比较研究，说明了古代希腊罗马是奴隶社会发展的典型，中国则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典型，它存在的时间最长，发展的水平最高。中国封建社会并非长期停滞，只是从16世纪后期开始才逐渐落在了西欧社会发展的后面。本编还论述了日耳曼人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的直接过渡与五种社会形态划分理论并不矛盾，批评了用日耳曼人直接过渡的事实否定五种社会形态划分理论的错误观点。本编还指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看法上的一些历史局限性，如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农村公社是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等观点，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中国史学界存在一个“五朵金花”问题，这个问题指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史学界广受关注并引发大规模讨论的关于中国古史的五个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即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农民战争、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汉民族的形成问题。本编对这五个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作者自己的独立见解。

第三编论述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标题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再探讨”。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与实际联系十分紧密，因而也是一个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理论界对这个问题十分关注，讨论十分热烈，不同学者之间意见分歧极大。主要分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俄国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二是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马克思早年思想与晚年思想是否是对立的？三是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马克思思想与恩格斯思想是否是互相对立的？四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否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思想的证实？五是马克思所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这句话是从正面讲的还是从反面讲的？我在这五个问题上都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对不同的观点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坦率地提出了批评意见。

第四编是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从根本上说，是探讨东方社会如何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苏联和中国等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既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又从实践上检验、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既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又有一些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地方。因此，结合这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反思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检验、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纠正原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某些局限性，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编是全书篇幅最大的一编，在字数上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未来社会名称的历史演变、全面认识资本的作用、从新的视角反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论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贡献、邓小平对历史时代理论的贡献等八个重大的社会主义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博大精深，内容极其丰富，有一些重要的概念和原理，至今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成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未来社会名称的历史演变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考察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视角转换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可以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的问题，关于一国能否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理论界过去研究的薄弱环节，我通过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挖掘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中的有关论述，对这些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具体的阐发，并且按照时间顺序首先阐发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几个重要基本原理，然后阐述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阐述列宁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点以及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然后阐述邓小平创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这一部分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的阐述，史论结合得非常紧密。

这四编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我在设计本书的理论框架和阐述这四编的基本内容的过程中，努力做到理论与实际、共性与个性、逻辑与历史、理想与现实的统一。这部著作虽然重点是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但同时又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结合点上从整体上论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