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材料与方法
汉语史的研究迄今还只能依据传世的和出土的文献资料来进行。各个时期文献资料的数量和性质是不一样的。综观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典籍，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反映口语的程度不太高；二是口语成分常常和文言成分交织在一起，因此语料的语言成分较为复杂。
东汉—隋的文献资料总量不算少，但反映口语程度高、对语言史研究价值大的语料并不太多，像敦煌文书、禅宗语录、话本小说等等那样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比较理想的语言史料在这一时期很难找到。根据含口语成分的多少，比较而言，这一时期的语料可以大致分成三类：
1）反映口语程度较高的，如汉译佛经、小说、民歌、某些杂著
、史书中的一些对话、文人所作的某些俳谐文字、一部分私人书信、“杂帖”、狱辞等；
2）比不上第一类，但对口语还能有所反映的，如诗歌、史书、某些文人著述、时人对先秦古籍的注疏等；
3）很少或者几乎不反映口语的典雅文言，如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诏书、大部分文人赋、颂、诔、铭、奏疏等。
众所周知，这种分类是粗线条的，实际情形相当纷乱复杂。我们的研究基本上是以第一类为“核心资料”，第二类为“辅助资料”，第三类资料则主要是作为一个文言的参照系用来与口语进行比较，有时也用来检测口语词汇进入书面语的程度。
下面讨论一下佛经语言的口语化和史书语料的时代性这两个具体问题。
1．佛经（特别是东汉三国的早期译经）语言的口语化问题
在常用词的使用上，早期佛经基本上是选用当时人口头说的那些词语，大多没有明确的避俗意识；或者说，开始时那些对汉语并不精通的外来传教者根本还不具备这种避俗求雅的语言能力，要到康僧会等人以后方有避俗的倾向。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佛经语料使用新兴常用词往往要比中土文献早一个节拍，如“眼、泪、脚、翅、船、树、边、著、看、打、晒、住、痴”等都是。这一点已经足以证明佛经语料的独特价值。但是也有相反的情形，如“挂、换”等中土文献颇为常用的词，在佛经中却用得很少，原因待考。佛经语料很复杂，有些问题颇为费解。我们在研究这一时期的语言的时候，应该把佛经与中土文献结合起来，这样得出的结论才会更全面准确。
2．关于史书语言的时代性问题
对待史书语料，有两种不同的处理办法：传统的做法是以所记时代为准，如《后汉书》就看成是代表后汉的语言，《晋书》代表晋代的语言。这样做当然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因为史书所据的史料虽然大多承自前代，但毕竟是经过编纂者改写过的，遣词造句不可能没有更动（当然改动的程度也因人而异）。另一种意见是史书语料主要应看作修史者的语言。此说以柳士镇先生为代表。目前汉语史学界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对史书语料持慎重态度，不轻易把某史作为某时的语料来用。我认为史书语料是一种复杂的混合体，需要作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鲁国尧先生在《“隶书”辨》一文中举书证时，即将《史记》《汉书》《后汉书》所载的诏疏文赋特列其主名，“以示其语言的时代性”，而与司马迁、班固、范晔的语言相区别。一般来说，史书中的对话部分也是比较接近当时人的语言的，因为史家在描述人物时往往有意识地注意到语言的个性化和真实性，裴松之就说过这样的话：“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此其一。唐朝史臣跟六朝史家及文学家相比，在用语上往往反而显得拘谨和求雅，所以唐修正史中，“改俗为雅”的多，“改雅为俗”的少。所以就一般情况而言，史书中出现的那些俗语俗词，大多是保存前代的原貌，较少出自后人的改写。我们可以拿来作为所记时代的语料使用，至少作为旁证材料是没有问题的。此其二。其三，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各部史书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比如沈约的《宋书》就比魏收的《魏书》语料价值高得多，不宜以同一个标准和尺度去刻板地对待。
语料的准确可靠是保证研究结论具有科学性的必要前提。本书撰写过程中在核实引例出处上曾经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比如鲁迅先生纂辑的《古小说钩沉》，口语成分很丰富，是研究六朝语言的学者们经常利用的一部书。但此书鲁迅先生生前并未最后校订，也没有正式出版，文字颇多讹误，直接引用缺乏可靠性。本书在利用此书时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线索，凡是引自常见类书的，都一一作了核对，校正了文字，并注明出处及页码；同时仍注明《钩沉》的页码，以示不敢抹杀前贤的劳动。限于时间和条件，有些例句尚未核实。本书所引的例句，绝大部分是笔者直接采自原书的第一手材料，为了便于复核，大都注明出处和页码；转引他书的也尽可能核对了原文并注上页码。
常用词演变的研究方法和传统的词语考释方法很不一样。词语考释的主要目的是确定词义，所以它需要搜集各种能证明词义的材料，特别是例句，通过排比归纳等方法以阐明词的确切含义（有时也包括词的得义之由等）；而常用词演变研究的目的则是为了明变，它要求把问题放到更广阔的语言背景中加以考察，调查语言资料的量很大，既要有足够长的时间跨度，又要兼顾各种文体，分析也更需要注意横向和纵向的联系以及新旧成分的比较，要求从宏观上把握演变发展的总体脉络。作者花了很大的力气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语料，至于如何驾驭和分析这些材料，还处在不断的探索之中。目前所采用的方法主要仍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典型例句与统计数据相配合。引用例句，一般是早期的尽量多引，到后面则只引少量有代表性的。由于这一时期的文献语料基本上还是以文言为主而或多或少地夹杂了一些口语成分，所以统计数字往往并不一定能很好地反映事实真相。在这样的情况下，分析新旧词组合关系的差异、出现语境的不同以及进行相互比较等就显得很有必要，定量分析有时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当然也有只用统计数据就能有效说明问题的时候。总之，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结合起来使用的，以有利于说明问题为原则。
结合现代方言来研究历史上的常用词变迁，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也是一片有待开辟的广阔天地。限于时间和能力，本书在这方面只是偶尔涉及，作了一些尝试，全面系统的研究有待将来展开。
此项工作的研究手段亟待改进，主要是对语料的处理应由目前的手工操作改为电脑化操作。眼下我们的语料调查、收集、统计和分析基本上还停留在手工劳动的原始阶段，费时费力，而且容易出现错漏。有时在茫茫书海中发现一两条新的例句，就可以重新改写研究结论；为了得到一个可靠的统计数据，常常得花上一两天的功夫，结果还不一定绝对准确。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语料的处理上，严重地束缚了我们的手脚，影响了工作效率。如果能把一大批重要的语料输入电脑，编制相应的程序，使得我们所需要的材料可以随心所欲地召之即来，一查即得，那么我们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将大为提高。当然，语料的电脑化处理并不能代替直接阅读原始文献；但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它确实能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如虎添翼。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海峡两岸都有不少单位正在加紧建设大规模的汉语史语料库，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这项工程意义重大，功德无量。这既是研究工作的客观需要，也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期待着两岸的各个单位之间能够精诚合作，使得适用于汉语史研究的大型语料库能早日顺利建成，并且实行资源共享，使它发挥最大效能。相信到那时，汉语史研究中主要靠语料取胜的局面将得到改变，大家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到更高层次的研究上去，汉语史研究将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