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政治哲学业已成为汉语学术界的热门论题。
但究竟什么是政治哲学，则是一个莫衷一是的问题。
国学大师章太炎，曾撰有一篇题曰《原儒》的文章。他尝试对同样莫衷一是的“儒”的含义进行界定。他将“儒”的含义区分为三种：一是基于中国文明意义的“达”名之“儒”，这是最宽泛意义上的“儒”。二是在中国传统制度意义上的“类”名之“儒”，这也是一种广义的儒家。凡“知礼乐射御书数”者，可归入此类。三是作为先秦诸家之一的“私”名之“儒”，这是诸子百家中之一家的狭义之“儒”，特点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
章太炎界定儒家的方式具有方法论价值，可以将之用来界定“什么是政治哲学”。如果对“政治哲学”作最宽泛的解释，一切追问政治根柢的学问，都可以归入其中。举凡从神学的角度解释政治问题的学说、从诗学的角度理解政治生活的言说、从文学的视角对政治进行的观察、从政治生活特定角度作出的一般申论，都可以纳入政治哲学范畴。相对确定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是那些围绕政治生活方式如何可以实现美好生活、提升政治生活品质、改善政治组织方式的理论探究。这样的政治哲学探究，理论界限不是那么清晰，研究目标也不怎么一致，表述方式就更是多种多样。在特定意义上所指的“政治哲学”，则是现代社会诞生之时，萌生的一种特定的部门哲学理论。它的研究形式自具特点，主要是以理性的进路切入政治世界，提要钩玄，将政治基本价值、政治基本制度和主流生活模式刻画出来，并展开不同立论之间、进路之间的竞争性言说，从而凸显一系列供人们斟酌、选择的政治理念。这样的政治哲学研究，旨在“人为自己立法”，因此不再执着于神与人的关系，重在探究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人与人的政治关系。其展开的具体研究活动，不在诗意浪漫的言说中申论，也不在青灯古卷的故纸堆中缕述，而在政治基本价值、基本制度安排与主流生活模式的适宜选择中立论。
显然，汉语学术界的政治哲学研究，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或狭义的政治哲学研究。尤其是善于制造学术研究热点的汉语政治哲学推手们，主要从事的是达名意义的政治哲学研究。他们从政治神学、政治诗学、政治文学、政治古典学等视角，拉开了政治哲学的研究大幕。这样的研究，扩展了汉语学术界关于政治思考的视野，功莫大焉。但是，达名、类名意义的政治哲学研究，已经掩盖了私名意义上的，也就是明确的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研究光辉。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之所以说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学术研究态势，是因为本该成为主流的现代政治哲学研究，被淹没在拒斥现代的政治神学、批判现代的政治诗学等自称的政治哲学著述狂潮中。国人似乎认定，政治哲学就是否定现代的那些个学术样式。一些政治哲学的论者强调指出，政治哲学就是批判考察西方政治哲学，就是深入梳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这样诱导人们远离现代政治生活的政治哲学研究意欲，很难帮助人们真正探入身处其中的现代政治生活。其研究结果极易引导人们认定，现代政治生活乃是一场误会的产物。因此，拒斥现代政治生活，似乎就具有了天经地义的理由。不是说现代政治生活模式没有缺陷，更不是说只能对之采取辩护的立场，但一味否定现代的导向，恐怕是不利于中国真正进入现代处境，并寻求超越现代的进路。
以达名、类名的政治哲学替代私名的政治哲学，是今天中国政治哲学界的一种瞩目现象。这样的研究态势，是中国踏入现代以后，几乎所有专门学术研究的一种基本态势。批判的学术研究替代主流的学术研究，并僭越到主流位置，这是现代汉语学术界的一个反常现象。这自然跟汉语现代学术的晚起、后进有关，也与汉语学术界不愿跟强势的主流话语强硬对话的决断有关。这是一个悲剧。这不仅让中国学术界无法跟世界主流学术界对话，无法对之作出推进性的贡献，而且也无力提供给中国社会融入现代世界的观念力量，让中国既徘徊在现代学术主流的大门外，也局促于非主流学术的伪批判情景中。
有人会说上述言辞有点危言耸听。笔者自然会因此对上述言辞保持一种克制的态度。换言之，政治哲学无须为中国进入不了世界主流承担直接责任。无论怎么说，政治哲学最多只能为中国尚未进入世界主流承担非常间接的责任。因此，中国是不是进入了现代主流世界，不是一个判断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如何的恰当理由。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需要确立自己的适宜进路。就此而言，达名、类名的政治哲学研究，也就有了充分的支持理由。只不过，私名的政治哲学研究，不能因此丧失其值得研究的根据。而且从人们研究政治哲学的经验性品格来讲，帮助政治哲学的关注者理解现代主流的政治生活，也许是一个有力推动私名的政治哲学研究的切实理由。自然这也不构成拒斥那些基于先验、规范或乌托邦理由的政治哲学研究的托词。
政治哲学研究需要继续在神与人、现实与理想的维度上展开其十分丰富的理论蕴含。伪托政治哲学之名的政治神学研究，不管是宗教意义上的政治神学，还是世俗意义上的仿宗教性的政治神学，那种意图为政治生活托定神圣价值的研究意图，不会丧失其研究的动力。同样，自承是超越滞重的政治现实、寻求政治诗意浪漫本质的政治诗学表达，也具有它强大的言说依托。因为，从单纯理性视角提供的政治哲学论证，总有些单调乏味，未能充分展示政治生活的多姿多彩，尤其是无法提供给人们以充分想象的政治空间。而这恰恰是政治诗学最为擅长的领域。
现代主流的政治哲学，断代在民族国家兴起之际。上帝之国、世界社会与民族国家的划界，是这一理论形式浮现而出的直接动力。它依托于自由、平等、博爱等基本价值，依赖于民主（共和）、法治等基本制度安排，依靠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权力与权利等相关机制的互动体系。这在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中都缺乏深入、系统的描述与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玄谈性质，一直令人瞩目。政治神学与政治诗学强化了这一定势。这是需要改变的状态。
而且，除开现代的理性政治哲学，政治神学与政治诗学也无法予以正面阐释。这正是需要私名的政治哲学适时出场的强大理由。在这里，申述神人之间的政治神学，只能作为背景论述存在；而阐述现代缺陷的政治诗学，也只能作为理想意欲的表达。它们都无法替代直接描述与解释现代政治生活的理性政治哲学。后者具有自我陈述、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的相对自足性。
这是一种旨在描述与说明人类现代政治处境的、特定的政治哲学理论形式。它不避神学问题，但将之作为背景文化处理；它不拒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省思，但与之视为上下文脉络。它集中处理的论题，是现代何以构成为“现代”。现代的基本价值与制度是如何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状态，是其言说的核心主题。在这里，现代诸意识形态及其竞争性关系，当然是回避不了的论题。但诸意识形态只有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才有一个相互理解、相关诠释的参照系。在这种确定性关系结构中，现代政治哲学的相对确定边界也就凸显出来。不过，这样的研究，不只是为现代国家提供正当化证明，超越的意欲，同时潜含其中。只是这样的超越，不见得必然是政治神学、政治诗学这类选项，也不见得是以回归传统作为出路。
在汉语学术界，围绕“现代”处境申述的政治哲学言说，远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在中国步履急骤的现代发展进程中，这样的学术研究，切中现实需要。适应这一需要展开的政治哲学研究，自然不是顺从现实甚至屈从现实的理论活动；相反，旨在帮助人们理解中国现代转变的政治哲学研究，恰恰是在古今中西之间展开的理性活动。它的意义，也就在理顺现实问题、超越现实欲求、逼近政治理想的尝试中浮现出来。
或许，这正是现代政治哲学研究者应予担负的研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