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代公共生活的三次转变

政治实践驱动政治解释。人类政治生活秩序必需的公共性辩护一直存在于人类发展的政治过程中。从历史的角度看，自轴心时代以来，人类主要的政治—文化体系中的重要思想家们就致力于探询政治的本质。相沿以下，直至当代，解释什么是政治的路径与答案纷至沓来。在各种关于政治的哲学解释中，仅有古希腊罗马一线直接从“公共”路径求解政治问题的思路，赢得了现代复兴的契机。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历史上所有政治体的活动得以展开，进而得以延续的前提，都是因为其政治活动具有起码的公共性品质。但真正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划分开来，为公共政治生活腾开地盘，使得政治生活足以建立起自己的特定空间，而不与私人生活混为一谈，则是古希腊罗马人对人类最为重要的、独特的贡献。在致力于清理公共与公共性的差异、古典政制与现代政制的区别、西方政治传统与东方政治历史差异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西方公共政治哲学传统对于人类组织政治生活的重要价值。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循此路径可以获得理解人类政治生活的一把金钥匙。

但本书并不致力清理关于公共的古典政治哲学的思想遗产。如果说1500年划分出了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基本时间界限的话，那么就有理由断言依附于古典社会的古希腊罗马公共生活及其理论阐释，与依托在现代大型复杂社会基础上的现代公共生活以及政治哲学建构，已经构成相互独立的并分属于古典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两种理论体系。而在当下紧张的政治生活中，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疏解，一直构成政治生活与政治哲学相互促进的连环关系。一方面，当代公共生活的状态不是简单地由现代先贤在理论上预定的，它始终牵引着公共政治哲学的理论运思方向；另一方面，公共政治哲学也不是完全被动地受到现实政治生活的绝对制约，它也不断地给现实政治生活以观念刺激。正是在这种有趣的互动状态中，当代公共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与重构获得了当代政治生活的源头活水。上溯百年截至今天的当代史，公共政治哲学获得了它所需要的、活泼的公共生活理论资源。

这样的状态是由当代公共生活经历的三次重大转变模塑而成的。首先是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公共意识的唤醒。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人们自近代以来建立起的各种现代性观念与制度的信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则直接摧毁了人们对于现代所怀抱的进步主义信念，将人类置于一个理性与非理性交织在一起的荒诞境地。两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哲学后果，一方面是促使人们对极权主义的紧张反思，另一方面则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广泛流行。前者，推动形成了二战之后对政治生活的理性主义反思。从弗洛姆到哈耶克，再从波普尔到阿伦特，进而从塔尔蒙到魏特夫，政治哲学家对于国家权力体系从公共权力蜕变为极端权力的历史教训，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政治哲学审查，从而划分出颠覆民主法治秩序的建构理性主义与维护民主法治秩序的进化理性主义的界限，有效维护了捍卫权力公共本质的理性主义基础。后者，促成了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的蔓延。人们对于医治战争创伤的哲学反刍，意外地产出了反抗一切传统的、否认任何信仰体系的自足性的存在主义精神氛围。强烈地寻求完整人的个人主义情绪将存在主义者的思维推向了与理性主义对峙的非理性主义另一端：技术与官僚政治成为现实中一切令人不满的替罪羊，而浪漫主义的诗化取向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必然选择。18世纪形成的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两条政治致思线索再次僵硬地对峙起来。但它们联手促成了当代思想家们对于政治中人的思考，推动人们反思面对权力的人的复杂性，就此注定了此前人们以单纯的理性人来审视政治生活的思维定式的终结。正是在理性主义的自我反思与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建构中，公共的政治哲学据以运思的知识基础得以重建——人们从此不再以一种直线性的思维处理国家公权和社会公域的复杂问题了。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谓“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对峙，形成了长达50年的“冷战”的国际局势，这为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两种体系化论说凸显自己的政治哲学特征提供了契机。无疑，“冷战”是一场现代政治悲剧，它造成了人类面对政治事务进行理性抉择的真空。但“冷战”却使不同政治价值立场的哲学论说不加修饰地表达出来，这就促成了当代历史上左右政治思维鲜明对峙的政治哲学理论的出台。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哲学家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资本主义根本弊端的揭示，对平等分配的不懈追求，逼使西方的政治哲学家不得不对其基本政治哲学预设进行修正：资本带来的利益如何公正地分享，开始成为他们正视的重大政治主题。诸如罗尔斯、德沃金那样的关于资源平等的政治哲学论述，便与这种修正思潮具有密切关系。同时，对于资本主义阵营的政治哲学家来讲，自由主义传统的政治哲学价值立场的维护成为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什么基本政治理念和制度安排最有利于维护一个政治体（尤其是国家这样的巨型政治体）的“长治久安”，驱动人们致力深挖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价值、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价值，这又反过来驱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重视有利于国家稳定的政治哲学智慧。对峙的政治思维引申出趋同的政治实践，这是20世纪人类政治生活中最引人瞩目的大事件。这对20世纪后期以来的政治哲学理论建构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再次,“68风暴”对于当代公共生活以及公共政治哲学重建的深刻影响不容小觑。这一风暴潮呈现出解放个体自我的极度张扬倾向，既引发了西方国家对既有主流价值理念和基本制度安排的颠覆浪潮，又导致了虚无主义的广泛蔓延。在观念上，从尼采呼喊的“上帝死了”到福柯宣布的“人死了”，象征性地显现出现代早期奠立的主流价值理念世界的倾覆；与此同时，在制度上，大学生作为社会的新生代对于学校制度的轻蔑和打砸抢行为、知识分子对于现存制度的批判甚至诋毁，则明确显示出既定政治制度丧失人心，这等于宣布了公共秩序的瓦解。“68风暴”成为反叛的代名词，“68风暴”成为解构陈旧体系的进军号，“68风暴”成为重构社会的新标杆。人们在对现代公共政治哲学构造的理想情景幻灭之后，试图以解构既有一切的姿态去追求一个理想的政治社会。但事与愿违。作为“68风暴”的产物，并非极左思维主导下的完美社会，却是两个意料之外的成果：一是掀起了社会底层持续不断的争取权益的浪潮，女权运动与黑人民权运动对于现代政治产生了某些修正性的作用；二是20世纪的“后三十年”显现的年代性保守倾向——这一倾向一方面体现为不问后果的解构引发的现代主流思潮的卷土重来，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保守主义运动的兴起。就前者讲，20世纪70年代开始执掌政权的是代表西方主流观念的保守派政党（如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总统里根），传统的公共政治哲学家重新登上中心舞台（如中左的罗尔斯、德沃金，右翼的哈耶克、诺齐克）。就后者论，重视秩序的观念重新主导整个社会。天主教、基督教推动的复魅运动，对马克斯·韦伯宣称的“理性祛除巫魅”的现代精神进行逆转。复魅运动的兴起，标志着宗教对于政治发挥影响作用的持久力。“68风暴”确实开启了一个多元的当代社会，人们不得不努力探寻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凸显维持其运转的公共特质的新路径，由此给跨世纪的政治哲学彰显当代政治公共特质以契机：关于公共的三种主要政治哲学流派（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理论辩难就出现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中。

当代政治生活演变的广度与深度由此可见一斑。可以说，从1500年人类进入现代状态以来，近百年的人类政治变化之巨、影响之广、冲击之大，前所未见。而前述三次转变，恰好切中现代性基础上建构的公共政治生活模式遭遇到的三重结构性挑战。首先，两次世界大战对于近代以来构成人们理解健全政治的那些信念造成了根本破坏。个人主义、平等主义、普遍主义、社会向善论这些将权力约束在公共尺度内的政治哲学信念受到全面质疑。虽然这类质疑还达不到直接颠覆的目的，但起码需要对这些公共信念进行重新论证，才足以唤起人们信任的热情。而对现代政治秩序来讲，受到最大打击的则是理性主义。但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性重建与非理性主义兴起引发的“完整的人”的思想，对于人们揭示公共生活的可靠基础究竟是什么提出了更具难度的要求。不过完全可以确定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那种由启蒙运动建立起来的单纯、信心十足、相信前景美好的现代信念与生活状态是一去不复返了。直到今天，人类还在从不同维度为医疗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精神创伤和制度缺失寻找良方。这既带来了一个人类认识政治生活丰富内涵的黄金时代，也付出了局部牺牲优良的政治秩序的代价。

其次，冷战促使人们面对国家政治对公民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因此激发人们求解现代国家运作的基本问题的答案。出于对资本主义国家全面批判的研究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哲学家们曾经将前者的国家缺陷揭示给世人，使资本主义国家对公民的歧视性特征、阶级阶层性公共特质无法掩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同时，通过对资本主义民主虚伪性的揭露，将自认为具有公共性保障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性”加以曝露，并在此基础上构想了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架构与实践蓝图——国家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是过渡形态的建构，过渡阶段的国家是民主制的形态，但国家最终归于消亡；社会主义民主也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它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真正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人民民主。这种批判与建构，加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国家重建需要，促使冷战中的西方政治哲学家对国家的正当性、民主的真实性进行理论上的重新论证。以罗尔斯出版《正义论》为标志，公共政治哲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复兴，正好显示出两个阵营对垒状态下，西方国家政治哲学家因应于现实条件变化的需求所进行的理论尝试而获得的丰硕成果。国家公权的性质在自由的基础上致力实现公平正义的目标，成为必须兑现的国家基本目标。而公权领域、社会领域与市场领域不约而同显现的某种公共性，成为人们致力揭示的现代政治生活的本质特征。

再次，“68风暴”催生的非主流政治文化对主流政治文化的挑战，促使人们面对政治生活的时候，深耕真正全面的公共政治的复杂内涵。这样就使以往未曾被人们考察过的政治权力与公平正义涵盖的对象迅速扩展开来。少数族群的权利、女性的权利、移民的权利等原本不属于国家公权需要考量的政治哲学主题强力楔入现代政治哲学领域，并成为谈论公共政治问题的理论亮点。这就使原来局限在族群内部的公共问题（古希腊罗马的公共政治模式），逐渐扩展到阶级阶层内部的公共问题（20世纪以前西方国家的公共政治模式），再扩展到进入国家范围的所有成员平等享受政治权利的普遍公共问题（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政治模式）。公共生活不再是政治体某些成员的自然而然活动于其中的政治生活范式，也不再是某些成员才具有资格进行自主思考和行动的政治空间结构，而是政治体所有成员平等地想问题、办事情的共享空间。不是说西方国家此时就实现了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所有成员平等共享一切的公共政治生活目标，起码“68风暴”之后使西方国家明确意识到了平等共享的公共才是真正的公共这一应有的公共含义。人们还必须在政治哲学理论论证上逐步将之正当化，同时在政治实践上练习原来似乎处于不平等地位的成员间平等相处的方式、方法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