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隐含到呈现”的主要类别

除少许“主体”与“动作”成分融合之外，上古存在概念融合的词语主要有三类：修饰成分与中心成分融合、对象与动作融合、动作与结果融合。这三类融合也可理解为三类隐含，即修饰成分隐含于中心成分、对象隐含于动作（或动作隐含于对象）、动作隐含于结果。中古三类“隐含”纷纷“呈现”：修饰成分从中心成分中呈现出来、对象从动作（或动作从对象）中呈现出来、动作从结果中呈现出来。

2.1 “修饰成分与中心成分融合”

汉语的中心成分可分为体词性和谓词性两类，上古既有体词性中心的修饰成分被隐含，也有谓词性中心的修饰成分被隐含，中古这两类隐含的修饰成分同时呈现。

2.1.1 体词性中心的修饰成分“从隐含到呈现”

呈现方式是，原词保留作为体词性的中心成分，隐含的修饰成分呈现出来。用公式表示为：[M] Ht≥M Ht （M表示修饰成分，[M]表示修饰成分被隐含，Ht代表体词性的中心成分，≥表示“呈现为”，下同）。其中又可分为A、B两式。

A式例如：

臂≥手臂《老子》：“攘无臂，扔无敌。”东汉支娄迦谶译《阿阇世王经》：“自问其佛：是谁手臂，姝好乃尔？”

波≥水波《诗·小雅·渐渐之石》：“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毛传：“将久雨，则豕进涉水波。”东汉竺大力等译《修行本起经》：“俯没仰出，譬如水波。”

髮≥头髮《墨子·公孟》：“昔者越王勾践剪髮文身，以治其国。”东汉安世高译《大安般守意经》：“二者去家下头髮求道。”

泪≥眼泪《韩非子·和氏》：“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东汉竺大力等译《修行本起经》：“眼泪鼻涕，涎出相属。”

葉≥树葉《诗·卫风·氓》：“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汉书·眭弘传》：“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葉成文字。”

指≥手指《庄子·胠箧》：“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东汉安世高译《道地经》：“十在手指相。”

他如：策≥竹策、箙≥竹箙、篙≥竹篙、管≥竹管、箭≥竹箭、简≥竹简、節≥竹節、笋≥竹笋；榦≥树榦、杪≥树杪、末≥树末、梢≥树梢、荫≥树荫、枝≥树枝；岑≥山岑、巅≥山巅、峰≥山峰、岗≥山岗、麓≥山麓、崖≥山崖；沫≥水沫、泡≥水泡、涯≥水涯；犊≥牛犊、羔≥羊羔、驹≥马驹、腕≥手腕、趾≥足趾、脈≥血脈、涕≥鼻涕、环≥玉环等等。

B式例如：

金≥黄金《书·舜典》：“金作赎刑。”孔传：“金，黄金。”《论衡·验符》：“爵言其状，君贤曰：‘此黄金也。’”

矛≥长矛《韩非子·难一》：“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如何？”《三国志·魏志·典韦传》：“弃盾，但持长矛撩戟。”

象≥大象《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象有齿以焚其身。”东汉支娄迦谶译《阿阇世王经》：“譬如大象而有六牙，……大象闻之嗅便奔走入山。”

雪≥白雪《吕览·季冬纪》：“时雪不降，冰冻消释。”《世说新语·言语》：“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

月≥白月/明月《诗·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三国支谦译《须摩提女经》：“面如白月初圆，目如众星夜朗。”东汉安世高译《道地经》：“所语言说，譬如明月明。”

雉≥野雉《易·旅》：“六五，射雉一矢亡。”晋王隐《晋书》：“小儿辈贱家鸡爱野雉，皆学逸少书，须吾下当比之。”

他如：地≥大地、海≥大海、鹏≥大鹏；日≥白日、羊≥白羊、玉≥白玉、银≥白银、毫≥白毫；简≥青简、竹≥青竹、蛇≥毒蛇、箫≥长箫、夜≥黑夜等等。

AB两式符号（≥）左边的单音词语是上古“隐含”形式，右边的双音词语为中古“呈现”形式，下同。上古一般采用单音节的中心成分形式，然而上古并非没有“修饰成分+中心成分”的体词性词语，像“手纹”“大雪”“黄裳”等比比皆是，但是像中古呈现的“手指”“大象”“黄金”等在上古则罕见。这是因为“手指”“大象”“黄金”等词语有一个共同点，即其修饰语是中心语必选或优选的，容易通过联想来激活，所以可以隐含而达到语义自足；而“手纹”“大雪”“黄裳”等词语的修饰语并不是中心语必选或优选的，难以通过联想来激活，所以不能隐含，否则将会造成语义残损。

AB两式虽然呈现的都是中心语必选或优选的修饰成分，但是两式之间也有不同。首先，A式呈现的修饰成分为类属，多由体词性（主要是名词）成分来充当；而B式呈现的修饰成分多为性状，多由谓词性（主要是形容词）成分来充当。其次，A式呈现的类属都是其中心语所具有的绝对稳固、永久的必然特征，具有“不可让渡性”（inalienable），而B式呈现的性状多是其中心语所具有相对稳固、永久的典型特征，具有“可让渡性”（alienable），因此A式中的修饰语与中心语的关系比B式更密切，这可以得到“距离相似性原则”的验证，譬如“竹简”“山峰”、“青简”“高峰”分别是A、B式呈现的词语，但汉语中只有“青竹简”“高山峰”，却没有“竹青简”“山高峰”，B式中的修饰语比A式中的修饰语离中心语更远。此外，A式表类属的修饰成分大多是具体事物，所以可以在原词的字形偏旁中直接或间接体现出来；而B式表性状的修饰成分大多是抽象事物，所以难以在原词的字形偏旁中体现出来。上古似乎趋向于用字形偏旁来隐含类属、而用字音同源来隐含性状（参3.1.2）。

2.1.2 谓词性中心的修饰成分“从隐含到呈现”

呈现方式是，原词保留作为谓词性的中心成分，隐含的修饰成分呈现出来。用公式表示为：[M] Hw≥M Hw （Hw代表谓词性的中心成分）。其中也可分为A、B两式。

A式例如：

白≥雪白《吕览·应同》：“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后汉书·宋汉传》：“太中大夫宋汉，清修雪白，正直无邪。”

黄≥金黄《易·坤》：“天玄而地黄。”晋傅玄《郁金赋》：“叶萋萋兮翠青，英蕴蕴兮金黄。”

急≥火急《战国策·秦策三》：“今者义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请太后。”《北齐书·幼主纪》：“（帝）特爱非时之物，取求火急，皆须朝征夕办。”

他如：白≥银白、长≥绵长、黑≥墨黑、烂≥花烂、冷≥冰冷、亮≥玉亮等等。

B式例如：

见≥面见《荀子·儒效》：“闻之不若见之。”支谶译《道行般若经》：“后世得深般若波罗蜜者，为已面见佛。”

眺≥远眺《国语·齐语》：“而重为之皮币，以骤聘眺于诸侯。”晋赵至《与嵇茂齐书》：“乘高远眺，则山川悠隔。”

渍≥水渍《礼记·内则》：“渍取牛肉，必新杀者。”《释名·释饮食》：“桃滥，水渍而藏之。”

他如：罗≥网罗、蹑≥足蹑、望≥远望等等。

A式是形容词，呈现后的结构表示性状比喻，语义格式是“比况动词（似/如等）+表比喻的修饰成分+中心成分”。其中用作比喻的修饰成分具有典型性特征，对于中心成分来说具有高可选性，这有点类似“蚕食”“狐疑”“虎视”“蚁附”等词语，这些词语中用以比喻的修饰成分（“蚕、狐、虎、蚁”）与其中心成分（“食、疑、视、附”）也具有相似特征关联，容易唤起联想。但是，A式呈现后的词语只是类似（但不等同）“蚕食”等词语，这是因为A式呈现的词语是用比喻来描摹性状的形容词，而“蚕食”等词语是用比喻来描摹行为的动词；而上古汉语“性状接近于无”（徐通锵 2001），“雪白”等描摹性状的“名+形”式状态形容词中古才见（何乐士 2000），而“蚕食”等描摹行为的“名+动”式动词上古已有。

B式是动词，呈现后的结构表示行为方式，语义格式是“介词（以/于等）+表方式的修饰成分+中心成分”。B式表方式的修饰成分比A式表比喻的修饰成分与中心成分的融合更紧密，A式的修饰成分是可选性的，只是在可选的范围内具有优选性；而B式的修饰成分对于中心成分来说，基本上是必选的，所以B式中的修饰成分呈现后仿佛是语义冗余。其次，A式都用名词来充当饰语，不过其意义在中心成分的字形偏旁中得不到暗示，这是因为性状无形可示；B式并不都用名词来充当饰语，但若用名词来充当饰语，其意义多可在中心成分的字形偏旁中得到暗示，如“水渍”（氵=水）、“网罗”（罒=网）等；此外，A式主要是用名物来描摹性状，由于某些名物与性状又具有比较稳定的关系，所以2.1.1B式的一些词语可以倒序变成2.1.2A式来描摹状态，如“黄金”倒作“金黄”、“白雪”倒作“雪白”等；B式主要是用名物来描摹方式，而工具方式和与行为动作也具有比较稳定的联系，所以2.1.2B式的一些词语也可倒序作2.2.1A式来描摹行为，如“面见”倒作“见面”、“足蹑”倒作“蹑足”等。

与上类体词性修饰成分的呈现相比较，此类谓词性修饰成分的呈现要少得多，这是由于：1）这类呈现很多存在语义冗余，有悖于语言的经济性原则，特别是其中的B式；2）B式呈现的词语所采用的“名+动”格式与名词作状语的格式相同，由于名词作状语的用法中古开始衰微，因而这种格式也就成了一种非能产格式。

2.2 “对象与动作融合”

上古有不少对象隐含在动作中，也有不少动作隐含在对象中；中古这些隐含的对象与动作则纷纷呈现出来。

2.2.1 动作中的对象“从隐含到呈现”

呈现方式是，原词保留作为动词置前，隐含的对象呈现出来作为宾语。用公式表示即：V[O]≥ VO（V代表动作成分，O代表对象，[O]代表对象被隐含）。其中又可分为A、B两式。

A式例如：

拱≥拱手《论语·微子》：“子路拱而立。”《水经注·渭水三》：“（鲁）班于是拱手与言。”

汲≥汲水《易·井》：“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东观汉纪·王琳传》：“恭恶其争，多置器其上，为预汲水满之。”

瞑≥瞑目《左传·僖公元年》：“丁未王缢。谥之曰灵，不瞑；曰成，乃瞑。”《后汉书·马援传》：“今获所愿，甘心瞑目。”

启≥启户《左传·隐公元年》：“夫人将启之。”《易林·临之姤》：“牙孽生齿，室堂启户。”

娶≥娶妻《左传·隐公元年》：“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后汉书·皇后纪》：“（光武）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他如：盥≥盥手、猎≥猎兽、牧≥牧牛、凝≥凝冰、蹑≥蹑足、骑≥骑马、涉≥涉水、沃≥沃水、驯≥驯马、引≥引弓、驭≥驭马、植≥植树、逐≥逐兽、琢≥琢玉等等。

B式例如：

發≥發矢《战国策·西周》：“去柳叶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鲍彪注：“發，發矢。”《汉书·淮南厉王刘长传》：“行之有疑，祸如發矢，不可追已。”

浣≥浣衣《公羊传·庄公三十一年》：“何讥尔？临民之所漱浣也。”晋陆翽《邺中记》附录：“诏葬县南，因名此地为浣衣里。”

戍≥戍边《诗·小雅·采薇》：“我戍未定，靡使归聘。”《后汉书·郭躬传》：“躬上封事曰‘圣恩所以减死罪使戍边者，重人命也。’”

漱≥漱口《管子·弟子职》：“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拼盥漱，执事有格。”东汉支曜译《成具光明定意经》：“读是经时，先施清净水，盥手漱口，常令清净。”

他如：钓≥钓鱼、沐≥沐头、洗≥洗脚、浴≥浴身、御≥御车、耘≥耘草等等。

国外人类学者早就注意到“在美洲的各种原始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动词最早是表示特殊意义的。”（《列维·布留尔 1930：161》）国内语言学者也注意到“汉语早期表示动作的一些字大多与特定的名物相联系，使它们只适用于一些特定种类的名物”。（徐通锵 1997：338）以上AB两式正显示了早期汉语不少名物对象与动作行为具有特定的联系，这些对象往往隐含在动作之中而不需用独立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拱”即“拱手”、“汲”即“汲水”、“漱”即“漱口”。然而上古并非没有对象与动作同现的词语，像“报仇”“即位”“受辱”等都是上古已见的。值得注意的是，上古这些与动作同现的对象（如“报仇、即位、受辱”中的“仇、位、辱”）和上面AB两式动词后呈现的对象（如“拱手、汲水、漱口”中的“手、水、口”）不同，除了前者多为抽象无形的对象、后者多为具体有形的对象外；还有一点不同，就是前者对象与动作没有特定的联系，而后者对象与动作有特定的联系。正由于此，上古“报仇”等词语其对象必须与动作同现，因为单说“报”很难激活其后的非特定联系对象“仇”；而“拱手”等词语中的对象则可以隐含在动作中，因为单说“拱”很容易激活其后的特定联系对象“手”。这一事实证明语义“关联”的疏密与语义“通达”的难易成正比。

不过，上古AB两式的隐含对象也不是完全藏身无迹，字形之中可以发现蛛丝马迹。A式上古单音字的偏旁可直接指示（refer）动作的对象，如“瞑”的偏旁“目”即是其对象，“启”的偏旁“户”也是其对象；B式上古单音字的偏旁可间接暗示（imply）动作的对象，如“發”中之“弓”为“发矢”的工具、“耘”中之“耒”为“耘草”的工具。A式的偏旁多直接指示动作的对象，B式的偏旁多间接暗示动作的工具，这是AB两式的微殊之处，也是我们分出AB两式的根据。如果把偏旁表意也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呈现”，那么像“娶妻”“拱手”等词语可以说历经了二度“呈现”，第一次是从“取”到“娶”、从“共”到“拱”，第二次是从“娶”到“娶妻”、从“拱”到“拱手”。

2.2.2 对象中的动作“从隐含到呈现”

呈现方式是，原词保留作为后置宾语，隐含的动作呈现出来作为述语。用公式表示即：[V]O≥ VO（[V]代表动作被隐含，O 代表对象，V代表动作被呈现）。其中也可分为A、B两式。

A式例如：

忿≥怀忿《战国策·秦策五》：“伯主约而不忿。”《后汉书·滕抚传》：“（抚）性方直，不交权势，宦官怀忿。”

怒≥发怒/生怒《国语·周语上》：“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后汉书·杨震传》：“帝发怒，遂收考诏狱，结以罔上不道。”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众生侵害，忿然生怒。”

誓≥发誓《左传·隐公元年》：“遂置姜氏於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后秦鸠摩罗什译《佛说华手经》：“今于佛前发誓。”

问≥发问/启问/致问/行问/作问《论语·八佾》：“子入太廟，每事问。”西晋竺法护译《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经》：“如来在斯，何不启问菩萨大士所设之行？”唐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斯事微浅，何勤致问？”《论衡·知实》：“（孔子）当复行问以为人法，何故专口授弟子乎？”《汉书·东方朔传》：“上以朔口谐辞给，好作问之。”

言≥发言/陈言/举言/启言/兴言《国语·周语上》：“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韦昭注：“不敢发言，以目相眄而已。”东汉支谶译《阿阇世王经》：“则复陈言：若盲者承佛所得眼目。”东汉支曜译《成具光明定意经》：“则皆举言：愿发无上独尊平等之意。”又“善明叹已，更避坐叉手启言：我所居止去是不远。”晋左思《蜀都赋》：“圣武兴言，将耀威灵。”

他如：哀≥加哀、猜≥怀猜、愁≥抱愁/怀愁/作愁、害≥加害/行害、恨≥抱恨/怀恨、护≥加护/作护、恚≥怀恚/兴恚、计≥行计/作计、讲≥开讲/起讲、敬≥加敬、哭≥行哭、礼≥加礼/施礼/行礼/作礼、愍≥加愍、谋≥建谋/出谋/作谋、念≥发念/起念/兴念/作念、叹≥兴叹/作叹、想≥起想/作想、羞≥怀羞、揖≥作揖、疑≥抱疑/持疑/生疑/怀疑、忧≥怀忧/作忧、怨≥抱怨/怀怨、诤≥起诤等等。

B式例如：

城≥筑城《诗经·小雅·出车》：“王命南仲，往城于方。”郑笺：“王使南仲为将帅，往筑城于朔方。”

华（花）≥发花/敷华/开花/作花《礼记·月令》：“桃始华。”刘宋求那跋陀罗译《过去现在因果经》：“枯木发花，腐草荣秀。”符秦僧伽跋澄等译《僧伽罗刹所集经》：“树木皆悉润泽，随时敷华。”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树木药草，依时开华。”鲍照《梅花落》：“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

雷≥起雷《吕览·重己》：“是聋者之养婴儿也，方雷而窥之于堂。”《列子·周穆王》：“冬起雷。”

衣≥着衣《孟子·滕文公上》：“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东汉支娄迦谶译《般舟三昧经》：“时佛与比丘僧，皆着衣持钵。”

雨≥降雨/下雨《战国策·燕策》：“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后汉书·孝安帝纪》：“即日降雨。”法贤译《众许摩诃帝经》：“云何空中无云下雨？”

他如：病≥被病/得病/发病/遘病、道≥取道、热≥发热、风≥起风/生风、鼓≥击鼓/打鼓、冠≥著冠、光≥舒光/发光/生光、介（甲）≥被甲、履≥著履/贯履、目≥运目、实≥结实、使≥发使/遣使、树≥栽树/种树、王≥称王等等。

尽管都是“对象与动作融合”，但2.2.1AB两式与2.2.2AB两式仍有不同。首先，2.2.1AB两式以动作为支点，呈现的对象多是动作的受事，动作和对象之间多是一种支配关系（govern relation），而且对象存在于动作发生之前；而2.2.2AB两式以对象为支点，呈现的动作多是造成对象的行为，动作和对象之间多是一种伴随关系（cognate relation），动作行为过程也是对象形成的过程。其次，2.2.1AB两式呈现的对象和动作之间具有特定联系；而2.2.2AB两式呈现的动作和对象之间并无特定联系，具体表现为：1）同一个隐含形式可以用多个动词来呈现（如“问”即可在其前呈现“发”“启”“致”“行”“作”等动词）；2）同一个动词也可用来搭配多个对象（如“作”即可在其后搭配“礼”“护”“言”“病”“花”等对象）。

2.2.2 AB两式呈现的词语虽然都可以共用“发”“作”等动词，并且这些动词的动作性都比较弱，没有明显可见的具体动作行为。但是比较而言，“发”“作”等动词主要用于A式，这是因为A式中动作和对象之间的联系比B式中动作和对象之间的联系似乎更为疏远，A式中的对象大多是一些与“言语”“心理”有关的抽象事物，它们是不能占据空间的无形之物，所以动作对它们施加的影响要弱；而B式中的对象主要是一些具体的名物，不少是能占据空间的有形之物，所以动作对它们施加的影响较强。相应地，因为抽象事物更难接受具体动作的管控，所以A式中呈现的动词更像虚化动词（如“发（怒）”“作（问）”等），它们仿佛可以和对象任意搭配；而具体名物更易受到具体行为的影响，所以B式呈现的动词更具有个性化（如“着（衣）”“降（雨）”等），它们与对象的搭配要受到限制。这些差异显然与它们呈现前的原形有关，AB两式的原形在上古虽然都可名动兼用，但A式（如“忿、怒、问”等）似乎更像动词、而B式（如“花、雷、衣”等）则更像名词。

以上列举的“修饰成分与中心成分融合”“对象与动作融合”以及未列举的“动作与结果融合”上古都是采取相关概念隐含的方式，这些隐含概念多具有天然的或恒定的特性，容易通过联想激活，因而无需通过文字形式凸现。如果把概念的形式化也理解为一种标记，根据标记理论（沈家煊1999：36；张国宪2000），常规的、可预见的概念往往是无标记的（如“[手]指”“[大]象”“漱[口]”中的“手、大、口”上古即采取无标记的隐含），而非常规的、不可预见的概念则往往是有标记的（如“手纹”“大雪”“张口”中的“手、大、口”上古则采取有标记的显现）。然而，为什么时至中古无标记的隐含概念（即单音词）却要采取有标记的形式（即双音词）来呈现呢？洪堡特（1826a）早就发现古汉语的词语只指称概念，它们所包含的语义分量很重，常需要“让听者自己去添补一系列中介概念，而这等于要求精神付出更多的劳动”。但是汉语词汇由上古隐含到中古呈现，显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个解放思想劳动的需求，“从隐含到呈现”的原因有必要做更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