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

白奚

内容提要：稷下学宫何以成为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稷下百家争鸣的盛况、学术成就、历史影响；稷下百家争鸣的真精神。

我今天这个讲座名称就叫“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我想先讲一些开场的话，介绍一些必要的背景情况。

百家争鸣发生在先秦时期，先秦就是秦以前，或者叫东周时期，再进一步说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稷下学宫出现在战国中后期，这是先秦时期的最后一百多年，也是百家争鸣最繁荣的时期。百家争鸣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固定的名词，我原来也查过，中国古代没有这么一个名词。大概是在一百年前左右，五四时期前后，百家争鸣这个名词才出现。

百家的“家”，指的是学派，百家就是指很多的学派。我们中国古代有很多学派，这些学派基本上都是先秦时期开创的，有些学派在稷下学宫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更多的是在稷下学宫期间涌现出来的，基本上也可以说就是在稷下学宫中涌现出来的。

关于古代的学派，先说“六家”，六家指六个学派，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和阴阳家，六家的提法是《史记》里面第一次出现的。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在那里争鸣，但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学派，他们是什么学派那是后人说的，是汉代人开始对之前的学术思想进行总结，给他们划分的流派，所以当时的思想家们都各说各的话，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属于什么家，最多知道他是跟谁学习过。是汉代人才开始对之前的学术进行总结，划分流派，最早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谈把先秦的各种学说分成六大学派，称为“六家”，这个六家后来就成了中国文化传承和研究中的一个基本范式，到现在我们研究古代的思想，还离不开六家这个概念。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框架和线索进行的。

后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又提出了“九流十家”，其中的前六家，就是司马谈说的六家，后面还有农家、纵横家、杂家和小说家。前面九家又称“九流”，如“儒家者流”“道家者流”“法家者流”，最后一个“小说家”没有放到这个九流里面去，这个“小说”不是我们今天写的文艺作品那个小说，班固的说法就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小家珍说，大概就是说它没有什么完整、严格的理论体系，也没提出什么特别像样的理论，只是在街头巷尾老百姓中间宣讲，老百姓中间流传，大概就是说不入流那个意思，就没有把它们放在九流里面去，所以没说是十流，只说九流。这九流十家里面，后面增加的农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学术含量和影响力都不如前面的六家。

这样一来就有一个问题，古代的学派总结了半天无非就是六家，充其量也不过九流十家，那为什么称为“百家”？这个问题稍微说一点。“百家”这个词早就有，先秦时期的古籍里面就出现过“百家”这样的提法，百家争鸣那是后来才有的，百家争鸣实际上就是借用了一种比喻，借用林中的百鸟争鸣，就是非常多的意思。这个“百家”也应该这么理解，就是非常多，不一定是一百个、一百家。其中主要的都在这几个学派里面，都可以归入这几个学派。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先秦时期出现了“百家”？我想先谈谈这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大创造、大繁荣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非常热闹，但是有一个特点这里要强调，那个时期的思想家们都喜欢标新立异，每个人都要说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来，所以在那个时期的学者们里面，你找不见哪两个人的思想主张是完全一样的，他们一定是不同的，即使是同学之间，大家都跟着一个老师学，他们的主张也不会是完全一样的。甚至是老师和学生之间差异也是非常大，没有什么门户壁垒的一些限制。比方说我们都知道荀子，他是稷下学宫中最后一位儒学大师，那个时期的学术领袖，他教的学生非常多，其中有两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是李斯，一个是韩非，这两个人都是大法家。荀子是个大儒家，他教出来两个大法家，而且是法家里面最重量级的人物，李斯可以说是法家中实干家的集大成者，他一直干到宰相，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韩非则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法家的理论是他总结概括提升的，所以一提起来这个一般都称他法家的集大成者。先秦时期这些学者们都能说会道，能言善辩，但韩非是个结巴，他天生没有这个优势，但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他一辈子也没当上官。这两个人都是荀子的学生，但走的路很不一样。

学者们之间标新立异是那个时代的风气，每个人都要提出与众不同的思想，每个人的学说都自成体系，都自成一家之言，所以就称为百家，也称为诸子百家，“诸”也是多的意思，“子”是古人对成年男性的一种尊称，如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可以说每一“子”都是一家，这样算起来的话，每一个人都是一家，合起来那就不止百家。所以不要拘泥于九流十家这样一个提法。

下面我们可以继续思考：为什么先秦时期出现了百家？为什么百家要争鸣？那个时期的学者们在一起总是要争论，谁也不让谁，谁也不服谁，为什么百家之间一定要“争鸣”呢？我们知道先秦时期列国之间政治军事竞争是十分激烈的，最初有好几十个国家，到后来越打越少，大鱼吃小鱼，到了最后就剩了所谓的七雄了，七个主要的国家之间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越来越白热化了。这样的激烈竞争，使得各国对人才和治国方略的需求是非常的强烈，非常的迫切。列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没有人才什么都谈不上。秦国最后统一了天下，就是因为网罗了一批精英，一批重要的人才。当时有一句话叫“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士”就是士人，就是知识分子、学者、人才。这些人提供的思想理论都是围绕着怎么能帮助君主富国强兵进行的，因为列国君主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如何富国强兵，让自己赶快强大起来。首先要保住不被别人吞并掉，然后他们自己都有实现一统天下的大目标。诸子百家以及他们培养出来的人，就是这样一些人才，诸子百家向列国诸侯提供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富国强兵的方案，因此诸子百家之间必然要展开激烈的竞争。在竞争中他们必须要声称自己的理论一定是与众不同的，是独一无二的。他们还必须要声称自己的理论是最好的、最棒的，就像林中的百鸟一样，不管是大鸟还是小鸟，不管是什么颜色什么品种，都会把自己的嗓门提到最高，发出自己最美妙的声音。诸子百家之间也是这样，他们不会因为自己是小人物，人家是大人物，年龄比我大、声望比我高等等，就觉得自己低人一头。他们一定会声称自己的学说才是最好的，以此来打动诸侯，这是诸子百家之间为什么要争鸣。大家可以看这句话，是后人总结出来的，对当时的一个概括，曹植的《与杨德祖书》里面说“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这就是对当时的一个写照，可以代表那个时期诸子百家的心态和争鸣的激烈程度。

以上是我的一个开场，下面我就开始我讲的正题。我的正题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稷下学宫何以成为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

我想首先需要界定一下，或者解释一下，大家注意“主要园地”（或曰“主要场所”）这个提法，为什么说是“主要”的？因为百家争鸣不全是发生在稷下，稷下之外也有一些，所以不能完全画等号。还有，如前面所说，学术争鸣在稷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还称不上是“百家”，比如老子和孔子就见过面，老子对孔子就有批评；再比如，墨家是稍晚于儒家出现的一个学派，墨家的人最初就是学儒家的，后来他们就从儒家中分离了出来，墨家对儒家学说不满意，就进行批评，儒家也有反批评，儒家和墨家的批评与反批评可以说已经是在争鸣了；还有儒家内部的争鸣和墨家内部的争鸣也非常激烈，都声称自己才是正宗的，他们之间的批评与反批评，这都是广义的百家争鸣。不过这些争鸣还是比较零散的，真正的百家争鸣是在稷下学宫中，所以我们说稷下学宫是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而不说是全部。和稷下同时的，还有一些思想家像庄子这种人，就没来过稷下学宫，我们不能说庄子不属于百家争鸣，他对诸子百家有很多批评。所以我们不能把稷下学宫和百家争鸣完全画上等号。

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这是无可争议的。先秦时期包括春秋和战国，加起来差不多有400年，时间是非常漫长的。先秦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大体上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春秋后期到战国前期。我们讲的百家争鸣和先秦的诸子百家，其实是从孔子和老子时代算起的。老子和孔子大体上是同一时代的人，都是春秋晚期的人，他们两个人见过面，《史记》里有记载，从学术思想文化这个角度来说，孔子和老子的见面应该是先秦学术的开端。第一个阶段是最重要的原创时期，它的标志就是先后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这三位大思想家，他们分别创立了道家、儒家和墨家，这三个学派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最重要的学派，这三家的思想应该说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思想成就，它们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基调。

第二个阶段是从战国中期到战国末期，这个阶段和稷下学宫的存在是重合的。这个时期是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以百家争鸣为主要标志。这两个阶段当然是前后衔接的，但是如果我们更为具体、更细致地考察还会看到，古代的思想文化在先秦时期的发展是不均衡的，或者说不是匀速发展，它是越到后发展越快，因为在第一个阶段中学派的数目还不多，就只有儒家、道家、墨家三个。而且这三个学派它们自己也处在独立发展的时期，它们之间互相了解和交流并不多。比如说儒家和道家，幸亏有《史记》的记载我们才知道孔子和老子见过面，老子那个时候算是中老年了，孔子大概还是青年人，最多算是一个中年人，所以他是怀着很恭敬的态度去见老子，向老子表达了他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孔子对老子是五体投地，他对弟子们说，人们都说有龙，我今天算是见到龙了，对老子佩服得不得了，老子对他有批评，他也没有一句反驳，也没有说一句不同的观点。所以说儒道两家之间当时的交流还不多，还不是很普遍。

在那个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并不很快。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我认为在战国中期以前，严格意义上的百家争鸣还没有开始，只有到了第二个阶段，到了稷下阶段，百家争鸣才真正地展开，并且迅速地达到了高潮，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到那个时代的顶峰。第二个阶段发展这么快，恰恰是由于稷下学宫。为什么第一个阶段学术思想发展比较慢呢？概要地说，应该是缺少交流的条件，因为学术思想的发展离不开交流，独自的发展肯定是快不了的，不同的学派之间的交流是共同发展、迅速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具体来讲，我们说缺少交流的条件，首先就是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因为那个时候至少还有七八个国家吧，中华大地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这么广袤，那么多国家，而且也不是一马平川，地理环境复杂，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都很不容易。那个时候最多就是坐个牛车，或者走路，又有大山又有大河，交通不便，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常常需要走几个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学术交流肯定是快不了的。

但是这个还不是最主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到了战国中晚期，稷下学宫那个时期，还是那么多山川阻隔，还是一样交通不便，为什么它就很快地发展起来呢？所以我觉得限制第一个阶段发展缓慢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大家缺少一个稳定的交流场所。没有这个场所，偶尔两个人见个面，下次想见就见不着了。这个场所，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平台，没人给他们搭建一个平台，那些思想家东边一个，西边一个，两个人可能一辈子也见不着，这边的人有个什么思想什么说法，传到西边去可能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那边听到了之后不以为然，表达个什么态度这边也不得而知，没法交流，因为他们碰面的机会太少，没有一个固定的交流场所。学术思想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各种思想之间的交流，离不开它们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促进，所以战国中期以前学术思想的发展之所以不够快，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少这样一个能够让四面八方的学者们经常聚在一起，便于他们互相切磋、交流、争辩的这么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场所。稷下学宫的创立以及它的长期存在，就为学术思想的快速发展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极大地方便了学者们之间的互相了解、彼此交流和争鸣。稷下学宫的出现就使得古代学术思想的繁荣发展遇到了难得的机遇，中国古代就齐国出现了这么一个稷下学宫，其他国家没有出现类似的场所。

于是在稷下学宫中就会聚了来自列国的学者，容纳了当时几乎所有的主要学术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稷下学宫就迅速就成为列国的学术文化中心。那时的列国大约就等于当时的全天下，周围都蛮夷之地，没有什么学术思想。这样，由于稷下学宫的建立，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就进入了飞跃发展的时段，就进入了发展的快速通道，就迅速达到了高潮，发展到了黄金时代。

所以我们大体上可以有把握地说，进入到稷下时期，严格意义的百家争鸣才真正开始，是稷下学宫为百家争鸣提供了关键的条件，稷下学宫就是百家争鸣的主要场所，或者说百家争鸣主要就是在稷下学宫中发生的。因此我说稷下学宫约等于百家争鸣，百家争鸣约等于稷下学宫。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稷下百家争鸣的盛况”。这部分主要介绍一下在稷下学宫中，这些来自列国的学者们的学术活动。首先，稷下学宫中汇聚了来自列国的学术。田齐统治者创建稷下学宫，招揽天下贤士，就好比是通告天下、张榜招贤一样，于是迅速地就吸引了大批学者前来。在此之前没有一个国家的君主这样做过，那些学者们除了游说诸侯没有什么地方可去。田齐统治者建立起稷下学宫，这个平台一搭起来，列国的学术精英们迅速地就会聚到稷下来了，齐国的统治者为他们提供了非常优越的条件，给那些有名望的稷下先生们分配了高门大屋让他们在这里安家，提供各种条件让他们做研究，著书立说，这些条件非常优厚，而且政治待遇也非常高。稷下先生们虽然没有实权，但都是“列大夫”“上大夫”，政治地位很高。很多人到了稷下就不走了，一待就是一辈子。这样，齐国就迅速成了列国的也就是当时全天下的学术文化中心和人才会聚之地。人才再培养人才，齐国在一百多年间培养出来大量的人才，可以说战国中后期这些人才有相当多的是出自稷下或者和稷下间接相关，所以齐国的人才是用都用不完。稷下还是人才集散地，它培养出来的人才可以输送到列国中去，同时也四处传播他们的学术思想。

列国的思想家都来到了稷下，稷下学宫的学术思想就形成了多元化的特点，什么学术都有。当时所有的学派在稷下学宫中都有它的代表人物，而且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物，都是这个学派里面最强的、最棒的。后来司马光写《稷下赋》有这样一个评价，说稷下学宫“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这个“千里”，差不多就是当时的列国这个范围，这些重要的思想家都来了，“百家之伟说”在这里汇总，可以说天下的学术思想很快就都汇聚到稷下学宫中来了。

“学派林立，真正成为百家”。刚才我们说春秋晚期到战国前期，那个时段只有儒、道、墨这三大学派，可是到了稷下时期，这三大学派之外的几个具有原创性的重要学派，像法家、名家、阴阳家，还有农家、纵横家、小说家、杂家等等，都相继出现了，都出现在稷下，并且它们迅速地各自发展到了本学派的高峰，出现了本学派的大师。各个主要学派在稷下传承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就发生了分化，出现了不同的分支、流派。各个学派都这样，都在进行分化，这个分化非常重要。这种情况，后来的韩非子有这么一个总结，叫作“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儒家分为八个分支，韩非能数出来的就是子夏氏之儒、孟氏之儒、孙氏之儒、漆雕式之儒等等，现在的学术研究表明，儒家其实不止分为八个分支；“墨离为三”，墨家就分成了三个支派，这三个支派之间还争来争去，都在争谁是正宗，都说别人是冒牌的；道家也在这时期发生分化，除了列子、庄子、杨朱等传统道家之外，还出现了黄老派道家。这个黄老派道家思想是稷下学术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思想创造，过去人们不太重视，这些年学术界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视，大家也越来越认可，早年还有很多人认为先秦时期没有黄老派，现在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了，因为发现了不少地下出土的简帛材料，都能证明有这么一黄老道家或黄老之学的存在。这个黄老之学就是在老庄派传统道家之外，道家的另外一个分支。以庄子为代表的传统派道家多是隐士，不和统治者合作，这个黄老派就相反，他们热衷于探讨治国问题，紧紧地围绕在列国君主周围，给他们献计献策，把道家的理论向现实政治的应用方向大大地拓展了，治国安邦、富国强兵这些社会急需的热点方面，也变成了道家要考虑的问题了。原来的庄子他们根本就不讨论如何治理国家、富国强兵这些问题，他们只是批评，黄老派道家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样的分化在所有的学派里面都非常普遍，由于稷下学宫的存在，各个学派在稷下学宫中遇到非常好的条件，所以都能迅速地发展起来，迅速地分化，于是真正的“百家”就出现了，学派非常的多，不是就那么几家在争鸣。

“盛况空前”。我们常说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黄金时代，百家争鸣就是黄金时代上王冠上那颗钻石，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直到现在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稷下学宫那个时期真是盛况空前，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齐宣王时期。齐宣王时期稷下学宫发展到鼎盛阶段，有几条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史记》里另一篇《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盐铁论·论儒》里也说：“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大家注意，这里面讲的稷下先生，还有一条讲稷下学士，先生和学士是不一样，先生是老师级别的，学士就是那些学生、弟子们，至少是数以千计。

刚才提到淳于髡，这个淳于髡是一个资深的稷下先生，他来的最早，影响非常大，最后死在稷下学宫。有材料记载，他死的时候有弟子三千人给他送葬，给他戴孝。三千人说的是弟子，我想这里说的“弟子”，应该是所有在稷下学宫中求学的年轻人吧，不会是他一个人的弟子，这三千人相当于现在一个初具规模的大学。稷下先生七十六人，仅有名望的、老师辈的稷下先生，在齐宣王时期稷下就有七十六人之多。

“大师云集”。这些稷下先生可以说都是大师，除了上面几条引文里面提到的这些大师级人物之外，还有一些没提到的，比如在稷下，儒家的有鲁仲连、告子、荀子，道家有彭蒙、接子、季真，墨家有宋钘，名家有尹文、田巴、兒说、公孙龙等等。这是史书中有记载的，史书中没有记载的还有多少，我们就不知道了。现在考古材料证明，古人的文化创造是非常旺盛的，著作非常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散失了，现在不断有考古发现新材料，有很多都是那个时期的。

“著述丰富”。出现了很多巨著，很多对中国文化有重要影响的著作都出自于稷下。仅史书中有明确记录的就至少有这么多：《管子》86篇、《慎子》12篇、《田子》25篇、《捷子》2篇、环渊《上下篇》、《邹子》49篇、《邹子终始》56篇、《邹奭子》12篇、《宋子》18篇、《尹文子》2篇、《孟子》7篇、《孙卿子》33篇、《韩非子》55篇、《鲁仲连子》14篇、《晏子春秋》8篇，等等。这些名著像《宋子》《慎子》《邹子》等，现在都已经见不到，或者只留下片段。此外，还有那些被埋到地下现在又重见天日的，比如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这个书是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这个古墓中因为出土了千年古尸所以广为人知，其实那里面真正最重要的，还是出土了一些古书，比方说帛书《老子》、帛书《易传》等一批古籍，这些古籍里面有很多都是失传千年的，其中对我们最重要的是帛书《黄帝四经》，这部书《汉书》里面就有记录，但是谁也没见过，现在又重新出土了，对它的研究这些年来非常热门。这些新出土的简帛文献不但丰富了那个时期的典籍宝库，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重新理解甚至是改写思想史，所以非常重要。帛书《黄帝四经》是当时汉代人用隶书抄写的，经过学者研究，认为它的年代也是百家争鸣时期的，很有可能就出自稷下。

“争鸣辩驳”。我们简单讲一讲诸子百家在稷下学宫中是怎么争鸣辩驳的。当时学者们在稷下学宫中的学术活动，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互相争论辩驳，这些辩论形式上不拘一格，有的是在学派之间进行的，有的是在学派内部进行的，有的是在先生们之间进行的，有的是在学士们之间进行的，还有先生和学士之间的，非常多。当时在这里求学的学士们可以自由听课，谁的课讲得好就跑去听，听完了之后，回来就给自己老师说，说某某人批评你了，老师就会提出反驳，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孟子》等典籍里面有大量的记载。《孟子》里面记载了很多他和别人的辩论，有的是当面进行的，还有很多都是弟子们之间传来传去后来记录下来的。

稷下学宫中还有定期的集会，叫“期会”。“期会”是一种定期的、常规性的学术活动，主要的内容就是学者们聚集在一起，进行演讲和辩论。“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集解引刘向《别录》），“期”就是定期的意思，“期会”就是定期举行的、常规性的、制度性的学术集会，可见稷下学宫中的学术活动是相当正规的。

举行“期会”这样的大型学术活动，一定要有人召集和主持，这个人叫作“祭酒”。“祭酒”是稷下学宫的学术领袖，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学会的会长。“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齐襄王时期，荀卿已经是稷下学宫中资历最高的老师了，他三次被推举为“祭酒”，长期担任稷下的学术领袖，执掌稷下学宫的学术活动。

稷下学宫中的学者们大多数都有出色的口才，都是能言善辩之士，都有一套辩论的技巧，他们在辩论中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热闹场面。我们经常提到的“白马非马”这个著名的辩题，《公孙龙子》中有一篇文章叫《白马论》，所以大家总是把“白马非马”和公孙龙联系起来，而事实上在公孙龙之前就有一位名叫兒说的稷下先生首先提出“白马非马”的论题。他持这个论题“服齐稷下之辩者”，就是在辩论会上没有人能辩得过他，明明白马也是马，但是你就是说不过他。这批热衷于“白马非马”一类辩论的人被后人称为“名家”，《史记》说名家“可以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名家的理论属于古代的逻辑学，对古代思辨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当时的稷下学宫中，学者们经常会提出一些论题进行辩论，为的就是磨炼辩论的技巧，不管有没有道理反正你说不过我，只要你说不过我，我就赢了。田巴也是这样，“齐辩士田巴，服狙丘，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正义引《鲁仲连子》）。这位田巴“一日服千人”，在集会上一个人打擂台，有上千人围观，竟然没人能赢得了他，可见他口才之好。稷下先生们都像兒说、田巴一样能言善辩，当时人们就给他们送雅号，田骈叫“天口骈”，邹衍叫“谈天衍”，邹奭叫“雕龙奭”，淳于髡叫“炙毂过髡”，可见他们多么能言善辩。那个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辩论，辩论的技巧是必须要有的，稷下学宫就是一个辩论的训练所，很多人的口才都是在那里练出来的。我们通常讲的百家争鸣，主要就是在稷下学宫中通过这些方式进行的。

我们说稷下学宫是盛况空前，其实不仅是空前而且也是绝后，空前是说在它之前没有，这是第一次，绝后是说中国历史上后来再没有出现真正意义的百家争鸣，这是唯一的一次，所以它就更重要了。

第三个部分，“稷下百家争鸣的学术成就”。首先是“舍短取长”，也就是取长补短。百家学说在争鸣中促进了交流，增进了了解，真理是越辩越明，通过长期的争鸣辩驳，各家各派的优点长处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逐渐被大家认可，被大家吸取，它们的缺点也通过争鸣充分地暴露出来，受到大家批评，被大家回避和引以为戒。这就是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短处被抛弃，长处被发扬，所以大家就都有提高。当时有很多著名的论证大家都在使用，于是就成公共的思想资源。有一个例子，谁都知道水的特性是往低处流，这个例子在稷下时期被运用得非常普遍，有好几本传世典籍里，利用了这个论证来讲自己主张的道理。比如法家认为“人之趋利也，如水之走下”，说人性都是恶的，人皆趋利避害、自私自利，这就像是水一定要向下流一样没有例外，所以治理国家应该利用人的这一本性，实行法家政策。同样的道理也被孟子用来论证他的性善理论，他说，“人之从善也，如水之走下”，认为每个人都有从善、向善的倾向，就像水一定要往下流一样，所有的人都是一样，没有例外，所以每个人都是可以教育的。还有告子，也用这个例子论证他的人性论主张，他认为人性是无所谓善恶的，就看你如何调教他，就像水一样，你朝哪方面引导它就往哪边去，“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可见，同样的一个例证，大家都在说，而且可以用来论证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观点。我们在很多稷下时期的著作里面，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再比如《慎子》里有这么一个例证，“一兔走街，众人逐之”，说的是有一只兔子在大街上跑，谁看见谁都要逮，为什么大家都想去逮？因为它没有主，谁逮住就是谁的。用慎子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分”，没有“定”这个“分”。可是菜市场满街都是卖兔子的，为什么没人去抓呀？因为它已经有主了，已经定了“分”，所以确定名分是非常重要的。这条关于兔子的论证我们发现先秦时期好几个著作里面都用过，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先说的，谁是发明者，知识产权属于谁也无人知道，但是大家都在用。

通过这些争鸣，你吸取我，我也吸取你，你也用这个论证，我也用这个论证，最后就造成各个学派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原来你是属于哪一家是定位分明的，到了后来在稷下时期就模糊了，一个人的思想里面既有这一家的东西，也有那一家的东西，甚至有好几个学派的东西，分不出来他是属于哪一个学派了。所以后人在给稷下时期的学者们划分学术流派的时候就会出现分歧，某一个学者在不同的典籍往往会被划归不同的学派。这是由于他们自己变复杂了，他们的思想不那么单纯了，已经舍短取长，其他学派的思想吸收到自己这里了，所以很难确定他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学派。我想这种复杂的情况正是那个时期学术思想发展的实际状况的真实反映。

“综合创新”。在稷下的百家争鸣中，各家学说一方面进行着激烈的争鸣，不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另一方面又在争鸣中互相启发、互相借鉴、互相吸取、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这样就使得一些新的理论尝试和新的理论创造成为可能，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新的流派，犹如我们今天所谓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比方说刚才我们讲的黄老之学就是一个多学科优势互补的典型。荀子之学也是一个综合创新的典型，我们为什么说荀子集先秦学术之大成？就是因为他以儒家学说为本位，批判地吸取了百家学说。对于其他学派的学说，他一方面批判，把错误的抛弃了，另一方面又吸取，把别人的优点吸取来了，形成自己的学说，所以他达到了一个理论高峰。还有《管子》里面的精气理论，这是道家理论和齐国特有的气论的一种结合。阴阳五行学说也是如此，阴阳和五行本来是两种不同的文化，阴阳学说一般来说是在中国的南方流传，五行学说是在北方流传，本来是不搭界的，后来由于稷下学宫的建立，南北学术在这里交汇，阴阳和五行学说也在这里走到了一起并最终实现了合流，形成了阴阳五行学说，简称为阴阳家。这些都是典型的综合创新，这些创新为学术思想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探索出了新的方向。

“引领战国学术发展的大方向”。这也是百家争鸣的学术成就。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是有方向性的，这个方向是怎么来的呢？离不开稷下学术的引导。百家之学通过充分的争鸣、取长补短之后，各家学说在很多问题上就逐渐形成了共识，于是学术思想的发展就逐渐呈现出交融、趋同、综合的趋势。

比方说“礼法结合、儒法互补”理论的形成。儒家讲礼治，法家讲法治，本来这两种学说是水火不相容的，互相排斥，界限是非常分明的。儒家学说在先秦时期并不走运，孔子也好，孟子也好，结局都不太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过于强调“礼”和道德教化的作用，他们相信道德教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尽可能不用“法”，轻视法的效用。所以他们的主张不能快速地收到富国强兵的效果，不能解列国君主的燃眉之急，所以他们走到哪里都不太受待见。在稷下学宫时期，儒家的礼治主张和法家的法治主张长期在一起并存、碰撞，逐渐开始互相接受，由对立的状态逐渐形成了一种联手互补的倾向，儒家就在自己的“为国以礼”“为政以德”的基本理念的基础上，以儒家学说为本位，开始接纳和吸取法家的部分思想主张，从而提出来一种理论，叫作“礼主刑辅”，礼是主要的，刑就是刑法，起辅助作用。如此一来，儒家和法家就由原来的对立状态开始走向了互补和结合，形成一种“阳儒阴法”的模式，儒、法两家他的主张都讲，但是一个要摆在明面上，那就是儒家的东西，另一个就是法家的东西，要藏起来，不公开拿出来说。这个“阳儒阴法”也叫“外儒内法”，大家不要理解为表面是儒家，背地里却是法家，并不是这个意思，“阳”和“外”就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打什么旗帜，儒家就是个旗帜，你永远都得打儒家的旗帜，不能打法家的旗帜。你可以用法家，但是秦始皇那个法家政策已经失败了，秦王朝很快就灭亡了，所以法家已经臭了，但是法家那种强制的治国手段还是非常有效的，后来就被儒家吸收了。表面上打儒家的旗帜，“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并不排斥法家，而是“王霸并用”，不过法家思想不能作为一个旗帜公开打出来。这样一种政治模式理论在稷下学宫中开始有人探索，到荀子就成熟了。

还有黄老之学。黄老之学就是以道家学术为本位，吸收了儒家，吸收了法家，也吸收了阴阳家等学派的思想理论，开辟了一个新的流派。

以上我们举了黄老之学和荀子之学做例子，可以看出，这两家的共同点就是学术思想的融合、趋同，原本不搭界甚至是互相对立的东西，逐渐就走到了一起。这样一种趋同、融合的特点表现出一种学术发展的方向性，是稷下学术带来的，这样一种方向性就代表了战国时期学术发展的潮流。战国时期，在政治上是国家越打越少，趋向于统一，实现大一统指日可待，虽然还不能确定最后由谁来实现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最终一定会实现统一。学术思想的发展方向和政治上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不同的学术思想之间经过充分的争鸣、激烈的交锋之后，最后也会趋同的，于是就形成黄老之学和荀子之学这样的理论。

“稷下百家争鸣的历史影响”，这是我要讲的最后一个部分。稷下的学术都是一些思想理论，这些思想理论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这是我们这一部分要讲的。

首先要讲的是黄老之学与文景之治，刚才我已经讲到了一些，黄老之学是在稷下学宫中孕育出来的，是稷下学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成果，它实现了各家学说的整合和优势互补。遗憾的是在当时列国纷争的时代，黄老之学没有得到实践的条件。到了西汉初期，黄老之学就被统治者选定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窦太后、汉文帝、汉景帝，都是推崇黄老之学的，这样一种官方意识形态成就了著名的“文景之治”。在黄老之学指导下，“与民休息”“清静无为”，所以才有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所以我有一个说法就是，黄老之学是在先秦开的花，在汉初结的果，黄老之学的理论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成熟了，但是直到汉初才得到实践的机会并取得了成功。

再看“外儒内法与历代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刚才我们说到礼法结合，儒家和法家互补，这样一种政治模式理论发端于稷下。这是稷下学术的一个最重要的创新，它为传统的儒家学说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大大地弥补了传统儒家的不足。传统的儒家十分重视道德教化，他们不使用强制这一手，所以人家不听他的也拿人家没办法。有了礼法结合，礼主刑辅，就大不一样了，史书上把这个叫作“出礼则入刑”。礼的道德教化作用不能生效就用刑，刑是强制性的手段，作为一个后盾、一种支撑，强有力地支持着儒家的礼治和道德教化。儒家的礼法结合并不是要礼和法两个换着用，而是强调礼治的首要地位，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性，道德教化优先，一切问题都先从道德教化入手，他们相信道德教化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礼法结合，道德教化优先，这是儒家的坚定的信念。事实上道德教化也是挺管用的，但它不总是有效，也不是只有它一种方法有效，它还是要结合强制性的手段，以法为后盾。后来的儒家就明白了，道德教化要是不灵的时候，还得需要刑法的保障，但是刑法不是轻易就要用的，尽量不要用。这样一来，儒家学说适应社会的能力就增强了，由荀子最终完成的这样一种学说就为即将出现的大一统帝国探索出了一个长治久安的方针大略，提供了最佳的治国方案。经过荀子改造以后的儒家特别适合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的政治需要，所以后来汉武帝就独尊儒术了。独尊儒术不是偶然的，历史必然要选择儒家，但是这个儒家不是孔子、孟子那个原本的、最初的儒家，而是经过荀子改造了的儒家，是吸取了法家的儒家。独尊儒术，后来的历朝历代都是这样。清末的谭嗣同说过这样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他认为虽然历代王朝都大讲孔孟之道，但都不是原本的孔孟之道，他们实行的其实是荀学，孔学、孟学不讲法治，只有荀学才讲礼法结合。谭嗣同的这个说法非常精准，他告诉我们，两千多年间中国古代的官方意识形态虽然打的是儒家的旗号，实际上吸取了大量的法家的手段，这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而这样一种礼法结合的政治模式理论，就是在稷下提出并在稷下完成的，所以可以说稷下学术为后世两千年的历代王朝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最佳的治国方略。所以我们说，这是稷下学术最大的思想贡献、最大的历史影响。

以上所说的黄老之学和荀子之学，这两大学术就是稷下学宫最重要的理论创造，把这两个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学术思想实际上主导了秦始皇以后整个一部中国古代历史，一直到清王朝退位才有实质性的改变。所以说，稷下学术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极大，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稷下学术的贡献，历代王朝就会在黑暗中摸索徘徊，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后一点，我要讲一讲稷下百家争鸣的真精神，它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最有价值的地方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强调和宣扬百家争鸣。我们认为，稷下百家争鸣的真精神，就是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概要地说，百家之学之所以能够在稷下学宫中得到良好的发展，取得辉煌的成就，是同稷下学宫中拥有较为充分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分不开的。田氏齐国的君主，特别是齐威王和齐宣王，都是非常开明的君主，他们对学宫中学者们的学术活动只是提供各种支持，却从来不干预，也不根据自己的喜好支持哪一家，一律平等对待，让他们自由发展，所以学者们在这里享有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说什么都可以。而且这些学者们在稷下学宫中始终保持着学术的独立，保持着人格的独立，他们不是君主的附庸，虽然要为君主提供治国方略，但学术本身始终是独立的。不幸的是，没过多久秦皇汉武就统一天下了，百家争鸣从此就被漫长的“独尊一家”取代了。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是百家争鸣的真精神，它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价值，是文化繁荣和社会健康发展的保证。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稷下学公开课，应该认真地吸取稷下百家争鸣的历史经验，要切实地贯彻“双百”方针，倡导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才能实现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