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文化学与古代文学研究
《离骚》神游古国及意旨新探
《离骚》难读，又以求女、神游部分为最。难题之一，《离骚》神游经历地点、路径混乱；难题之二，周游地点、路径与诗歌意旨关系不明。对于第一点，要立足楚地、用楚人当时的地理知识来解决《离骚》中的地名问题，而不能用北方诸侯古史，乃至汉代以后的地理知识，去割裂、重整《离骚》的地理系统。《山海经》出自楚地，是楚人的神话、地理知识，也是解读《离骚》的最可靠典籍。对于第二点，则需要考索与地点相关的神话、古史，方能得到准确答案。本文采用资料，以《山海经》为主，辅以《华阳国志》《淮南子》等，意在以“楚”解“骚”，阐明《离骚》周游之意旨。
一、南楚之游
屈原创作《离骚》，在被楚怀王疏远之时，但尚未离开郢都，处于“去”与“留”的矛盾之中。
《离骚》设计出周游天地，求女、访古国，皆以郢都为中心。《离骚》主人公的南楚之游，属于倾诉之旅。诗人兼具“内美”与“修能”，急切希望辅助怀王复兴楚国。但是，群小贪婪嫉妒，楚王昏聩多疑，致使诗人进退失据，动辄得咎。诗人不忍为“周容”之态，决意自疏、周游四荒。临行前，女媭告诫：“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意谓天下人皆是非颠倒，无处寻觅知己。在现实世界，既找不到知己，诗人遂溯湘水而上，向古帝舜倾诉。
古帝之中，舜葬苍梧之野，在楚国境内，于屈原更为亲近。故《九章·涉江》云：“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地缘之外，舜的个人经历和品质，也是屈原前往倾诉的重要原因。首先，舜遭遇坎坷，与屈原同病相怜。据《虞书·尧典》记载：“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舜之父、后母、后弟皆视舜如仇，非但不为娶妻，甚至多次试图谋杀舜。然而，舜虽遭父母、后弟陷害，终不改孝悌之心。屈原不解，舜品行如此，何以未得父母之心。故《天问》云：“舜闵在家，父何以鱞？”闵，忧也，言舜忧愁不知所出也。屈原与舜的遭遇类似：自己对怀王一片赤诚，怀王却轻信谗言，迁怒于己。其二，舜为人耿介，不受世俗流言迷惑。《九章·哀郢》：“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抗行，即高行，以为超越世俗非议。尧舜遭非议之处有二：其一，舜不告而娶，是为不孝；其二，尧不传子而传贤，是为不慈。尧舜超越流俗的“耿介”与“抗行”，正是屈原所崇尚的品格。故而，当屈原遭受小人诽谤，愤懑无法排解时，遂溯湘水向舜倾诉。
倾诉之后，诗人认为汤禹已去，自己生不逢时，决意远离政治，转而为己求女。古人政治失意后，常以求妇女、饮酒自解。如《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信陵君遭魏王猜忌后，“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信陵君“近妇女”，意在避祸，而屈原求女则意在求知己。当屈原被疏之时，旁人姑且不乱，亲近之“女媭”亦不知诗人之心。当此之际，屈原陷入空前的孤独，迫切需要一个懂自己内心的人。舜虽不得父母认同，却得到帝尧的认可，尤其是尧二女的倾慕。故《天问》云：“尧不姚告，二女何亲？”言尧二女非礼而嫁，为何不失“亲爱”之意？尧之二女，跟沅湘流域渊源颇深。《史记·秦始皇本纪》、刘向《列女传》和王逸《章句》记载，舜二妃曰娥皇、女英，随舜南巡，亦葬湘水，为湘水神。娥皇、女英的传说，在沅湘流域颇广，也成为诗人求女的一个触发点。
南楚倾诉之游后，是飞升昆仑的求女之游。两段神游之旅，驾驭的动物不同：南楚之游是驾驷马，昆仑求女之游是驾飞龙。《离骚》云：“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那么，诗人为何换“马”为“龙”，龙又从何来呢？按《离骚》大量采用神话物象，其神游亦出入神话世界。据《山海经》记载，四方之神祝融、蓐收、禺强、句芒皆“乘两龙”，渡深渊之冰夷，上天之子夏启亦“乘两龙”。又昆仑高万仞，下有弱水之渊环之，诗人欲上昆仑求女，必驾飞龙方能到达。在神话传说中，帝舜则有畜龙之官，并有赐龙先例。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扰，训为“顺”，意谓驯服之。董父善驯养龙，故帝舜拥有大量可乘之龙。夏孔甲顺服帝舜，故帝舜赐之四龙。诗人就舜陈词倾诉，亦可谓顺服，故得赐“驷玉虬”。可见，《离骚》描写周游，忽龙、忽马，看似恍惚莫测，实则文理宛然，天衣无缝。
二、昆仑求女
昆仑之游，是求女之旅的第一站。《离骚》云：“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县圃，即《山海经》之“帝之平圃”，在昆仑山上。琐，指门镂。灵琐，指天帝苑囿之门。在天帝苑囿之中，出现三个重要物象：咸池、扶桑、若木。旧注多采信《淮南子》，以为咸池、扶桑在东方，遂谓《离骚》曾往返东方、西方，或以为诗人次日又来昆仑。按《淮南子》后出，多据《离骚》构建天文系统，不可盲从。其实，三个物象，皆位于西方昆仑之山，属诗人构造县圃、帝宫物象。
《离骚》：“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咸池，王逸注引《淮南子》，以为咸池为日浴之处，在东方。咸池在东方，与诗人所在之昆仑方位，正相反，诗人述行不能如此荒诞。据徐文靖《管城硕记》：“按《石氏星经》曰：‘咸池三星，在天潢西北。’《天官书》曰：‘西宫咸池，曰天五潢。’《淮南子》曰：‘咸池者，水鱼之囿也。’饮马咸池者，谓此。以咸池为日浴处，《淮南》之妄也。”《淮南子》后出，所构建昆仑神话系统，多本之《离骚》《天问》，其说不可盲从。徐氏考证可信，咸池当在西方。又据《史记·天官书》记载：“西宫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车舍。”车舍，即天帝停车之处。“饮余马咸池，总余辔乎扶桑”，意谓在咸池畔、扶桑下休息。
咸池在西方，系马之扶桑，亦当在西方。扶桑，又称扶木，分别见于《海外东经》和《大荒东经》。《海外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又《大荒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扶，本义为搀扶，引申有高意。如《山海经·中山经》有“扶竹”。《庄子·在宥》有：“扶摇之枝。”又《吕氏春秋·士容论》：“树肥无使扶疏。”可见，“扶桑”之名，“扶”言其高大，“桑”言其种属。扶桑，意谓高大的桑树。《淮南子》盖以“扶桑”在东方，《离骚》又“扶桑”“咸池”并称，故遂置“咸池”于东方。
其实，若木，也是桑树，据《大荒北经》云：“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阴山、泂野之山，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三山之上，皆生若木，可见“若木”指某一种树。郝懿行云：“若，《说文》作‘叒’，云：‘日出东方，汤谷所登榑桑，叒，木也，象形。’今案《说文》所言是东极若木，此经及《海内经》所说乃西极若木，不得同也。”“若”既作“叒”，那么，“若木”显然指“桑木”。可见，若木、扶桑，本质上都是桑树。《离骚》主人公所休憩的“县圃”，实际上是一片桑林。
明白了“县圃”即桑林，诗人求帝女的意图就豁然明朗。先秦时期，女子养蚕需外出采桑，常集中出现在桑林，因此桑林也成为男女相遇、约会的场所。在神话中，天帝之女也从事采桑劳动。据《山海经·中山十一经》记载宣山，云：“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叶大尺余，赤理黄华青柎，名曰帝女之桑。”帝女之桑，或因天帝之女曾采桑于此而得名。诗人神游县圃，逍遥桑林之间，其意正在求帝女。但《离骚》主人公飞达时已是黄昏，帝女已采桑完毕回宫，二人因“时之不当”而错失良缘。
诗人不甘失败，故有令帝阍开关之文。帝阍，掌管天帝宫门。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阍人掌守王宫之中门之禁。奇服、怪民不入宫。以时启闭。”帝阍禁止“奇服、怪民”入内，而《离骚》主人公，正是奇装异服之怪民。《离骚》记述临行前，云：“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又《涉江》云：“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芳洁而独特的服饰，是诗人高洁、耿介品格的象征。世俗混浊，小人嫉贤，故而诗人被挡在宫门之外。既想求见帝女，又不愿变服从俗，诗人无奈之下，只能“结幽兰”，长久伫立遥望。
三、阆风巴人
通过考察咸池、若木、扶桑三个物象，可知它们都在西方昆仑山。在楚人的观念中，昆仑山位于楚国的西北，原型是蜀地的岷山。当时楚国疆域，最西到达黔中和巫郡，接近毗邻巴蜀之地。诗人神游苍梧，尚在楚国境内，而此次神游昆仑则已越过边境，到达蜀国。蜀国境内有“县圃”，临近的巴国有“阆风”。
诗人在昆仑求女不得，无奈只能离去。《离骚》：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绁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
春宫，王逸注：“东方青帝舍也”。按“白水”出昆仑山，属西方，若“春宫”在东方，诗人忽焉东西，与情理不合。王逸以“春宫”为“青帝舍”，盖受五行、五色与四季相配观念影响。“青”与“春”相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孟春纪》。白帝、青帝之说起于秦，保存在《吕氏春秋》中，后为《淮南子》继承。王逸以后起之说，注释先秦之《离骚》，不可盲从。从“将”字看，诗人此时尚未离开帝宫，属前瞻之辞。高丘、春宫，皆指刚游览过的县圃、帝宫。周拱辰云：“春宫，非东方青帝宫，即高丘神女与下女栖息之宫。”高丘神女，当指诗人想象中的帝女。诗人称帝女所居之宫为“春宫”，盖取义于《七月》春日采桑情景。
那么，诗人求“下女”，何以取道“阆风”呢？王逸注引《淮南子》云：“白水出昆仑之山，饮之不死。阆风，在昆仑之上。”又《山海经·海内东经》云：“白水出蜀，而东南注江，入江州城下。”白水，即今之白龙江，古亦称桓水。袁珂注：“今在梓潼白水县，源从临洮之西西倾山来，经沓中，东流通阴平，至汉寿县入潜。”潜，指潜水，即今嘉陵江。沿嘉陵江下行，不远有阆中县。阆中县，即巴国故都。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任乃强注：“《通志》云：‘阆中城名曰高城，前临阆水，却据连岗。’是也。阆水，即嘉陵江一段。巴子时，江水盘绕蟠龙山尾，故曰‘阆中’。”可见，阆风，当指巴国故都“阆中”。
那么，“阆中”，何以称为“阆风”呢？《说文》云：“阆，高门也。”门高，则门洞空气流动强，形成风道，故称“阆风”。“阆风”，《淮南子·地形训》作“凉风”，山高则风凉，故称“凉风”，其意一也。此外，《离骚》称“阆中”为“阆风”，亦与巴人的族属有关。先秦时期，巴人族群构成复杂，再加流动迁徙，其来源、世系已不能确知。但在神话系统中，巴人的来源却非常明确。据《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自太皞至巴人，世系虽已不可考，但二者之渊源必有所本。太皞氏兴起于东方，故地在今河南省淮阳市，春秋时属陈国。春秋时期，太皞氏后裔亦受封东方。据《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四小国为太皞氏后裔，封地在鲁国境内，奉太皞之祀，风姓。太皞氏风姓，其后裔巴人亦当以“风”为姓。阆中为巴人故都，巴人风姓，故《离骚》称“阆中”为“阆风”。
《离骚》云：“登阆风而绁马”，而阆中确有名山可登。据《华阳国志》记载，阆中县东北十里，有“灵台山”。灵台山，位于今阆中县与苍溪县界上。《寰宇记》引《周地图》云：“灵山峰多杂树，昔蜀王鳖灵帝登此，因名灵山”。其“苍溪县”又云：“灵台山，一名天柱山，在县东南三十五里，高四百丈。上方百里，有魚池，宜五谷。”可见，灵台山上地势平坦，草木繁茂，又有池水，是“绁马”休息绝佳处所。又据扬雄《蜀王本纪》记载，鳖灵为荆人，溯江而上，代杜宇为帝。可见，灵台山与楚人颇有渊源，而屈原登临似有凭吊古人之义。自春秋时期，巴楚交往不断，既有战争，也有结盟联姻。当楚怀王十三年（公元前316年）时，张仪率秦兵灭巴，那么，“阆风”之游，又多了一层凭吊亡国的意味。
四、宓妃穷石
《离骚》主人公求帝女失败后，暂栖息于阆风，随即开始三次求“下女”。《离骚》求女描写，融合神话与古史，看似漫无边际，实则井然有序。《离骚》明确记述了三次求女，分别是：宓妃、有娀之佚女、有虞之二姚。
诗人所求第一个女子是宓妃。《离骚》云：“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
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宓妃，一作“虙妃”。李善注《文选·洛神赋》云：“宓妃，宓羲氏女，溺洛水而死，遂为河神。”按宓妃为伏羲之女，未见于先秦两汉文献，可存疑不论。然而，宓妃的地望，在西汉文献则多有记载。刘向《九叹·愍命》：“逐下祑於後堂兮，迎宓妃於伊雒。”扬雄《羽猎赋》：“鞭洛水之宓妃，饷屈原与彭胥。”张衡《思玄赋》：“载太华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洛，或作“雒”，指河南省洛水。可见，西汉人多认为宓妃是伊水、洛水间女神。故而，王逸注《天问》：“雒嫔，水神，谓宓妃也。”
宓妃为伊洛之神，可在诗歌本身找到内证。《离骚》云：“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盤。”穷石，为后羿国故地。据《左传·襄公四年》：“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又《左传·哀公二十六年》：“卫出公自城鉏使以弓问子赣。”《括地志》：“故鉏城在滑州卫城县东十里。”据此，穷石当在今河南境内，伊洛流域。又《淮南子·地形训》：“赤水之东，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据《括地志》《史记正义》记载，此“穷石”当在今张掖市。按古代同名之地甚多，穷石、弱水皆非一处，当选地理、文化近情理者。故而，徐文靖认为：“羿自鉏迁穷，地应相近，何由远引张掖之穷石以为即羿国乎？”徐氏之说颇近情理，可从。后羿所居之“穷石”，正在伊洛流域，既与宓妃传说地域相合，又毗邻楚国边境，较张掖之“穷石”更近情理。
穷石，既在伊洛流域，那么，“洧盤”亦当距此不远。王逸注引《禹大传》云：“洧盤之水，出崦嵫之山。”据《山海经》，唯苕水出崦嵫山，无洧盤之水。《禹大传》不知所处，不可信。夏大霖：“洛水在河南，洧水亦在河南，春秋时郑地，齐国时属魏。”按“洧盤”疑即“洧渊”。据《左传·昭公十九年》：“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为禜焉，子产弗许。”洧水，位于伊水之东，经郑国城南，东南流入颍水。“洧渊”，称“洧盤”，与“阆中”成“阆风”通，皆屈原变幻其辞而已。盤与渊字义通。《淮南子·泛论训》云：“盤旋揖让以修礼。”盘旋，即回旋往复。又《说文段注》：“渊，回水也。颜回，字子渊。”可见“洧渊”称“洧盤”，在语意上是可行的。另外，古沐浴之器称“盤”，如《礼记·丧大记》云：“沐以瓦盤”。而在《山海经》，神灵沐浴处，亦称“渊”。如《大荒南经》：“北旁名曰少和之渊，南旁名曰从渊，舜之所浴也。”《大荒北经》：“丘西有沈渊，颛顼所浴。”由此可知，“洧渊”称“洧盤”，无论从字义，还是文化上，都符合情理。
最后，宓妃的行为，亦与洧水流域风俗相合。洧水流域，春秋时属郑地，盛行“淫风”。《诗经》“淫诗”多出郑卫，而《郑风》更多“女惑男”之诗。例如《郑风·溱洧》即描述了发生在洧水畔，女子主动约会、诱导男子的情景。故《白虎通义》云：“郑国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诱悦怿，故邪僻，声皆淫色之声也。”美丽而多情是战国时期对郑地女子的总体印象。《楚辞·招魂》：“郑卫妖玩，来杂陈些。”《列子·周穆王》：“简郑卫之处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泽，正蛾眉。”《战国策·楚策三》：“彼郑、周之女，粉白墨黑，立于衢闾，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周地，即伊洛流域，该地女子与溱洧流域女子同样，被认为具有“美丽而多情”的特点。由此可见，宓妃好淫游，“信美而无礼”的形象，与战国时期对周、郑两地女子印象是一致的。
且当楚怀王时，楚国边境已逼近洧水流域。据《史记·苏秦列传》苏秦说韩宣王，云：“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又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十一年，威王卒，子怀王熊槐立。魏闻楚丧，伐楚，取我陉山。”可见，陉山是韩、魏、楚三国相争之地，属楚国北方边境重镇。《史记正义》引《括地志》：“陉山，在郑州新郑县西南三十里。”新郑，即今之新郑市，位于洧水之畔。据《史记·韩世家》记载，“韩哀侯二年（前375年），灭郑，因迁都郑。”战国时期，韩占有伊洛流域，并建都于郑，是楚国北方大国。可见，宓妃所居和所游之地，皆位于楚国北方边境附近。
有虞氏与夏少康复国有关，其故地较易确定。据《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少康避难，“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杜预注：“梁国有虞县。”杨伯峻注：“相传在今河南商丘地区虞城县西南三里。”商丘，为宋国都城，时偃为宋君。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楚怀王十六年（前313年），宋君偃称王，连败齐、楚、魏，取楚地三百里。宋国复盛，一直延续到楚顷襄王十三年（前286年），齐、魏、楚三国灭宋。可见，在屈原生活的时代，宋为楚国东北方向强敌。
有娀氏与殷商始祖契传说有关。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县被三十里南阪口，即古鸣条陌也。鸣条战地，在安邑西。”据此，《史记正义》认为，有娀氏之墟，故地在蒲州，即今山西省永济县蒲州镇。永济县，战国时属于魏国，距魏都城安邑约八十公里。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当楚怀王十七年（前312年），秦军败于蓝田时，“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于邓”。可见，有娀氏所在之魏国，也是楚国的强敌。
综上，《离骚》游历多用神话地名，看似荒诞不经，看似漫无边际，实则有章可循。《离骚》周游天地以郢都为中心：苍梧在正南，昆仑、阆中在西北，宓妃、有娀氏在正北，有虞氏在东北，六个古国呈伞状罗列于楚国边境附近。
五、天津西极
求女失败后，《离骚》云：“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闺中”，指所求女子闺房；“哲王”，指楚怀王。求贤女不得，返回朝廷又不能，诗人进退维谷，遂又向灵氛、巫咸两次问卜之辞。但是，两次占卜又出现矛盾：灵氛劝诗人远逝求女；巫咸则劝其留而求合。鉴于楚国小人当道，复兴无望，诗人遵从灵氛之占，决意远逝，自我流放。
流放之游途经以下七个地点：天津、西极、流沙、赤水、西皇、不周、西海。天津之外，其余都见于《山海经》，每个地名背后都有神话故事。确定神话地名的方位，解读神话故事，可更准确了解诗人神游的意旨。
首先，看诗人此行的出发点——天津。《离骚》云：“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王逸注：“天津，东极箕斗之间，汉津也。”按古天文学，天上星宿与地上九州相应。据《汉书·地理志》：“燕地，尾、箕分野也；吴地，斗分野也。”燕地，包括今朝鲜、辽宁、河北环渤海地区。吴地，涵盖今浙江、江苏地区。箕斗之间，位于今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地区。这一区域，汉代称为“东海郡”，战国时属于“东楚”。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彭城，即今徐州市。楚怀王时，楚国已占有今徐州以东的沿海区域。
东海郡，郡治郯县，今山东郯城。郯城，有羽山，传说鲧被杀于此。据《虞书·舜典》记载，舜辅尧之时：“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舜放“四罪”之说，又见于《韩非子》《史记》等典籍，当为先秦时期广为流传的古史。羽山，《汉书·地理志》：记载东海郡，云：“祝其，《禹贡》羽山在南，鲧所殛。”又《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临沂县界。”据此，钱穆认为：“羽山，今山东郯城县东北七十里，接江苏赣榆县西北境。”诸多考证，具体位置可稍微偏差，然羽山位于东海，属于东楚则无疑。
《尚书》《左传》言：“殛鲧于羽山”。《史记·五帝本纪》曰：“殛鲧於羽山，以变东夷。”按鲧既被杀，何以“变东夷”？又《楚辞·天问》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遏，指囚禁。施，即释放。由此推断，鲧当先被长期囚禁，最终死于羽山。当然，古史渺茫，传说异词，亦不足怪。在中原古史中，鲧为罪臣，而在楚人眼中，鲧为“婞直”之臣。如《离骚》：“行婞直而不豫兮，鲧功用而不就”；又：“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鲧的“婞直”品质，可在其他典籍得到印证。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受命治水，但擅权行为冒犯了天帝尊严，从而获罪被杀。又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尧舜禅让，天下以为美谈。鲧不从流俗之议，犯言直谏，亦成为天下公敌。可见，在古史传说中，鲧是罪臣，也是“婞直”之臣，而屈原更看重鲧的“婞直”品格。鲧“盗息壤”与屈原“造为宪令”类似，皆因贪功，冒犯君主权威获罪。鲧倔强而刚直的性格，也正是屈原的性格。性情相投，遭遇类似，故而《离骚》主人公的流放之游，以鲧被囚之羽山为起点。
西极，当在日月所入之地。据《大荒西经》记载，日月所入之地有七，分别是：方山、丰沮玉门、龙山、日月山、鏖鏊钜、常阳之山、大荒之山。按四季不同，日落的方位也不同，故《山海经》列七座日落之山。七座名山，自西北至西南依次排列，日月山居中，在正西方，号位“天枢”。《大荒西经》记载：
大荒之中，有山名日月山，天枢也。吴姖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上，名曰嘘。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吴姖天门，当在日月山上，为日月出入之门。噎鸣所居之“西极”，当即日月山，位于正西方。噎处西极，是掌握日月星辰运行的神灵。据袁珂考证，“噎”即“嘘”。“无臂”，是残缺之象。“两足反属于头上”，类似“驷马捆绑”，也是受刑之象。噎鸣既被桎梏，又处西方绝远之地，应属获罪流放之神。可见《离骚》主人公所经“西极”，亦是流放者所居之地。
六、赤水不周
《离骚》主人公自东极“天津”出发，直达西极“日月山”之后，开始折回，又经历流沙、赤水、西皇三地。在楚人观念中，西方有大片流沙。《楚辞·招魂》云：“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但这里的“流沙”并非专指某一地，而是泛指沙漠、荒漠地域。在《山海经》中，四方皆有“流沙”的记载，故而难以靠“流沙”判断方位。相比而言，赤水的方位比较确定。《山海经》有两条赤水：一条位于西北海之外，可称“北赤水”；一条发源于昆仑，东南流入南海，可称“南赤水”。经李炳海师考证，“南赤水”，原型为今之岷江。南赤水毗邻楚境，与楚族历史文化渊源颇深。故而，《离骚》所经之“赤水”，当为南赤水。
《离骚》主人公在渡赤水时，遭遇挫折，徘徊不前。《离骚》如此描写：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
容与，王逸注：“游戏貌也。”容与，指徘徊不进之貌。如《九章·涉江》云：“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那么，《离骚》主人公为何在赤水徘徊呢？当然，首先是赤水难渡，故等候“西皇”的协助。西皇，王逸认为是“少皞”，或以为是“西王母”，皆不可信。按“西皇”是地名，而非人名。如《楚辞·远游》云：“风伯为余先驱兮，氛埃辟而清凉。凤凰翼其承旗兮，遇蓐收乎西皇。”闻一多认为，“西皇”当指西皇之山。《西次二经》记载有三座相连之山：皇人之山、中皇之山、西皇之山。其记“皇人之山”云：“皇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丹粟。”可见，西皇之山在赤水流域，《离骚》所谓“西皇”当指西皇山之神。
那么，诗人为何召唤西皇山之神呢？据《西次二经》介绍本经十七位山神，云：“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马身。其七神皆人面而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为飞兽之神。”马身，意味着善于奔跑。牛身者似稍逊，然操杖以行，也加快了速度。西皇山之神善跑，故称“飞兽之神”。《离骚》主人公渡赤水受阻，故而召来“飞兽之神”协助。
径待，王逸注训“径”为“邪径”，不可通。按“径”字，有快捷之义。如《荀子·性恶篇》：“少言则径而省”，指语言简明扼要；《文子·上仁》：“石称丈量，径而寡失”，言称量快捷；《史记·大宛列传》：“从蜀宜径，又无寇”，言从蜀通大夏，路途便捷。径待，一作“经侍”。如《远游》云：“路曼曼其修远兮，徐弭节而高厉。左雨师使径待兮，右雷公以为卫”。“径待”与“为卫”对举，可见“径侍”意谓紧紧跟随。如曹植《洛神赋》云“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所谓“夹毂”，即“径待”的具体情景。
那么，诗人缘何途经“赤水”，且犹豫徘徊呢？ 在神话世界中，赤水流域有两个古国：讙头国与三苗国。据《海外南经》记载：“讙头国在其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厌火国在其国南，兽身黑色。三株树在厌火北，生赤水上，其为树如柏，叶皆为珠。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讙头国在厌火国北，赤水（三株树）亦在厌火国北，讙头国当与赤水距离不远。讙头，又作“驩头”。据《大荒北经》：“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釐姓，食肉”。可见，讙头和苗民两个部族，皆出于帝颛顼。
驩兜、三苗遭流放的传说，还见于《庄子》《淮南子》《说苑》等典籍，可见流传颇广。“崇山”，地望不可考，盖处南方荒蛮之地。“三危”，见于《西次三经》云：“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三危山在昆仑山西北，而三苗国在昆仑东南，属于超远距离流放。
《离骚》凭吊驩兜、苗民故地后，下一个目的地是“不周”。按《山海经》有两“不周”：一曰“不周负子”，在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见《大荒西经》；一曰“不周之山”，在昆仑东南，见《西次三经》。王逸注：“不周，山名，在昆仑西北”。王逸注或出自《淮南子》，盖以“不周负子”为“不周”。
王逸注被历代注家广泛接受，却与《离骚》神游路径，文意不合。《离骚》既云：“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说明“西海”较“不周”更为荒远。若“不周”指“不周负子”，位置显然比“西海”更荒远。《离骚》此次神游，意在自疏远逝，不当先“远”而后“近”。因此，《离骚》之“不周”，非《大荒西经》之“不周负子”，当是《西山经》之“不周之山”。按《西次三经》山脉走势：从不周山出发，西北行420里至峚山，又西北行420里至钟山，又西行180里至泰器之山，又西行320里至槐江之山，又平圃，再西南行400里至昆仑之丘。由此可见，《西次三经》之“不周”，位于昆仑之东南。自不周山左转，正面向西海，而昆仑山在其左侧。
据郑贞富考证，不周山即今山西省永济县之蒲山。不周山，曾是共工战场。据《淮南子·天文训》记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又《楚辞·天问》：“康回冯怒，坠何故以东南倾？”康回，即共工。冯怒，即大怒。共工之怒，源于壮志未酬，不甘于失败。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可见，共工之乱影响深远，乃至改变楚族的历史。共工力量强大，且高自标持。据《逸周书·卷七》记载：“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孙晁注：“言无任己臣者，故空官也。”共工“自贤”与屈原“自伐”通，皆因高自标持，因而冒犯君主权威，获罪遭流放。
《离骚》此次神游，所经之地皆属流放者故地。流放者，如噎鸣、驩兜、苗民、共工皆处于帝颛顼，与楚族古史密切相关。第三次神游属于凭吊流放者之游，此后便打算远离楚国，自我流放。
七、大夫去国
考察《离骚》神游路径可知，多数地点在楚国境内，或边境附近。诗人决意自我流放之前，先去楚国南部的苍梧，此后在楚国北部边境求女，再从羽山出发横贯楚境，三次都在楚国疆域往复徘徊。在四次求女失败后，《离骚》云：“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哲王又不寤”，可谓痛心疾首，足见诗人自我流放实属万般无奈。
《离骚》主人公徘徊不去的行为，与周代大夫去国礼有关。据《礼记·曲礼下》：“大夫、士去国，踰竟，为坛位，乡国而哭，素衣素裳素冠。”《正义》：“此大夫士三谏而不从，出在竟上。大夫则待放，三年听於君命。若与环则还，与玦便去。”在周礼中，君臣以义属，三谏不听，为臣者可离开朝廷。离开朝廷，意谓着疏离，君臣关系尚在。若君主回心转意，可召回大臣，恢复君臣关系。若臣下谏诤不听，立刻出奔他国，则属忿戾之臣，不合于礼。
《礼记》的记载，可在《左传》中得到印证。《左传·成公十五年》记载，宋国动乱，华元出舍于睢水上。鱼府自知有罪，召回华元，自率鱼氏舍于睢上。
冬十月，华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鱼府曰：“今不从，不得入矣。右师视速而言疾，有异志焉。若不我纳，今将驰矣。”登丘而望之，则驰。
华元早已决定驱逐鱼府等人，但碍于大夫去国之礼，不得不行“止之”之礼。鱼府不想出奔，但碍于大夫去国礼，不得不做出待罪睢上的样子。有如《左传·定公十年》记载，宋公子地得罪于君主，欲出奔。公子辰曰：“子为君礼，不过出竟，君必止子。”臣子获罪，当退避君主，最甚不过出奔。若非重罪，君主亦当“止之”，不使越境。“越境”，意谓君臣关系彻底断绝。故而，《左传·宣公二年》记载，赵穿弑君，赵盾蒙弑君之名。孔子曰：“惜也，越竟乃免。”言外之意，赵盾越境则断绝君臣关系，无义务讨伐弑君之人。
此外，臣按身份又分：异姓之臣和同姓之臣。异姓之臣，三谏不听则可去，可逾越境。同姓之臣越境，属于去父母之邦，更不可轻易选择。据《孟子·万章下》：“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赵岐注：“淅，渍米也。不及炊，避恶亟也。”对孔子而言，齐国是外邦，与君合则仕，不合则去，无可留恋。而鲁国是父母之邦，孔子生于斯，长于斯，有族人亲戚，难免流连。
屈原与楚王同姓，又曾获怀王信任、重用，对楚人、楚地怀有深厚感情。故而，屈原遭遇猜忌之后，不肯决然离去，期盼怀王能醒悟，重新召回自己。然而，经多次在楚国周游，徘徊楚国边境附近，最终也没盼来楚王召唤，不得已远逝西海，自我放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