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释名》与汉代文体形态研究
《释名》是东汉末刘熙所著的一部训诂词典，
主要以声训法解释社会生活中各种有形事物与无形观念命名的由来。与最早的训诂词典《尔雅》相比，《释名》内容更广泛，其中《释言语》《释书契》《释典艺》《释乐器》四类涉及各种文体，以及与文字书写相关的各种事物和概念，这是社会发展和文体繁盛的重要表现。正因《释名》不是专门性的文体著作，在某种意义上更客观地反映了东汉人的文体观念，在古代文体发展史上尤值得注意。对《释名》的研究历来多从语言学角度展开。在文体史领域，多以之为古代公文书的语源佐证，实则其价值尚不止此。吴承学、何诗海从文学史料的角度指出，《说文解字》《释名》等古代字书“可以作为研究文学观念尤其早期文学观念的材料”、“对于我们理解先秦至两汉的文体观念是相当有价值的”。
《释名》著录训释的文体种类颇多，胪列如下。卷四《释言语》：语、说、序、颂、赞、铭、纪、祝、诅、盟、誓；卷六《释书契》：奏、簿、籍、檄、谒、符、传、券、莂、契、策、示、启、书、题、告、表、约、敕；卷六《释典艺》：经、纬、图、谶、传、记、诗、法、律、令、科、诏书、论、赞、叙、铭、诔、谥、谱、碑、词；卷七《释乐器》：歌、吟。其中，颂、赞、铭几种文体在《释言语》和《释书契》中重见（颂还见于《释典艺》诗之六义）而解释重点不同，省并而言，所涉及的文体也多达40余种。目前尚未见研究《释名》与古代文体关系的单篇专门论文，本文稍加梳理论析，抛砖引玉，以待贤者。
一、日常应用文体的繁盛与著录外延的拓展
在《释名》之前，东汉蔡邕《独断》论及策书、制书、诏书、戒书、章、奏、表、驳议等朝廷应用文体，故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说：“东汉的文体论只论及诏令文和奏议文。”而刘熙《释名》则大大拓展了汉代文体的著录和训释范围，不单有朝廷应用文体，而且广泛、集中地反映了汉代日常应用文体的繁盛。
语、说、论都是古老的散文文体，从文体史角度看，《释言语》记录的语、说是原始口头形态。《释名》：“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语就是叙说自己想要说的话，突出了对思想与语言心口相应、表里如一的要求，合观《释书契》释表“思之于内，表施于外”与《法言·问神》“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毛诗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可见汉人的普遍观念。说的外延比语广，《释名》：“说，述也，宣述人意也。”重点也是在语言能真实表达意义。对东汉人来说，所有的口头言说都属于“说”，笔录的臣子谏说、策士游说等则是安排精密的书面“说”体。《文赋》称“说炜烨而谲诳”，其关注重心已在说体的文学语言特征，不同于汉人强调思想与表达的内外如一。《释名》：“论，伦也，有伦理也。”此处伦理当解为条理、层次，参《释水》“沦，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可知。《释名》突出了论体的基本特征：条理分明、层次清晰。《文章缘起》以王褒《四子讲德论》为单篇论体之始，叶德炯亦举汉代论著为例：“论如桓宽《盐铁论》、王充《潜夫论》、桓谭《新论》之论，古人著书，皆有体例，故曰有伦理。” （笔者按，王充当作王符）
颂、赞多为四言韵文体。《毛诗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释言语》：“颂，容也，叙说其成功之形容也。”《释典艺》：“称颂成功谓之颂。”《释名》的训释当本于《毛诗序》，但去除了“告于神明”的限制，这和汉代颂体对象由祖先神明转向君臣人事有关，反映了颂体外延的变化。《文章缘起》以王褒《圣主得贤臣颂》为单篇颂之始，其文体结构和语言形式也有变化。赞的本义原为“明也，助也”。《释名》所云则是汉代赞体的新义，《释言语》：“赞，录也，省录之也。”《释典艺》：“称人之美曰赞，赞，纂也，纂集其美而叙之也。”赞是用简练的语言称颂他人德行之美的文体，有别于褒贬并举的史赞。《文心雕龙·颂赞》云“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文章缘起》亦以司马相如《荆轲赞》为单篇赞文之始，文已佚。汉代赞与颂关系密切，而施用范围则广及普通人，篇幅相对短于颂。桓范认为赞像“盖《诗·颂》之末流”，刘勰也认为赞是“颂家之细条”。
东汉以来碑、铭、诔繁盛，多与丧葬有关。《释名》：“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笔者按，点校本标点为“名其文就，谓之碑也”。此处标点从汇校本）本来用于下葬时置绳其上以牵引棺木的无字碑，当“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于人去世后（据毕沅，“无故”即“物故”），置于墓地显见之处，就形成了墓碑文。墓碑文是碑文的一种，《文心雕龙·诔碑》有“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之说。刘熙对碑的训释相当详细，不单释名，兼溯源流，在全书中堪称特例。《文章缘起》以汉惠帝《四皓碑》为碑体之始，文已佚，当为墓碑。《礼记·祭统》论铭：“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蔡邕《铭论》曾专门论述。《释言语》：“铭，名也，记名其功也。”《释典艺》：“铭，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称名也。”记其名、述其功，传于后世，既是铭文的原始功能，也是主要功能。诔是对已逝者生平事迹、德行的集中称述，本是定谥的依据。《礼记·曾子问》郑玄注：“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谥。”《释名》上承郑注，着重在诔的叙事功能，故云：“诔，累也；累列其事而称之也。”刘勰曾辨析碑、铭、诔的区别：“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先于诔，是以勒石赞勋者，入铭之域，树碑述亡者，同诔之区焉。”因碑文受多种文体影响形成复合文体，仅就墓碑文的四言韵文体而言，其述功赞德者类似铭文，述亡表哀者类似诔文。东汉诔文、碑文中的序文逐渐承担了叙事功能，诔文功能则转向抒情表哀，《文赋》“诔缠绵而凄怆”、《文心雕龙·诔碑》“荣始而哀终”就揭示了诔文转型后的文体特征。
祝、诅、盟、誓与古人的敬畏神灵观念及语言禁忌有关。祝就是向上天神明祷告，其内容有善有恶，善者祈福，恶者降祸，即《释名》所云“祝，属也，以善恶之词相属著也”。《文章缘起》以董仲舒《祝日蚀文》为单篇祝文之始，后之祝文以祈福为主。诅即诅咒，请上天神明降祸于诅咒对象，即《释名》所云“诅，阻也，使人行事阻限于言也”。《诗经·小雅·何人斯》孔颖达疏曰：“盟大而诅小。”诅是盟的约束条件，背盟将受上天的惩罚。《释名》：“盟，明也，告其事于神明也。”告于神明之事则与约束结盟各方有关，《释名》“誓，制也，以拘制之也”，就着重在誓的约束功能，誓多为口头约定，盟更具正式书面意义。
汉代日常应用文体繁盛，首先表现在书面文字记录的普及。《说文解字》：“书，箸也。”其叙曰：“箸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释名》：“书，庶也，纪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书称‘刺书’，以笔刺纸简之上也。”这些解释都突出了文字书写的功能——记录众物的广泛性和书面记录的永久性。《释书契》还有“纸”的训释条目，可看出东汉书写载体竹木简和纸张并存的情况。此外，《释书契》还训释了日常生活中的大量应用文书，如刺、署、籍、传、券、契、示、启、约等，也就是社会生活中常用的人口名簿、契约、过关文书等，这些文书起源既早，应用亦广，此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在文体的运用上往往别出心裁，甚至化实为虚，使应用文体融入文学文体。比如券、约，是约束交易各方的契约类应用文体，《释名》云：“劵，绻也，相约束缱绻以为限也”、“约，约束之也”。《文心雕龙·书记》称：“王褒《髯奴》，则券之谐也。”券与约相似，《文章缘起》以王褒《僮约》为约之文体渊源，着眼点已在于有意为文，可见训诂学家和文体学家关注的重心不同。《僮约》的主体是王褒向寡妇扬惠买髯奴便了的券文，保留了券文的基本格式如交易时间、买卖方姓名、性别、籍贯及交易内容、金额等。文章核心是髯奴职责及惩罚条例的夸张（不实），而夸张（不实）使此文从应用文体走向富有文学意味的文体；以夸张和对照的手法，铺写髯奴面对严苛契约所表现出的前倨后卑的姿态，也具有一种戏剧性的叙事效果。从文体史角度看，《僮约》借用券文这种日常应用文体进行虚构写作，化应用文体为文学文体，应该受到了当时流行俗赋夸张铺叙语言特征的影响，在文体融合的形式上也有特殊的试验性质。
《释名》对与写作相关之物的训释也值得注意，如《释书契》中的笔、砚、墨、纸、简、笏、札、板、椠、牍等书写工具及载体，以及玺、印等封盖信物，这对全面了解汉代应用文文体的原始形态有一定帮助。有的后来被作为文体名称，比如札、简、牍等。古代文体得名于载体很常见，如前述刘勰论碑“因器立名”，宋代孙何《碑解》则力辨“碑非文章之名”。对此，《四库全书总目·金石要例》提要认为，相沿既久，“不必定以古义拘矣”。章学诚《驳孙何〈碑解〉》也指出：“古人文字，初无定体，假借为名，亦有其伦。”围绕着载体和所载文体区别的争议，说明古代文体得名往往约定俗成，不一定具有清晰的内涵和和固定的外延。“因器立名”的碑所载的文体，可能是四言韵文为主的颂、赞、箴、铭、诔，也可能是散文体为主的序、传、记，或者是多种文体的综合形态，这是研究古代文体形态要充分注意的。
二、官方意识形态的体现：朝廷应用文体与经纬文体
《释名》所涉及的朝廷应用文体可分为下行文书与上行文书两类。第一类下行文书包括了诏书、策、敕、告、符以及法、律、令、科等文体。
诏书、策、敕都是皇帝向群臣发布命令的御用文体，即蔡邕《独断》中的诏书、策书、戒敕（戒书）。诏书的应用范围最广，数量最多，是皇帝对各类重大事务的指示。《释名》：“诏书。诏，照也。人暗不见事宜，则有所犯，以此照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臣民如同在黑暗中行走，皇帝的诏书则可以照而示路，指引方向。吕向注《文选》汉武帝诏：“诏，照也，天子出言如日之照于天下也。”可说是刘熙释诏的进一步发挥。策和敕的使用范围相对较小，策常用于封拜（及罢免）诸侯王、三公等。《释名》：“策，书教令于上，所以驱策诸下也。汉制，约敕封侯曰册，册，赜也，敕使整赜不犯之也。”（笔者按，点校本标点为“策书”，此处标点从汇校本）刘熙特别补充说明“汉制，约敕封侯曰册”，即为策（册）这一文体在汉代的新功能。敕常用于警示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等地方重臣，使之戒骄戒怠，谨守臣节，《释名》：“敕，饬也，使自警饰不敢废慢也。”
法、律、令、科等法律文体，都是对臣民行为的强制约束和限制，使臣民的个人意志服从于国家意志，《释名》：“法，逼也，人莫不欲从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律，累也。累人心使不得放肆也”，“令，领也，理领之使不得相犯也”，“科，课也，课其不如法者，罪责之也”，可见《释名》重在官方法律文体的强制性、约束性，而并不具体区分其差异。之所以如此，和这些文体在当时的实际运用情况有关。法、律、令见于先秦，历代最高统治者拥有最高立法权，往往以诏书的形式加以增减，“定著令”、“著令”、“定令”等语即在诏书中颁布法令，如《汉书·宣帝纪》文颖注：“萧何承秦法所作为律令，律经是也。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但在汉代往往混称，《史记·酷吏列传》载杜周对客人责难的回应：“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法、律、令之界限已然混同。于振波根据出土居延汉简推测，汉代的科“很可能是根据律、令的某些条款或某一具体制度规定的细则”，通常因时制宜，具有相对灵活的特点。
第二类上行文书包括奏、表、谒、檄等。
奏是群臣向皇帝进言的总称，奏的预设读者范围非常明确，堪称狭小，因此《释名》云“奏，邹也；邹，狭小之言也”。表也是给皇帝看的文体，《释名》：“下言于上曰表，思之于内，表施于外也。又曰上，示之于上也。又曰言，言其意也。”着重在表达内心思想和情意。蔡邕《独断》区分了章、表、奏、议在书写格式、进言途径等方面的区别。《文心雕龙·章表》云：“奏以按劾，表以陈请。”则奏、表在功能上原本也有所区分。
《释名》：“谒，诣也。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至诣者也。”谒相当于刺，刺可用于平辈而谒只用于尊者，一般仅具名、字、职位、爵里等简单信息。《全后汉文》卷二十二今存东汉郑众《婚礼》、《婚礼谒文》和《婚礼谒文赞》片段，是男方向女方父母（尊者）求亲送礼仪式的规范，《婚礼》云：“其礼物凡三十种，各有谒文，外有赞文各一首。”似已有粗浅的文章雏形。东汉还存在祭文形态的谒文，《后汉书·张超传》载，张超“著赋、颂、碑文、荐、檄、笺、书、谒文、嘲，凡十九篇”。《文章缘起》以谒文始于张超《谒孔子文》，近人姚华《论文后编》云：“祭文之不韵者，别流为笔，其类于祭文而以笔行之，如祝文、祈文、谒文之属，皆起流俗，以其来已旧，或经名手，遂亦流传。祝文今尚盛行，祈谒则不多见。”谒及婚礼谒文的对象是生者，仅具通传姓名职位的实用功能；谒文的对象则是逝者，还包括祈福禳灾和表达情感的特殊功能。谒文当从谒中分化而出，和前述“约”一样，是文体发展中化实为虚的表现。
《释名》对檄的解释尤少为人知。古代文体往往兼具各种功能，而且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功能新增或消失等复杂情况，檄即一例。檄文最为人熟知的是作为下行文或平行文，下行文主要用于征召军队、晓谕地方；平行文主要声讨敌人。《释名》所云则属于上行文：“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书文也。”此种用途在东汉多见，史书记载颇多，如《后汉书·周燮传》附载冯良事迹：
良字君郎。出于孤微，少作县吏。年三十，为尉从佐。奉檄迎督邮，即路慨然，耻在厮役，因坏车杀马，毁裂衣冠，乃遁至犍为，从杜抚学。
此类“奉檄迎督邮”之记载，还可见《后汉书·儒林传》赵晔、《独行传》范冉。又如《朱晖传》附载其孙朱穆事迹：永兴元年，朱穆任冀州刺史，整顿吏治，“州人有宦者三人为中常侍，并以檄谒穆。穆疾之，辞不相见”。其中的檄均为上行文，可印证《释名》“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书文”的解释是客观之说，有助于全面了解檄这一文体的历史用途和变化。后来檄的上行文功能逐渐消失，因而文体学著作鲜论及此，《文心雕龙·檄移》就只论述了檄的军事征伐和州郡征吏两种下行文功能。清代学者毕沅对此也颇为疑惑，说：“战国以来，始有‘檄’名，或以谕下，或以辟吏，或以征召，或以威敌，未有如此所云者。”王启原引《后汉书·陈实传》、《范丹传》（笔者按，通行本《后汉书》作《陈寔传》、《范冉传》）、《吴祐传》注及《三国志·吕蒙传》证明：“此皆下官迎上书文之明证。激迎之说，未可非也。”
《释名》中部分文体和汉代经学有密切关系，如经、传、记、诗等。汉代自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经书被视为一切学问的根本，故《释名》云：“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以径训经，经就像无所不通的道路，极为形象；同时，经又是可常用的典范，具有极高的实用性。传是对经的解释，故《释名》云：“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此外，《释典艺》还著录了大量儒家典籍名目，传说时代的典籍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汉代的五经《易》、《礼》、《诗》、《尚书》、《春秋》，以及《国语》、《论语》、《尔雅》等。汉代儒家经典的确立以及对其典范性的强调，也催生了古代文体源于经典的思维模式，对古代文体学影响极为深远。
《释名》释诗显然参考了《毛诗序》及汉儒解经的观点，如《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郑玄注“六诗”：“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释名》：“诗，之也，志之所之也。兴物而作谓之兴，敷布其义谓之赋，事类相似谓之比，言王政事谓之雅，称颂成功谓之颂，随作者之志而别名之也。”刘熙以聊聊数语即把“诗”以及相关的六义（未释“风”）作了颇为精要的概括，并未采用郑玄关于政治、教化、善恶等倾向性语词，更为平正。与诗相关，《释名·释乐器》云：“人声曰歌。歌，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质也，以声吟咏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叶也。故兖冀言歌声如柯也。”指出歌即人声徒歌，以高低变化的声调吟咏歌词（所歌之言），当承《礼记·乐记》“歌者，上如抗，下如队”，且以兖州冀州方言训歌为柯，也包含了歌谣的地域特点。《释名》还特别强调吟的情感特征（忧愁）及打动人心的审美效果，和东汉诗歌感伤思潮是一致的：“吟，严也，其声本出于忧愁，故其声严肃，使人听之悽叹也。”
谶纬之学起自西汉而盛行于东汉光武帝以后，《释名》中的纬、谶等文体就与此相关。纬书往往依傍于经学著作，杂以阴阳五行及预言之类来解释经义，借以提高自身地位。《释名》：“纬，围也，反覆围绕以成经也”，着重纬书对经书的辅助作用。《文心雕龙·正纬》认为纬书具有文章学价值：“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于此亦可窥见训诂学家和文体学家关注重心的不同。在古人看来，谶是一种往往会得到事实应验的隐喻式预言，即“立言于前，有征于后”。谶之名至迟在汉初已出现，《鵩鸟赋》“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可证。《说文解字》云：“谶，验也。”《释名》：“谶，纤也，其义纤微而有效验也。”说明谶即隐喻式预言，其字面义只有经过阴阳五行学说的转换才能得到深层隐微的隐喻义，具有其称小而其指大的特点。以歌谣形态出现的汉代谣谶，如《汉书·五行志》所载汉成帝时“燕燕尾涏涏”、“邪径败良田”的谶言等，是文体史上值得注意的谶言形态之一。
三、《释名》的文体史和文体论价值
《释名》并非专论文体的著作，而是关于社会生活中各种有形事物和无形观念的词典。刘熙《释名序》云：
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
也可以说，对这些重要词语的分类解释，大致上构成一个与东汉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与观念的知识谱系。
某些训释透露出刘熙的文学观念，如对文章的“丽”以及文与质关系的认识。刘熙经常采用形象的事物来解释无形的观念，对“文”的解释就是一例。《释名》：“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文章是把文字的最小单位——字有规律地组织在一起，就像是用各种颜色编织锦绣一样，其中已经有“丽”的观念在内了，而“丽”的程度则视乎文字组织排列的技巧高下，包含有文本学虽粗浅却基本的观念。合观《释名》对绣、罗、绵的训释，都以“文”的有无、疏密等为衡量标准，如：绣“文修修然也”、罗“文罗疏也”、绵“柔而无文也”。又如对“饰”的解释，涉及“文”与“质”的关系：“饰，拭也，物秽者拭其上使明，由他物而后明，犹加文于质上也。”说明“文”不仅是对“质”的一种外在装饰，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文”才能更清晰地呈现“质”的内在本色，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文”就是“质”的一部分。还可参考《释采帛》对“素”的解释：“素，朴素也。已织则供用，不复加功饰也。又，物不加饰，皆目谓之素，此色然也。”
刘熙对“文”的看法可说是汉代人的共识，甚至在“锦绣”喻体上都非常相似，如司马相如语：“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汉宣帝用“女工有绮縠”来比喻赋之小者“辩丽可喜”；王充《论衡·量知》云：“儒生侈有经传之学，犹女工织锦刾绣之奇也”，“学士有文章，犹丝帛之有五色之巧也”；《论衡·定贤》对“文如锦绣”的司马相如、扬雄的批评等。结合这些观念和刘熙对“文”、“饰”等的解释，可知汉代人对文章形式美的普遍欣赏和讲究。
《释名》作为一部常识性的训诂词典，流布甚广，颇受关注，如三国韦曜（昭）狱中上书说：“见刘熙所作《释名》，信多佳者。”《释名》对东汉以后的文体学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例，影响至少有三方面：一、泛文体尤其日常应用文体的著录外延；二、沿用《释名》中某些具体的文体训释；三、文体论“释名以章义”的声训方法。《文心雕龙·书记》所收录的大量书记类应用文体，许多是和《释名》相同的，如谱、籍、簿、录、符、契、券、疏、律、令、法、制等，并增收了其他应用文体如方、术、占、式、关、解、牒、状、列、辞、谚等。
作为“艺文末品”、“政事先务”的这些文体，是完整观察汉代到魏晋六朝文体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自《独断》记录和解释朝廷应用文体以来，《释名》将文体范围扩展到更广泛的日常应用文体，而词典的广泛使用可在相当程度推动其成为一般常识。东汉以后的史书著录、文章总集、文体论著大多体现了这种泛文体的观念，这是值得注意的细节。三国曹丕《典论·论文》，晋代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南朝梁代萧统《昭明文选》、刘勰《文心雕龙》、任昉《文章缘起》等，都大量收录此类文体。影响颇大的《典论·论文》所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就在于与“政事先务”有关的各类应用文体。《文心雕龙·章表》所云“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亦是此意。《昭明文选》、《文章缘起》等总集中收录的文体，也是以朝廷应用文体及日常应用文体类别最多。
刘勰《文心雕龙》常采用声训的方法对文体进行“释名以章义”，其中部分训释与《释名》相同或者相近，也隐约有《释名》的影子。如：
《释名》：“颂，容也。”《文心雕龙·颂赞》：“颂者，容也。”
《释名》：“盟，明也。”《文心雕龙·祝盟》：“盟者，明也。”
《释名》：“铭，名也。”《文心雕龙·铭诔》：“铭者，名也。”
《释名》：“诔，累也。累列其事而称之也。”《文心雕龙·铭诔》：“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
《释名》：“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文心雕龙·史传》：“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
《释名》：“论，伦也，有伦理也。”《文心雕龙·论说》：“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
除以上较明显受到《释名》影响的训释外，《文心雕龙》文体论的义例之一“释名以章义”也来自《释名》，并且把声训法更广泛地应用于文体的解释。例如“诗者，持也”、“赋者，铺也”、“移者，易也”、“书者，舒也”、“谱者，普也”、“箴者，针也”等等，根据黄益元的统计，刘勰对35种文体的训释“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用的声训”。《释名》和《文心雕龙》不仅普遍采用了声训法，还以义训作为辅助，不应忽略。刘勰以“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系统方法，构建了一个严密的文体批评体系。当然，《释名》作为一部训诂学词典，使得泛文体的著录和声训训释成为常识，其影响当属事实，但另一方面，《文心雕龙》批判继承前人论述之处甚广，“释名以章义”只是刘勰文体论方法中的一环，不应过高估计《释名》的影响。把《释名》中的文体训释和《文心雕龙》相比，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关注重心的不同：前者在于语源，后者则兼顾文体源流正变及其典范。
正因《释名》非专论文体的著作，其中的文体著录和训释更能客观地反映出东汉人的普遍观念，即重视应用文体甚于文学文体。在古代文体史研究领域，《三国志》、《后汉书》各传末往往集中列举传主所作各类文体，常为人称引以印证东汉文体之繁盛。不过，陈寿《三国志》著于西晋，范晔《后汉书》著于南朝刘宋时代，距东汉灭亡分别有60年、200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是文体辨析著作涌现的时代，如何看待其中的文体分类和东汉文体实存的关系，学界尚有不同意见。因此，像《东观汉记》（现存辑佚本）、《独断》以及《释名》等东汉人著作中所涉及的文体和文体观念，在研究古代文体史尤其是早期应用文体和文学文体的演进关系时，就更值得注意。
汉代文体日渐繁盛，应用范围日渐广泛，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和文体内部演进，文体内涵和外延往往在使用中发生细微的变化。在实际写作过程中，一些文体之间原来的界限往往容易混淆或交叉，这种情况在东汉已经比较明显。蔡邕《独断》就已经指出，朝廷应用文文体中的戒书“世皆名此为策书，失之远矣”。《释名》释檄的上行文功能在东汉客观存在，后来逐渐消失。由于某些社会礼制的解体，也造成了文体的变化。桓范《世要论》对东汉末赞像、铭诔、书论等文体淆乱的情形进行了批评。挚虞《文章流别论》指出汉代颂体受到汉赋的影响，称或“颂而似雅”，或“纯为今赋之体”，“谓之颂，失之远矣”。刘勰《文心雕龙》所辨析的文体之多更是不胜枚举。刘师培指出：“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汉魏之际，文家承其体式，故辨别文体，其说不淆。”是否“其说不淆”姑且不论，魏晋以来文体辨析的专门化，正是在东汉文体的繁盛以及蔡邕、刘熙等人对各类文体的著录及简单辨析基础上发展而来。
毋庸讳言，东汉末刘熙《释名》并非一部专门的文体著作，对于极为复杂的文体形态及其演变来说，简单的释名方法也远不足以勾勒文体的源流全貌。因此，一方面，我们不必也不应拔高它在文体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平心而论，在汉魏六朝文体史、文体论的整体考察上，刘熙的《释名》依然可以作为一个值得留意的环节，这对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或许无不裨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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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
本文是暨南大学人文社科项目“东汉文体形态研究”（5110463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