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大学问》来历说考异

在有关王阳明思想的文献中，历来学者都很看重《大学问》一文，并将它视作研究王阳明晚年思想的重要史料。《大学问》的史料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阳明全集的编纂者钱德洪（1496～1574，名宽，字洪甫，号绪山）对它的来历的说明。迄今为止，未见有人对此来历之说提出质疑。本文则考证出，钱德洪关于《大学问》来历的说法并不可信。《大学问》不是王阳明的晚年定论，它的史料价值必须重新予以审定。

关于《大学问》的来历，《全集》有如下说法：

吾师接初见之士，必借《学》《庸》首章以指示圣学之全功，使知从入之路。师征思、田，将发，先授《大学问》。德洪受而录之。（《全集》卷26，第967页）

从文中的“吾师”“德洪”这些称呼来看，这一说明当为王阳明弟子、文集编纂者钱德洪所加。“师”即王阳明，“征思、田”系指阳明于嘉靖六年丁亥（1527）接受朝廷命令前往两广平定思恩、田州之乱一事。王阳明从家乡越中启程日期为是年九月八日。据此而言，王阳明口授、钱德洪笔录《大学问》一事当发生在王阳明出发之前。具体又是何时呢？《大学问》跋云：

德洪曰：《大学问》者，师门之教典也。学者初及门，必先以此意授。……师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当，只此修为，直造圣域。参之经典，无不吻合，不必求之多闻多识之中也。门人有请录成书者。曰：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于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师起征思、田，将发，门人复请，师许之。（《全集》卷26，第973页）

据此而言，《大学问》为“王门”教典，讲习已久，但似乎一直是口口相传。《大学问》首次笔录成文，则是在嘉靖六年丁亥（1527）八月。那么，《大学问》最早付梓刻印又是何时呢？

《大学问》尾跋亦有说明：

是篇，邹子谦之尝附刻于《大学古本》，兹收录《续编》之首。（《全集》卷26，第973页）

如此说来，《大学问》之最早见刻，是在邹守益（1491～ 1562，字谦之，号东廓）刻《大学古本》之时。然而，邹守益又是何时刻《大学古本》的呢？

查《东廓先生文集》，卷九“杂著类”有《跋〈古本大学问〉》一文，云：

阳明先师恐《大学》之失其传也，既述古本以息群疑，复为问答以阐古本之蕴。

又，卷七之《复毛古庵式之》，中云：

近刻《古本大学问》，附以鄙见谨寄上求教。

上述材料证明：在钱德洪编《文录续编》收入《大学问》之前，邹守益确曾刻过一种叫《古本大学问》的东西。问题是，邹守益所说的《古本大学问》是否就是钱德洪所说的《大学问》呢？在将两者核对之前，做出肯定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已不能找到邹守益所刻的这个《古本大学问》，所以核实工作无法进行。不过，细按之，邹守益文集中两次提到的都是《古本大学问》，它似乎是独立成篇的一个单行本；而据钱德洪言，《大学问》是附刻于《大学古本》，似乎是一种附录性质的东西，有理由怀疑它们不是一个东西。现在我们既找不到《古本大学问》来做核对，而在邹守益的文集中也没有发现有关证据说明《古本大学问》是王阳明出征思、田前所授，因此，不能期望从邹谦之这一线索中获得《大学问》来历问题的最终解决。我们需要另辟蹊径。

上述材料向我们提示了这样一点：《大学问》与《大学古本》关系密切。《大学问》既然是对古本《大学》的解释，那么将这两者合刻在一起就是很自然的事，甚至还可能与王阳明说明古本《大学》的其他文字放在一起。因此，我们不妨把注意力投向这方面的刻本。

《百陵学山》本《大学古本傍释》王文禄跋云：

嘉靖丁亥秋，先康毅君率禄渡江，扣阳明洞天，闻王龙溪先生讲《大学》，得《古本傍释》，止前序。后增四问答。禄今重梓，增《答格物问》标眉。

由此材料可知，王文禄父子嘉靖丁亥（六年，1527）秋访阳明洞，听王龙溪讲《大学》，当时只得到《古本大学榜释》（《古本榜释》）及前序，其后才相继增加有关五个问答。陈来先生曾认为《跋》中所说《答格物问》即《大学问》。然今本《大学问》共有六条问答，《答格物问》只是其中的第六条，若以此径认作《大学问》全篇，于理未安。王文禄陆续增加的总共也不过五条问答，并非《大学问》的全部。因此，可以肯定，王文禄到刻梓《大学古本旁释》之时，都一直未见到全本的《大学问》。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假定《大学问》于嘉靖六年（1527）就笔录成文，但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公开，至少王门之外者一直未闻其详。

那么，《大学问》究竟是何时公开的呢？它是何时才开始出现在王阳明文集的刻本里的呢？为此，我们来简略地考察一下钱德洪收集、编刻王阳明文录的经过。

在王阳明殁后，钱德洪等人曾经想方设法搜集其遗文，以便编辑其文集。嘉靖八年（1529）正月，钱德洪尝作《讣告同门》，有“明发，逾玉山，水陆兼程，以寻吾夫子游魂，收其遗书”之语，又有“将遣人遍采夫子遗言及朋友私录以续成书”的计划。

《年谱附录》“嘉靖十四年刻先生文录于姑苏”条，对检收阳明遗书与采集遗言诸事又有追记：

先是，洪、畿奔师丧，过玉山，检收遗书。越六年，洪教授姑苏，过金陵，与黄绾、闻人诠等议刻文录。洪作《购遗文疏》，遣诸生走江、浙、闽、广、直隶，搜猎逸稿。至是年二月，鸠工成刻。（《全集》卷36，第1331页）

此事复记于写于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正月的钱德洪《刻文录叙说》：

戊子年（按即嘉靖七年，1528）冬，先生时在两广谢病归，将下庾岭。德洪与王汝中闻之，乃自钱塘趋迎。至龙游闻讣，遂趋广信，讣告同门，约每三年遣人裒写遗言。明日，又进贵溪，扶丧还玉山，至草萍驿，戒记书箧，故诸稿幸免散逸。自后，同门各以所录见遗。既七年，壬辰，德洪居吴，始校定篇类。复为《购遗文疏》，遣安成王生自闽、粤由洪都入岭表，抵苍梧，取道荆、湘，还自金陵，又获所未备，然后谋诸提学闻人邦正，入梓以行。文录之有外集、别录，遵附录例也。（《全集》卷41，第1574页）

与此可相印证的材料，还有黄绾的《阳明先生存稿序》：

……其仅存者唯《文录》《传习录》《居夷集》而已，其余或散亡，及传写讹错，掩卷泣然，岂胜斯文之慨？及与欧阳崇一、钱洪甫、黄正之率一二子侄，检粹而编订之，曰《阳明先生存稿》。洪甫携之吴中，与黄勉之重为厘类，曰文录、曰别录，刻梓以行。（《石龙集》卷13，转引自《全集》卷41，第1583页）

据此而言，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刻于姑苏的《阳明先生文录》，较之以前阳明文录的刻本都为完备，此即世称之“姑苏板”。那么，“姑苏板”是否收了《大学问》呢？

“姑苏板”并未收入《大学问》，观徐阶《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序》可知。徐序云：

馀姚钱子洪甫既刻《阳明先生文录》以传，又求诸四方，得先生所著《大学或问》《五经臆说》、序、记、书、疏等若干卷，题曰《文录续编》，而属嘉兴守六安徐侯以正刻之。刻成，侯谋于洪甫及王子汝中，遣郡博张编、海宁诸生董启予问序于阶。（《全集》卷41，第1572页）

《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刻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由此观之，《大学或问》（今本《文录续编》改题作《大学问》）入刻阳明文录，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的事。

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产生这样的疑问：按钱德洪所言，《大学问》笔录成文是在嘉靖六年（1527），邹谦之在嘉靖十七年（1538）以前就曾刻过题为《古本大学问》的单行本。既然钱德洪等人自阳明殁后就不遗余力搜罗遗文遗言，那么，何以迟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刻《文录续编》时才将此篇收入？

如果真有嘉靖六年（1527）八月笔录《大学问》之事，按常理，笔录者钱德洪在编辑王阳明文集时不会不收这篇号称“师门教典”的重要文字，除非他有意将此本秘不示人。而事实上，钱德洪在编文集时确实未收此篇。那么，他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而将《大学问》秘不示人呢？对此，钱德洪自有说法。在《大学问》尾跋中，钱氏云：

录既就，（师）以书贻洪曰：“《大学或问》数条，非不愿共学之士尽闻斯义，顾恐藉寇兵而赍盗粮，是以未欲轻出。”（《全集》卷26，第973页）

如此说来，钱德洪之所以将《大学问》按下不出，原来是遵奉阳明遗命。但细按之，此处所说的王阳明的担心却显得似乎没有道理：（1）《大学或问》数条正可以说服人们信用古本《大学》，其作用只会释人之疑，又岂会予人口实？（2）与阳明以前之行事亦不合：王阳明生前积极倡导恢复古本《大学》，将《古本大学》刊行于世，并傍为之释，为之两度作序，何以不担心那些释与序会“藉寇兵而赍盗粮”，却只担心《大学或问》数条？

但钱德洪有王阳明亲笔写给他的书信为证，似乎由不得怀疑。这封《与德洪》书，就收在《文录续编》之中。以上钱氏所引只是此书开头部分，其下还有数句：

且愿诸公与海内同志口相授受，俟有风机之动，然后刻之未晚也。此意尝与谦之面论，当能相悉也。江、广两途，须至杭始决。若从西道，又得与谦之一话于金、焦之间。冗甚，不及写书，幸转致其略。（《全集》卷27，第1015页）

信中两次言及邹谦之，此信似乎兼有转致邹谦之的意思。陈来先生即从信的这种口气推测信应该是写给邹谦之的，“此书之语明是与邹谦之书，并非与德洪书”，对于标题写作“与德洪”，他解释为，“疑（阳明）行至江西后与德洪另有一书，与此书语同”。

信中所谈，首先是关于《大学或问》是否刻印，其次是关于赴广西路线。由“至杭始决”一语知，写此书时尚未至杭。据《年谱》“嘉靖六年”条，王阳明九月壬午（初九日）从越中出发，甲申（十一日）渡钱塘至杭城。又，钱德洪言是书写于笔录《大学问》之后。则王阳明此书的时间，当在嘉靖六年（1527）八月之后，九月十一日之前。令人费解的是，钱德洪在录毕《大学问》之后，并不曾离开越中，王阳明对他凡事悉可面论，何以会有贻书之举？

嘉靖六年（1527）八月笔录《大学问》以及录成之后王阳明又贻书嘱咐不可轻出，这种种事情都发生在钱德洪与王阳明两人之间，《全集》他处再无一点记载，《大学问》无形之中变成了钱德洪与王阳明两个人的秘密。钱德洪在王阳明死后，多次搜集、刊印王阳明的文录，但此篇却始终未出。如果说，此前钱德洪是谨守师命，那么，嘉靖四十五年（1566）他将《大学问》以及作为其旁证的《与德洪》书一齐收入《文录续编》，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在《大学问》尾跋，钱德洪复有如下解释：

师既没，音容日远，吾党各以己见立说。学者稍见本体，即好为径超顿悟之说，无复有省身克己之功。谓“一见本体，超圣可以跂足”，视师门诚意格物、为善去恶之旨，皆相鄙为第二义。简略事为，言行无顾。甚者，荡灭礼教，犹自以为得圣门最上乘。噫！亦已过矣。自便径约，而不知已沦入佛氏寂灭之教，莫之觉也。古人立言，不过为学者示下学之功，而上达之机，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语知解，非所及也。是篇邹子谦之尝附刻于《大学古本》，兹收录《续编》之首。使学者开卷读之，思吾师之教平易切实，而圣智神化之机固已跃然，不必更为别说，匪徒惑人，祗以自误，无益也。（《全集》卷26，第973页）

由此可知，钱德洪推出《大学问》这篇文字确是有所针对，乃为纠正部分同门好为径超顿悟之说的偏向，而重申师门诚意格物为善去恶之旨。

王阳明殁后，王学开始分化，及门弟子根据各自对阳明思想的不同理解而纷纷立说，其中，王龙溪从本体入手的进路受到其他派别的批评。钱德洪此处虽未明说，但所指却是龙溪之学。不过，钱德洪批评他的方式却是以师说的名义。对此，被批评的王龙溪以后也做出了回应。钱德洪死后，他为其撰《钱绪山行状》，忆及当日天泉证道时，做了有利于自己一方的叙述，而在王龙溪逝世后，他的弟子根据其生前有关口述以及这篇行状写成《天泉证道记》一文（收在《王龙溪全集》第一卷），把王龙溪倡导的“四无说”说成阳明“传心之法”，奉为“师门之秘”。

钱德洪将《大学问》说成“师门教典”，王龙溪等人将“四无说”说成“师门之秘”，孰是孰非，需要分析才能判断。我们不妨将这些有待证实的观点同已经证实为王阳明观点的材料进行比较，然后再做出结论。以下，我们就来分析《大学问》的义理，并将之与《全集》中其他可靠的文字进行比较，以期最终弄清问题。

《大学问》采用对话体，一问一答共六条，我们诸条来看。

第一条讲“明明德”，第二条讲“亲民”，这两条中心意思都表达了“万物一体”的思想，因此我们将它们合起来讨论。

万物一体的思想，在王阳明嘉靖元年（1522）后归居越中所作文字间时有流露。如嘉靖四年（1525）的《答顾东桥书》和《重修山阴县学记》，嘉靖五年（1526）的《答聂文蔚一》。《年谱》“嘉靖三年”条亦有证：

于是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先生临之，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全集》卷35，第1290页）

第三条讲“止至善”，不仅大意，而且文字都基本同于嘉靖四年（1525）的《亲民堂记》中的一节（《全集》卷七，第251页）。

第四条讲“定静安虑得”，中心是“至善之在吾心，不加外求”。此义可追溯到正德七年（1512）王阳明与徐爱讲《大学》宗旨之时，今本《传习录上》开头几条所载即是。

第五条讲“本末”，强调本末当为一物。这与正德十三年（1518）所作的《大学古本傍释》所言“明德亲民只是一事”的立场亦一致。

第六条讲“格致诚正修”，即功夫问题，略谓：从用上说，功夫条理次序不可或缺；从体上说，实为一事。从中可以概括出如下几点：（1）心之本体无不善；（2）意念发动而后有不善；（3）诚意在致知，致知所以明善恶；（4）致知在格物，格者为善去恶也，物者实事也。它在文字上与今本《传习录下》“先生曰先儒解格物”条大体相近。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条，虽标在“以下黄以方录”名下，但并非黄录而是钱德洪嘉靖三十五年（1556）掺入的己录。因此，《传习录下》此条作为比较材料是应该避嫌而不能参考的，必须另找证据。

按钱德洪所言，《大学问》录成于嘉靖六年（1527）八月阳明赴广临行之际，那么，它反映的应该是王阳明嘉靖六年（1527）的思想，如果再考虑到阳明随后即入军旅且于次年病逝，那么，有理由将之视为王阳明的晚年定论。

提到王阳明晚年定论，不能不让人想起著名的天泉证道。天泉证道是王学一大公案，围绕它，晚明乃至明清之际发生过多次争论。虽然有人（如刘宗周）怀疑过天泉证道的真实性，但因它见载于不同作者尤其是两个当事人钱德洪与王龙溪的记述，故现在学界一般相信它并非虚构。

从时间上看，钱德洪所说的王阳明口授《大学问》，与天泉证道当处于同一时期，因此，它们所体现的王阳明的思想应当一致。

天泉证道中，王阳明以重申“四句教”告终，因有两个版本，以下具引之：

（甲）《传习录下》

（先生）既而曰：“以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全集》卷三，第117～118页）

（乙）《年谱》

先生曰：“……二君以后与学者言，务要依我四句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跻圣位；以此接人，更无差失。”（《全集》卷35，第1306～1307页）

以上两段材料出处不一，但关于“四句教”的表述却都一致，因此，将“四句教”视为王阳明本人的观点应该没有问题。

如果把“四句教”与从《大学问》第六条概括出来的那四点做一比较，不难发现，其他三句大体相近，唯首句不同，即关于心体的表述存在很大差异：“四句教”言“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大学问》则言“心之本体无不善”。如何看待这种不同呢？

首先，应当承认，这种不同是无法忽略的。曾有学者认为，在王阳明那里，无善无恶是形容心体，至善无恶是形容性体。但是，以上两句明白指示心体，虽然用词小异，一云“心之本体”，一云“心之体”，然所指实为一物。因此，这两句是对心体做了各自不同的规定。

其次，从理论上证明二者并行不悖是容易做到的，如有学者通过语义的层次分析提出，至善是就心体为成圣提供了根据而言，无善无恶则强调了个体存在的可能向度。可是，问题的要害在于：事实上，王阳明是否将此两说并用？既然天泉证道实有其事，那么，我们不妨来研究天泉证道中几个有关事实。其一，天泉证道时，王阳明谆谆教诲钱、王：“二君以后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王阳明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四句教是他年来始立，让弟子今后以此为准，再不可更易。其二，天泉证道当天，钱德洪在与王龙溪的谈话中，是坚持王阳明的四句教的，即关于心体，他是执无善无恶说的，这也有两个版本：

（甲）《传习录下》

德洪曰：“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全集》卷三，第117页）

（乙）《年谱》

德洪曰：“心体原来无善无恶，今习染既久，觉心体上见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复那本体功夫。若见得本体如此，只说无功夫可用，恐只是见耳。”（《全集》卷35，第1306页）

这两则材料大同小异。关于心体，都认为原是“无善无恶”。这正反映了此一时期钱德洪对于心体的认识是无善无恶论，而不是《大学问》里的那种无不善论。

如果钱德洪嘉靖六年（1527）八月笔录了王阳明临行前口授的“师门教典”《大学问》，那么，何以他在事隔一月左右的“天泉证道”时却毫无一语提及？那么，事实最大之可能就是：根本不存在什么王阳明临行前面授《大学问》之事，一切都不过是钱德洪的杜撰而已。

如果说，以上我们所提出的都不过是反证而已，那么下面我们将给出一个正面的论据。那就是：《大学问》中反映的心体无不善的看法，与钱德洪本人后期关于心体的认识正相符合。钱德洪信从《大学问》的心体无不善说，是在多年以后，对此，可以罗洪先（念庵）总结钱德洪为学凡数变的一段评论为证：

其始也，有见于为善去恶者，以为致良知。已而曰：良知者，无善无恶者也，吾安得执以为有而为之而又去之？已而又曰：吾恶夫言之者之淆也，无善无恶者见也，非良知也。吾惟即吾所以为善者而行之，以为恶者而去之，此吾可能为者也，其不出于此者，非吾所得为也。又曰：向吾之言犹二也，非一也。夫子尝有意矣，曰至善者心之本体，动而后有不善也。吾不能必其无不善，吾无动焉而已。彼所谓意者动也，非是之谓动，吾所谓动，动于动焉者也。吾惟无动，则在吾常一也。（转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卷11，浙中王门学案一，第226页）

罗念庵晚年与钱德洪过从甚密，曾相与订正王阳明《年谱》，论学甚为投契。罗氏之论良可据也。

依罗氏之述，则钱德洪在认识上经历了四个阶段：（1）以为善去恶为致良知；（2）良知者，无善无恶者也；（3）无善无恶者见也，非良知也；（4）至善者，心之本体，动而后有不善。相应地，他在心体观上也是从无善无恶说到最后的至善无恶说。

钱德洪到后来（约嘉靖三十五年以后）才从无善无恶说转向至善无恶说这一事实，正可以用来解释《大学问》晚出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随着个人认识上的变化，钱德洪信从的是王阳明不同时期的思想：嘉靖六年（1527）他还是“四句教”的坚持者，而数年以后，他转而赞成至善无恶说。钱德洪个人的这种思想转向也体现在他对王阳明《文录续编》的编纂过程中：正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他在编纂《文录续编》时才第一次收录了《大学问》这篇文字，并为之加上说明以使其成为王门教典。

至此，我们可以小结如下：今本《王阳明全集》中关于《大学问》来历的说明，与事与理皆有未合之处，不足为凭。《大学问》所反映的王阳明思想不是他的最后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