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五大发展理念与国家战略创新

国际移民研究在中国的发生

——基于对以广州非洲人为研究对象的英文文献的分析（2007—2016年）

牛冬

[摘要] 在西方，对移民的治理是学术研究和政治领域的重要交集。中国从根本上缺乏劳工移民、定居移民和难民等国际移民主要研究对象。非洲人在广州的出现，吸引了中外学者的跨学科学术关注，由此促使作为研究对象的广州非洲人进入国际移民研究的视阈。本文筛选了2007年到2016年期间发表的以广州非洲人为研究对象的82篇英文文献，对这些文献的类型、发表时间、作者背景和学科维度、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方向进行了分析，并由此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 国际移民 广州 非洲人 英文文献 三非

一、引言

“二战”以后，随着全球政治整体局势趋于稳定和现代交通信息技术日臻发展，全球人口流动明显加速。欧洲和北美作为国际移民的目的地，面对复杂且日益强大的移民治理压力。与移民潮涌动相伴随着的是国际移民研究在欧洲和北美的兴起，对移民的治理成为学术研究和政治领域的重要交集。亚洲诸多国家和地区在“二战”后曾先后创造经济腾飞，但是这并未改变亚洲各国作为移民输出国的整体局面。这意味着，国际移民研究的主要成果必然诞生于作为移民输入国的西方世界。对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的外来移民的类型、规模及其与东道国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观察和分析，成为国际移民研究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中国疆域的确立、中华民族的形成、地区开发、文化、城市、人口再生产等方面与中国历代移民类型和特点有密切联系。然而，1949年以后，中国逐渐确立了由56个民族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蓝图，基本上关闭了外国人入籍的大门，并为外国人在华定居设置了极高门槛，这意味着无论从法律指向，还是从外籍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事实比例来看，中国都是一个典型的非移民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中，中国从根本上缺乏劳工移民、定居移民和难民等国际移民主要研究对象。

“广州非洲人”近年来迅速进入中国媒体和政治的话语体系，一度引起公众热议和中国政法系统最高领导的关注。与之伴随的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对这一研究对象掘金式的学术热情。从2007年至今，以广州非洲人为研究对象的英文文献已产生80余篇，并且有方兴未艾之势。本文通过分析和总结这些英文文献的来源和内容，来说明其实国际移民研究已经在中国发生，并由此为中国学者和政府提出一些建议。

二、文献来源分析

（一）文献筛选过程

本文的文献筛选基于如下过程：首先，笔者于2016年9月利用英文版“谷歌学术搜索”对“African”“Africa”“Africans”和“Guangzhou”进行检索，共获取英文文献索引近300条；其次，逐一查询文献所发表的载体，剔除其中发表于非学术载体（如新闻和学术通讯）的文献和来源于中国知网的文献；再次，利用清华大学的学术资源访问权限对文献进行下载，并通过阅读正文和参考文献，来剔除与主题相关度较低的文献（如只是提及“广州非洲人”）及补充遗漏文献；最后，经验性判断。笔者长期关注广州非洲人研究，并参加过第三届“非洲人在中国/中国人在非洲研究网络”会议（广州，2014）、第四届“非洲人在中国/中国人在非洲研究网络”会议（内罗毕，2016），以及国内相关主题的研讨会和学术沙龙，对从事该项研究的外国学者及在读研究生相对较为了解。基于个人经验性判断，剔除了相关度较低的文献综述、无法获取全文的会议论文和学位论文。最终，82篇英文文献被纳入本文的分析范围。

（二）文献类型

被分析的82篇英文文献包括期刊论文（包括研究论文、综述和书评）、论文集论文、会议论文、工作论文、专著和学位论文等不同类型。其中，期刊论文为学者选择的首要发表形式，数量最多，为61篇，占总文献数的74%；论文集论文次之，为10篇，占总文献数的12%。根据2015年8月《CSSCI来源目录》，发表于期刊的61篇论文中，有25篇属于CSSCI期刊，而其余36篇属于非CSSCI期刊。

（三）发表时间

以“广州非洲人”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最早发表于2007年，之后发表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2015年，《当代中国事务杂志》和《泛非洲研究杂志》分别组织了以“广州非洲人”为主题的特刊（special issue），这使得该年度论文数量高达20篇。根据笔者的观察，随着在欧美、香港攻读学位但以“广州非洲人”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生的毕业，中外学者交流的增多，以及诸多以“中国—非洲”为主题的国际研究项目的推进，以“广州非洲人”为研究对象的英文文献还会持续增加。

（四）作者背景和学科维度

从作者背景角度看，绝大多数从事该项研究的学者为外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受训于西学，在英语发表方面具有优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该项研究兴起伊始，中国学者就参与其中。发表于2007年的两篇英文论文中的一篇，即为中山大学李志刚、薛德升与英国学者合作的成果。其后，浙江师范大学许涛与新加坡南阳理工大学周敏合作，其成果已于近期出版。再者，中国社科院李培林和法国学者罗兰（Laurence Roulleau-Berger）主编的《中国的国内和国际移民》一书收录了许涛和李志刚等人的成果；复旦大学张力的论文发表在《城市》；中山大学梁玉成的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学杂志》；北京大学李安山的论文发表在《泛非洲研究杂志》。最后，一些在欧美、香港攻读学位的中国学生也与其国外导师发表了一些英文论文。

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人类学、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法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都凭借本学科独特的问题意识、分析单位/层级、主导理论对国际移民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按照SSCI官方分类办法，被分析的82篇英文文献集中分布于16个类目中。其中，“区域研究”类最多，占总文献数的31.7%, “城市研究”“族群研究”等次之。这些类目的文献占主体能够说明“广州非洲人”研究具有跨学科研究的属性。

三、文献内容分析

（一）研究主题

在跨学科研究的背景中，国际移民研究致力于探索移民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移民过程的经济动机和效用、移民的社会空间类型、法律与移民行为的互动关系、移民的政治控制、移民和目标国社会之间的文化互渗等主题。为了准确把握这82篇英文文献的主题，笔者将这些论文的摘要部分导入英文词频统计软件进行了词频分析。剔除虚词后，获得词频在30次以上的关键词17个。相当多发表论文的外国学者在进入该项研究之间，有从事中非关系研究和非洲研究的经历，因其研究对象来到广州而将研究拓展到广州非洲人。因此，在被分析的论文中，“中国\中国人”“非洲\非洲人”和“广州”等理所当然成为关键词。除此以外，“商人”“移民”“关系”“商贸”“经济”“社会”“健康”“出现”“城市”和“场所”等也成为重要关键词。通过阅读文献可知，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们正是从空间、商贸、医护（health care）、教育、语言、宗教、饮食文化、广州的外国人管理等不同角度趋近对非洲人整体的理解。这些研究普遍强调非洲人个体或整个人群在广州的体验，并将此种体验置于宏观的中非关系、世界贸易链条的背景中加以诠释。

事实上，而且在该项研究方兴未艾的形势下，以“广州非洲人”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已经突破广州这一地域界线，迅速拓展至对佛山、义乌、武汉、重庆、上海、北京、香港、澳门的非洲商人和学生的研究。广州是非洲人在中国的中心，对在华非洲人的研究，无论主题如何，都将或多或少和广州非洲人发生联系。

（二）研究方法

通过统计这82篇英文文献的方法论，可以发现，除了研究综述和书评，绝大多数从事该项研究的学者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半结构访谈、非正式访谈、焦点小组是学者们通常使用的办法。一些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二手质性材料，如政府公文、中文新闻报刊、中文学术期刊和影像记录。另外一些在访谈过程中加入问卷调查，但是在数据分析层面常常为描述性统计。在所有被分析的英文文献中，用推断性统计方法的论文仅有一篇。

在大数据影响社会科学的潮流下，质性研究方法却被从事本项研究的学者广泛采用，这与广州非洲人本身的特质密切相关。首先，“广州非洲人”这一概念的使用遮蔽了其内涵多样性。非洲人进入中国后，因与中国人体质差异显著且多聚集在广州而被冠以“广州非洲人”的称谓。从人类学角度来说，它本质上是一个以种族特征划定的客位（etic）概念，并不代表其本身是一个具有内部认同和采取整合性集体行动的人群。事实上，在广州的非洲人非常强调个体与他人的差异，并由此可以划分为国籍、语言、宗教、区域、族群、职业、兴趣爱好等属性不同的群体和更加细分的子群体，而且这样的划分很难穷尽。其次，“广州非洲人”具有高流动性。由于中国并非移民国家，非洲人在家庭、贸易和中国签证的驱动下频繁往返于中国和非洲，流动于广州和周边城市、省份之间。再次，在广州严格执法、打击“三非”外国人的行动中，广州非洲人采取了对陌生人的低信任的态度。“广州非洲人”的研究对象多样性、高流动性和对陌生人的低信任度，使得学者们需要极其高昂的人力、财力和精力去抽取样本，从而对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然而目前，对“广州非洲人”的认识尚处于知识积累的初级阶段，加之外国学者在中国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存在难度，因此较为妥协的办法，正如该领域大多数学者所采取的，是努力建立与非洲人之间的熟人关系，体验非洲人的生活，随非洲人一起流动，在参与观察中拓展研究对象的数量，完成既定研究目标。

（三）研究方向

不同学科背景的作者进入同一研究主题易产生观点的争鸣，并由此可能引领该项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例如从空间角度研究，学者们对应该把“广州非洲人”的聚集区视作“贸易站”“中非关系桥”，还是“贸易站”，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其实，一个基础性问题，即“是否把广州非洲人视作移民”尚未被回答，它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研究方向。

“移民”（或者“外来移民”）概念是国际移民研究的起点，然而，移民现象本身的高度复杂性又决定了不可能存在一个通行的“移民”定义。首先，出发点不同，则定义取向不同。就国际经验而言，“移民”概念有三种定义取向：作为治理对象被各国法律和国际组织定义，作为社会现象被学者定义，跨国流动群体或个人的自我定义。其次，对移民的定义将涉及高度复杂的移民分类问题。从空间、时间、技术、法律、意志等角度可以将移民分为内部—国际移民、临时—永久移民、技术—非技术移民、合法—非法移民、被迫—主动移民等类型。但是任何一个角度的分类都只能存在于一个移民现象的特定时间点，在另外的时间点，移民的类型可能转为其对立面。以“广州非洲人”为例，一个非洲人持旅游签证入境来到广州，这时他是临时移民；随后因与中国人结婚而换签为探亲签证，获得居留许可，他成为原则上的永久移民；之后因为非法就业被遣返，他不再是中国的移民。非洲人在不同类别间的快速转换构成了对分类的挑战，从而消解了分类的意义。况且，中国有关外国人的法律体系中并无“移民”概念，绝大多数非洲人也没有将自己视作中国社会的外来移民。

然而目前，大多数学者对基于中国国情（现行法律体系和外籍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事实比例）、“广州非洲人”的身份认同，来重新给定“移民”概念的问题缺乏兴趣，而是将非洲人“默认”为外来移民、跨国移民或者新移民。另外一些学者则避免并对非洲人进行分类，而是直接使用“非洲人”“非洲商人”等概念加以替代。学者们对“广州非洲人是否是移民”这个问题缺乏回应，不置可否的原因可能是：“主流假设是倾向于将那些在国外和熟悉的地方之间移动的所有人装入移民、同化和定居的箱子，这是对移民研究传统的实践”。

如何在中国场景中重新界定“移民”概念并对“移民”进行分类，不仅是“广州非洲人”研究的前提，也会成为如何认识所有在华外国人的方法论，甚至事关如何在中国历史和文化脉络中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种族”和“国家”观念，以及为何东亚国家都缺少外来移民定居这些重大问题。国际移民研究中的既有理论主要产生于欧美国家，其解释力根植于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即“南—北移民”的情境中。正是因为“广州非洲人”这一现象无法用国际移民研究中传统的概念和分类办法诠释，学者们才试图寻求“南—南移民”、“流动性（mobility）和不可流动性（immobility）”和“自下而上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from below）”等概念框架的帮助，当然，这也意味着新的国际移民理论在中国诞生存在可能。这背后，正是国际移民研究正在面临的国际移民的趋势：过去几个世纪的人类迁移行为都是永久性的，而今天的临时移民和循环移民会成为越来越具有主导地位的移民范式。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筛选了2007年到2016年期间发表的以广州非洲人为研究对象的82篇英文文献，并对这些文献的类型、发表时间、作者背景和学科维度、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方向进行了分析。在中国这个典型的非移民国家，非洲人在广州的出现，却吸引了中外学者的跨学科学术关注，由此促使作为研究对象的广州非洲人进入国际移民研究的视阈。学者们从空间、商贸、医护、教育、语言、宗教、饮食文化、广州的外国人管理等不同角度趋近对非洲人整体的理解，并突破广州这一地域界线，迅速拓展至对中国其他城市的非洲商人和学生的研究，这些现象意味中国这块国际移民研究的处女地已经开始被开垦。

基于上述结论，笔者由此为中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对于学者来说，应该加强对我国境内外国人的研究。不同于欧美国家，我国一直是国际移民的重要输出国之一，缺乏国际移民研究发生与发展的土壤。不同学科的学者一直以来关注的是欧美国家的移民状况。由于国情不同，基于欧美国家移民状况得出的政策建议往往不能“接地气”，从而对我国地方外国人管理和服务工作做出实质性推进。这样，对国内外国人的管理和服务未能成为我国学术界和政治领域的重要交集，绝大多数从事“国际移民研究”的学者对国内外国人状况缺乏了解，因此也缺乏在政策领域的影响。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统计，最近五年外国人入出境人次一直在5200万到5400万之间；中国沿海各大城市及内陆省会级城市现在都可以见到外国人的身影；中国一些边境线附近城镇也能轻易发现“三非”外国人（多为边民）的足迹。也就是说，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已经存在，“广州非洲人”只是其中之一。

第二，政策制定者应该为我国未来可能甚至现在面临的大规模“三非”问题做好准备。笔者认为，中国作为主要移民输出国的事实遮蔽了中国正在成为移民目标国的趋势。事实上，中国日益提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会生成外国人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外国人通过正规或非正规途径移民的动力；而且一旦进入中国的移民能够给来源国带来利益，如缓解就业和社会福利压力、增加外汇收入，这些移民的来源国将缺乏解决本国人正规途径移民问题的决心。而根据国际经验，单靠国家的控制措施，如边界隔离、生物检测和签证，不可能减少非正规移民行为，反而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如助长移民偷渡的发生。我国边境线长，接壤国家皆为发展中国家，若干国家还存在政治不稳定，而边境线两侧人口往往有着紧密的经济、历史、语言、宗教、甚至血缘联系。由此衍生的移民问题，比远道而来的非洲人的非法居留和就业问题，更会给政策制定者带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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