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发展理念、五大发展问题与五大治理范式

张晨

[摘要] 五大发展理念是在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提出的发展思想与发展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五大发展理念是破解我国改革进程中尤其是新常态下发展的整体性问题的基本方略，它所蕴含的五大发展战略——创新发展战略、协调发展战略、绿色发展战略、开放发展战略、共享发展战略，直面解决当前国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整体性问题——发展动力不足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发展外部性问题、发展局限性问题、发展不均衡性问题。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野中，其创新治理、协调治理、绿色治理、开放治理、共享治理也具有较高的探索价值。

[关键词] 新常态 五大发展理念 发展问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 治理范式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全面深化。五大发展理念是破解我国改革进程中尤其是新常态下发展的整体性问题的基本方略，是对“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传承和遵循，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持续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和重要推动力量。

一、五大发展理念的历史脉络

在改革与发展关系上改革促进发展。只有不断改革，才能促进发展的不断演变。发展具有传承性，传承的主要内容是一代人在上一代人的历史进程中总结积累的宝贵思想资源以及获得的可以共享的普遍历史经验。在这个“更高的发展起点”基础上，人们在新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下，所面临的实际困难、时代问题，才得以有效应对和充分解决，形成一种社会运转的良性循环，促进人类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及发展问题有着清晰的认识和完整的历史脉络。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表明，发展问题始终是决定政党和国家历史走向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对发展问题进行了整体性认识，他关于发展的思想和观点主要有：国情是发展基础，社会主义是发展道路，对经济社会发展不断修订的（从“五六十年赶上和超过美国”到“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从“走工业化道路”到“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途径，以及“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毛泽东关于发展的思考主要集中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邓小平同志极为敏锐地认识到中国前进过程中的发展问题，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等变革性的科学论断。他认为：发展关乎国家兴亡和民族兴衰，发展的核心是经济发展，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全面发展，要通过时间的台阶式和空间的统筹协调实现发展。邓小平的发展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构成，主要表现为：从“以苏为鉴”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观，从“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中心观，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发展动力观，实行“两步走”基础上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观，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阶段观，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发展环境观。由此可见，邓小平的发展思想也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其“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主要代表。江泽民的发展思想继承开拓了邓小平发展理论，其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有：“以人民群众为本位，以‘第一要务’为标准，以执政为民为选择，以创新为动力，以全面协调发展为手段”，并且注重从单一经济发展向协调持续发展转变，从注重物的发展向关切人的全面发展转变。10江泽民发展思想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渗透到生态领域、社会领域，党的十六大报告还指明了“文明发展道路”。胡锦涛同志继承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发展思想，科学地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由此，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思想也在理论形态上更加完善、完满，科学发展观具有辩证发展性、时代性、与时俱进性、发展为民性等理论品格。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难题。

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深化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全面阐述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思路和总纲领，科学指导、有效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所遇到的整体性问题。总的来说，五大发展理念是对党的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二、五大发展理念与五大发展问题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既是五大发展理念，也是五大发展方向；既是五大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也是解决这些发展问题的五大对策；既是指引当前和今后发展的五大理念，又是深化、彻底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实际困难的五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落地方案。由此，我国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重大整体性问题——发展动力不足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发展外部性问题、发展局限性问题和发展不均衡问题等五大发展问题有了具体的创新发展策略、协调发展策略、绿色发展策略、开放发展策略和共享发展策略等五大落地措施和解决方案，五大发展问题的解决得到了五大政策措施方面的保障。

（一）创新发展，解决发展动力不足问题

我国传统发展依靠投资驱动和贸易拉动，创新驱动发展动力不足导致发展质量不高，创新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作用有待加强，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支持和机制构建需要重视。发展动力不足历来是制约创新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只有正确认识创新驱动发展动力、摆正其位置，方能逐步提升创新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在G20第十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指出，“总结历史经验，我们会发现，体制机制变革释放出的活力和创造力，科技进步造就的新产业和新产品，是历次重大危机后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实现复苏的根本。”

以科技领域为视角，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是解决发展动力不足问题的关键。《“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明确提出“实施一批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的重大科技项目”, “建成一批引领性强的创新平台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化基地，造就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在部分领域形成世界领先的高科技产业”。从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持与制度安排方面来看，“中国已具备创新发展加速基础”。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我国相关体制机制仍处于改革深水区，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扩大，必将逐步释放体制机制活力、更好地激发能够支撑创新发展驱动的持续动力。

（二）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协调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是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环节。其基本要义是通过统筹协调增强发展的整体性，讲究彼此配合、相互协作，协同发展以解决发展之不平衡问题。在资源和能量匮乏时期，集中主要精力和主要资源解决主要矛盾、关键问题，尤其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关键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对矛盾分析方法的基本遵循。当社会资源总量充足时，我们就不能仅仅考虑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的解决，要通过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对次要矛盾和非核心问题进行有效解决。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我们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物质基础雄厚，我们已从“抓住主要矛盾决定成败”的历史节点过渡到“细节决定成败”的历史时期。面对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我们要正视任何一个有发展缺憾的领域、任何一个有发展空缺的环节、任何一个有发展局限的空间，要通过细思缜密地构建和推进协调工作机制，集合各方资源，协同处理条块分割下的“多线头”烦琐问题。

“五个统筹”是通过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有力举措。在五大发展理念视野下，协调发展还应包括：既要统筹城乡协同发展，又要关切大城市治理、乡村治理与城乡接合部，以及相关特定区域治理的衔接与匹配；既要统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又要关注生态发展与文化发展，促进“五位一体”，实现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的同步协调；既要制定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政策，又要搞好配套措施、落地方案、实施手段与宏观政策的搭配与契合；既要推动生产力发展、物质基础的进一步发展，又要促进新的社会关系建构、上层建筑的建构，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协调、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既要实现人的发展，又要维护自然的发展，并且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只有烦琐的微小问题得到全面彻底解决，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才能得到改善、改观；只有“无盲区”地解决现实问题，“无缝隙”地化解现实矛盾，“无时差”地应对实际困难，“无疏漏”地纠治实际难题，方才是五大发展理念下“协调发展”之本意。

（三）绿色发展，解决发展外部性问题

发展带来成就、成绩和成果，但是发展也会产生外部性问题。确切地说，是外部不经济。发展所依靠的自然资源、科学技术以及政策方略，不单纯是使用、消耗了自然资源，还有破坏、污染自然资源，打破生态平衡，甚至严重影响到人身健康以及危害人类正常生活等方面。造成外部性的原因是多样的，比如科学技术不成熟，生产工艺与工业产品价值不适应，更多的消耗、更多的付出，却产出低价值的工业产品；比如政策方略不完善，产权归属不明确等制度空隙给资源采盗者打开方便之门，造成了部分地区、一些领域自然资源的极度破坏。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方面，还停留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宏观层面，具体的资源保护观、生产节能观、绿色发展观尚未完全形成。在正常的生产生活中，工业企业“三废”（废渣、废水、废气）、居民生活垃圾及建筑垃圾等没有得到十分有效的处理，工业垃圾处理技术迟滞或技术处理经济成本过大，生活垃圾掩埋技术落后、及时处理有现实困难，一些行业孤立式发展，其发展越迅速对相关行业发展带来的阻碍和破坏越大。自然资源被分配在扭曲的市场定价范围，初级的工业企业发展完全靠消耗一种或几种资源来生产一种或几种资源产品，生产的资源产品在货币体系中换取经过扭曲的市场定价价差。

尽管我国早已吸取西方工业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采取了诸如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碳排放配额分配机制等积极应对措施，但在绿色发展层面上的前进步伐依然缓慢，还处在工业领域的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及生活领域的环境保护等层面。绿色发展要求我们绿色生产、绿色生活，人与自然融合发展，把自然及其资源视为共同体，它损我损，它荣我荣。要大力培植绿色产业，促进绿色生产，通过日益提高的生产流程和工艺技术把工业产品以外的附加产品充分利用到其他生产流程中，实现物质资源的无限循环与永续利用。在人们日常生活领域中，再也没有故意污染破坏自然资源事件，人们均崇尚“以自然为母体、以自然为依存”的绿色生存观，简约生活、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绿色生活观，人的发展不以自然资源的污染破坏为代价的绿色发展观。绿色发展是治理外部性的良方，秉承绿色发展理念，实施绿色发展方略，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的外部性问题均可以得到妥善处理。

（四）开放发展，解决发展局限性问题

发展的维度是多面的，发展并非只是主体自身的内部发展，还要考虑其外部的发展条件、发展环境。封闭的发展方式不能有效处理好发展中遇到的整体性问题，有时也难以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难题。没有开放发展，创新发展势必会经常遇到困局和危机，协调发展的资源势必会受到极大的限制，绿色发展的要义也势必得不到舒展和伸张，发展主体必须考察实际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充分利用优势条件和有效资源，广泛吸收外部其他主体的发展方略、发展措施与发展手段，提高我国的发展效率、发展质量，维护、巩固我国的发展利益。

开放是一个双向通行的渠道，既包含我国主动适应外部发展环境，借鉴、吸收外部发展经验，接受外部环境、外部条件对我国发展现状的影响和改变（机遇和挑战），也包括我国的现实发展去影响甚至带动外部发展环境、发展条件的改变。在开放发展体制中，任何一个国家既是发展因素的输入国，也是发展环境的输出国。在此意义上，进一步扩大开放，形成国别间及时有效的沟通对话机制，创造出更多的平等交往规则、摩擦纠纷化解机制和冲突解决规则，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广泛达成共识，促进全球一体化发展，是开放发展的应有之义。中国政府主动参加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开放发展的进程中更好地融入全球发展，彻底解决了部分发展领域不充分、相关发展进程缓慢等闭环发展、封闭发展导致的发展局限性问题。

（五）共享发展，解决发展不均衡问题

发展为了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不仅是发展成果和发展利益制度安排的公正性问题、发展成果具体分配方案的合理性问题，更是发展的正当性、发展的政治合法性问题。通常来说，发展是平衡而非均衡的，均衡的要求会带来发展进程缓慢甚至倒退的代价以及发展成果分配方面的难题。作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整体性问题，发展的不均衡并非指一个个体或多个个体的发展落后、发展困境，“均衡”不是完全量化意义上的平均，而是指基于社会共同体的一种普遍的最低限度的发展标准。结合中国语境，这个发展不均衡的最大实际问题就是有的地区早已全面实现了小康，而还有很多地区离全面实现小康还有很大距离，甚至一些地区仍然面临贫困。协调发展可以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各地区、各领域协同发展、互助发展、扶持发展，却不能解决面向所有发展主体的发展成果分配问题。

共享发展不同于协调发展的核心要义就在于发展成果对全体中国人民的全覆盖、全保障。“以人民为中心是一种‘普照的光’，在它的普照下，五大发展理念始终指向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的政治承诺和历史承诺，是不打折扣的、必须全面实现的政治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共享发展让全体人民都有实现达到一定发展标准、特定发展目标的机会和渠道，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每一位公民的个体发展和每一个组织的组织发展背书，从政策层面保障其如期实现发展目标，保障其享有发展成果。共享发展确定了一个统一的发展标准和发展目标，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最低限度的目标要求和实现标准，既有效解决了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整体性不均衡问题，又有效解决了微观层面不同发展主体间的均衡性差异问题。

综上，每一种发展方略都有一系列配套的策略丛，不同的具体发展策略丛彼此间互相联系，又共同组成了新的综合策略丛每一种发展方略都是针对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整体性问题的现实应对，而新的综合策略丛又再一次表明五大发展方略彼此间的互相联系与协作。如果以环节的视域考察，五大发展方略的各个环节彼此呼应，是统一的密不可分的整体。鉴于五大发展理念在理论形态上的未完全状态，现试以国家治理的视角进行解读。

三、五大发展理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五种治理范式

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索的精神指引，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野中，其创新治理、协调治理、绿色治理、开放治理、共享治理也具有较高的探索价值。学理意义上讲，一种治理范式的确证须解答说明此范式“何以可能”的问题。但本文并不涉及，笔者仅在国家“法治”治理范式下，对创新治理、协调治理、绿色治理、开放治理、共享治理等五种“小范式”（或曰“治理机制”）进行既往研究的梳理和探讨。

（一）创新治理范式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国家法治的框架下提出创新治理，也是创新发展方略的应有之义。有学者明确提出“创新体系也须‘治理’”，尤其是科技创新领域。从创新治理机制构建角度来看，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在治理理念方面明晰价值导向，在治理主体方面界定主体权能，在治理对象方面明确利益主体，在治理内容方面规范主体定位，在治理方式方面明确路径机制。创新治理的出发点在科技领域，科技领域创新治理重在科技体制改革、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有研究者以“国家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研究对象，认为“推进国家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科技创新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相关研究者认为，在国家创新治理体系中，主要包含创新主体现代化、创新治理结构现代化、创新政策现代化三个方面；而国家创新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体现在科学决策能力和有效执行能力两个方面。此外，还应注重尽快把创新治理“落实到法治、规则和程序上”，扩大公众参与，考核决策成本和决策效率等。

（二）协调治理范式

学界关于协调治理范式的研究，通常采用“协同治理”的说法，也有“合作、协调、协作、协商”之说。协同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并且是一种比“合作主体”更正式的关系。因而有研究者认为，“治理主体的发育与构建”是过程的，并非依据现有主体简单定名。协同治理是一种新的治理范式，它的理论基础源于“自然科学中的协同论和社会科学中的治理理论”。鉴于协同治理范式具有完整的学科理论支撑，并且在协同治理实践中取得实际效果，有学者断言：“协同治理应该是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向。”10协同治理关注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和治理结构，相关研究文献以“国家—社会”关系为切入点，归纳了学界的主流认识。一是传统社会皇权管制与乡村自治，二是“上下分治”，三是“双轨”政治，四是“乡党”之人治“乡党”之事的地方自治。总而言之，协同治理是一种治理方式（范式）的改善。

西方协商理论（民主协商理论）更多关注公众理性参与，通过协商而非简单投票；而中国协商理论以及协商实践表明，公众可以通过行政信访、新闻媒介舆论、通过社会组织活动以及相关法律提案的征求意见活动等多种渠道参与到民意协商与公共决策中来。此外，中国还有民主党派协商这一主要形式，协商的组织结构、参加渠道、规范性程序以及相关政策法律保障措施日趋完善。当然，协商主要集中体现在公共行政领域、政治领域以及经济社会领域，随着我国协商制度的完善发展、公众理性协商素质以及公众协商的诉求和愿望不断提升，我国民主协商活动将日趋频繁，覆盖范围更加广泛，参加渠道和途径更加多元。

由此可见，协同/协商治理范式并非局限于社会发展领域，其表达途径、载体、渠道和手段也不仅仅是社会发展方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绿色治理范式

绿色发展需要绿色治理，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施泰纳认为，任何国家要走绿色化道路，就必须“提升国家绿色转型治理能力建设”。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外方副主席，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建筑与核安全部部长亨德里克斯认为，绿色治理范式的治理主体应当以政府为主导、以公众参与为必要补充，政府在环境领域的相关公共决策将起到引领性作用。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指出，“提升环境治理能力不仅可以成为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抓手和先导，也可以成为中国融入国际治理体系的重要切入点”。学界相关研究者认为，“绿色治理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中国“绿色生态环境治理经历了从绿色政治、绿色行政到绿色治理的发展历程和范式变迁”, “实现绿色治理需要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媒体、专家学者等协同合作的绿色治理体系，将绿色行政、绿色生产、绿色宣传、绿色参与、绿色消费和绿色智慧等有效结合起来”。相关学者认为，绿色治理离不开协同治理，“有效的绿色协同治理体系不仅强调各主体之间的横向协同，也强调各主体不同层级之间的纵向协同”。

有学者认为，绿色治理是一种新范式的出现。“绿色治理和绿色政治、绿色行政一样，以生态环境问题为中心”，但是“绿色治理的主体除了政府以外，还包括其他各种公共组织、私人组织、民间组织、非营利组织、企业、行业协会、科研学术团体和社会个人等，只要能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献计献策的组织或个人”。

（四）开放治理范式

学界未见有“开放治理范式”的相关文献，但是关于“开放治理”的研究议题比比皆是。与开放治理范式相关度较大的理论有四个。一是讲求“治道变革”的多中心治理理论。顾名思义，治理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政府中心论，而是多主体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多中心治理理论“特别强调自发性在多中心秩序中的重要性，自发性决定了多中心秩序中个人依据动机进行创造或建立关系时能够进行自我生产或将自我组织起来，这种自发性如果在个人建立关系方面是存在的，那么在不同层次上的行为中，自我组织的倾向就必然发生”。二是全球治理理论。全球治理被认为是跨国治理，早期全球治理理论坚持“没有政府的治理”思想和“没有政府”的治理模式，主体主要为“跨国非政府组织”和“其他专业性公民社会团体”等“非国家行为体”。目前，全球治理在环境保护、非传统安全以及经济领域达成较多共识。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深度治理，更广泛地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事务（在此领域还专门成立了体制化的官方机构，如“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开展“大国治理”。三是开放政府理论。学界相关研究者对源于美国“开放政府”（Open Government）改革理论做本土化研究，提出了中国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治理问题。四是参与治理理论/合作治理理论。源于“新公共服务运动”的参与治理思潮认为“应在国家公共事务管理上建立起‘公共管理机制’”，并且“通过多方参与、协同解决的方式有利于维护现有的社会基本秩序”。有学者研究发现，“即使在公众参与活动开展得最为成功的国家政治生活中，也未达到这样的理想。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学家们用以自慰的假想。”他认为，合作治理是一种更好的治理模式，社会中的每一个“自治系统”在共生中以部分个体自主性为代价，“通过互相交换和互相参与，获得新的自主性层次，在环境中建立更高的协调系统”，且共生环境中的自主系统也会融合为一个统一体。

学界关于开放治理范式理论渊源及其相关研究的探索还在征途。此外，也有学者采取独特的路径进行研究。

（五）共享治理范式

学界关于共享治理的讨论，主要是将其视为一种策略、机制、格局。也有研究者在全球治理框架下将其作为治理范式进行讨论，认为在全球治理失灵的情况下，“共商共建共享”具有积极意义，“共商共建共享”能够“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平合理，为世界各国的繁荣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世界环境”。而关于共享治理范式的研究未见有成果，这也与实践层面上共享治理的类型化程度不足有关。整体而言，不同类型的治理范式是过程的，彼此间有交叉、融合，其类型化道路受到了治理主体选择偏好的决定性影响。毋庸置疑，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层面，大家都在寻求一种更好的治理，这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心愿。

根据以上梳理，创新治理范式和绿色治理范式研究较为成型，已经初步形成了（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绿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模型，且绿色治理在实践层面已经落地，并开展了充分的国际合作。其他类型的治理范式研究还拘泥于探讨层面，学界共识有限，实践指导意义没有体现出来，并且存在“以其名、不以其务”的现象。本文缺憾：一是五大发展战略的逻辑关系尚未明证；二是五大发展战略与发展整体性问题的针对性阐述不够，尚没有准确针对具体的发展问题进行学理说明或对策性研究；三是尚未对五大治理范式进行学理研究和理论说明。

参考文献

[1]余金成：《五大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升级版》, 《学习论坛》2016年第2期。

[2]《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3]薛安泰：《论毛泽东的发展观》, 《理论学刊》2007年第1期。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曹萍：《论邓小平发展思想》, 《毛泽东思想研究》2004年第3期。

[6]郭德宏、巴志鹏：《邓小平对毛泽东发展观的若干历史超越》, 《理论学刊》2004年第8期。

[7]章越松：《江泽民发展观的价值之维》, 《探索》2006年第6期。

[8]杜传贵：《试论江泽民发展思想》, 《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3期。

[9]侯远长：《中国共产党与科学发展观》, 《中州学刊》2004年第4期。

[10]刘云山：《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五大发展理念》, 《学习时报》2015年11月16日。

[11]常欣欣、刘宗涛：《新常态下五大发展理念研究述评》, 《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第2期。

[12]陈劲：《国家创新蓝皮书：中国创新发展报告（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

[13]习近平：《创新增长路径 共享发展成果——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1116/c1024-27817591.html,2015年11月16日。

[14]《双轮驱动：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万钢在2016浦江创新论坛的讲话》，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09-23/8013231.shtml,2016年9月23日。

[15]何毅亭：《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中国实践与中国创新》, 《学习时报》2015年11月26日。

[16]秦宣：《五大发展理念的辩证关系》, 《光明日报》2016年2月4日。

[17]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8]孙福全：《推进国家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科技日报》2014年11月3日。

[19]王奋宇：《科技创新的公共治理》, 《科技日报》2015年4月17日。

[20]包心鉴：《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光明日报》2016年3月16日。

[21]燕继荣：《协同治理：社会管理创新之道——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思考》,《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2期。

[22]王先明：《近代绅士》，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3]费孝通：《中国绅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24]黄哲真：《地方自治纲要》，上海：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35年版。

[25]陈家刚：《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学习时报》2006年8月28日。

[26]施泰纳：《提升国家绿色转型治理能力建设——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5年年会发言摘登》, 《中国环境报》2015年11月10日。

[27]亨德里克斯：《增强交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5年年会发言摘登》, 《中国环境报》2015年11月10日。

[28]李干杰：《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5年度工作情况及2016年度工作计划》, 《中国环境报》2015年11月10日。

[29]杨立华、刘宏福：《绿色治理：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 《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1期。

[30]徐进、刘畅：《中国学者关于全球治理的研究》, 《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1期。

[31]张胜军：《为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而努力——全球深度治理的目标与前景》, 《中国治理评论》2013年1期。

[32]唐皇凤：《大国治理：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基础与主要困境》,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6期。

[33]埃里克·詹奇：《自组织的宇宙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4]张康之：《对“参与治理”理论的质疑》,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3期。

[35]刘应文：《从政府本位到开放治理——政府治道变革中的企业化借鉴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04年年会暨“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论文集》2004年。

[36]罗云川、李彤：《公共文化资源共享治理策略探析》,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6年4期。

[37]王丹凤等：《集成项目交付模式下知识共享治理机制研究》, 《科技管理研究》2015年第1期。

[38]马平川：《共建共享治理格局中的私法自治》, 《学术交流》2016年5期。

[39]丁菱：《全球治理理论失灵与全球共商共建共享治理新理念的提出》, 《中国冶金教育》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