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下的新时期国家战略创新
项冶
[摘要] 自2013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式接班以来，中国国家战略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和争论。本文回顾国家创新理论的发展，分析了新时期中国国家战略创新的动因、内容与特点，在结构化理论视角下，将新时期中国国家战略与中国大一统王朝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的国家战略、西方大国崛起战略、当代大国战略进行历史比较，从现代性、综合性、反思性和独特性角度概括了中国国家战略创新的特色，提出新时期中国国家战略具有开放互利、积极进取、以史为鉴、合作共赢等特点。
[关键词] 国家战略 创新 延续性 国家治理 一带一路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战略环境深刻变化，国家战略加快转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多重挑战，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并实施了“一带一路”等新的重大外交举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果，也引起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学术界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出发对中国国家战略意图和走向充满疑虑。一批现实主义的战略思想家认为无论中国是否持有颠覆意图，其实力增长必将威胁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其中有代表性的如米尔斯·海默提出在位大国和崛起大国必将走向战争的“大国悲剧”逻辑；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修昔底德陷阱”问题；亨廷顿抛出文明冲突论，认为儒教文明是西方范式的潜在挑战者，要防范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结盟挑战西方。鹰派观点认为，美国要坚持其全球领导权战略须提前防范，确保中国不对其构成威胁，必要时不惜亲自出马一战。较温和的观点如基辛格、李侃如、布热津斯基等都认为，中国的崛起有不同的可能，双方要增信释疑，避免误会，与中国对抗不符合美国利益，应对中国采取接触和遏制两手。更加积极的观点则认为，中美不同于美俄，因其体量和经贸关系，双方都无法承受摊牌或新冷战，非敌非友，持续竞争合作的关系将会维持。在上述某些观点影响下，奥巴马上台后，全方位实施所谓“东亚再平衡战略”，幕后操纵、挑起和加剧东海、南海等领土争端，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举办各种演习并调整军事部署，使中国的安全和发展环境急剧变化。但经过一段时期的博弈，最终这一战略严重受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宣告失败，南海仲裁案提起方菲律宾转而与中国合作。另一方面，许多国际学术界的有识之士指出，中国缺乏侵略传统，且对华遏制向来无效，当前多数国家均欢迎中国和平发展，重视中国战略转型机遇，日益加强与中国合作，中国重返其世界舞台中心位置的历史趋势难以改变。美国心有余而力不足，反而进一步加强了中俄合作，其对华战略亟待调整。对于中国周边少数亲美邻国而言，棘手的选边站问题必须回答。一些国家政学两界日益分化，越南、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一方面支持美国增加军事存在，希望建设和借助多边平台以牵制中国，同时另一方面又期待与中国深化经贸联系，试图在大国平衡中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对华政策呈现钟摆现象。作为美国全球战略在亚洲的关键支点国，日本全力迎合美国，极力渲染“中国威胁”，意图通过“搭便车”实现其战后蓄谋已久的“国家正常化战略”。此外，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和社会矛盾突出，也使得一些海外学者更加注意中国国家战略的国内因素，对中国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的国家战略给予理性和积极评价，以往甚嚣尘上的中国崩溃论、威胁论、黄祸论等明显减少了，只有极少数专家如沈大伟等反常地跳出来支持崩溃论。
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国家战略走向也有争论。时殷弘指出，中国当前国家战略存在不确定性，暴露出显著的矛盾和两难。如在战略宣示和执行上，一方面倡导和平发展，一方面强化军力。在乌克兰等地区问题上，一方面强调坚持五项原则，尊重国际法，一方面不赞成对俄制裁。在战略连续性上，一方面强调保持战略定力，一方面有人主张反思和调整韬光养晦、不结盟战略以及外援政策。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如围绕中美关系和南海问题，有主张坚决应对的，也有人主张理解美国关切，不必过度反应的。就具体南海岛礁仲裁案等问题，也有人就认为中国应诉更好。其他诸如国内治理和发展战略方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议程和政治改革内容也有很多争议，在经济改革、社会治理和文化管理等方面，如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城镇化、社会政策争议更不胜枚举。
上述犹疑和争议折射出全球知识界对新时期中国国家战略创新的不确定、不理解和担心。面对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战略环境的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系列中国国家战略的创新，不仅在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果，也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问题。本文尝试从战略创新理论的角度，探讨当前中国国家战略创新的特点问题。文章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国家战略创新的理论，第二部分讨论中国国家战略创新的背景和内容，第三部分分析历史比较视野下中国国家战略创新的特点。
一、国家战略创新的理论回顾
国家战略作为关系国家全局长远的重大公共政策，需要科学制定和保持稳定，同时也要顺势而为，不断创新。熊彼得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实现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作为创新理论分支之一的政府创新和政策创新研究，近年来发展很快，但有关研究大多属于具体领域。本文讨论的国家战略创新，并非是通过科技创新来增进国家综合竞争力即所谓“创新驱动的国家战略”，而是指国家战略的总体调整。国家战略又称大战略，是有关国家根本、核心、全局和长远利益规划和实现的公共政策。美国人柯林斯认为“国家战略是在平时和战时综合运用一个国家的各种力量以实现国家的利益和目标”。从战略管理的角度来看，战略创新则是指通过对战略环境、资源条件和自身使命的反思，提出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路径，并加以实施的过程。国家战略创新研究探讨国家战略创新的来源、国家战略创新的内容、国家战略创新规律和管理以及国家战略创新的评价。
由于国家战略创新高度依赖特定的历史情境，传统上有关国家战略创新的研究多以案例和战略思想史的形态存在于国际政治史和军事理论著作中。中国台湾学者钮先钟较早对西方国家重大战略创新进行了系统引介。在史学家眼中，从传统的兵法将略到近代的军事战略和地缘学说的兴起，直至李德·哈特指出战争是政治手段和鲁登道夫提出总体战略思想，国家战略的重大创新总是带有独特的时代和文化烙印。一直以来，现代国家战略创新研究的主线是大国兴衰。在西方学术界，既有《大国的兴衰》《全球政治经济学》这样强调实力、制度、文化因素的国际政治理论著作，也有专注于罗马、拜占庭、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等一国的国别研究，还有专注大国博弈和全球秩序变迁的《大棋局》《世界秩序》这样的政策专家作品。传统的基于熊彼得经济学的创新理论强调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特殊性以及个人激励因素，传统的中国改革研究也高度重视改革派领袖和地方官僚行为的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家则更加关注环境、战略、组织和制度因素所驱动的创新。如黎安友等学者对“文革”后期和邓小平时期改革共识和政治派系对比的分析，沈大伟对中国党校制度的研究等等。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为国家战略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认为：创新、改革或制度变迁被区分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国家应视为新制度的主要供给者；当制度变迁的净收益能够覆盖改革成本时，就会发生创新。它有力地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以至21世纪前十年，中国为何聚焦国内治理和发展战略，并使这一国家战略不断深化升级。20世纪以来，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变迁的研究源自美国外交政策的现实需要，人才主要集中在区域研究、外交政策领域，先后经历了从传统汉学到中国学的几代传承，而以战后对“谁丢掉了民主中国”检讨为重要节点，随后经历了“冷战”与缓和合作，到今天已步入新的历史时期。目前的代表人物如傅高义、兰普顿、沈大伟、李侃如、谢淑丽、金骏远、陆伯彬等人及其弟子，分布在学术界、智库和国家机构，不少人对中美关系、中国国家战略变迁进行了长期深入研究，提供了从个人心理、组织机制、国家政治、国际结构到文化制度的诸多理论视角，成果十分丰硕。其中有关国家战略创新的研究聚焦于毛泽东的战略遗产和毛泽东向邓小平的转换，邓小平及其后领袖的战略决策增量，如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和傅高义的邓小平研究、基辛格的《论中国》等。这些研究大多注意邓小平之后中国国家战略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精神的延续。
总的来看，美国学界对中国国家战略创新和变迁有以下三种研究理路。
（一）权势和结构决定论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战略的创新是由相对权势和外部结构变化所激发。国家战略创新是均势调整和霸权兴替过程的产物。国家是战略创新的主体。以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为例。汤因比提出适度挑战会促进文明兴起。费正清据以认为，西方列强的殖民活动刺激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与中国政府有关观点很接近。许多关注现代中国国家缔造问题的政治学家和史学家如斯考切波、黄仁宇、杨奎松、沈志华等均持有类似观点，认为中国国家重大战略变迁与国际形势高度相关。但“冲击反应论”忽视内部因素，而且汤因比理论的神秘色彩使之受到柯文等人的批评。有人指出“适度挑战”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按这一派的观点，中国国家战略创新将是其权势增加和地区失衡的必然，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外部平衡来对冲。
（二）制度约束论
新自由主义者强调制度对国家战略的重大影响。特定的内外制度为国家战略创新设立了原则和限度，影响行为主体的观念，并为其提供合法性和效率。国家主导的制度供给遵循经济逻辑，制度能够传播和扩散。组织能力研究则强调组织类型和能力特征。该学派还强调各种国内因素包括领袖个性、官僚机构、利益集团、法律制度等都会对国家战略变化产生影响。这一派学者认为中国国家战略创新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根源和意义，其中国家能力特征和制度因素不容忽视，要更加重视内部平衡和制度平衡。持这一派观点的美国学者注意到中国对全球秩序的顺应和不满，关注中国作为“修正者”的抱负，同时也指出中国国家战略的内向性特征限制了中国的全球野心和对外扩张冲动。
（三）意识形态和文化论
建构主义者强调国家战略的主观和社会因素。许多情况下国家战略并非按照现实主义的预言制定和实施，而是有着鲜明的文化个性。主权者对国家目标、国家实力、战略路径和他者意图与能力的认知和选择，深受战略传统的影响。例如日本在“二战”中就无视实力差距，对强大的英美国家发起挑战。很多情况下，看似创新的国家战略，其实只是传统战略文化中某一伏流应运复出的结果。中国国家战略创新需要从中国观点加以理解。持这一派观点的美国学者往往有着较深的历史视野或实际外交经验，倾向于审慎处理对华关系，加强对华沟通、理解与合作。
这三派观点各有偏颇而自成一说，对理解和促进中国国家战略创新都有启发意义，但仍需适度整合。日本学者星野昭吉曾提出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力量，新现实主义强调源自国家的结构，世界体系理论强调世界体系的重大影响；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则强调行为和结构的相互构成。按照结构化理论，中国的国家战略创新是国家战略行为在历史结构中展开的结果，同时也形塑着未来的国际结构。这也是本文的基本观察视角。
二、新形势下中国战略创新的背景和内容
自从中国国家领导人换届以来，中国国家战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中国的战略目标宣示、战略态度调整、战略体制改革、战略能力改变、战略计划设计乃至国家战略实施中，可以观察到中国正在发生自邓小平以来较为重大的国家战略调整，其中不乏许多极具历史意义的重要创新。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着国家内外部战略环境的深刻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加深和加快了这一变化的进程。从国际层面来看，世界格局东升西降、深度调整，但一超多强、多极化推进的局面没变。美国霸权下的稳定和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对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仍有某些积极作用。经济上，全球化和全球增长放缓、动力不足，结构性问题突出，西方呈现整体性衰落，而新兴工业化国家不断增多。同时，全球化走向深入后反恐、气候等非传统问题凸显，引发国内国际矛盾。美国专心致志，借助反恐战争巩固超级大国地位，并对地区大国周边见缝插针、挤压遏制。全球地缘危机频发，后金融危机时期北非中东动荡，但民主化前景并不明朗，恐怖势力越反越多，弥散蔓延，日益坐实亨廷顿预言。中国总体上仍然处在战略机遇期，大国复兴势头稳健，国家实力快速跃升。从国内层面来看，中国处在将强未强、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挑战迅速增加。经济步入新常态，转型压力巨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攻坚克难，而腐败治理和社会建设显著加强，新技术冲击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国内外问题联系增强，国家脆弱性和敏感性令人担忧。
面对这些国内外问题和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决策层保持战略定力，对内全面深化改革，抓好顶层设计，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经济创新转型，加强社会治理；对外提出新安全观和“一带一路”等系统的外交主张。外交方面新内容主要包括：以中国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加强顶层设计、底线思维、策略运筹和统筹协调；丰富和深化和平发展战略思想，依靠不断发展起来的力量更好走和平发展道路；将“共赢”升至外交旗帜高度，通过“合作共赢”打造命运共同体；坚持维稳与维权的统一，筑牢边海边防铜墙铁壁；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弘扬丝路精神，共建“一带一路”；用“亲、诚、惠、容”理念经略和塑造周边，让命运共同体在周边落地生根；推动建设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力避“修昔底德陷阱”；以正确义利观深化国际合作，推动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发展。同时，积极参与、改革旧国际机制和加快打造亚投行等新的国际平台，大力提升开放水平和国家软实力建设。这些重大创新的实施对周边集聚的战略风险形成强有力的对冲，有力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实力，挫败了美日等国围堵牵制中国发展的图谋。
从国内角度来看，中国国家战略创新主要体现在理念、方法和重点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没有变化，内容则有所充实，中央提出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标志着国家战略手段由统治、管理转向治理和制度。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随后四中全会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五中全会提出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一系列文件规范和促进了中国国家战略的系统创新。六中全会提出从严治党，从加强核心到净化组织全面提升了战略决策和执行能力。
与此同时，中国在国家战略目标宣示、战略态度调整、战略体制改革、战略能力改变、战略计划设计乃至国家战略实施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新气象，表现出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在国家利益的认识方面，中国进一步明确国家利益排序，更加关注海外利益和海洋利益，向国际社会宣布南海为中国国家核心利益。战略行动更加积极、自信、坚定、审慎和富有灵活性。战略态度方面从侧重“韬光养晦”转向“有所作为”，从专注国内到放眼世界。在国际战略中，更多采取了“参与”“竞合”和“共赢”的正面态度。在战略体制改革方面也有重大举措，通过优化顶层设计，强化党组，全面系统改革军队体制，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统一海事管理，调整净化官僚组织体系，高压腐败治理，力行法治，发展协商民主，制度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在战略资源和能力建设方面，大力推进新军事革命，发展高精尖武器，提高军力；制定一系列“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方案，加快简政放权，释放改革红利，推进转型创新，改革财税体制，稳定增长，提升国家发展规划能力和汲取能力；改革群团组织，强化社会组织，提高国家社会治理能力；加强外援、外宣和互联网治理，推进公共外交，建设国际话语体系，提升国家软实力。在战略计划设计方面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战略和“中国制造2025”发展蓝图。在国家战略实施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推动，部门地方积极探索和跟进，总体战略执行态势积极稳健，国家战略布局不断扩展，综合战略能力显著提升，新常态、美国东亚再平衡等重大战略考验得到妥善处理，取得阶段性胜利。
三、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国家战略创新的特点
历史比较的方法适合分析当前中国国家战略创新的特色。按照前述结构化理论，中国国家战略作为结构中的行为，必然反映中国面对的独特国际国内结构，同时具有鲜明的行动者个性。与帝国时代的传统国家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的国家战略，西方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国家战略，还有当前国际上主要大国的国家战略相比，当前中国国家战略既有继承学习，又有扬弃批判，具有鲜明的历史、时代和国家特色，是新型文明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伟大创造，为现代大国战略谋划树立了新范式。本节试图通过与以上四组对象的简要比较，概括当前中国国家战略创新的总体特征。
（一）开放互利，与传统中国大战略相比具有丰富的现代内涵
一个国家往往有多种战略传统。传统中国的大战略未易言之。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多国竞争的复杂局面，出现过连横合纵、远交近攻等著名大战略，但这些大多可以归入割据、争霸或统一战略，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当代中国与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等大一统王朝有着更加相似的战略情境和可比性。总体来看，在这些时代，作为一个地缘条件相对封闭，以农业为经济基础，以大一统帝制为基本政治类型，拥有众多人口，庞大规模的陆地大国，古代中国的国家战略具有鲜明的共性和连续性。大一统王朝的国家安全威胁有三，即外族入侵、农民起义和贵族篡夺。其中外族入侵多是乘虚而入，而农民起义和贵族篡夺则多源自体制腐败。因此正如唐太宗在《帝范》十二条中提出的那样，传统中国国家战略的基本思想和目标是聚焦国内治理，提高国家能力，对外无所欲求，采取积极的战略防御态势。手段上，对内强调正心用贤、养民培本、维新更化、德法并用、文武兼备，对外不尚攻取，构建一套内重外轻、等级分明、互惠互利的天下秩序，手段上和战兼用，姻娅朝贡，羁縻牵制、以夷制夷。长城和历代大一统王朝首都多设在前线就是这一积极防御型大战略的集中体现。在明清两朝这种战略更进一步发展为消极的闭关锁国。
新时期的中国已经转变为全球化条件下的工业国，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这些结构和制度特征决定了中国国家战略开放互利的突出特色。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跃居世界贸易大国前列，外贸依存度超过50%，各种资源能源对外依存度更高，势有不得不对资源环境和外部通道加以控制之需要。若从地缘战略史的角度来审视，傅斯年指出，上古中国是东西之争，周秦以降转为南北之争，即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业民族之争。李零也认为，自古的中国统一过程都是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唯明代和民国自南向北，此与种族斗争有关。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大一统朝代中，汉唐对西域、明代对南洋实施控制，其战略目的主要是政治和军事的。梁启超曾鉴于汉唐经验指出，中国未来复兴必全力向西。但今日之西进，又与昔日不同。汉唐经略西域的初衷是分割牵制、夹击强敌，在汉为匈奴而在唐为吐蕃、突厥，是南北民族军事冲突的产物，是以探索发现外线作战机会为目的的防御转进攻战略。明代的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朝贡贸易“厚往薄来”，此外“片板不许下海”，因此也是非经济的。
（二）积极有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战略进行新综合和全面升级
“二战”以来西欧旧殖民时代结束，美苏大国争霸，国际结构巨变，中国处于中间地带。毛泽东等老一辈战略家在革命战争中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持久战、统一战线等战略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过程中，又缔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协商制、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自治为基本政治框架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对外形成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石的中国外交和“三个世界”的国际战略视野，并与美苏等超级大国开展战略博弈，甚至不惧核讹诈，直接“掰手腕”，坚决捍卫了国家利益。邓小平将国家战略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确立了改革开放、和平共处的基本方向，某种意义上是对晚清民国外向型战略的回归和延续。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东欧剧变后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邓小平还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一系列务实的国家战略原则，为后继领导人所继承，确保了国家战略环境的稳定和高速发展。
新时期中国国家战略在基本形势判断和战略方向稳定的前提下，更加积极有为，对之前的国家战略进行了新的综合和全面升级，充实优化了国家战略目标，更新了国家战略理念，出了“四个全面”“五位一体”和“五大理念”，继四个现代化进一步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第五个现代化目标，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国家战略目标体系。国家利益认知更加科学，明确将中国核心利益概括为：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海洋主权和海外利益日益受到重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化习近平同志的核心作用和党中央在国家重大决策中的地位，自上而下全面净化了党组织，强化了党组织在贯彻中央精神中的领导和先锋作用，大大地提升了国家战略的决策和执行能力。在国家战略实力方面，继承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各项成果而又有新的突破，使中国的国家战略实力基础有了质和量的飞跃。一方面国家不断加大投入，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进入世界第一梯队；另一方面国家形象和软实力不断提升，中国发展模式受到全球关注，在东亚和非洲等地影响力已经不输于欧美强国。从国家战略分解执行来看，在国家治理和发展方面全面改革，各领域四梁八柱性质的基础性制度不断建立，大力推动创新转型，确保了国家稳定和增长，增强了国家战略自信，增进了国家的合法性资源。在发展道路问题上，进一步阐述了和平发展的战略，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合作、求和平。在国际战略上，面对后冷战时代一超多强局面和美国再平衡压力，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起中俄、中美、中欧、中国与东盟等稳定的大国和地区关系，更加着力经营周边，对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国际问题态度更加鲜明。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积极参与、利用和维护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治理机制，强调中国不谋求颠覆既定国际秩序，但国际秩序要包容中国的国家利益。此外，在国家战略目标宣示、战略态度调整、战略体制改革、战略计划设计乃至国家战略实施等方面也均有重大创新。
（三）以史为鉴，学习和超越近代西方大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的古典战略传统中，历史经验和战略伦理受到极大的重视。历来帝王的教育离不开《资治通鉴》和儒家经典，主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新时期中国的国家战略是对包括前苏联在内的近代西方霸权国家历史经验教训的学习和超越。对霸权模式和德日道路的双重排斥，使新时期中国国家战略必然以和平发展为突出特色。近代西方大国崛起，是血腥殖民和大国争霸的悲剧历程。如西班牙帝国因腐败僵化和对外战争而衰落；荷兰帝国因商业创新兴起，因竞争环境变迁和国家脆弱性而衰败；英法争霸中英国靠先进金融体制获得巨大优势，并成功实施了大陆均势和离岸平衡战略；拿破仑靠新军事革命和先进制度而取得战略优势但终因过度扩张而失败；俾斯麦铁血统一和有限扩张战略凸显了战略家和战略克制性的重要；彼得一世及其后人不断扩张领土并学习西方奠定了俄国现代化和大国基础；日德法西斯不顾力量对比诉诸世界战争而失败，展现出军国主义和冒险战略的疯狂；美国借助两次世界大战摆脱孤立主义，与前苏联合作削弱西欧列强，并最终通过遏制和和平演变，战胜前苏联成为世界的唯一领导者。在这些悲惨往事和美国等少数成功案例背后，当然也留下了许多值得反思的国家战略遗产。
新时期中国国家战略面临的大国兴起与近代西方大国存在着诸多的环境和主观差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历史条件不同，人类理性进步。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核恐怖平衡和现代国际机制的系统构建，使当代大国已经不可能走旧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老路，不能靠领土扩张和意识形态殖民，而是要走积极适应和改造既存的国际秩序的和平崛起新路，走求同存异交流发展的新路。日德战争的教训表明，野蛮时代虽然尚未彻底过去，但非和平的崛起方式代价极高，甚至难以实现。一些国家如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之所以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不能够深刻领会当代世界国家战略所面临的外部制约的性质。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现代国家战略必须是文明的。这就使得新时期的中国必须抛弃西方二元冲突的冷战思维和霸权野心，明确拒绝文明冲突、大国悲剧的提法，也拒绝意识形态输出，必须要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走合作共赢、和平发展之路，在国家战略中明确表明中国不称霸，不干涉别国内政，广泛开展国际合作，搭建共同发展的平台。此外，中国与西方大国的一个极大的不同是，近代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饱受屈辱。“牢记弱国无外交”的深刻教训，使中国国家战略目标排序中，“富强”始终处于首位，坚持务实的政策取向。中国也深刻理解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性。中国领导人还从前苏联解体的悲剧中汲取了大国亡于内乱的教训，大力开展反腐败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更加重视全面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更加重视经济和发展战略，更加重视战略基础和战略能力建设，以抓党的建设来降低国家脆弱性和敏感性，可谓纲举目张，成效十分显著。
（四）合作共赢，与当代大国战略相比更具中国特色
当今时代，主要大国均有独特的国家战略。美国是一个大战略思想和国家战略最为成功和成熟的国家。美国大战略有着独特的特殊主义、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的传统，有着全球第一的军事、经济和文化力量支撑，其内部长期存在着孤立与扩张、理想与现实、单边与多边、长期与短期、稳定与变革的矛盾张力，又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了多种大战略理论如边缘地带论、遏制论、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主权有限论、新帝国论、世界秩序论。总的来看，从罗斯福到奥巴马具体国家战略构想虽不断变化，总体上属于依靠实力确保美国领导地位的现实主义战略。俄罗斯几代领导人持续推行领土扩张，并发展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当代俄罗斯的战略重点是阻止美国和北约政治经济挤压，确保国家安全，推行欧亚战略，复兴经济，恢复强国地位。日本大国环伺，缺乏战略纵深，地缘环境恶劣，作为资源能源对外高度依赖的经济大国和美国的仆从国，其大战略中有重商发展和重武扩张的两条脉络。当前日本右翼保守派正全力推动国家军事化，其脱亚入欧、脱亚入美、遏制中国等大战略目标中隐藏着拒绝命运的悲剧逻辑，也因此，其仍然实质上是一个被占领国，国家战略受到美国国家战略严重制约。欧盟的战略是通过一体化形成强大经济、政治和话语优势，成为世界的关键一极，发挥超出美国之外更大的影响力；但其一体化进程艰难曲折，正面临英国脱欧危机，前途未知。
在上述大国的战略中都有国际协调的一面。但新时期中国国家战略中的合作共赢特征却格外突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有着超大的经济体量，最多的人口，最长的历史，混合古今东西的最独特的体制文化，极为复杂的地缘环境，转型中迅速集聚的社会风险和全球领先的改革发展速度。这些特征使得新时期中国的国家战略创新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例如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体制，使得中国国家战略在各方面特别是形式上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许多重要的战略创新面目模糊，与西方政府每逢换届战略急剧调整完全不同。当前美国更加注重战略优势的巩固和再造，以及遏制竞争对手，国家战略排斥色彩浓重；而中国则更加注重国家利益的维护与扩展，发展合作伙伴，国家战略包容性更强。西方后工业化国家受制于国内利益集团，试图通过福利制度改革和突破老龄化困局，修复国家竞争力，其战略协调具有俱乐部色彩；而中国国家战略以德论交，礼尚往来，更加侧重全面发展和治理战略，战略的系统性和一致性更高，创新动力更加强劲，在各种平台上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协调。美国不顾国力难支，通过反恐和纠合盟国军事力量，试图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两个方向双拳并进，分化挤压中、欧、俄。中国应对这样“刚猛霸道”的凌厉攻势，采取了太极式的以柔克刚、刚柔相济来应对，以经济为政治，以重商主义色彩的战略合作，增信释疑，联络欧俄，通过亚投行等平台的建设和南海的针锋相对、灵活伸缩，迅速打乱了美国的战略节奏并击穿了美国的战略围堵。与富有侵略性和对抗性的俄罗斯和日本国家战略相比，中国传统的领土意识和尚武精神相对淡漠，而高度重视战略伦理价值，主张和谐发展、厚德载物，特别是爬坡过坎、将强未强的处境，要求中国要采取非常审慎和灵活的战略决策。因此，中国领导人高度强调战略耐心，重视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并不偏好武力威慑。正是由于上述因素，决定了新时期的中国国家战略要以“合作共赢”为突出特点。其要点在于通过合作共赢将中国严重的对外依赖和国家脆弱性转变为优势。例如，在安全问题上，针对所谓我行我素的单边主义和群殴式的集体安全观，中国提出新安全观，走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地区安全观。在发展问题上，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点，强调中国奉行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合作、求和平的和平发展道路，力图实现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一战略也是古典中国天下秩序和中共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策略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具有独特的历史延续性。
结语
本文提出，新时期中国国家战略创新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国际国内结构条件下，以新的理念为指引展开的一场系统创新。通过对新时期中国国家战略创新的现代性、综合性、反思性和独特性的考察，比较了新时期中国国家战略创新与传统中国大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的战略、西方大国崛起战略以及当前世界主要大国战略。本文认为新时期中国国家战略具有开放互利、积极进取、以史为鉴、合作共赢等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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