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新常态下政府职能转变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GDP增速平均9.8%左右，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上半年增速分别为7.7%、7.7%、7.4%，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中国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尤其是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将此状态称为“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常态”作了高度概括：“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下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就是推进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公平正义转变，就是要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来给企业和社会松绑减负、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清障搭台，让企业和群众享受改革新红利、增强获得感和幸福感。在经济新常态下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

（一）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性

从1988年以来，经过近30年的改革探索，政府职能转变取得显著成效。我国政府正在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由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转变，由封闭政府向透明政府转变，由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按照政府职能的公共性、法定性、执行性、强制性等特点，政府职能理论定位是比较容易的，但由于体制转轨的复杂性和改革的渐进性，政府职能转变的任务仍然繁重。近年来，通过改革转型，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应当看到，经济调节越位、市场监管缺位、社会管理错位、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依然存在，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局面仍未根本改变。特别是经营不讲诚信、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方面问题严重威胁和损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公共服务总量不足、分配不均的问题还很突出，群众对“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等反映强烈。

1．执政理念不到位

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创造了丰富的政治文化。但传统的封建专制思想依然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种影响不可能在短时间轻轻松松就扫光的。“官本位”思想就是落后的集权思想的重要一部分，强调等级和管制，有严格的层级制度，严重影响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和推行。“官本位”思想强调拜权主义心态，下级对上级要坚决服从，上级对下级有绝对权力。比如一些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官本位”思想严重，秉承“有权就有一切”的指导思想，为获得更多的利益，他们淡化服务职责、滥用权力的现象时有发生，给社会、人民和国家带来严重危害，损害了政府职能的实现和政府形象。当前存在的“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行政化”就是执政理念不到位的主要体现。

2．政府“越位”“缺位”“错位”等现象依然存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要求有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政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相配套。然而目前各级政府在政府职能、政府体制、政府运行方式等方面上存在诸多不足。一方面，政府仍管了一些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行政许可事项仍然较多，存在宏观管理“微观化”“以批代管”“以罚代管”等问题。另一方面，有些该由政府管的事却没有管到位，特别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还比较薄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经济赶超战略，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这使各级政府过分关注GDP的增长，而忽视公共事业方面的建设，从而带来公共服务职能的“缺位”。政府职能转变的缓慢，制约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

3．有限政府还未到位，社会组织发展相对滞后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职能定位在无限政府上，政府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政事不分、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不分，政府包揽过多的局面就还没有打破，社会事业难以快速健康发展，社会组织难以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但现实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经济社会生活需求的多样化，使得单靠政府自身是难以满足的，必须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组织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为实现特定目标而建立的共同活动的社会群体，以非营利、自治性、志愿性和民间性为主要特征，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他们参与公共事务，在增加就业、提供公共物品、弥补政府缺陷、扩大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但现在仍然有很多地方政府从思想上不重视、不信任，不能够充分认识到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不帮扶、不引导、不规范，使社会组织在发展中出现了诸如独立性不够、经费缺乏、能力不足、信任缺失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公共服务的供给。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职能转变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

（二）政府职能转变的有利条件

1．传统发展模式面临发展的困境，迫使各级政府进行反思

许多地方经济快速发展主要依靠四大增长方式：一是低成本出口，二是低端产业主导，三是拼资源、拼环境，四是先富带动后富。经济新常态下，四大经济增长方式部分失灵，难以继续维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由此可见，传统的增长方式已走到了尽头，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又主要是靠政府支撑起来的。因此，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遇阻，受阻则变，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着力转变政府职能。只有重新界定政府职能范围，确定政府的权力边界，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施政方式，将职能转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才能激发经济的活力和社会的创造力，真正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标。

2．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使得政府部门不再“争权夺利”，为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提供了内生动力

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在政府工作人员这里往往体现的是一项管理工作，俗话说“管理管理，只有管他才理你”，这使得政府有些工作人员把权力异化用来“寻租”。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利益分化，一些人固守部门和地方利益，坐享其成，不思进取；还有一些人借助权钱交易、“权力寻租”从公共领域谋个人利益，使得公共政策效果大打折扣，甚至使得公共政策偏离了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初衷。所以，对我国多次推进的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等改革不积极、不支持，甚至不执行。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断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在“打虎”的同时广泛“拍蝇”，办了一系列重大案件。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大老虎”相继落马，教育了各级党政干部，震慑了各种违法乱纪行为。政府官员插手企业微观经营活动的现象、政商勾结和利益输送的现象显著减少，“雁过拔毛”“吃、拿、卡、要”等行为明显收敛，社会风气大为好转。政府工作人员不再“恋权”，发自内心支持简政放权和政府职能转变。从而，使得政府回归社会中立地位，为公平施政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最大限度地为人民谋取利益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创造了良好外部条件。

3．“双创”战略及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为政府转变职能创造了良好条件

传统依靠“大规模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逐渐丧失功能，再加上长期以来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管得过死，重审批、轻监管的做法，提高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运行成本，不利于提升社会的创新活力。“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增长动力的转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党中央、国务院顺应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增长动力转换而提出的重要战略举措。各级地方政府只有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向市场放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才能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真正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