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美国的特色

美国是一个有鲜明特色的国家，这是由其独特的历史、地理位置和民情造成的。我们的这本书，将深入涉及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介绍美国特色。这里先列举一些专题。

（一）“大熔炉——移民的国家”

我曾在美国看过一部音乐剧《破碎年代》（The Rag Time）。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的纽约。一对白人基督教徒夫妇的平静生活被一系列外部冲击搅乱了：俄罗斯犹太人移民到新大陆来寻求自由；黑人要求自身的权利。在目睹了枪击和鲜血并与妻子因政见不同发生激烈争吵后，白人丈夫离家远航，思想激进的妻子和新欧洲移民及黑人孩子组成了新的家庭。

这个故事断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避开了早期欧洲移民到新大陆创业时期。它力图告诉人们的道理是，美国是一个“大熔炉”，但却并不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聚集过程。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美国，寻求自己的“美国梦”，其过程充满了艰辛和凄苦。但是，美国人凭借追求自由的精神和不断开拓创新的实践，终于梦圆在新世纪的曙光升起之时。

在美国历史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移民来说是一个艰难时期。首先是美国经历了第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从早期的鼓励移民转为限制和排斥移民。这既体现在政府的政策方面，也显见于民众的情绪之中。自此以后，美国的移民政策宽严交替，一直在容外和排外两极间调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时，美国人发现“大熔炉”又面对新的挑战。全球化的浪潮使美国人更急于走向世界市场，也更急于在全世界吸引人才以保持美国在科技、经济、金融等诸多领域的绝对优势。然而，“9·11”发生了。美国人如大梦初醒，看到了近在身边的恐怖。移民政策又开始做新一轮调整。

与生活在美国的移民们聊天，经常可以听到“主流社会”这个词。“主流社会”实际上就是盎格鲁-萨克逊的传统为核心的社会。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多，“非主流”势力正在逐步增强。同时，当年以奴隶身份被贩卖来美国的黑人后代的人数也在急剧增长。美国有人惊呼：“大熔炉”要变成“大拼盘”了。这是非主流文化向主流文化的挑战。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曾以“文明冲突论”名扬世界，但我们需知道，当他阐述着伊斯兰教、儒教等世界上种种“异教”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时，他忧伤的眼光首先投向的是美国国内。

（二）契约原则

契约关系是美国民主的核心，它显示了美国人特有的处人和处事的方式。1992年克林顿当选为美国总统时，他提出要和美国人民订立新的契约。1994年，共和党人金里奇担任众议院议长，因提出“美利坚契约”而名噪一时。他强调，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就是契约关系，国家是为了个人而存在的。美国人认为，以契约来维系和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相信，圣经中说亚伯拉罕与上帝订立契约的事也是千真万确的。

契约原则最早可上溯到1620年。一批欧洲移民乘英国的“五月花”号帆船在新英格兰登陆。当时已是冬天，恶劣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使这批移民只能选择就地为营，建立一个定居点。当时“五月花”号上的所有成年男子共同签约，表示“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使其能更好地发展，将不时依此而制定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合适、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一百多年以后，“五月花”号上的民主萌芽长成大树。1787年，美国的一批开国者们在费城起草美国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人民和国家的契约关系。

这种契约原则影响到美国人独特的看世界的方式。美国人表面上是实用主义，但其背后还是精神的力量。美国人坚信，政府的权力越小越好。他们坚持认为，这不仅在美国如此，在全世界也应当如此。

（三）权力制衡和言论自由原则

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即立法权力归国会；行政权力归总统；司法权力归最高法院。这是美国的开国者们为了防止政权腐败而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的一个政治基本架构。

与此同时，开国者们还将保障人民有充分的独立的言论自由写入宪法。他们希望，在实行权力制衡的过程中，可以得到舆论监督的保障。历史已证明，这一言论自由原则和它所导致的舆论监督，使美国逐步形成了一种“自我纠正”机制。美国研究专家资中筠在深入分析了20世纪的美国以后指出：“一方面是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一方面是在言论自由的保障下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全社会自我揭短，互相揭短的批评传统，这样促成了持续的渐进的改良，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也不能），却得以把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一次次度过危机。”她还特地介绍了瑞典著名社会学家古纳·米尔达在上个世纪20年代访问美国后的一段评论文字：“美国人强烈地、诚心诚意地‘反对罪行’，对自己的罪行也决不稍怠。他审视自己的错误，把它记录在案，然后在屋顶上高声宣扬，以最严厉的词句批判自己，包括谴责伪善。如果说全世界都充分了解美国的腐化现象、有组织的犯罪和司法制度的弊病的话，那不是由于其特别邪恶，而是由于美国人自己爱宣扬缺点。”^〔12〕这种“自己爱宣扬缺点”已成一个传统，最近被揭露出来的美国大公司——安然公司丑闻就是一例。

（四）强烈的宗教意识

在美国，宗教势力和影响十分强大。一项民意调查表明，94%的美国人相信上帝存在，46%的美国人反对进化论，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十分重要。与欧洲相比，美国人信仰宗教的比例要高得多。

我们只需看一下普通的美元纸币。不管哪种面值的纸币上都赫然印有“我们信神”（In God We Trust），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一位享有盛名的美国教授曾告诉我，他并不相信有一个上帝的肉身，但他相信宇宙中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至高无上，上帝就是这种精神的代表。我也曾去观察过一个美国黑人教堂的礼拜。那是一个为中上收入的黑人服务的教堂，参加礼拜的黑人服饰十分考究，但他们向心中的上帝祈祷时则显出与白人教堂完全不同的风格。在白人教堂里，多是圣乐低回，庄严肃穆；而黑人教堂则是歌声响彻云天，人们仰首跺脚挥手高歌，向上帝倾诉一切。在讲究文化多元主义的美国，“上帝”一词也已多元化了。

上个世纪末，美国人对宗教开始了新一轮的宣传。许多宗教人士认为，美国人被物质引诱，已走上歧途，必须依靠宗教力量来清洁社会风气。持这种观点的人士中，占相当比例的是当时50岁左右的人。他们被称为“婴儿潮”的一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人。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布什都在其中。“9·11”后，美国出版了《战时布什》一书，书中提到这么一件事：83岁的民主党参议员伯德向这位共和党总统抱怨好莱坞文化把美国推向极端自由主义和物质享乐主义。他说：“尽管有好莱坞和电视存在，但仍然有很多人相信上帝的指引，相信造物主。”布什回答：“你要坚持下去，上帝会以他非凡的力量帮助你。”

国际问题专家王缉思指出，只有理解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有神论人群如何思维和推理，才能真正把握国际政治的真谛。我们要真正了解美国，的确需要了解宗教对美国的影响。

（五）创新精神与机制

自18世纪末开始，美国用了两百多年时间，完成了立国、富国、强国的过程，从一个殖民地变成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其很大的奥秘在于它的创新精神和机制。美国人的创新精神与他们的宗教精神是紧密相连的。在美国开国的过程中有一个“西进运动”，即要把美国的疆界从大西洋推到太平洋。在“西进”时人们的口号是“命运天定”（Manifest Destiny），其内涵是要依靠上帝的旨意去把握住一切创造的机会。

创新在美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美国建国初期的宪法制定、政府组建等都是制度上的创新。待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是又一次大的制度创新，挽救了资本主义。这是在宏观层面。在微观层面上，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美式企业管理模式上，依靠高科技，重视教育和培训，实现数字化管理，以法律和合同为基础。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我在纽约的花旗银行总部已看到这样的场景：机器人在走廊上穿行并发放文件，据说是为了降低成本，而花旗公司许多原在纽约的业务也已被转到人力相对便宜的爱尔兰、意大利等地，因为信息技术的发达可以帮助节约开支。

创新需要有智力支撑。除了政府研究机构之外，遍布美国各地的思想库亦不断地在提供创新思维。这些思想库有的设在大学里，也有不少完全独立存在。思想库的一大作用就是网罗人才，鼓励人才独立思考，出独特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