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中国国际关系学40年（代序）
从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建立国际政治系至今，已经整整40年了。这40年记录了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成长的历程。经过几代国关学人的努力，中国国际关系学科有了长足的发展。今天，人大、北大、复旦都已经建立了国际关系学院，在校人数、课程设置、研究成果、师资力量都是40年前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回顾过去，我们走过了40年的光荣与辉煌。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关系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我们走过了更加辉煌的20年。
一
“四十而不惑”。我所理解的“不惑”，就是有了自觉。在这40年里，我们逐渐有了学科的自觉、学派的自觉和学术的自觉。
学科的根本在于独立的学理地位。学科的存在在于自觉的学科意识。即便是在当今各种学科相互渗透的发展态势中，如果要称得上一门学科，它依然必须具有独立的学理地位。1919年，英国人建立了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标志着国际关系学科独立地位的初步确立。1964年我国三大高校国际政治系的成立，则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它不再附属于其他学科，而是以独立的地位立于各学科之林。说我们有了学科的自觉，就是说我们意识到要建立这样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培养专门人才，生产知识成果。40年来，这种意识愈来愈强，也越来越转化为中国国际关系的现实。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迅猛，除了三大高校之外，全国各地的高等学府的国际政治系和类似专业迅速建立起来，无怪乎有人将今日之国际关系学称为“显学”，在座的各位大概也都有着对国际关系学科的高度认同，都认为自己是国际关系学科的学生和学者。
学派的根本在于独立的学理思想。学派的存在和发展在于学理的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国际关系学，较之于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分支，是后起的学科。学科初创时期，学派意识是十分淡薄的。从一战到二战的20年时间里，国际关系学只有一个学派，就是理想主义。因为只有一个学派，也就无所谓什么学派了。所以，在20年的危机时期，没有人对国际关系学进行学派分类。直到1939年，E.H．卡尔的《二十年危机》问世，这位英国学者将现实主义这一完全不同于理想主义的思想提炼出来，并将国际关系的理论分为乌托邦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学派。于是有了理论的对立。有了对立，也就有了学派。卡尔对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深刻批判为现实主义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对于英国学派第一代的领军人物马丁·怀特，人们至今仍将他的最大贡献视为对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创造性分类，因为他首先在卡尔的两大派的基础上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三大学派。看一下当今国际关系学主流理论三分天下的学派分野，就可以感悟到怀特分类的前瞻意识。我们也是一样。在1964年的时候学派的意识几近为零，如今，我们厘清了外国的各种学派，从不同学派的论争之中得到了启迪，也认识到学派竞争对于推动学术前进的巨大作用。《欧洲》、《世界经济与政治》等学术杂志推动了对不同学派的认知，加强了学派的意识。不仅如此，我们现在也在思考怎样研究中国的问题，怎样创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派。这正是反映了学派意识的加强和学派自觉的深化。
学术的根本在于崇高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理想。学术的自觉在于学术精神的执着和学术理想的意识。学术是有系统的学问，学术精神是求真，学术的灵魂是学问背后的理想。国际关系学的建立是为了求真，为此，我们进行艰苦的探索和不懈的追求。使我深受感动的一本书是罗尔纲先生所写的《师门五年记》，因为它记录的正是这样的精神。不惟书，不惟上，只惟真，这是学问的精神。但是，仅凭学术精神还是不够的，在这种精神的背后必须有着学术理想的支撑。国际关系学的创建是为了消除战争，一战的血腥使人们希望通过建立一门学科的方式系统地思考怎样消灭战争和与之相关的丛林原则。从春秋战国、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到当今之世界，人类战争连绵不断。据考证，在有记载的历史上，战争的时间超出了和平的时间。因此，战争似乎成为人类事务中必然的事情，暴力似乎成为与人类共生共存的客观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关系学者的理想与全人类的理想是一致的，我们希望消除战争的灾祸，也相信通过人的努力，我们可以对此做出贡献。这也许就是学术理想的自觉。
二
40年来，通过我们的辛勤探索和不断努力，我们产生、发展和巩固了学科的自觉、学派的自觉和学术的自觉。我们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汗水的结晶。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们的道路仍然相当艰辛、相当崎岖。
我们有了学科的自觉，但还未能建立起完备的学科。爱因斯坦说过，一个学科要具备两个要素，一是理论，二是方法。学科的完备意味着具有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比较系统的研究方法，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共同建构了学科的大厦。就理论来说，我们仍然在艰苦地探索着。就方法论来说，我们也仍然在努力建构，但是系统的方法和系统方法的使用依然是我们相当薄弱的环节。上个世纪90年代末，我做过一个调查，根据结果，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仍然处于前实证阶段，因为国际关系领域缺乏认真的实证研究传统和研究方法。今天，从我们的大部分研究成果来看，从我们许许多多的博士硕士论文来看，研究方法仍然是一个重大但又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即便在重要的大学里，方法论训练也仍然处于很不完善的境地。
我们有了学派的自觉，但还未建立起原创性的学派。10年之前，有人将中国的国际关系成果视为“有一定深度的新闻报道”。现在，人们大约已经不再这样说了，我们与国际著名学者在学理层面的对话也越来越多。但是，作为学科重要标志的原创性学派却依然没有出现。我国的学者提出了许多建议和主张，有人说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有人说要表现中国的视角，有人说我们要创建中国学派。我本人也是主张建立中国学派的，但是，这不是一个说说就行的事情，需要十分艰苦的探索和实践。我以为，我们至今未能创立原创性学派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核心的学理问题仍然十分迷茫。“一切研究始于问题。”战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心在美国，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一直与美国的问题密切相关。霸权稳定理论、权力过渡理论、长周期理论、国际机制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等，无一不是围绕国际体系的领导地位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英国学派之所以成为影响日益增大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是因为英国战后的问题在于如何面对一个国际社会，而不是如何维持权力地位。所以，我们必须厘清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核心问题，有学理意义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建立原创性理论。
我们有了学术的自觉，却仍需加强我们的学术精神和坚定我们的学术理想。要想写成一篇论文并不很难，但是要写成一篇优秀的论文，实非易事。我有时与一些杂志的编辑聊天——我自己也承担着一本杂志的部分工作——编辑们常说，他们手头的稿件非常多，但是，真正优秀的稿件却是凤毛麟角。所以，既埋在稿件堆里，又没有稿件可用。我有时会自问：有多少文章是应景文章？有多少文章是经过认真的思考和小心的求证？有多少论文是为了应付一个又一个的研讨会？有多少论文是在一种没有浮躁、没有功利、平和寂静的心态下写出来的？有位中国学者曾经说过：“别人写过的题目我不会去写，我写过的题目别人不必再写。”这的确有几分狂气，有几分霸气，但是对自己研究的高度自信却正是建立在一种极度认真的学术精神之上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功利和浮躁是会毁灭学术精神的。
还有我们的学术理想。我们是为了什么在做学问？我们需要面对现实。如若无视现实，我们就会碰壁。但是，因为我们是人，所以，我们必须有理想，没有理想，现实就会僵硬，思想就会贫瘠。国际关系学科的建立是与人们消灭战争、追求和平的理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这种理想，也就没有当今的国际关系学科。至今，这种理想不但没有泯灭，而且越来越强烈。令人担心的是，一时的现实会淹没永久的理想。当二战爆发的时候，人们开始挖掘人性之恶，将战争之源归于我们邪恶好斗的本性；当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的时候，人们开始质疑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研究之后的理想。哈斯是新功能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欧洲一体化是新功能主义的试验场。欧洲一体化一度处于“动脉硬化”期，连哈斯也宣称自己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欧洲人度过了“动脉硬化”期，一步一步向理想迈进。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人之为人，他的能动性是可以使理想变为现实的；国际关系学人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国家实现理想的。
三
正因为如此，我就有了梦想。梦想我们有完备的国际关系学科，有争鸣的国际关系学派，有求真的学术精神和崇高的学术理想。而集中到一点，就是希望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莘莘学子之中，出现我们的国际关系学大师。为了我们的学科，为了我们的学派，更是为了我们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理想，只要付出辛苦，梦想是会成真的。
（2004年6月本书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庆祝建院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未公开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