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与政治发展的基本形式

按照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理论，常见意义上的所谓政治发展的形式，即政治发展道路，主要是指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应当采取何种手段，依循何种途径，切实保障其民主目标的逐步和最终实现。中国是一个后现代化国家，当它开始政治发展进程时，眼前业已陈列了许多成功的或较为成功的经验。其中如著名的英国式道路、法国式的道路、德日式道路、北欧式道路等等。这种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基本模式，就是激进的和渐进的，或者说是革命的和改良的。早期现代化国家在政治发展道路上的经验，无疑将给后人许多谕示与启迪。但是，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在各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全然相同可供后来者简单照搬的政治发展道路。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拥有独特政治和文化传统的东方大国来说，就更是如此了。所以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对发展道路的正确抉择，对于发展目标的实现和政治发展过程其他方面的顺利展开，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关于中国究竟应当走革命的道路还是走改良的道路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中国是一个传统政治体制比较特殊的国家，赤裸裸的专制与独裁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人们没有起码的政治权利，缺乏参与政治的可能；没有名副其实的选举和代议制度，缺乏影响国家政治事务的渠道。没有独立的舆论力量，政党活动基本上不合法，缺乏政治动员与政治组织的基本手段。总之，这一政治机构极其专制、高度独裁，容不得人们任何进步的政治要求。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这种特征不断强化。随着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训政”统治的粉墨登场，一党独裁与保甲制度、特务政治等结合在一起，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统治的凶残达到了极端。在这样的国度里争取民主，暴力革命道路实际上是历史所能提供的惟一选择。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长期未能真切地认清这一显而易见的真理。西方资产阶级运用暴力手段夺得政权以后，其政治发展过程逐步进入平稳时期。为了消弭工人阶级的反抗和防止本阶级内部权力斗争的白热化，他们转而贬斥暴力革命，礼赞逐步改良，在政治上主张合法反对和自由竞争，并确实为其实现创造了一些条件，如建立了代议民主制度、竞争性政党制度，一定程度上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等。19世纪中下叶以后，反对暴力、崇尚改良的自由主义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同时，在德、意、日等国，较为开明的封建传统势力与新兴的资产阶级联盟，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展示出一条后患无穷，但在当时却功绩可观的新型政治发展道路，即列宁所说的改良主义的“普鲁士道路”。所有这一切对当时虔诚地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先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举起了“改良”的大旗，把西方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主张的改良主义道路照搬到中国。由于这种时空上的大错位，他们提出的各种道路模式，如君主立宪、法律制袁、好人政府、人权政治、宪政至上等等，均与中国现实政治状况风马牛不相及，自然鲜有功效。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中国革命的许多先驱者早年也设想过采取温和的方法来推进中国的变革。比如，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建议厉行变法，以筹自强。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之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拓者李大钊甚至一度认为，共和政治的实现是一个渐进过程，人们对于北洋政府统治下的“民国”应取补台的态度。五四运动的左翼学生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即使在五四时期，也还主张过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期望以渐进的、非暴力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发展。只是当他们看清了反动统治者的顽固不化，痛感不革命社会就不能进步、人民就无法生存时，他们才毅然决然地举起了革命的旗帜。从革命先驱者在思想上由“改良”向“革命”的转变，反映出了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一个基本现象：近现代中国的革命的政治发展特征，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反动派逼出来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近代中国政治实践的深刻把握，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发展学说的普遍原理，认真总结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提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并为此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思想理论。

第一，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出发，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做出了中国民主革命只能以暴力革命为主要形式的论断。“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所以，“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的和差不多开始就面对着的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这就是说，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不可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暴力的，其主要形式就是战争，非如此，就不能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统治，实现政治发展的第一个目标。

第二，毛泽东揭示了中国统治阶级统治的特点，提出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只能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反动统治者异常残暴，他们掌握了庞大的反革命武装，而且得到帝国主义经济、军事和技术的援助。清末及民国时期，历届中央及省级政府的开支中，军费支出始终高居于80%以上，远远超过正常的财政收入能力。根据北洋政府财政部整理会的一份材料，1924年四川省军费开支约合2650万美元，而其整个预算收入总额却只有1250万美元。正是依靠巨额金钱喂养起来的庞大军队，大大小小的军阀势力得以确立了自己的凶残统治。等而下之，许多地主豪绅及工厂、矿山的资本家，也纷纷建立了民团、护卫队、商团、矿警、厂警等形形色色的私人武装。根据“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的基本原则，中国统治阶级极为注重暴力手段，凭借其强大的武装力量，对社会实行独裁恐怖统治，对各种进步要求及其活动进行武装镇压。毛泽东指出，面对双手拿刀、武装到了牙齿的反动势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绝不能赤手空拳，只能而且必须拿起枪杆子，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以革命的战争推翻强大而残暴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第三，由于敌强我弱的悬殊力量对比，中国的暴力革命斗争将经历一个从局部胜利逐步走向全国胜利的漫长过程，具有长期性的显著特征。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发生了。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战胜敌人的力量。因为敌人对中国革命的镇压是异常残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炼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不能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夺取敌人的阵地。因此，那种以为中国革命力量瞬间就可以组成，中国革命斗争顷刻就可以胜利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第四，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具体状况，决定了中国暴力革命斗争的首先取得胜利的地区和长期根据地只能是广大乡村。政治经济的不平衡，这是现代中国的基本特点之一。这种不平衡又集中地表现为城市与乡村之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这种城乡间的不平衡，又严重地影响了敌我力量的态势和敌我斗争的格局。中国的城市，一般是反动统治力量比较集中的地方，而广大农村则是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弱小的革命力量必须使活动重心避开城市，而转入反动势力较为薄弱的广大农村，进而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写道：“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基于前述多方面分析，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论证了中国暴力革命战争兼具长期性和乡村性特征的必然性，从而为中国政治发展奠定了一条惟一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