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发展理论的含义

（一）西方的政治发展观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兴起的一个新的政治学研究领域。正如在政治发展研究中建树颇丰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和乔治·多明格斯所说的：“政治发展的研究起源于50年代，但是有意识地使这一研究概念化和系统化，只是60年代的事情。”所以，在“70年代初期，政治发展这一词汇在政治学的词汇和概念库中还是个新来者”。政治发展研究的最初目的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描述其过程，诊断其问题，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政治发展的政策建议。和整个发展理论一样，政治发展理论的产生具有特定的现实社会政治背景和学术背景。首先，亚、非、拉一系列新的、独立的民族国家出现后，不仅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问题，而且面临着对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建立以及政治制度的有效运作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继续对这些国家予以控制和施加影响，使其倾向于资本主义阵营，从而更加全面地推行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政策，就不能仅对这些新兴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还必须充分了解其政治结构状况和现实政治需求，并尽可能地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文化观念输入这些国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取得较为令人满意的结果。其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国家独特的政治形态和发展道路引起了政治学者的浓厚兴趣，而冷战竞争和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惧也加深了人们对政治发展的前景的关注。此外，发展中国家战后曲折坎坷的政治发展现实既给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带来了种种挑战，也为后者的成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当然，讨论政治发展研究的产生不能忽略政治学自身发展的学术背景。从政治学自身的发展来看，促进政治发展研究兴起的最主要因素是行为主义。由于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比较政治学也发生了一场革命，使其从限于对欧美政治制度的静态考察和描述转向动态研究政治过程和政治发展；同时，受行为主义“科学性”的影响，比较政治学者试图建立起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和框架，这就使比较政治学不得不走出欧美发达国家的狭小范围而进行跨国度、跨文化的研究，当比较政治学突破其原有的狭隘性，而把注意力放在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上时，政治发展理论就正式产生了。

政治发展理论从20世纪40年代末产生至今，主要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即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以“民主”为主要内容，占主导地位的是“现代化理论”。这一理论把政治发展看作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认为从前者到后者的发展是一个直线过程，不发达国家目前所处的阶段正是欧美国家历史上经历过的阶段，目前的西方发达国家就是第三世界国家未来发展的目标。这一理论的思想根源是19世纪的社会进化论。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传统和现代的“两分法”思想对这一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一时期政治发展研究的基调是乐观主义的。学者们相信，在西方国家的帮助和影响下，发展中国家都能够走上西方式的民主道路，民主是政治发展的惟一目标，对政治发展的研究集中在对民主的先决条件和民主制度发展的研究，想方设法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

第二阶段，即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这时以“秩序”为研究中心，格外注意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问题，不论这种政治秩序是民主的还是其他制度的。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民主”的失败以及新独立国家政治动乱的频繁发生，人们逐渐认识到了政治发展并非那么轻而易举地就可以从传统向现代直线前进，由此带来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第一次转折，即由民主取向向权威主义取向的转变。人们开始怀疑，西方的民主模式是否能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有人强调，西方的民主制度是西方文化特有的产物，它难以被移植到文化传统和发展水平各异的其他地区。有人尽管坚持民主是政治发展的长远的或终极的目标，但否认发展中国家在目前和近期内有实现民主的可能。正如苏查特莫科在1979年指出的：“西方大多数发展理论家似乎都已接受并带有几分懊丧地确认：发展须与权威主义政府相伴随，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新独立的国家来说，民主制度的建立并不是最迫切的问题，相反，发展经济、建立秩序和稳定才是当务之急。于是，以亨廷顿为首的力主研究“秩序”的政治发展理论兴起了。这种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国家的发展要以必要的秩序为基础和前提，而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动员，不断向政治系统提出大量的要求，这使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和秩序遭到了极大的挑战。因此它把研究重点放在政府对人们提出的要求做出反应的能力，以及如何压制大众对政治系统提出的过多要求上。

亨廷顿于1968年出版的《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就是这一理论的代表著作。亨廷顿认为，政治发展就是政治结构和秩序的制度化，制度化就是政治结构和秩序取得价值和稳定的过程。一个国家是否在政治上体现出一致性、共同性、合法性，体现出组织、效率和稳定，比民主制和独裁制的区别更重要。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政治结构和秩序的制度化程度不高，这些国家普遍出现了政治衰退现象，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水平过高。在这里，他把提高国家制度化和组织化水平，从而实现合法的政治秩序作为首要价值，第二位的才是扩大参政。

第三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至今。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依附论的挑战与衰落。对现代化和秩序学派的批判导致“发展主义”范式于20世纪70年代初明显衰落。而与此同时，一个与主流政治发展研究在价值取向上截然不同的依附学派发展起来了，在70年代，该理论对政治发展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理论以拉丁美洲为分析模本，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宏观背景，采取的是马克思主义或者左派的研究方法，目的是分析资本主义在外围地区的真实作用以及找到解决外围地区不发达状态的道路。该理论认为，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存在，不发达国家不可能获得经济发展。跨国公司压制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在政治上使得不发达国家越来越独裁。依附论的出现，给国际学术界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它完全反对西方式的商业共和国，绝不把西方国家看作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

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不发达地区发展道路差异的日渐显著，尤其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依赖发达国家的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国家和地区的兴起，使依附理论在政治发展领域逐渐失去影响力。与此同时，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专制政府纷纷垮台，民主制度建立起来，掀起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

依附理论的挑战及其衰落，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局部成就，使得政治发展研究者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向规范研究回归，开始注重政治生活中的价值因素。这一回归的具体表现就是许多学者开始日益重视政治文化、政治文明等因素，亨廷顿在1993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可被视为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亨廷顿的观点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其政治态度、价值、信仰、有关的行为模式等，与民主的发展有关。它们可以构成民主化的动因或障碍。亨廷顿等对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视，使得政治发展研究开始重视非西方的文化价值。但这一重视，依然是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并未给予非西方的文明传统以同样的待遇。

回顾西方国家政治学界对政治发展问题的研究历程，我们既看到它的重大意义，也发现它明显的稚嫩和难以避免的局限性。一方面，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思路和观点，无疑能够帮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政治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为人们提供许多富于启发性的见解；但另一方面，他们往往把“政治发展”的对象局限于发展中国家，把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模式作为政治发展方向的惟一选择，这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另外，政治发展理论也表现出理论本身的苍白与贫乏，它被现实发展牵着鼻子走，容易被眼前和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当政治学家乐观地预见发展中国家民主前景的时候，权威主义政治时代已经无情地降临，当学者们对权威主义的合理性做出了最系统的解说时，民主化潮流却开始粉碎它的合理性。研究政治发展问题的学者屡屡陷入被动。这说明，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有着内在的缺陷。我们要在认识其局限与偏颇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分析与思考，借鉴其包含在政治发展理论之中的合理因素，发掘出一些有关发展中国家政治变迁的规律性因素。

（二）政治发展的含义

与西方政治学者的政治发展观相对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观认为，政治发展是人类自国家产生以来，政治形态不断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前进、上升的历史演进过程。如同发展是社会存在的根本属性一样，它亦是政治存在的根本属性。在此意义上，政治发展是普遍的，它贯穿于任何社会政治史的始终。尽管对政治发展现象比较系统的理论探索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但政治发展并不局限于当代国家。实际上，自政治产生以后它就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特别是近代社会向现代化的演进，更是一个伴随着政治变迁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分析社会基本矛盾入手，深刻、全面地考察了政治发展进程，揭示了政治发展的实质、动力、途径和趋势，形成了系统、科学的政治发展理论。西方学者也承认，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代政治学所说的政治发展，一般是与现代化这一特定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它所指的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在政治上所发生的变化。因此对于政治发展概念的界定，要作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就广义而言，政治发展是指政治体系向着更高级形态的变迁，如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再到资本主义制度，最后到社会主义制度和向共产主义制度的演进，必然伴随着政治发展；就狭义而言，政治发展特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政治领域发生的变化，这个定义更多地侧重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殖民地走向独立，从部落分立的传统国家迈向权力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从君主专制、军人统治到民主政治建立的发展过程。

西方政治学者立足于资产阶级的政治价值观，将政治发展定位于发展中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理想模式的设计应以西方政治体系为蓝本或参照系，在西方社会的帮助下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将会建立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自然而然地步西方式民主的后尘。其后的实践却证明，在西方支持下进行的“民主试验”在许多国家不是搞得不伦不类，就是遭到彻底的失败，并且极大地损害了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通过简单地模仿西方社会来实现现代化的事实，促使学术界更加关注现代化和发展问题，其研究范围涉及经济、社会、政治诸方面，并形成了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和发展政治学（即政治发展理论）。

政治发展研究的兴起，意味着要对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进行更为具体和深入的研究，避免以西方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作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惟一样板，从而探索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独特道路和内涵。由此，政治发展的概念便超出了单纯西方式民主或政治现代化的范畴，具有了更为丰富和广博的内容。路辛·派伊在《政治发展的诸方面》一书中，把政治发展的含义概括为以下10种：（1）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政治前提，是适应并促成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形式的生成过程。（2）政治发展是工业社会典型政治形态的生成过程。工业生活使政治形态出现许多相同之处，因而不管是否实行民主政治，所有工业社会都有一套相同的政治行为模式和施政标准，这就是政治发展的状态。（3）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而这种政治现代化又是以西方的现代政治形式为参照标准的。（4）政治发展是民族国家的运转和建设过程，政治发展首先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中的民族主义政治形式。（5）政治发展主要是国家行政与法律方面的发展，即现代行政组织、行政秩序与法制的发展。（6）政治发展是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的过程。政治参与一般是自下而上的，而政治动员则是自上而下的，但两者只要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都能达到政治发展的目的。（7）政治发展即建设民主政治。（8）政治发展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政治变迁，指一个社会能够理性而有目的地控制政治过程，引导社会变革的方向。（9）政治发展是政治系统能力的提高过程，主要是指政治动员和权力行使能力的提高。（10）政治发展是多元社会变迁中的一个侧面。上述10种定义，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政治发展的内容和实质，基本涵盖了政治学者对于政治发展的各种理解，尽管一些观点仍没有摆脱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但已经超越了纯西方的经验。这些观点虽然角度不同，但都与现代化问题有所关联，一般都表现为政治体系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发生的变化。

政治发展作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变迁，既构成现代化的原因，也成为现代化的结果。就现代化的原因而言，政治发展意味着建立一个适应或促进现代化进程的政治体系，即以政治发展推动和支持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就现代化的结果而言，政治发展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而变化的，工业化、城市化、经济增长、识字率提高等都会带来一定的政治后果。这种后果既可能是积极的，如政府能力的提高、民主法制建设的健全等；也可能是消极的，如政治不稳定、政治腐败等。可见，政治发展就其内涵而言，不仅包括了现代化所带来的正效应，也涉及现代化所产生的负效应，它客观反映了现代化过程中的实际政治变化。如果不是从经验层面而是从规范意义上讲，政治发展无疑面向的是现代化过程中积极的政治变迁。

（三）政治发展的标准

马克思主义在对人类历史变迁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进行总体考察的时候，已经包含了对政治发展问题的科学探索。其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政治发展是以经济变革为基础的复杂系统。界定政治发展的最基本标准，就是要看它能否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当代西方学者提出的种种具体标准，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西方学者就政治发展的评价标准提出的看法形形色色，十分繁杂。例如，阿尔蒙德举出了输入功能、转换功能、输出功能三个参量，认为一种适应现代化的社会环境并能为之提供有效支援的政治系统，一方面要具备完善的“输入”功能（包括政治的世俗化，政治录用以成就为标准，利益表达得以准确地传递和控制，利益综合公正而协调）；另一方面也应该具备完善的“输出”能力（包括提取能力、调整能力、分配能力、象征能力以及回应能力，等等）和转换功能。派伊根据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平等、能力、分化三条标准，作为政治发展的三个核心趋向。亨廷顿则列出了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凝聚性四大指标。

应该说，西方学者对现代政治体系的结构与功能的具体分析，尽管带有浓厚的西方本位主义色彩，但也包含了某些合理的见解。在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为指导，吸收、借鉴当代西方政治学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政治发展的标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民主的扩大

民主是人类社会文明程度和进步状况的标志。政治发展的过程是从原始民主到国家民主，从初级民主政治到专制政治，再从专制政治到现代民主政治的历史循环。在传统社会，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相适应的政治是以政治权力的个人垄断为标志的专制政治。在现代社会，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是政治动员与多数人参政，是以平等、自由、人权、法制为标志的民主政治。社会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的增加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衡量不同的政治形态中民主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传统社会，社会成员只有少部分由于血缘、宗教或者最高统治者的恩赐等原因参与政治过程。随着政治发展，参与这一过程的公民不断增多。政治民主越发达，广泛深入地参与政治过程的公民就越多。

2．政治效率的提高

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必须要由有效的政治体制来推动和保证，这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普遍经验。发展中国家独立后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内生产力落后，经济不发达，政治制度变革滞后，走上现代化道路晚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推动经济发展、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需要以有效的政治体制作为推动和保证，于是政治效率的提高也就成为政治发展的衡量标准之一。

所谓政治效率是指国家的政治管理效率，其核心是政府的行政管理效率。政治发展意味着政治系统功能的增强和效率的提高。社会的发展需要政治系统的功能不断增强，政府的活动范围和规模也随着政治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扩大。在现代社会，政府开始管理一些在传统社会中不属政府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务，如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组织公共教育，兴办社会福利，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行规划，并将政府的决策有效地贯彻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机构与政党以及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等机构逐渐分化。政治机构内部各部门亦逐步分化，分别承担各自比较确定的任务，彼此间既分工又合作，互相制约，互相协调，使政治系统得以更有效率地发挥功能。

政治效率一般体现在：第一，领导层政治决策高效统一；第二，行政执行高效、有力、敏捷；第三，政府功能保证经济发展高效、持续、稳定；第四，政治系统能维护社会稳定和协调发展。总之，政治效率不能依靠专制独裁强制推行，也不能以牺牲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为代价来保证。恰恰相反，应以社会组织和公民的支持为前提。“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在不借助社会组织的情况下久享天下。凡是绝对权力得以长久的地方，总是有真实的社会组织的支持。”因此，民主和效率作为政治发展的双重标准是不能分离的。

3．政治秩序的强化

强有力的政治秩序是一般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和保证。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系统长期处于无序和混乱状态，制度化层次较低，社会整合程度不高，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低下，所谓的政治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反复强调政治秩序对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亨廷顿认为，政治秩序、政治稳定对于发展中国家，与政治民主具有同等价值。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建立政府权威、效率和谋求政治稳定的政治秩序化过程。强有力的政治秩序意味着政治体系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妥善处置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和社会矛盾，能够有效地行使有关的政治与行政权力，能够快速有效地处理各项事务，能够强有力地维持社会的稳定，从而积极地保障现代化进程的顺利进行。政治发展的规律表明，实现政治秩序强化的基本工具是法制和制度，因此，政治秩序的强化绝不是专制，其深层次含义，是指秩序的制度化、法制化。

4．政治文化的适应

政治文化的概念，是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提出来的，他认为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社会政治设置的形成过程与社会成员的具体政治行为，往往受制于一定的政治文化。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解释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内化。政治文化可以概括为政治认知、情感与评价，也可以表述为政治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与技能。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态度与政治文化属同义词，可以相互置换。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明确指出，社会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因素，对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乃至经济制度有着巨大的反作用。比如，普列汉诺夫就提出并深入论述了社会心理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列宁也曾针对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指出，在原则上苏维埃实行了极高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作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

政治文化水平是影响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无论是政治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还是政治民主化的建立、推进，都必须有良好的国民教育水平作基础，都需要有一种先进的政治文化作为精神动力。政治文化的适应，主要是指社会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在这种参与型政治文化体系中，人们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情感、评价较多地达成共同趋向，这样就为政治发展提供了一种稳定的心理基础和文化氛围。

（四）对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理解

我们一般可以把政治发展理解为发展中国家由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发展的过程或后果。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政治变迁。就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而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具体体现为采用新的价值体系创建新的国家体系，实现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中国创建和发展现代民族国家，其重要目标是要实现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但由于受落后的文化和独特的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民主制度时常遭到破坏，而这种破坏又经常来自领导人的主观意志，这时民主的内容就更多地表现为法制化。所以说，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是民主和法制，而关键是要通过健全法制来保障民主。

关于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时间划分，虽然多年来人们习惯上把1840年至1919年的历史称为近代史，而把1919年至1949年的历史称为现代史，1949年以后的历史则称为当代史，“但是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110年的历史；而把中国民主革命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起来是更加适当的”。本书就是按照这种划分来构建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史的框架的。不仅如此，1949年以后，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工业化建设和现代化进程才刚刚开始，以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史，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社会形态不断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和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把握。

实际上，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史，有两个侧重点：一是要研究中国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特别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二是要研究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两者是统一的，因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也必然伴随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必要准备的过程。当然，这两者也是有区别的，现代化进程自身存在着内在规律，成为政治发展研究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因此，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史，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理论为指导，这个理论包括以下要点：政治发展是政治形态不断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政治发展的动力是一个以经济变革为基础的复杂系统；政治制度的新旧更迭是政治发展的根本标志；政治体制的改革完善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其次，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史，还要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合理因素。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将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作为研究的主题。尽管这种理论从总体上来说是非历史的和形而上学的，但其中有些研究方法和内容包含了一些合理性因素，譬如政治稳定的理论、政治民主的理论、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的关系等等，值得我们借鉴。

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阶段划分上，我们也尽量将社会性质的变化和现代化进程结合起来，紧紧扣住只有实现社会性质的更替才能将中国引入现代化建设的轨道这个主题。因此，本书将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进程，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年鸦片战争—1911年辛亥革命。这个阶段的政治发展是由地主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及革命派领导的。他们或者想在原有体制内通过局部改良实现现代化，或者想通过资产阶级的改良与革命改变原有社会形态来实现现代化。特别是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和清朝“预备立宪”的出现，它们实际上标志着一支有纲领、有组织的现代化政治推动力量的形成和千百年来行之有效的传统社会整合手段的解体与破产。其后，在孙中山等革命派的领导和积极推动下，加上立宪派等其他现代化势力自觉不自觉的努力，中国政治发展进程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这一高潮的标志就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尽管无论是地主阶级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或革命派，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社会进步，但资产阶级现代化方案并未能在中国真正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在理论上不断探索。

第二阶段：1911年—1927年。这个阶段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学说逐步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被人们认识和接受，并在实践中显出越来越大的功效。辛亥革命后封建势力和复古势力严重阻碍了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发展进程出现了奇异的断裂。在这个断裂的过程中，一方面，清王朝的崩溃和继之结束的袁世凯统治使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急剧衰微，地方军阀乘机崛起，国内政治出现了长期的分裂、战乱与动荡，严重妨碍了现代化所要求的国家政治、经济资源的有效汇聚和配置；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给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一个短暂的春天。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并开始独立地出现于政治舞台。同时，苏维埃俄国与共产国际的相继建立及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真诚支持，使中国政治发展第一次被纳入世界进步事业的范围，从而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同情与援助。这些条件的出现，预示着新的时代要到来了。新文化运动是新时代到来的前奏，继而经过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学说的传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发展学说的基本原理及对中国国情的初步探索，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明确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发展纲领，并积极开展了一系列较有影响的实际政治活动。绝望中的孙中山先生敏锐地发现了历史的这一光明前景，开始逐步与共产党人合作。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结果大大增强了其三民主义学说与国民党组织的实际政治功能。1924年底，孙中山接过陈独秀等人首倡的“国民革命”的旗帜，正式拉开了以反对列强、铲除军阀为明确政治内容的国民革命的序幕。国民革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国民革命的发展显示了新型政治发展学说的巨大威力。由于陈独秀等人和国民党左派缺乏足够的政治警惕，蒋介石利用新三民主义政治发展学说和国民党组织中残存的权威主义因素，并与军阀专制主义相结合，逐步膨胀了自己的权力。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右翼势力相继叛变，国民革命随之功败垂成。

第三阶段：1927年—1937年。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各个阶级都在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绘制理想的蓝图，并将这些蓝图全面付诸实施。蒋介石按照新专制主义政治模式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就本质而言，其统治实际上是中国传统专制统治的延续。但由于受客观环境的压力，在具体统治形式上，蒋介石政权也引入了一些现代性因素，如五院制的权力结构形式、一党制的政治治理形式，以及所谓三民主义的价值信仰体系等等。实际上，蒋介石主要是想通过学习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但其实践最终失败了。历史再次证明，如果不对中国实行根本改造，现代化事业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资产阶级民主派再次把英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奉为理想模式，并为此进行了顽强的抗争。无奈，因其自身的软弱性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强大而以失败告终。与此相反，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理论逐渐被人们所接受，1933年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发展理论在同教条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这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又一个高潮。它的深层次的含义是，在实践中宣告了只有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才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建立系统的、切合国情的政治发展学说并使之成为实践性的指导学说，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

第四阶段：1937年—1949年。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将争取民族独立和争取人民民主比较好地结合起来，通过广泛的政治动员发动人民群众，并通过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形成，并在后来的实践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全面内战的爆发则证明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彻底破产。全国解放战争一路凯歌般行进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坚持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学说的巨大历史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则为中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发展进程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第五阶段：1949年以后。1949年以后，中国开始了全面的建设时期。这个阶段又分几个明显的时期：（1）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宪法》的颁布以及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这个时期，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政治生活方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确立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社会组织架构和政治运作架构。1954年的《宪法》把这样的一个政治架构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这样的政治生活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但过于集中的政治体制，既显示出了优越性，也暴露出了深层次的弊端。（2）1957—1966年，这十年中国的政治呈现出曲折发展的特征，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最终走向“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动乱。（3）1966—1976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国社会处于全面动乱之中，中国的政治发展走向全面倒退。（4）1978—1992年。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接下来我们进行了一系列体制变革，一方面要变革过去的体制下出现的不民主的高度集权的状况，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的架构下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其核心就是完善党的领导、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与法治成为这一时期两个非常重要的主题。（5）1992之后。1992年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整个社会的基本政治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的政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其任务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的、完善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