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国情与政治发展的概况

（一）科学国情观的形成过程和基本内容

国情，是指一个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具体包括：国家的历史状况，社会性质，经济、政治、科学教育和文化道德的发展状况，资源、人口和国民素质状况，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位置等等。国情具有客观实在性、历史继承性、不可选择性、全面制约性等特点，是一个国家必须面对的基本现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

从政治发展角度来说，中国人关于国情的讨论，早在19世纪末即已开始。但是，由于近现代中国所处的特殊国际环境以及这一环境给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注定了中国人对自身国情的认识是一个艰难曲折和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积极致力于对中国社会具体状况的实际调查与理论分析。早期共产主义者邓中夏等人在北京郊区长辛店、丰台等地对工人生活状况的考察，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对长沙附近农民生活状况的调查，都反映了他们对国情的极大关注。1920年毛泽东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在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先后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几乎每年都抽时间到工人、农民中去搞调查研究，始终重视对国情问题及其与中国政治发展之关系的认识与研究，先后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多方面地分析研究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国民革命失败后，惨痛的教训使更多的共产党人开始注重对国情的研究，并将这种研究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1928年1月，瞿秋白在《布尔塞维克》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文章，其中单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国情观》一节，对中国国情与政治发展导向的关系问题做了专门论述。他认为，由于中国政治发展所处的社会背景与时代环境，其目标和导向只能是社会主义的。该文把国情概念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学说联系起来，提出了必须建立科学明晰的马克思主义国情学说的理论任务，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国情观，自然不是一篇简短的论文所能详细说明的。我们将要有许多篇文章，或者一本小书来论述。

毛泽东在领导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断深化，又写出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著作。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调查工作》一文，对科学国情观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在文章中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科学论断。文章认为，为了了解中国情况，要大力提倡调查研究，“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文章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以这篇文章为标志，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初步形成。在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的国情观进一步发展。到陕北之后，他又写出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极为重要的著作，为抗战时期毛泽东科学国情观的正式形成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国情问题上，长期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其一为无视国情、盲目照搬外国经验，如胡适等人的全盘西化论和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其二为曲解国情、极力阻碍社会进步，如袁世凯的“特殊国情论”和蒋介石等人的“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说”。这两种思想倾向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1938年底，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虽然在政治上受到了严肃批评，但无视国情，一切照搬苏联的教条主义与党八股作风，仍然在党内存在着。1938年底，张君劢经蒋介石授意，在报刊上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再次在“国情”的幌子下重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适宜中国国情”的老调，要求共产党人即使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彻底收起，至少也要将其“暂搁一边”。为回击这两种无视国情与曲解国情的错误思潮，帮助全体党员及其他社会人士树立正确的国情意识，进而提高他们对新民主主义政治发展模式的理解与认识水平，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

毛泽东于1939年底及次年初，接连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政治理论著作，创造性地将国情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基本概念，进而提出了明晰、完整和科学的国情观。这些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国情观的正式形成。25年以后，毛泽东颇有感慨地回顾了认识国情的艰难历程，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与某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中说：“《新民主主义论》是1940年（应为1939年12月——引者注）写的。我参加共产党，打了13年仗，在这13年之前还有6年，一共19年的时间，才认识到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要采取什么政治纲领、文化纲领。花了19年的时间，你看，多困难！认识客观事物是多么困难。”毛泽东科学国情观的实质就是“实事求是”，其基本点是：第一，中国是国情比较特殊的国家，要注重对国情的研究；第二，从实际出发大力提倡调查研究是了解国情的基本途径；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以理论指导来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正是基于对近现代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毛泽东在解决中国革命和战争问题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开辟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使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地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取得了胜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从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出发，把正确认识、把握国情作为设计现代化建设蓝图的基本前提，把依据国情进行建设和改革作为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正如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讲的：“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与过去的认识和实践相比，邓小平关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国情相结合进行改革与建设的思想更为深刻，在实践中贯彻得更为坚定。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国情的认识从经济角度扩展到社会总体，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诸方面来把握国情，不仅从历史的角度，而且从现实的条件来分析制约现代化进程的多种因素。比如，他不仅指出了我国人口多、土地少、经济落后的特点，而且强调我国的封建主义影响很深，几千年的封建积弊很多，在政治体制、思想文化等方面与封建主义、小农经济的东西作斗争是我们一个长期的重大任务。二是在正确把握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原则。比如，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公有制和共同富裕；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把清除专制封建主义影响作为一项长期任务等等。从而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出发设计现代化蓝图的最突出的贡献，为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

（二）中国国情与中国的政治发展

国情由国家社会性质所决定，并全面反映其他方面状况的综合性现象。毛泽东等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界定了国情概念的内涵。在毛泽东的国情理论中，国情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而社会性质则是国情概念中的关键部分。那么主要地体现着国情的社会性质应当根据什么予以界定？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中，毛泽东对旧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与界定，是从下列5个方面进行的，即：（1）社会经济结构；（2）阶级关系状况；（3）政治制度特征；（4）国家主权面貌；（5）人民生活水平。如果对毛泽东有关旧中国社会性质的具体论述予以方法论的抽象，我们可以发现，上述5个方面构成了社会性质概念的基本内涵，由此，它们也就构成了国情概念的基本内涵。同时，毛泽东也注意到了国情作为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它还具有其他方面的内涵。具体而言，表现为三个方面：（1）一定国家的自然地理条件；（2）一定国家所继承的历史人文传统；（3）一定国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国际环境。总之，毛泽东等人对国情概念的正确界定与把握，同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或折中主义等形形色色的国情概念划清了界限，从而使自己的整个国情理论建立在正确的实践与理论基础之上。

毛泽东科学的国情观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方法论。由于实践在不断向前发展，新的问题层出不穷，要正确抉择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认识中国政治发展的主体性力量乃至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一切问题，都要以中国国情为依据和出发点。只有弄清国情，才能正确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也才有可能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的政治发展。

在中国国情诸因素中，影响政治发展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1）1840年以后，中国由一个封建势力比较强大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国的封建势力结合到一起，使封建王朝成为“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而竞相争夺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长时期陷于自身相互间的尖锐的利益冲突，又不可能对中国革命的潜力和发展速度及时地做出恰当判断并采取统一政策和一贯步骤；中国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则表现为长期的军阀混战，加上中国疆域广阔，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从而使革命力量有可能取得局部胜利并逐步壮大。

（2）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是最坚强、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只有她能够把其他具有革命性的阶级发动和团结起来。而工人阶级若没有自己的政党领导，就不能形成一支现实的革命力量，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中国共产党便充当了这一历史角色。在错综复杂的实际斗争中，如何搞好党的建设，保持一个蓬勃向上的领导核心，无论是对于争取民族独立，还是对于现代化建设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3）中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80%以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强大的社会变革力量存在于广大农村。谁能把亿万贫苦农民发动起来，谁就能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领导者。并且，由于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性和缺少民主传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必须通过革命战争的形式才能打败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以，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实际上是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各种措施抵制封建思想和农民意识的影响，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4）中国政治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一般地反对私有财产制度。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革命除了要发动农民之外，还必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尽可能地发挥他们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只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才能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这样便形成了“两步走”的革命战略。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动摇性，因此无产阶级在领导他们前进时，必须不断地克服其妥协和倒退的倾向。这就决定了这种团结必须辅之以必要的斗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从而造成一种对革命极其有利而又十分复杂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局面，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

综上所述，一个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一个由这样的党所领导的，以实现民族、民主革命为目的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并通过民族、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这就是在中国近现代基本国情基础上所产生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