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近代自由主义研究:从洛克、边沁到密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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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以约翰·洛克、杰里米·边沁和约翰·密尔为代表的英国近代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和道德哲学史上的重要思潮之一。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已有不少关于英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研究成果得以问世。但也毋庸讳言,许多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及其成果,是在英美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传统中的所谓非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之下进行和完成的。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有些哲学分支,例如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和社会哲学,成功地运用了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社会学等领域中的最新成果去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的研究,并因而超越了经典意义上的分析哲学方法论的阶段。如果读者有兴趣对这种“科学的新趋向”及其对哲学的影响作一个概括的了解的话,可参看Harold I.Brown, Perception, Theory and Commitment: The New Philosophy of Science, Chicago, 1979, part II.要了解当代哲学家对分析哲学的客观主义语言理论及其在社会哲学中之运用的批判性分析,可参看Mark Johnson, The Body in the Mind, Chicago, 1987, chapter 8。与此同时,这一新的哲学趋势在自由主义的研究中也得到了体现。有些研究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学者如布那德·萨谬(Bernard Semmel)和弗兰西斯·加福斯(Francis.W.Garforth),尽管没有宣布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对于历史地了解自由主义哲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却有着重要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学者们的研究方法已经接近了本书著者所谓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关于密尔研究中的方法论方面的创新,请参看Bernard Semmel, John Stuart Mill and the Pursuit of Virtue, New Haven, 1984;和Francis.W.Garforth, Educative Democracy: John Stuart Mill on Education in Society, New York, 1980。关于道德研究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可参看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章。但在另一方面,在许多研究洛克、边沁和密尔的学者那里,所用的方法仍然是分析哲学所固有的非历史主义的方法,因而也影响了对历史上出现的这些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全面性认识。

本书意在运用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去考察英国近代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体系,尤其是密尔的自由观和他为此所作的理论论证。具体地说,第一,本书著者对于非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持批判态度,而力图将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引入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之中。尽管在一本书中不可能完成对洛克、边沁和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历史分析,但是著者愿意朝这个方向做一些努力。第二,尽管本书著者从上述研究者如萨谬和加福斯等的方法论及其研究成果中获益匪浅,但是本书所运用的历史主义方法论与他们的方法论还不尽相同。也正因为此,本书在讨论自由主义思潮的过程中得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结论。著者愿以此与读者分享,并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在自由主义研究中曾经出现过的非历史主义方法论,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特点。尽管在许多研究者的工作中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非历史主义的特征,但是,他们一般不会同时表现出所有这四个方面的方法论特点,而且他们往往也不见得对这些方法论的存在有系统一致的认识。倒不如说,这些方法论特征,经常是作为一些深层的假定而起作用的。无论其具体作用的方式如何,所有这些非历史主义的方法论,都产生了许多问题。

1.自由概念的对分法

根据有些研究自由主义的学者如阿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看法,当人们在研究历史上不同的自由主义思想时,他们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自由。第一种是否定的自由,其特点是要回答诸如“在什么条件下个人是或者应该不受他人干扰地去做他想做的事,成为他所想成为的人”之类的问题。第二种自由是肯定的自由,其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可以成为控制或干预的资源,从而使得个人可以去做这事而不是那事或成为这种人而不是那种人。”(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London,1969,121—122)换一种表达方式,强调否定自由的哲学家们认为只有存在着什么东西才可能使得个人变得不自由;而强调肯定自由的哲学家们则往往坚持只有缺乏什么东西才可能使得个人变得不自由。柏林就是根据这样对自由概念的对分法而把密尔的思想划入到典型意义上的否定的自由的范畴中去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研究密尔的学者根据同样的对自由概念的对分法而得出了正好相反的结论。这种对分法与政治哲学史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符合的。它所没能看到的是:一个哲学家不可能离开肯定的自由而真正有意义地去讨论否定的自由。反之同理。所以,历史上重要的哲学家在他们的自由观中都是既包含有关肯定的自由的思想,又同时关注否定的自由的问题。

2.还原主义的范畴化

思想史的研究需要范畴化,但还原主义的范畴化却往往把问题给过分地简单化。让我们还是以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为例。在讨论密尔对自由进行论证的性质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两种颇为盛行的观点。根据这两种观点,密尔对自由的论证,或可被归结为边沁式的功利主义,或可被纳入到亚里士多德式的本质主义的范畴中去。这种思维方式同样也是非历史的,并且又隐含着对传统的范畴化理论合理性的无条件肯定。根据这种范畴化理论,一个实体所具有的一系列特性定义了一个范畴,而一个个体根据其或是具有或是不具有这些特性而被规定是或不是这一范畴中的一个成员。这样,有些研究密尔的学者花费了许多精力试图将密尔自由观的理论基础归入到边沁式的功利主义或亚里士多德式的本质主义的范畴中去,因为据说密尔的思想具有前者或后者的所有的定义特性,并且因而也继承了前者或后者的所有的理论长处或缺点。当然,事实完全是另外一码事。

3.超现实的分析

这种方法假定了哲学理论是超现实的,因为它们是不依赖于环境与历史的。所以,理解这些理论并不需要考虑它们的环境条件。根据这种观点,对哲学史的研究主要在于阐明哲学家所用的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毫无疑问,对哲学概念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是研究哲学史的一种强有力的方法。问题在于,当大多数研究洛克、边沁和密尔的学者们都以这种方法为主去分析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时,研究者们遗忘了对于理解这些思想体系来说是至关紧要的东西:其所赖以产生的历史背景。

4.绝对主义的评价

有些研究自由主义的学者在评价洛克、边沁和密尔的思想体系时往往持有一种或强或弱的道德绝对主义的立场。根据他们的观点,道德的价值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而像他们那样的有理性的道德主体总是能够找到一个绝对的和普遍的标准来评价所有的哲学家。例如,詹姆士·斯蒂芬(James F.Stephen)批评密尔《论自由》的基本理由就是这本著作违反了根本的和不可动摇的功利原则。詹姆士·斯蒂芬(James F.Stephen)通过将密尔理论中的个体性原则和功利原则对立起来的做法来批评密尔的个体性原则。如他说:“我应该将密尔的理论修改如下:功利原则不再是最大多数人的总体最大幸福,而倒成了最为广泛的各自为中心的人们的最多生活理想。”(James F.Stephen,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Cambridge, 1967, p.228)而一个方法相似但结论相反的例子是,阿赛亚·柏林称赞密尔思想的一个主要根据,是在他看来密尔的自由主义与所谓的否定自由的绝对价值完全一致。柏林对密尔曾经有过不同一般的高度评价。他说:“密尔所说的自由是指人类可以自由选择信仰对象和信仰方式的社会条件。对密尔来说,只有符合这一条件的社会才是真正符合人道的。没有一个人能比密尔更值得我们这一团体的纪念,因为它所为之服务的理念被密尔视为比生命更珍贵。”(Berlin, Isaiah.Four Essays on Liberty, London, 1969, p.206)斯蒂芬和柏林以及其他一些学者们似乎认为,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的方法本身就足够证明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以及什么道德体系是合理的和可信的。因此,时代的分析和历史的探讨都被认为是毫不相关的。

与此不同,本书所采取的历史主义的方法有着以下一些主要特征。

1.对自由的三维分析

在这里,有必要首先介绍杰瑞·麦克考伦(Gerald C.MacCallum)所提出的自由的三维结构。根据麦克考伦的观点,“无论何时在讨论一个主体或众多主体的自由的时候,总会涉及到摆脱什么限制、束缚、干预和障碍而得到自由,从而能做或能不做什么事情、能成为或能不成为什么状态。因此,这种自由总是什么主体的自由,从脱离什么障碍中获得自由,从而能做或能不做和能成为或能不成为什么,这是一种三维的关系。”(Gerald C.MacCallum, “Negative and Positive Freedom”,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67, p.314)换句话说,自由问题总是包含自由的主体、自由的障碍和自由的目标。麦克考伦的方法论有两个优点。首先在于它比其他理论模式有更强的解释力。例如,这种三维自由观通过揭示柏林的绝对客观主义理论模式中所固有的毛病,从而不仅指出了柏林的方法论不能运用于洛克和马克思的自由观,而且还解释了为什么柏林的方法论会失败的原因。例如,麦克考伦在分析传统模式失败的原因时指出:“这种理论制造了许多混乱和误解,主要原因在于其理论背后所隐藏着的基本假设是,一个人可能是完全自由的或完全不自由的。”(Gerald C.MacCallum, “Negative and Positive Freedom”,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967, pp.327—328)其次,这种三维自由观使得研究者和读者可以利用形象图式去理解不同的自由观的不同维度,从而比柏林的自由概念对分法的抽象方法论更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

2.具体的范畴化

具体的范畴化的目的,是力求在范畴化的同时不失对思想家原貌的把握。例如,在本书对密尔自由观的理论基础及其性质的讨论中,重点将放在同中之异的分析方面。密尔对自由的论证,将会被同边沁的功利主义论证和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理论加以区别。这是因为,尽管密尔与例如边沁的道德哲学有相似之处因而常被人们归入同一范畴,但密尔对人性及幸福的理解与边沁的理论是有着很大区别的。对这种区别有清醒的认识是历史主义的立场所要求的。因为哲学往往是一种历史性的运动,对重要的哲学概念如“德性”、“自由”和“幸福”的解释,往往是因时代而异,有时甚至在同一哲学家那里也是随其年代不同而有所变化的。所以,尽管在哲学历史的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将具体的思想体系放到一定的范畴中去,但对那些不能还原到一般范畴中去的具体特征必须予以充分的注意。

3.描述性分析

描述性分析也是历史主义方法的重要一环。根据这种方法论的原则,道德理念与原则来源于我们的生活经验。与此相应,道德和政治的理论体系也是对一定生活经验和历史传统的提炼和概括,无论对这种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历史上的哲学家本人是有所认识还是毫无认识。以密尔为例,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毫无疑问是他的生活经验和英国历史传统的一定体现。因此,我们必须对密尔自由主义思想和它由此产生的时代背景之间的复杂关系有所认识和解释。为此目的,在史料运用上本书将把密尔的自传作为理解他的自由主义关键著作之一。当然本书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照顾到密尔及其他思想家的生活中的丰富经历和当时政治、经济和宗教等方面的历史背景。但是,本书或可成为一个阶梯,使以后的研究者们对洛克、边沁和密尔等人思想中的经验成分做越来越细的研究和把握。

4.历史的评价

本书著者并不认为有一个绝对不变的道德可以作为参照系来评价古人。因而,本书将依据历史主义的方法来评估洛克、边沁和密尔的思想。在这里,历史主义的评价主要是指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所提倡的评价方法,其中包括但又不仅限于:第一,一个较为高级的理论体系必须能够解决前人所未能解决的问题;第二,它能够解释它的前辈之所以未能解决问题的原因;第三,它通过将其前人思想中的合理部分溶入自己新的体系而显示出思想史的连贯性。见于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并参看本书第四章对此方法的更为详细的讨论。

本书的以下各章将运用这种历史主义的方法对洛克、边沁和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进行研究,并希望能够对这些思想体系提出一些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