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霸权下的国际经济体系

18世纪末的英国经历了经济、政治的重大变化。18世纪下半期，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开始，直至19世纪40年代结束，英国的经济能力一跃成为世界最强，前文谈到，英国不只是依靠对外贸易获得成功的，更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生产基础（即把生产内部化）。其实，在1750年至1780年之间英国的对外贸易处于萧条状态，但国内需求、国内市场仍然不断发展与扩张。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的经济策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8世纪英国的经济策略是以重商主义为指导的，政府对经济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到了19世纪初英国的经济政策已经开始倾向于对自由贸易、自由市场的不干预了。虽然工业和农业利益集团仍然能够继续促使政府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但政府的职能已经开始向提供公共设施与教育方向转化。从1834年到1846年，英国先后公布了《济贫法》（the Poor Law Amendment Act）（1834年）、《1844英格兰银行条例》（Peel's Bank Law Act，又称《皮尔条例》）和《反〈谷物法〉法案》（the Anti-Corn Law Bill）（1846年），开放了劳工市场、金融市场和粮食市场，特别是通过废除《谷物法》，英国将自己的粮食市场向全世界开放，被很多学者看做是自由贸易时代开始的标志。

随着英国的经济政策逐渐转向支持自由市场，一个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此后简称英国体系）也开始成型。19世纪的英国是当时不争的霸主。1750年英国制造业的产量只占世界的1.9%，到了1860年已是一百年前的10倍；1750年英国的人均工业产量已是世界第一，但产量仅是第二位国家的1.1倍，到了1860年已是第二位的2.4倍。1860年左右，英国铁和煤的产量相当于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现代资源（如煤、石油等）为基础的能源消费5倍于美国和普鲁士、6倍于法国、155倍于俄国；当时世界上三分之一以上的商船悬挂着英国的米字旗。英国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海军，19世纪其殖民地则遍布世界，因此英国在当时被称作“日不落帝国”。强大的综合实力把英国推到了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心。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英国的耕地缩减了30%，到了1914年只有8%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英国在国际分工中以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的优势地位。

英国体系的中心—边缘关系是由两条主线连在一起的。一个是贸易，另一个是金融。1800年出口值占英国国内总产值的18%，到了1830年就上升到了35%。从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中后期，全世界近三分之一的出口流入了英国。贸易这条主线最大的特点是，虽然同在一个体系内，根据英国贸易伙伴的不同，贸易关系可分成互补贸易关系和竞争贸易关系。互补贸易是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进行的，它们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中心—边缘关系。英国在中心以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如工业品）为主，而它的殖民地在边缘以生产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如粮食）为主，然后进行交换，贸易是这个中心—边缘关系的纽带。19世纪中期，英自治领80%的出口、美国的一半出口都流向英国，而自治领的全部海外借款也来自于英国。通常所说的自由贸易主要指的是英国与其殖民地间的互补贸易，而对于竞争贸易来说，自由贸易则不易达到。竞争贸易关系指的是英国与其他中心地区国家间的贸易关系，这些国家包括欧洲的传统强国如法国，也包括在19世纪后期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德国和美国。这些国家从总体上仍然落后于英国，但由于快速的发展，产业结构越来越与英国相似，这使它们既要经常运用关税壁垒对付英国产品以便保护其仍然落后的工业，又要积极与英国竞争边缘地区以便为其进一步工业化寻找初级产品（如粮食、自然资源等）供应基地。法国、德国在不同时期都曾运用各种关税手段，特别是在19世纪7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而美国则是一直以关税为主要竞争策略（下一章会进一步讨论）。另一方面，英、美、德在南美洲以及英、德在中欧的贸易竞争则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就是对边缘地区的争夺。

英国体系的另一条主线是金融。在一个稳定的经济体系内的贸易与投资都是以货币为基础的，跨国贸易与投资则需要相对稳定的货币比率（即汇率）。英国体系中金融系统的基础是金本位（the gold standard）。理论上讲，对于参与这个国际经济体系的各国，货币的数量要与其中央或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相对应，这样各国的汇率就被固定下来了（即固定汇率）。金本位是一个国际收支平衡（balance of payments）的自动调节机制。如果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进口大于出口，这就会出现黄金外流的情况，根据货币的数量要与黄金储备相对应的原则，这个国家就需要从国内市场上收回与外流黄金相应数量的货币，而这会进一步引发通货紧缩，于是国内价格下降，这样就有利于出口而不利于进口，出口上升、进口下降，直到出口大于进口，黄金回流，最终回到原来的平衡。当然，实际状况要比以上描述复杂很多。比如，体系内贸易增长会需求更大的货币量，而黄金的开采一般很难补足相应的黄金，这就会造成货币量与黄金储备脱节的情况。因此，无论从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角度，还是从贸易、投资的具体操作程序（黄金相对来讲不便频繁移动）的角度，英镑都经常被用作黄金的替代物。英镑是体系内最强经济的货币，比较稳定，信用度高。所以金本位有时也被称作“以英镑为基础的金本位”（the sterling-based gold standard）。

建立在金本位上的固定汇率不仅是贸易的基础，也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保障。利用外债是落后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不仅英国的边缘地区纷纷通过借款发展自己的经济，就是在欧洲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俄国、奥匈帝国）也要通过外债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从另一方面讲，由于债务人经常是政府或政府支持的大型公司，投资的风险一般不高，甚至比债权人国内的风险都低，而且回报率也很好，这就进一步鼓励了国际资本的流动。1840年至1870年资本流出量占所有债权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5%—3.5%,1870年至1900年由于7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下降到1.5%—2%，而到了1900年至1913年间则上升到5.5%，这个指数既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达到过的。不仅如此，国际资本流动也成为国际市场扩展的工具。债权国往往把接受金本位作为低利息贷款的条件，国际资本与金本位因此成为英国体系不断扩展的双剑。体系内的大部分贷款来源于英、法、德三国。英国作为国际市场中最重要的中心国家也是最大的债权国。1910年英国的资本流出占债权国流出总量的一半多。主要债务国和地区为：美国、加拿大、亚澳地区（Australasia）、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俄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匈帝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19世纪末，英国霸权逐渐走向衰落。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接踵而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大动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英国霸权和英国霸权下的国际经济体系画上了句号。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作为霸主才重建新的国际经济体系。而英国则在二战后进一步衰落。表3.1、3.2、3.3为英国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衰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英国占世界贸易额和制造业产值的百分比从1880年至1913年全面下降，而且与同体系的两个主要竞争者——美国和德国相比，英国1913年所占世界制造业产值的百分比和钢铁产量已经处于落后状态。

表3.1 英、美、德占世界贸易额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Herman M.Schwartz, States versus Markets: The Emergence of a Global Economy（New York: St.Martin's Press,2000）, p.159。

表3.2 英、美、德占世界制造业产值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London, Sydney and Wellington: Unwin Hyman,1988）, p.202。

表3.3 英、美、德钢铁总产量

（百万吨，1890年指数为生铁产量，以后为钢产量）

资料来源：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London, Sydney and Wellington: Unwin Hyman,1988）, p.200。

英国的衰落是国际、国内双重因素造成的。从国际层面上讲，前文已经提到，现代国家系统中霸权的兴衰是很正常的。吉尔平与肯尼迪两位学者，前者通过对霸权的普遍观察，后者通过对英国霸权的专门分析，都认为国际军事竞争是霸权衰落的重要原因。霸权为了在竞争中维护其优势地位就需把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军事，直至自己在竞争中被拖垮。霸权稳定论则从另一个方面指出，霸权往往还要为维护国际经济体系而付出。比如，为了使国际市场稳定，英镑的汇率就必须保持稳定，而汇率稳定就意味着难以按照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汇率进行调解，作为原来的硬通货币，英镑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非常不利于英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从国内层面上讲，英国也有致命的问题。19世纪末，英国的工业组织仍然以小规模工厂为主，很难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这些工厂不但规模小，而且一般不依靠银行资金发展，英国的银行业则主要以海外商业投资为主，这就使国内技术创新难以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曼（Mann）指出，霸主一般都会把自己成功的经验逐渐制度化，但当使其取得霸权的环境、条件不复存在时，霸主因为已经将适应那些环境、条件的经验制度化，所以很难应对新的情况，于是走向衰落就成为必然。英国也不例外，小规模、资金独立的工厂和金融资本对海外扩张的支持在英国崛起时都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昔日的优势已经成为现在的劣势，而英国却因为制度化的原因难以调整。曼的观点还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把国际、国内两个层面连在一起来解释英国的衰落。根据这个观点，英国对海外扩张、稳定汇率的执著不仅是为了维护霸权地位的理性选择，也是国内制度化的结果，这样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在维持海外扩张、英镑高估的成本明显大于收益时，英国仍然难以自拔。

从英国的衰落到英国霸权下国际经济体系的解体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这个国际经济体系的瓦解不仅仅因为英国的衰落，体系层面也有难以解决的问题。第一，国际市场是和国家系统并存的，而且两个体系重合在一起。强权争霸是国家系统的根本特征，英国因前一轮争霸成功而成为霸主，但它必须要面对新一轮争霸的挑战，而国家系统的军事竞争不可能不对国际市场有重大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所谓自由贸易一般只是在英国和它的殖民地之间进行，而英国与其他中心国家的关系则更多的是竞争，从经济竞争到军事竞争，所以这些国家维持国际市场的合作也时断时续。当挑战者感觉自己的实力已经超过霸主时，它就会要求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于是原来的国际经济体系就面临着解体可能。

第二，英国霸权下国际经济体系的生产与金融基础本身也存在着缺陷。有的学者指出，制造业随着技术的进步发展很快，而一些主要国家（如英国、日本）因国内市场狭小难以使国内制造业发挥规模经济（economics of scale）的优势，面对美国国内大市场的竞争，这些国家最终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走上了贸易保护之路。当然，英国霸权下国际经济体系本身最严重的缺陷还是在金融方面，以金本位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系统是不稳定的。黄金的供给经常无法满足贸易对货币流通的需求，所以对硬通货币（特别是英镑）的储备往往用来代替黄金储备，但货币毕竟不是黄金，汇率是可以被国家改变的，特别是在经济动荡的时候。一战后英、美、法三强曾经继续维持了约十年的以金本位为基础的固定汇率，但2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大萧条使这三国分别在1931年、1933年和1936年降低汇率以图挽救自己的经济。其实这样的压力在一战前就存在了，所以国际金融系统内货币储备代替黄金储备多了，人们对这个系统的信心就会降低，而这种趋势似乎是在黄金的供给无法满足贸易对货币流通的需求情况下的必然结果。另外，以金本位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系统还有一个使国内经济通货紧缩的趋势。根据前文对金本位机制的描述，一个国家如果出现黄金外流，就要紧缩货币供给，造成国内经济通货紧缩以促进出口、抑制进口，使黄金回流；但另一方面，一个贸易顺差国家则没有很强的动力来通过通货膨胀抑制出口，因为出口和黄金流入对自己都是有利的。这就导致了一个经济通货紧缩的趋势，而这个趋势往往对经济增长不利，尤其不利于国家走出经济低谷，结果只能造成工厂破产、工人失业等对社会的伤害。这点进一步说明了以金本位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系统的一个致命问题，那就是对金本位的维护会经常要以伤害国内社会为代价。

从本质上讲，金本位是一个重国际收支平衡而不重国内社会利益的机制。维尔德尔（Verdier）指出，金本位在把各国的金融中心拉在一起的同时，使它们远离了各自国内的边缘地区。但越对国内经济忽视就越容易遇到国内社会的强力反弹。一战后金本位无法进一步维持就是因为社会的反对力量，特别是社会下层政治力量的崛起。哈普林（Halperin）指出，一战改变了原有的阶级力量平衡，并使工人阶级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在欧洲崛起。西蒙斯（Simmons）认为，一战后各国对金本位的态度取决于政府的稳定性、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及左派组织对政治的参与程度，左派组织的参与程度越强，金本位越难以维护。

以上所讨论的国际市场和国内社会的互动被波拉尼称作“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他指出，市场经济的扩展就是一个商品化的过程，传统经济在社会的控制之下，而市场经济则要把社会置于其下，也就是用市场来统治社会关系，这就必然造成社会的强烈反弹。这个市场扩展、社会反弹的过程就是双重运动。英国体系的扩展就是双重运动的第一个阶段，为了维护金本位而不惜牺牲国内社会利益就是市场运作的一个突出表现，因此社会的反弹也是必然的。一战与二战之间是社会反弹最强的阶段，社会不断地寻找各种方法以抵御市场的侵害，苏联的中央计划型经济、美国的新政、德国的法西斯主义都是突出的例子。在这种强力反弹下，英国体系的衰落是必然的，而二战后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经济体系则是在双重运动的第二阶段中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