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

全球化是20世纪下半叶以后不可遏止的历史潮流，诚如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全球化是一种世界各地区之间的相互连结性（interconnectedness）大幅提升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生活方式之中，一方面固然人员、资金、资讯、技术都快速流动，但是一方面也使得流行病如“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恐怖活动如2001年的“9·11”事件、跨国犯罪集团如金三角的毒品走私贸易，也快速地在全球各地横行无阻。总之，全球化的生活方式，充满了机会，也充满了危机。

正因为全球化有利于强国、富国与大国对弱国、穷国与小国的压迫与压榨，所以，在全球化蔚为巨流之外，本土化潮流也逐渐壮大。亨廷顿就指出：“在1980和1990年代，非西方世界大力推行本土化。回教复苏和‘再回教化’是回教社会的中心题旨。在印度，主要的潮流是拒斥西方的形式和价值，以及政治和社会‘印度教化’。在东亚，政府正大力提倡儒家思想，政界和知识界领袖也谈到要把他们的国家‘亚洲化’。1980年代中期，日本高唱‘日本和日本人理论’。”展望未来，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激荡，确实是21世纪的重要发展趋势。

本章扣紧全球化与本土化激荡的脉络，论证21世纪海峡两岸大中华社会中，高等院校的公民教育的新方向。我们在本章第二节分析当前华人社会中的公民教育，呈现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紧张拉距关系。这个现象的本质其实正显示西方价值理念随着西方国家成为强权，而压迫非西方国家的教育。我们以公民教育必须深及的“国家”与“人权”这两大价值理念为例，分析在公民教育教学实务中，中华文化传统的价值理念常被忽略，所以，公民教育的内容呈现中西失衡的状态。

本章第三节分析造成海峡两岸高等院校公民教育中西失衡的原因有二：第一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缺乏中国经验的注入，第二是近150年来东亚历史经验之特殊性在于其被殖民与被侵略的血泪史，所以民族主义甚强，偶尔不免使公民教育所传递的普世价值受到扭曲。本章第四节呼吁迈向公民教育的新境界的策略在于“植根本土，放眼全球”。我们实施公民教育时，应兼顾“纵面的继承”与“横面的移植”，并努力开发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价值理念，厚植学生之本土文化资源，引导学生注意本土现实情况，将“本土关怀”与“全球视野”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