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2002年刘伟院长主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工作以后，十分重视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对研究生课程进行了改革。在研究生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刘伟院长听取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当时引进的“海归”教师的意见，对研究生课程作了新的调整。为了借鉴世界上一流大学一流经济学院先进的办学方式，“海归”教师们不仅从他们各自在海外求学的学校吸取教学经验，而且还对世界上著名大学的经济学院如哈佛、芝加哥、加州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等教学经验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最后提出了将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学院研究生必修课程的意见。因此，2004年秋季开始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向研究生开设世界经济史的课程。当时没能引进教这门课的“海归”教师，而开学的日子却一天天地临近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当上了这门课的任课教师。尽管我在二十年之前，就开始学习世界经济史，长期以来为了研究中国经济史的需要，也经常关注着世界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动向，但是要我如此仓促地走上讲坛来讲授世界经济史这门课程，确实有很大的难度。为了不辜负院领导的期望，为了不误人子弟，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为了要给学生一碗水，当教师的起码要有十桶水。于是大约从2004年的春天开始，我就独自一个人“挑起水”来了。2004年秋季学期世界经济史课程开讲后，出乎意外地受到很多同学的欢迎。宏观经济学专业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因受世界经济史课程的影响，而选择转读经济史专业的博士学位。我的博士研究生隋福民同学也受到这门课程的影响，大大增加了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兴趣，并且提出要帮助我撰写《世界经济史》教材。受此鼓励，我撰写世界经济史课程教材的积极性大为提高。这大概就是孔子所谓的“教学相长”的缘故吧。于是从2005年起，我和隋福民两人以当时的讲课稿为基础，开始撰写《世界经济史》教材。我们采取边研究、边撰写、边修改的方法，一步一步地走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三易其稿，终于在去年春天，完成了撰写任务。尽管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还是一个不成熟的书稿，但是这终究是我们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正如刘伟院长所说的，教材不成熟，没有关系，先拿出来，以后再版的时候可以再作修改。一个教材的成熟可能要经历几代人的努力，只要我们前赴后继、薪火相传，只要我们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研究，只要我们不断地吸取读者和同学们的意见、不断地进行修改，《世界经济史》教材是一定会日臻成熟的。

我已经是接近“耳顺”之年的人了，在人生的秋天还要播种，当然是不敢再问收获了。我撰写《世界经济史》，主要是为了弘扬我们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研究的传统。这个传统是由20世纪30年代留学哈佛大学、曾经师从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陈振汉先生所开创的，陈先生在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史并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当时的哈佛大学具有经济史、经济理论和统计学并重的学术倾向，而且哈佛是世界上第一所设置经济史专职教授的大学，它在1887年就设置了经济通史的课程。陈先生在哈佛留学期间，恰逢熊彼特教授在哈佛执教，他的经济学和经济史理论以及研究方法对陈先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从陈先生的著作《步履集》中就可以看出来。陈先生于回国后不久的1946年起就担任北大教授，至今已经61年了。在这六十多年的教学科研实践中，陈先生不仅传承了哈佛大学经济史研究的传统，更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开创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经济史研究传统。这个传统就是经济学的理论与经济史的实践相结合、社会史研究和经济史研究相结合、经济史研究和现实经济相结合的方法。我们今天要弘扬这个优秀的经济史研究传统，就需要开展世界经济史的教学与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我们经济学院开展世界经济史的教学与研究，是老“海归”与新“海归”们，是“海归”与“土鳖”们，通过各自不同的学习研究途径获得的共识。

二

本书主要的研究范围是工业革命前后世界经济六百多年发展的历史。所以，我们的世界经济史，不是世界的经济史，而是世界经济的历史。据我们的研究，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开始于地理大发现以后，形成于重商主义时代，而工业革命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产物。

我们之所以这样来界定我们的研究范围，首先是因为我们的授课对象都是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就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夕（1776年）完成了他的不朽名著《国富论》的，而《国富论》实际上是亚当·斯密对英国之所以会富强的解释。法国重农学派大师魁奈（1694—1774）和杜尔阁基本都是与亚当·斯密同时代的人物。以后英国的经济学大师李嘉图、马尔萨斯、大小穆勒、杰文斯、马歇尔，都生活在工业革命以后三百多年的历史里。德国的李斯特和新旧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庞巴维克，洛桑学派的瓦尔拉斯、帕累托，瑞典学派的威克塞尔，美国旧制度学派的凡勃伦、康芒斯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无不生活在这个年代里。进入20世纪以后，经济学的群星之中，有熊彼特、凯恩斯、哈耶克以及许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们，他们也都是生活在工业革命影响之下的世界经济之中。经济学的各派理论尽管林林总总、纷纷纭纭、千姿百态、姹紫嫣红，但都是工业革命时代精神的反映，都是对工业革命以来所出现的种种经济问题的解释和回答。对于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我们提倡研读名著，但只有深刻地理解世界经济这六百多年变迁与发展的历史事实，才能够更好地解读经济学各派巨匠的不朽名著。

其次，工业化浪潮促使世界经济急剧变迁，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我国的经济也正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这一切都是由英国工业革命引起的。这不由得使我们产生对工业革命的兴趣。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十几个世纪中，中国经济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同时，大约从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以来，许多中国学的研究专家通过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发现中国在工业革命以前就已经具备了产生工业革命的许多条件。但是，遗憾的是中国却没有产生工业革命。所以，工业革命为何产生于18世纪的英国，而没有产生于最早发现“新大陆”的西班牙和最早绕过好望角来到印度洋的葡萄牙诸国，没有产生于最早组建海外贸易大公司、推行重商主义海外政策的荷兰，没有产生于当时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经济的中国，这些问题对于许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来说，一直是一个令人深感兴趣的谜语。

为了解释这个谜语，我们从历史事实的考察中发现影响及波及全球的工业化浪潮，起源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在中世纪晚期，西欧的城市绝对不是无缘无故地发展起来的。在我国最早对这个问题加以关注的，是生活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学家顾准。他在研究资本原始积累的问题时，发现资本主义的产生与西欧城市的兴起直接有关，而西欧城市的兴起又与希腊的城邦制度有关。为此，他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一书。今天我们在缅怀这位在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发展商品经济的学者之时，发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竟渊源于对世界经济史的深刻把握之中。顾准的例子，更增强了我们研究的信心与兴趣。众所周知，德意志有一句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为什么城市的空气可以改变人，可以使人变得自由？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我们的答案是，西欧城市的兴起尤其是随后的城市革命，孕育出了“现代性”的萌芽。诚如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现代性乃是“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而“现代性”的功能在于这套“行为制度与模式”可以“社会化”出有别于传统的现代人。所以，天还是原来的天，地还是原来的地，人还是原来的人，但只要他来到了城市，他就能够摆脱传统的羁绊，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正如弗里德曼的“米尔顿法则”提出的：“普遍的自由导致惠及全人类的经济增长”。这就是工业革命和后来的一切发展，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城市兴起的原因。但是，西欧的这些城市究竟何来如此之魔力？关键就在于我们所说的这种“现代性”。城市中的这种“现代性”，包含了城市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雏形，具有一套维护自由、平等权利的法律和对私有产权的制度性安排。所以，我们倾向于把城市视为一种文化，正如著名的城市史研究专家刘易斯·芒福德所说：“城市的主要功能就是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化朽物为活灵灵的艺术造型，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正是这一具有“现代性”的文化，孕育了一批批具有自由精神的现代市民。总之，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对后世工业革命及工业化浪潮最为深刻的影响，乃是这种“现代性”所孕育的自由人及其行为，尤其是经济行为发生的变化。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城市不仅是西欧走出中世纪农业社会的蹊径，而且也是以后世界经济六百多年变迁与发展的源头。所以，我们的世界经济史就以中世纪城市的兴起作为全书的起点。

最后，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工业化进程，一直到今天还在深刻地影响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我们对世界经济的历史研究到当今，并且还在这种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展望了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这样安排，是为了说明我们对历史的基本观点：历史与时间一样，是一条不可割断、难寻开端、亦无终点的直线，前面的历史总是后面的历史的因，而后面的历史也总是前面的历史的果。

我们对六百多年世界经济历史的考察发现，尽管工业革命产生于西欧的英国，但是这绝对不是“欧洲中心论”可以引以为据的证明。恰恰相反，英国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工业化浪潮，无论在欧洲诸国，还是在美国、加拿大；无论是日本，还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无论在东欧、前苏联等国家，还是我们中国，都具有其本国的特色。此外，所有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其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各不相同的，如英国工业化时期的年经济增长速度据麦迪森的计算，1820—1870年间GDP的平均增长率为2.05%，根据《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数据计算，1830—1870年间GNP的平均增长率为2.32%；美国工业化时期的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4.43%；俄国1870—1913年间GDP的平均增长率为2.40%，苏联1929—1955年间GNP的平均增长率为9.15%,1950—1973年间为4.84%；日本1950—1973年间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29%；而东亚“四小龙”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增长，韩国1960—1990年间为9.17%，中国台湾地区1960—1990年间为8.82%，香港特区1960—1990年间为8.36%，新加坡1960—1990年间为8.78%。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则达到9.6%以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修正数据，1979—2004年间中国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6%）。这种各不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除了当时的情境和工业化序列不同之外，最为关键的原因还是要从每个国家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历史中去寻觅解释的理由。总之，工业化浪潮的历史表明，只有走具有本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才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成效。相反，照抄照搬别国模式，没有不碰壁的。所以，“走俄国人的道路”，不是好的结论，只有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被历史事实证明的正确结论。另外，上述数据表明各国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呈现一种加速运动的趋势，就是说后来的工业化国家，其经济发展速度要远远快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历史可以昭示现在，预示未来。现在有些经济学家，只要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比当年东亚“四小龙”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一至二个百分点，就惊呼经济过热，实际上是杞人忧天，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一匡天下”精神催生出来的一种特有的自负，或者说自命不凡。正如熊彼特所说：“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我以为，这些自命不凡的经济学家所犯的就是熊彼特所指出的这种错误。其实，人们说经济过热，是指经济进入一种不正常状态，但如果中国经济从2003年以来一直保持他们所认为的不正常状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成了一种正常状态。在工业化发展的历史道路上，比英国晚起的美国，其发展速度比英国快了一倍；而比美国晚起的日本与东亚“四小龙”其发展速度又比美国快了将近一倍，这是今天我们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所以客观地说，中国经济不具备快速发展的条件而非要快速发展（如1958年的大跃进1977年的洋跃进），这是一种错误；但是，中国经济已经具备快速发展的条件而人为地不让其快速发展，同样是一种错误。对于历史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更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们对六百多年世界经济历史的考察发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资本主义早期的历史现象，是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剧变的一种反应。英国工业革命后不久，1815—1845年，英国社会的不满情绪就空前高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社会矛盾一触即发。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一书，对此作了最好的调查与研究。法国与德国也无不如此。其结果是产生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紧接着就爆发了1848年的欧洲革命，法国、德国以及奥地利等国都卷入了这场革命。俄国的工业化发起于1861年左右，而且不甚成功。五十多年以后，同样出现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涨，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又进一步加剧了俄国的社会矛盾，最终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由此，开创了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走向工业化的新道路。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项重大创举。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的工业化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新政，而且与俄国相比，更为举步维艰、收效甚微。六十多年后，中国的社会矛盾愈加错综复杂。与此同时，共产主义思想到处传播，最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而反观其他工业化国家，只要度过了工业化早期的社会剧变阶段，就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阶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

我们对六百多年世界经济历史的考察发现，亚当·斯密所揭示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确实对工业革命以及工业化浪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看不见的手”绝不是万能的。如果没有公共权力、道德意识和法律等一系列规范的制约，任凭市场机制起作用，结果必然引起过度的竞争和竞争的无序化，必然引起人们无穷的贪欲与不休的争斗，导致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互相残杀，最终酿成世界大战，其结果只能是数败俱伤的负和博弈。所以，市场经济必须要与国家的宏观调控相结合，必须重视公共权力、道德意识和法治社会的建设。这是我们研究人类历史上两次空前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也是绝后的世界大战前后的世界经济所得出的看法。所以，认真总结1945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我们对六百多年世界经济历史的考察发现，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道路已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人类完全有能力通过相互之间的对话而加强了解、加深理解、形成共识。要使世界经济保持持续的发展，要让全世界的人们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就要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在这个和谐的世界里，既要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之上。在一个和谐的世界里，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应该为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三

读完我们的《世界经济史》，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我们无意探寻世界经济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只是企图对世界经济六百多年的历史作出一种合理的解释。基于这种解释，我们不仅展望了世界经济的未来，而且也找到了一把解释世界经济发展、演变的钥匙。那就是人们有效率的合理的经济行为及其相互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道格拉斯·诺斯曾经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他认为：“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我们虽然基本赞同他的观点，同意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我们在研究世界经济史的过程中发现，诺斯的这个理论无法解释在同一个有效率的组织中为什么人们的经济行为并不完全相同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因为在我们看来，有效率的合理的经济行为及其相互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并非仅仅是由组织及其制度决定的。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都会对人们的经济行为及其交往行为产生影响。所以，我们研究世界经济史所得出的结论是，具有现代性的行为，尤其是有效率的合理的经济行为及其相互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乃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萧国亮

2007年春于北京观云海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