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重化工业支撑大国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工业化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为什么这么说呢？通过回顾中国经济过去二十多年改革发展的历程，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了“东亚四小龙”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我们走了一条依靠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来自发展了中国经济中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加工型产业和一些低技术、低成本的产业。这一点和过去其他东亚经济体在起飞阶段的发展经验是大体一致的。

但时至今日，客观上讲，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一个超级经济大国。这个事实我们不容否认：中国经济从官方汇率来看，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而按照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来计算，则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在各大国经济中是名列前茅的。如果从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看，中国经济已经达到了65%左右，在世界各大国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这一点上与中国相媲美。不过这也造成了一个问题，即中国经济在技术和市场上过分地依赖国外市场，从而造成了“中国生产什么，什么就不值钱；中国不生产什么，什么就涨价”这样一个可悲的局面。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中国经济的贸易比价（Terms of Trade）已经对中国经济越来越不利了。

下面让我们从发展战略和发展理论的角度来看一下这是怎样的一个问题。

从理论上讲，一个小的国家由于生产规模比较小，不能左右世界中它所生产产品的价格，对它而言，贸易比价是外生的，由市场给定，自己并不能左右。所以对于小国来说，它完全可以按照国际市场的价格来组织自己的产业、发展自己的企业，而不用担心价格的变化。而今天，中国经济的规模如此之大，所以必须考虑贸易比价的问题，这是一方面。

从另一方面讲，中国经济也必须考虑在国际贸易中的政治经济学因素，也就是说，当中国经济在某一个产业或者中国企业在某一个方面扩张的时候，它必然会引起中国的贸易伙伴国国内政治上的反应。比如说，中国的纺织业发展了以后，就会使得一些发达国家纺织业的企业主和工人对中国产生贸易上的抵触，从而在贸易政策上产生一些对中国贸易非常不利的影响。

根据以上两方面，一个是贸易比价，一个是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考量，从客观上讲，“东亚四小龙”那种依靠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已经走不通了，中国经济必须走一条大国战略的发展道路，这也是笔者在不同场合一直强调的问题。

什么叫大国战略呢？大国战略就是依托本国的市场，扶持自己的骨干产业，从而培养自己的骨干企业，使之成为能够走向国际的大企业，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这就是大国发展战略。

到了今天，中国经济对一些大宗产品，如基本化工原料、成品油、钢铁、建筑材料等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可以说，中国将会成为这些产品在世界上最大的需求国，这个巨大的市场需求就是中国的优势，就是我们新的比较优势，这些优势不是来自于我们的成本结构，而是来自于我们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规模。有了这么巨大的市场规模，客观上就使得中国经济必须有自己巨大的生产能力。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巨大的生产能力，我们的需求波动将会直接反映到国际市场的价格波动上，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制于国际市场的波动。从长远来看，这是非常不利的。总之，由于中国经济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所以必须走一条工业重型化的道路，这是一个客观的需要。

那么，如何培养和发展我们的重化工业呢？显然，走过去计划经济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在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由政府扶持、全社会出力去发展一些大型的重工业企业，这条道路弊病非常多，几乎所有的经济界人士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需要探索一条新的发展中国重化工业的道路。具体来说，以下几个方面是关键。

第一个是市场问题，要建立中国的大市场。上文谈到，中国经济的规模巨大，这本身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但市场潜力巨大不等于市场巨大，要把潜力转化成真正的市场，还需要中央政府统一协调，进行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更直接地说，就是要通过中央政府协调来打破地方割据的局面，使得中国经济变成一个统一完善的巨大市场，市与市之间、省与省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绝对不能搞地方保护。中国的一个大企业，它的产品应该能够畅销于中国的各个角落。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企业才能做大，并进而走向世界。所以我们要坚决打击地方割据，尽最大的努力建立中国统一的大市场。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美国的国父们学习，他们在美国建国伊始就着力通过制度建设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市场建立了，才会有产业；只有产业建立了，才会有企业。这就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市场进入的问题。客观上讲，任何企业，不光是国有企业，也包括私营企业，通常都有凯恩斯所描述的那种动物精神，也就是说在投资问题上经常会头脑过热。这就要求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总量上要有所规划。但是确定了总量之后，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要一视同仁，按照统一的客观标准去选择。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借鉴韩国的经验。20世纪70年代在韩国执政的朴正熙政府虽然在政治上是不公开、不透明的，但在经济政策上却相当成功，朴正熙执政的时期也是韩国经济起飞最辉煌的年代。朴正熙有一个相当著名的经济政策，那就是他对重点行业如钢铁、造船是极为支持的，但他的这种支持决不落在某一个企业家身上。事实上，他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在他要见企业家的时候，必须是整个行业地见，他绝不单独会见某一个私人企业家。因为单独接见的话，就会给这个私人企业家游说的机会。我们不妨借鉴同样的办法，比如我们的发改委，从原则上讲就不应该和单独的企业家接触，而应该定期地举办一些公开的准入听证会，来统一处理这些市场准入问题。这是在宏观规模上有控制的前提下的一个做法。

第三个问题是资金问题。资金问题从原则上讲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要把融资的责任推给政府之外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而且要推进一个有多家银行共同融资的机制。由多家银行共同融资至少有两个好处，一个当然是风险分散，让每一家银行的风险尽量减少；另一个更重要的好处是，如果由很多银行同时为一个项目融资，会让企业的投资决策变得更加慎重。经济学许多严谨的研究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当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出现经营不善时将更难得到银行的再融资，因为这时候需要很多家银行共同协商，而在银行的数量增加了以后，这种协商的机制就使再融资变得更加困难。这个机制就使得企业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三思而行，不能盲目上马。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环保和资源税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应该由中央政府来协调，统一制定一个环保税或污染税、资源税，要避免地方政府之间恶性竞争局面的出现。因为如果不由中央政府来协调的话，地方政府出于短期利益和税收的考虑，会通过降低环保要求的办法来吸引这些重工业企业前往投资，这个局面对于整个中国经济是不利的，因为很多环保问题是全国性和跨地区的，具有外部性，单个地区没有兴趣解决。另外，对环保问题只有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比如税收等，才能客观地表现出重化工业发展的社会成本。通过把这个社会成本跟整个经济效益进行权衡，我们的决策才能科学。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重化工企业退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比进入更重要。也就是说，当一个企业或者整个行业中的大部分企业经营上出现困难的时候，政府应不应该管，应该怎样让它们退出。在这点上，政府应该管得越少越好。经验表明，只有这样，企业事前进入和事后退出的决策才会更加科学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完善我们的破产法，更加明确地界定利益各方的权利划分，然后在这个前提下，由融资的各方跟企业进行协商，来达到一个最佳的退出机制。可以说，没有一个良好的退出机制，一个产业和一个企业是无法正常发展的。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重工业化是目前摆在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议程上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贯彻我们的大国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通过促进中国重化工业的发展，也将反过来加快和深化我们中国经济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