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中国需要占领国际舆论的制高点
崛起的中国不仅在国际上引人注目，而且自身的利益越来越复杂和多元化、越来越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这使得中国在国际舆论界必须占领制高点，以营造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政策环境。我们必须汲取日本因舆论上的被动导致经济泡沫的教训。可是令人担忧的是，尽管太多的国际会议讨论的话题与中国的利益息息相关，而来自中国的声音和代表却弱而又弱、少之又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舆论不可能自动倒向中国一边。如何更好地参与国际舆论界的讨论？其核心就是要转变只有政府才能参与国际舆论讨论这种潜意识，积极地鼓励学术界尤其是企业界人士参与国际舆论界的讨论。推动他们用国际通用的语言和逻辑参与国际舆论界的讨论，解释中国的立场，阐述中国的观点，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中国的企业家必须先在舆论上走出去，才能进而在投资上走出去。
在国际舆论界缺乏声音影响中国的经济利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2006年董事会联合年会及其相关会议9月14—20日在新加坡召开。按照惯例，这一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并且每隔两年在华盛顿之外的城市召开。新加坡政府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一年就主动提出要承办这一会议，显示出其极大的勇气以及在国际社会显现其特殊影响力的决心。新加坡中央银行的一位负责人私下对笔者说，新加坡政府为这次会议提供了接近1亿美元的财政支付，更不用说大量的非货币计量的社会资源。
IMF和世界银行的董事会年会按理说是一个小型的内部性会议，这次却有多达23000人聚集在新加坡参加了这一会议。这是因为围绕着会议，各种各样的组织举办了相关的论坛和其他活动。笔者参加了IMF和世界银行组织的会议论坛（POS，即Program of Seminars），即讨论会计划。笔者所负责的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非常有幸地被邀请作为POS的组织单位，这体现了中国学术机构的国际影响力正在不断提高。整个POS讨论的话题非常多，主题叫做“世界的亚洲，亚洲的世界”，重点自然是亚洲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
与会议主题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来自中国内地的代表少之又少。我私下作了一点小统计：这次会议正式发言人和讨论者一共有130多位，来自印度的有10位之多，其中不少是印度企业界代表，而来自中国内地的只有4位，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成功，还有清华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兼CEO叶东先生（后两位不知是否成行，因为我没能参加他们的分会，会下也没能有机会和他们打招呼）；参加会议的非发言代表大约有720人，其中14人来自印度（2个来自政府部门、4个来自学术机构、8个来自企业），来自中国内地的只有5人（2个来自学术机构，3个来自企业），来自大中华区的代表也不多。
印度的发言人多于中国，是长期以来印度的官员、学者、企业家里国际知名度高的人远远多于中国所自然形成的，但是，来自中国的与会者远远少于印度更加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这类会议基本上是对外开放的，新加坡也是比较容易去的城市。
来自中国的参与者少之又少，是不是因为讨论的话题与中国经济本身以及中国的企业无关呢？恰恰相反，讨论的话题几乎每一个都与中国经济或者中国的利益息息相关。会场上热烈讨论了能源问题，特别是亚洲和中东的能源关系，参加讨论的有伊朗、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的代表，印度的能源经济问题专家，美国的专家，但是没有中石化、中石油的代表，也没有发改委的代表。会场上讨论了中国和亚洲的兴起对非洲的影响，我们没有看到来自发改委和商务部的代表或者与中国相关的学者的发言。在开会的同时，国际媒体所炒作的一件事情，即中国最近对非洲进行所谓“不正当”的或者过多的援助扰乱了西方国家对非洲援助的计划，中国代表在这个会议上没有人出来解释。会议上自然少不了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讨论，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作了许多尖锐、一鸣惊人的预测，包括人民币未来十年将出现大幅度升值、中国未来十年将出现贸易赤字成为净债务国等等，而参加这个开幕式讨论的周小川行长明确表示，由于这一问题过于敏感，他不便多讲。
相比之下，印度的官员和企业界人士在会议上侃侃而谈、气宇轩昂，尤其是来自塔塔集团的一位高层经理，谈到他们走出去的心得时，是豪情万丈、出语不凡，却又条条在理，不仅让笔者深受启发，而且暗自为中国企业有如此强大的竞争对手（在许多情况下的确如此）捏一把汗。
这一情况与笔者参加其他国际会议时的观察是一致的，那就是，讨论的话题与中国的利益息息相关，可中国的代表却少之又少，而且，中国代表又以官方代表为主，这就使得中国在国际舆论界难以占领制高点，而活跃在国际舆论界的人士主要是印度和西方人士。难怪一位来自国际媒体的记者私下跟我讲，在这种国际场合，印度人讲得太多，日本人讲得不得要领，而中国人讲得太少。
在国际舆论界没有声音，对中国的崛起是否会有负面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中国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经济本身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国际话题，而这种国际话题的讨论和国际舆论的形成，对于国际经济环境和国际经济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没有自己的声音，以至于不能占领国际舆论的制高点，中国经济的利益肯定会受到各种损害。日本就是很好的反例，日本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长期在贸易保护问题和汇率问题上处于舆论的劣势，从而在国际上形成了日元需要进一步升值的长期压力，由此导致了资金的大量涌入，造成了泡沫经济。可以说，日本在舆论上的被动，直接导致了日本经济的泡沫和衰退。正在崛起的中国必须吸取这一惨痛教训。
如何占领国际舆论的制高点
中国如何才能逐步占领国际舆论的制高点呢？这也许需要回答三个问题。
首先，由谁来讲，或者由谁来参与国际舆论的产生。当前，我们主要的参与者还是来自政府的官员，尤其是高层官员。他们的参与固然重要，但是应该看到，在许多国际场合下，政府官员的参与并不是很切合实际，而且，政府官员的说法不可能非常灵活。单个政府官员参加会议必然会受到比较严格的组织纪律的限制，所以，在国际上的发言往往不可避免地显得比较生硬，甚至起到负面作用。所以，由谁来讲这个问题，其答案恐怕是应该由非政府的民间人士来唱主角，这其中包括来自中国企业界的人士、来自学术界的人士，还有那些了解中国情况、对中国友好的国际企业界和国际学术界的人士。通过他们的参与，中国才能形成一个更好的舆论优势。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如果由其他人来解释和维护中国政府的政策，就好比《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善之善者也。
第二个问题是讲什么。答案当然是讲国际上共同关心的、与中国利益密切相关的话题，而不应该是简单地重复中国内部讨论的话题。讲的内容也必须符合国际上所基本认同的道德标准、价值标准以及逻辑推演标准。不能简单地下结论，不能指责对方的利益和立场，而要善于讨论程序问题、公平问题、国际秩序问题、合理性问题，要善于站在对方或者是第三者的角度来讲有关中国的话题。如此说法，才最有说服力、感染力与亲和力。
第三个问题是怎么讲。这当然首先需要国际语言。这次会议上，有一位来自日本的市长讲自己城市的环境保护问题，演讲本身内容丰富，但是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却只能用日语，由另一位英语也不太好的日本女士翻译，效果实在是不敢恭维。更重要的是，还必须用国际上所能听得懂的，尤其是西方人所崇尚的逻辑与价值标准来阐释和反驳观点，这样讲问题才最有说服力。新加坡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它的很多做法是完全不符合西方标准的，但是在国际舆论界，却很少有人敢直接指责新加坡，这归功于新加坡的舆论制造能力，更和他们讲问题的方法密切相关。
鼓励民间人士，尤其是企业界人士多多参与国际讨论
那么，用什么具体办法能提高中国的国际舆论能力呢？笔者认为，有三个具体的努力方向。
首先，对于政府领导人，建议放宽他们出国参加学术型民间舆论活动的限制。应该看到，领导人多参加此类活动，更加灵活地参与有关国际讨论，对于提升中国的形象、维护中国的利益和做好中国政府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其次，特别鼓励企业界人士走出去发表自己的观点，参与国际舆论的制造。中国的企业要走出去，首先要在国际舆论领域走出去；中国的企业要出国投资，首先中国的企业领袖要出国发表言论，不仅要了解国外的经营情况和风土人情，而且要让外界了解中国的情况。在这次会议上，笔者特别留心和来自非洲国家的代表交流，尤其了解去非洲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的情况。总的说来，非洲企业对中国的评价是非常正面的，当然也有不少的误解。这就需要我们的企业界人士多和他们沟通。最后，要积极鼓励中国的学术界人士出国交流，不仅要参加传统的学术型活动，也要参加一些政策性的、半官方性的，甚至官方的舆论活动。对于学者参加这种舆论性的活动，建议政府要在资助上建立体制，专门设立基金鼓励他们参加。对于参加国际舆论界的活动，也应该在学者工作的评价上给予鼓励。
总之，中国的崛起要求我们必须及时、恰当地参与国际舆论界的讨论，逐步占领国际舆论界的制高点，这是一项战略性的任务，我们应该及早着手，尽快制定相关的政策。而其核心就是要转变只有政府才能参与国际舆论讨论这种潜意识，积极地鼓励企业界和学术界人士参与国际舆论界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