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比较概论
今天这个讲座，我想应该是概括性的，因此我想把关于中西文化比较最关键的地方，做一个粗线条的介绍，让大家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有一个大致的看法。
要讲中西文化，首先就得讲讲关于文化的定义。那什么是文化呢？关于文化的概念，有人统计过，至少不下于180多种。今天不可能去一一探讨它们。根据我的理解，我所使用的文化概念跟别人使用的有所不同。我认为，文化可以分为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我今天要用的这个文化在定义上主要是广义的文化，我给它下的定义是：人和环境互动而产生的精神、物质成果的总和。这个总和中可以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知识、技术成果，以及一切经过人的改造和理解而别具人文特色的物质对象。这样一来，文化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东西。请大家顺着我的思路来理解文化的概念，那么就容易明白我是如何来作中西文化的宏观比较的。
第二点，讲到文化我还要谈谈文化是受哪些因素驱动的，有没有一些因素导致文化的总的方向受到制约呢？当然有的。有各式各样的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一个因素系统。从纯理论上看，这些因素可能是无穷的，但是我们可以从无穷的因素中压缩提取出一些主要的因素。我把它们概括成九大因素。这九大因素分为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哲理的四组因素，也就是：（1）生态环境横向决定律；（2）语言、文字纵向诱导暗示律；（3）科技、工具、媒介横向催变律；（4）物（食）欲原动力律；（5）情（性）欲原动力律；（6）权欲原动力律；（7）审美递增、递减律；（8）阴阳二极对立转化律；（9）万物五相（五行、五向）选择律。一共有这么九大因素。它们会导致文化在不同的层面上发展。我今天不可能把每一个方面每一个因素都进行阐述，我只能侧重其中的一点，或者两点，以之作为一个汇通点，把其他的层面连贯起来讲。比方说我可以从地理环境入手来展开这个话题，然后再把它横向地拉开，引入其他层面。
其次，我还要提出一个万物自协调理论观点。万物都是具有自协调、自组织特性的。万事万物中的任何事物，只要被赋予一个简单的力以后，不管它在什么位置上，都会和周围的事物产生一种关系。这就如一杯水，如果你把它泼到地上，它就会依据一种力的作用向四面八方渗透，或者是遇到一种阻碍暂时停顿下来，或者是突破阻碍继续渗透。总之，在最后你会发现它是一种不规则的形状，这个形状就是和周围的事物相关、互动而构成的一种形状。这个形状很类似于文化的形状。人类的文化是可以自我协调、自我组织、自我规范、自我节律、自我适应的。它在诸多互动、互构的因素网络中一定要找到一种最好的存在方式。这个观念和生态学的观念是相通的。任何一个东西，它的任何一个因素被改变后，就往往发生一系列的相应改变。任何一个东西被放到一个环境里去以后，就会和周围的环境产生一种协调的关系。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没有一种文化不是合理的，这也说明了没有一个文化不是好的。就某具体文化自身适应其周围的相关条件而言，它肯定是最好的。换一种角度来说，如果文化换一个环境，它的渗透方式也就会发生改变；发生改变以后，它也是最好的，至少相对于它所依存的环境，它是好的。这也是文化相对主义的一种变相说法。当然，说所有的文化相对于其所处环境条件来说是好的，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文化都一样好。如果加以比较，则在不同的层面上，各类文化是有高下优劣之分的，不是绝对一样好。
那么，中国文化是怎样自己加以协调的呢？西方文化又是怎样自我协调的呢？就是说它们找到了怎样的一种形状或者模式使它们各自处于一种最好的状态呢？这正好是要讲中西文化比较之前要说清楚的。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怎样自己协调的。要讲清楚这一点，就必然会讲到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中最关键的因素则又是它的气候条件和资源条件。尤其是气候条件，可以说一切生命都依赖它。在特定的时期和条件下，不仅生命的发展程度依赖它，和生命相关的一切行为和现象，例如文化现象，也往往依赖它。当地球的气候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相应的文化也就会相应发生一种比较大的变化。举例来说，根据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大约距今一万年前，地球的第四冰期到达了尾声，地球表面温度开始慢慢地上升。到了距今五千年前后，地表的温度普遍转暖。这么一种气候产生了什么样的文化效应呢？各种各样的研究表明，世界各个地方的文化，都基本上适应这种条件而作出了相应的反应和变化。这个反应、变化的结果，就是在温带，在亚热带，例如北纬35度到40度这个地带，首先发展出了人类早期最辉煌的文化，例如地中海文化，包括古埃及文化、古巴比伦文化、古印度文化、古中国文化，以及古希腊文化等等。也就是说，到五千年前后，人类到此为止最辉煌的文化差不多都在那个时候相继产生。这不能以偶然性来解释它。实际情况是，只要我们所在的地球给出了生命、生活、文化所必需的基本的相关条件，各种相关因素一旦不同程度地汇集到一起，就会产生互动、互构活动，产生种种协调、适应、组织现象，促成种种演化，于是文化、文明就在这样一个条件下繁衍生发开来了。大体上说来，五千年前后的文化，在这个纬度上发展得最辉煌。这首先是和它所处的气候条件相关的。
说到中国，情形就更是这样。我们经常讲华夏五千年文化，确实是有历史依据的。中国古代文化也确实是在那个时候忽然间发展得最快且极为辉煌。中国的文化那时侯为什么发展得快且极为辉煌呢？竺可桢先生曾经把中国五千年的气候波动画了一个曲线图，学者们认为这个图是相当客观的测定。依据相应的气候的变化，人们就可以找到相对的文化的缩影。种种研究表明，一旦一个地方突然变得很冷的时候，就会发现这里也往往容易发生改朝换代的情形，也往往同时伴随着大饥荒，频繁的干旱或水灾等等。而当文化比较辉煌的时候，往往都是在气温比较高的时候。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经常是这样的。例如当商朝要灭亡的时候，气温就突然降低了。唐朝兴旺发达的时候，气温就总是比较高，并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根据气温会发现，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都会同时发生和气温相应的波动现象，这是非常有趣的。有人会觉得非常奇怪，事实上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因为一种物质条件的变动有可能导致相关的物质现象的变动。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就中国的情形而言，什么时候容易出乱子呢？显然首先是人们没有粮食吃的时候。粮食的生产和气温关系特别密切。尤其在气温过低时，粮食的生产比较困难。因为气温一低，农作物就长不好，会相伴有很多的灾害，战争也往往会随之发生。同时，北方的少数民族迫于相类的恶劣的气候条件而不得不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这时也就会容易趁着当时中国内部苦于天灾人祸的时机攻打中原，并且常常得手，对中国社会产生颠覆性影响。因此，古代中国文化在若干方面的起伏状态都是必然的，并且往往呈一种循环态势。这就颇类似白昼和黑夜，日和月的循环现象。当然，人类文化和自然现象毕竟是不同的，因为人类文化有一个自我累积并抵制淘汰的内在特性。但是总的说来，地球——甚而至于整个宇宙——它本身的发展就是循环的，因此人类的文化从宏观的走势来看，当人类自身对环境条件的干预能力较弱的时候，其早期发展也就必然具有循环性。如果只是以几十年为周期来看，这种循环现象可能不容易发现，但是像中国这么长的未曾中断过的以千年计的历史过程，就很容易让人们发现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所以中国的文化就是依据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相关的种种历史因素相应地不断发展、演化，一直到现代。这样来解释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原理，就比较简单明了。当然，还可以用其他的许多观点来作出不同程度的解释，这里我们就不展开讨论它们了。
更进一步地具体来说，究竟在什么样的气候条件下，中国的文化会发展得和西方的不一样呢？是什么东西使它们发展得不一样了呢？首先我们还是从气候差别来看这个问题。中国的最北方是很冷的，所以不太适合于粮食生产，也相应影响了文化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南方按理气温高，应该适合文化的发展了。但也不尽然。因为古代南方的气候不是现在这样的。最关键的是，当时南方的土地非常贫瘠，排灌系统落后，其土壤跟现在不一样，根本不适合农作物生长。根据专家的研究，从远古的时代起，中国北方的西伯利亚的寒流不断地向南方移动，在经过蒙古大沙漠的时候，风力把细沙卷了起来，夹裹着飞扬，但是当到了中国的黄河中下游一带时，由于风力不支，慢慢地沙尘又降了下来，经过长期的一个过程，就在中原一带形成了约莫150多米厚的土壤层，这层土壤是非常肥沃的。此外，如果此以喜马拉雅山为界，在此以西和以东的气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以东的中国的气候比较湿润，雨量充沛，因此在这一片肥沃的土地上就更加适合于农耕。这样一种环境气候条件就产生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农耕生产方式，它是自然产生的。它的这种生产方式和西方很多国家的生产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农耕使得中国人可以长期地居住在同一个地方，这叫安居乐业。而游牧民族就不行，当一个地方的草被牲畜吃完了以后，就必须再换一个地方。这种生存条件导致一种流动的生活形态，因此西方古代社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往往趋向于流动的生活方式。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西方的地理气候条件不是很适合农耕，比如地中海一带，就非常贫瘠，地中海本身也很贫瘠。但是为什么它这种条件同样能产生非常辉煌的文化呢？这是因为它的地理气候条件提供了另一种发展潜力。比如说，地中海的航路、航海业就非常的发达。航路的发达使得商业逐渐地兴盛起来。有了船，就可以四通八达。因此地中海周围的文化也是非常发达的，比如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等等都在这一带。反观中国，既然可以安居在一个地方，就少受迁徙流离之苦，而这种长时期地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条件便使得中国的家族发展得很快，所以中国的家族往往都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中原一带。百姓，百姓，一个姓就是一大家族，其实岂止一百个姓？一旦安居乐业以后，居安而不思流动，就容易促使静态的文化模式发展起来。所以中国的文化就其整体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更趋向于是一种静态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更趋向于是一种动态的文化。这样一来，中国文化中与静态特点相关的一切就更容易得到鼓励而蓬勃发展起来。而西方文化中与动态特点相关的一切则更容易得到鼓励和发展。有人常说，中国的宗法制、家长制为什么这么严重呢？严重二字具有一种贬义。其实这不是严不严重的问题，因为这种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是为了适应周围的环境而产生的结果；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最佳的文化果实。如果相反，它就绝难有后来积累而成的辉煌文化成果，很可能整个国家跟欧洲一样，至今四分五裂。这就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中国文化是如何具有自协调性的。西方的地理环境、气候促成的流动性的文化，促使西方人的家庭观念相对薄弱，促使他们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发展得非常充分。这种自由主义得力于也有利于商业的发展，这也就是西方商业之所以很发达的原因之一。这正是西方文化自协调的重要表现。所以中西方文化都是依据具体的先天的自然条件及后天的人性因素而互动互构发展起来的。不同的客观条件模塑了不同的文化形态，这也是东西方文化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关键因素之一。当然，顺便提一句，我们这里谈环境谈得较多，但绝不是说环境就决定了一切。环境有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的区别。环境如果改变了，其影响力相应改变。就微观环境而言，它的横向性决定因素多一些，纵向性因素相对少一些。实际上决定文化发展的因素还有很多，我们在前边已经提到过了。这里因为以环境因素作为主要讲话契机，自然就要谈得多一些。
从地理环境我们可以追踪到一些文化发展的线索，当然不完全对应得那么紧密。现在我们进而谈谈中国在这种环境制约条件下会有些什么独特的文化现象。首先，如果这种条件下的民族安居乐业，老是相对久远地住在同一个地方，它的家族就容易繁衍起来，一代又一代连锁式地滋生，因为它所栖息的土地可以不断再生所需要的生存资料。结果这个家族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人口数量越来越庞大，其相应的家族纽带也越来越繁复体系化，人际关系网越来越大，在这种条件下，谁来处理人际关系呢？或者说，谁来当首领比较合适呢？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外来的部落、家族强行挤入的话，既然大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儿，论起来实际上就都是一家子，只不过慢慢地由于年代久远了，相互之间的亲戚关系、血缘关系不是那么明显，但归根结底还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在一家人当中的矛盾该怎么处理？你不可能借外来人处理，邦有邦规，族有族规，自家的事情只能自家处理。那么听谁的，听来听去肯定只好听父母的、听年长者的话。这是自然而然的。因此尊老及相应而来的祭祖现象必然要在中国文化中产生。也就是说，所谓的家族观念，所谓的宗法制这些东西，它一定就要这么自然而然地形成。这种形成方式孽生了中国式国家的形成方式。这若干的家族不断地繁衍，繁衍成越来越大的家，家大到最后就变成了国了，所以叫家国，家国。国和家，家和国都是在一个规模上的变化，这样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家国主义，是这么明显，这么根深蒂固。我不是在暗示家国主义就一定是坏的，恰恰相反，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国主义就其所处时代的自律形式而言，是一种先进的社会机制。它非常符合它自身的生存条件。它和中国古代的农耕文化模式是完全呼应的。进而言之，中国社会中的与此相应的伦理、政治、经济、艺术、哲学，种种制度、思想也跟随着以相似的模式发展起来。比方从伦理方面来说，既然大家都是一家子，就不应该争斗。不是说中国人不会去争斗，因为人的天性中存在着一种争强好胜的权欲，但是争斗的程度是有差别的，至少为适应这种具体的人际关系，就会产生出一种理论来，压抑这种争斗的思想，例如和为贵的思想。什么叫和为贵？就是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重视和睦共处。因为既然都是一家人，为什么要把矛盾激化到打打杀杀呢？显然和睦、和谐、相互间的体谅这类品德是非常宝贵的。历史地看，和为贵、爱好和平这种思想，必然在华夏文明，尤其在中原一带这种文化当中产生出来。它不是从外国注入的。诚然，人生来就有权欲，就有征服欲，但也不是毫无解决办法。通过一定的环境、条件，人的先天的权欲会慢慢地激发出另外一种和它相生相克的控制欲以及相应的关系，慢慢地把人性中某些过强的权欲、征服欲加以削减，使之被约束到一个比较能够被接受的程度。一种中庸形态的德行准则逐渐成形。单单这一点就很容易把中华民族和大多数的西方民族区别开来了。
如果说中国人生活在这个地方容易把天下太平作为一种理想追求的话，那么在西方世界情况就不一定了。西方世界的社会生活动态感强。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的农耕特点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游牧业确实比中国要发达得多。游牧业的特点就是老动来动去的。放牧的时候，一个地方的草吃完了，不可能马上长出来，你就得不断地迁移。加上地中海一代的商业特别发达，假如你去经商，漂洋过海，显然不可能把一家老小都跟着迁走。这样的条件，促成对个人行为的自决能力的强化。很多人的冒险的精神容易被激发出来，被熏陶出来。海上的贸易，面对大海，可以启示人思考自然力的狂暴，引起人征服自然力的雄心壮志。当然，这种自立、自决行为方式和冒险精神也会从另一个方面激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们乐于争夺各种生存资源如土地等，乐于争夺一些要害地点，如港湾，航路等等。英雄精神、骑士精神容易得到鼓励，于是发生战争的机会就特别多。所以西方民族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很突出。很多人问个人主义、好战性这样的价值观为什么会在西方特别明显呢？中国人当然也有这种东西，可是是受到压抑的，而西方民族那个东西非常鲜明。为什么？生存状态使然。有人说西方人好战成性，可能夸张了一点，但是西方人好战的心理确实比中国人要强。就是号称爱好和平的伊丽莎白女王对于自己的臣民到海上去抢别人的船只，她都要表扬嘉奖的。她的将军在海上打劫了别国的商船凯旋归来，她是要分赃的。这类海盗行为她并不认为不好。在中国，你要那样去做的话，大家都要谴责你。那是不对的，是去抢劫别人。但是，西方人觉得那是一种英雄行为。所以两个民族由于各自的生存空间条件陶冶出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和价值取向。当然，近几百年来，西方人也不断地试图压抑这种情绪，可是时起时伏，还只是压抑到了一定的限度。民族深层心理结构几千年来被客观的自然条件经过几千年来的陶冶，模式化、定型化，演变成一种民族性格，这是不可能一下就改正过来的。
我们还可以进而提出一个问题：儒家的思想为什么会在中国而不是在西方产生？因为儒家那一套思想，比方说扎根于周礼的那一套思想，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整套东西之所以会在中国文化中起那么大的作用，也是在相当的程度上由于上面提到的诸多地理环境原因所致。整个家族生活在一起，都是一家子，自然条件导致的生理、心理模式理所当然会对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产生水到渠成的定势作用。在一个家庭中父母最该受尊重，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从大一点的角度而言，其实皇帝在政治功能上有的时候就像家庭里的长辈。现在很多人把这叫做什么呢？家长制。言外之意是家长制一定是不好的。其实我们都已经看到，家长主义在古代中国中一定要产生，才可能产生最佳的传统社会文化结构。国就是一个大家，那些父辈祖辈的，就是应该称为长。在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中，相对而言，在处理各种争端的时候，父母能产生公心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说到底，其他成员都是自己的孩子。偏袒行为有时可能会有，但总体来说，还是会比较公正的。而父母之外的其他成员由于自己就处于利害得失之中，难以不偏不倚。当然后来的皇帝不必一定是家庭中的长辈，但是这种家庭传统要求皇帝总是像长辈那样把下面的百姓看成是自己的子民，要求皇帝要以相应的德行去处理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换句话说，家庭中对父母的孝敬心必然推而广之地应用于邦国范围内对帝王的忠心。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爱心，也必然推而广之地被要求应用于邦国范围内，成为天子对臣下及庶民百姓的关爱与宽恕。所以我们就明白了何以儒家的整个一套政治理念会以孝为中心概念，主张以孝治天下。因为一个人只有首先在家庭里面学会尊重自己的父母，才有可能在社会上推己及人地去尊重别的一些长辈、别的一些领导人物；比如说皇上，对他要忠心耿耿。当然对他的忠也不是说一定要愚忠。反过来说，皇帝就像一家之主，如果自己的行为不足以以身作则，就难以被看作一个称职的皇帝。对于臣下，他要学会宽宏大量，要学会宽恕臣下。忠和恕两者总是相辅相成的。在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有一种基于仁、义、礼、智、信的理解与默契。这一套东西在现代人眼中看来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在那个时代必然产生这样一套政治思想，而且只有这样，它才能最佳地符合它的条件，解决它所面对的种种社会问题。所以儒家思想必然要在中国产生。
西方的地理环境及种种社会关系导致个人主义的兴起，导致家庭、家族纽带关系功能的相对松弛。既然要以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当然就不可能以家庭中的某一成员，例如父母，为中心，也就不会产生强有力的孝敬观念。而孝敬观念恰好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中心概念之一。这样一来，儒家思想体系就难以在西方社会中产生了。
我们再来说一下历史形态，什么叫历史形态？西方学者，比如说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可以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么五种形态，或者说至少这么五种形态。那么是不是每一个社会必然是依次地按照上面提到的顺序经过这些形态呢？我认为不一定。
当然马克思最初也没有系统地论证说五种形态必须一一经过，绝对不能跳越。可是后来在俄国人那里就把这个思想搞得僵化了，认为好像非要每一步都走到。实际上后来的发展证明是可以跳越的，有些形态可以不经过。在顺序上可以打乱。当然在世界历史上，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存在过这五种形态，这是对的。但是我要提的问题是：什么是奴隶社会？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中国近数十年的历史教科书，无一例外地认定中国存在奴隶社会，比如商、周，都被定义为典型的奴隶社会。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弄清什么叫奴隶社会？这首先要看什么叫奴隶。如果一个人失掉了人身自由，完全依附于另一个人，而且他生产出的东西都全部归于他的主人，那他就是奴隶。但是一旦认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就会发现中国的情况好像并没有西式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倒勉强可以找一个周朝来贴上标签，像奴隶社会这样的社会就不容易找到了。不是说一个社会中只要有了奴隶就是奴隶社会，而要看奴隶的数量在整个社会成员中的比例及具体受奴役的程度。我们看看西方奴隶社会，例如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社会。那种奴隶社会是比较典型的奴隶社会。因为那种社会中奴隶的数量很多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奴隶与自由民的比例相差很大。所谓自由民，就是有选举权的公民，和奴隶的比例大概是1比5，有时还可能是1比10以上。所以在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些城邦中，自由民只有几万人，而奴隶有几十万人，连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学者，据说都有三到十几个奴隶，所以那种奴隶社会、奴隶制才是真正的奴隶社会、奴隶制。而中国的古代社会，你仔细查查，发现虽然不同程度地有过奴隶现象，但是其数量还远远不足以构成一个真正的奴隶社会。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问，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西方的社会，尤其是古希腊罗马的社会容易产生奴隶制，而中国的社会就不容易呢？或者说它的程度比较低呢？这很值得探讨。当然下面的话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其实根据上面我刚才讲过的话，你们自己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奴隶虽然来源于多种渠道，比如说来源于借了人家的钱没法还而卖身成为奴隶，但这一类奴隶数量相对要少得多，大多数的奴隶主要都来源于战俘。一次战争后，巨量的士兵被俘虏过来了。俘虏过来你怎么办？如果是关在监狱里面你还要喂他的饭呢，同时也没有那么多监狱呀。那怎么办呢？几十万，几十万的人，应当怎么样处理呢？让他劳动，强制他劳动，并且剥夺他的劳动成果，于是这些战俘就成了奴隶。古希腊、罗马的贵族们在发战争横财时，分得的战俘，也算一笔财富。打仗有功的士兵也可以捞到点这类财产，这是一种会说话的财产，比现代机器人还好使。由此就可以推论，如果一个社会的奴隶制特别发达，就意味着它那个地方战争特别频繁；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地方在古代社会中异族战争频繁的话，也就最容易产生奴隶制。因此，古希腊、古罗马所处的地中海一带，一定是经常发生战争的。事实上也如此。这种频繁的战争产生大量的战俘，这些战俘怎样处理？就变成了奴隶。所以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社会可以说必然要产生，就它当时的那种地理条件、民族因素及相关的历史原因，必然要产生这么一种奴隶社会。而在中国你就发现这种条件不但不是那么充分，反倒有一种内在的抗奴隶机制。尤其在中原一带，既然民族主体都是华夏民族，都在这个地方劳作，都是一家子。你如果编不出名正言顺的借口，仗就打不起来。师出无名，必有败军之虞。师出有名了，也得是所谓仁义之师才行。打了胜仗的一方，也不好意思叫战俘永远作为奴隶，因为说到底还是自己人，有血缘关系在里面。在战场对阵时，父子朋友各为其主的现象很多。所以在大多数的场合，多半是呼吁败方弃暗投明，或者将这些农民遣散回乡，种地去了。当然，例外情况也有，比如据说白起坑降卒40万，就被历代史家所谴责，人神共愤，可见残暴的行为总是受到中国传统伦理规范的抵制。所以在中国推行像西方奴隶制那类非人道的制度不容易获得认同，故而像西方社会那么完整的奴隶社会也就不容易产生。反过来也可以说，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也是上述地理环境、民族因素及相关的历史条件促成的。如果商、周不是奴隶社会，那么它们是什么社会呢？商朝的历史形态还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周朝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则是无疑的。现代教科书将两周断定为奴隶社会，我认为是很不妥当的。至于秦汉以来，尤其是隋唐以来的两千多年的社会被断定为封建社会，也是欠妥的。这么漫长的历史阶段仅以封建二字定性，是武断的，不科学的。关于这点，我已经在另外的讲座中讲过，这里不重复了。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大家经常讨论过的，从五四以来就不断在讨论的问题，即中国有无科学的问题。有人说中国没有科学。有人说中国没有科学但是有技术。怎样解答这个问题？实际上要从方方面面回答清楚这个问题，得专门开一个讲座才行。我只能用不多的话阐明它。首先，你如果说中国有没有科学，你就得说什么叫科学，然后才能说它有没有。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先为科学正名。有的人容易把科学等同于真理，科学实际上不等同于真理。科学主要是一种方法和一种组织严密的概念系统。它的方法是实证的方法，是条分缕析的方法，是逻辑性很强的理论框架。它把一套概念有机地组织架构成一个系统，然后再按部就班地一步一步推导出必然结论。因此客观上它有助于我们去发现真理，去最大程度地接近真理，但它本身还不能说是就完全等同于真理。按照这种理解，那么，不仅中国古代有科学，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科学，因为没有一个民族它不知道用实证的东西去发现什么东西，没有一个民族不知道说话或写作一定要有逻辑，要有条理。区别只在于各民族的科学形式和发达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简单地说成是没有科学，那是不对的。如果我们再换一种说法，说在中国古代，西式科学，或西式理论科学不那么发达，这就比较合乎情理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许多人容易把科学和技术等同起来，这也是不对的。科学趋向于理论性，技术趋向于实践性。科学不等于技术。与西方社会相比，技术在古代中国是非常发达的。至少在16世纪以前，中国的技术是领先于世界的。16世纪以后西方的技术才日新月异地发展起来。按照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统计，西方的科学技术成就差不多85%以上来源于中国。这使人感到很奇怪。中国的科学理论好像不是特别发达，可是技术却那么发达，这似乎产生了一种悖论，就是科学和技术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脱节，产生一种技术发达而科学相对落后的状态。西方传统的主流观点总认为是科学理论指导技术实践，科学理论先于或高于技术。而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恰恰是对这种观点的挑战。我认为，科学理论和技术的关系是互根、互构、互补、互彰阴阳循环互进的。在一些情况下，理论超前；在另一些情况下，技术超前。科学并不永远指导技术，技术也不可能总是超前于理论。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中国古代社会的技术尽管从大体来说较之现代技术要原始、简单一些，但它的基本原理在那个地方。它提供了最初的思想、最初的设计，提供了后来进行加工的基础，因此它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手枪、手榴弹、地雷、火焰喷射器、机关枪、大炮、火箭，这些东西在中国早就有了，而现代武器跟当时中国发展出来的相比，其基本原理区别不大，只不过现代西方科学家们做得更精巧一些。
由此引出新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的技术搞到那个程度却不进一步发展它？为什么中国人技术上那么发达，理论却没有跟上去？西方人即使阐述一个最简单的技术原理，也往往用整本整本的书来论证，而中国人往往几句话就完了，这是为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若干个角度来解释它，但我不妨只就文化发展九因素的中的一个因素，比方说第二个因素，语言、文字诱导暗示因素来做解释。中国的汉语言文字是综合性的，图象感很强，它虽然已经不完全是象形字而主要是形声字了，可是在早期它是图画文字演变而来的，至今残存着相当多的象形特点，因此它就容易在我们的大脑当中熏陶出一种象形定势思维，理解事物时就容易侧重从形象方面去了解它，从宏观整体方面把握一个事物。而西方印欧语系语言文字则是非常精细的一种语文。学过英语的就知道英语有性、数、格，有主语、宾语、状语、定语这一连串的东西。你学拉丁语，光是一大堆语法规则就念得你焦头烂额。它的语法非常发达。所以西方人的教育很注重语法教育。西方的16世纪前后建立的注重拉丁语教学的小学、中学就叫grammar school，直译就是语法学校或文法学校的意思。西方的儿童从小就学习这类语言，注重学习语法，培养一种条分缕析的思维能力。孩子一出生，父母就老教给他这个是单数，那个是复数，这是名词，那是动词。此外还有数、形、量、代，一大套分类。须知科学理论就往往是一种分类的条分缕析的理论体系，一种概念体系。西方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形态上实际上就很类似臻于精密的语法系统。或者换一种说法，它的语法体系里面内涵着科学推量的基本成分，它的形式逻辑实际上就是语言成分里已经包含的那种东西，所以西方人只要强化语法训练，由于日积月累的熏陶，就有助于为科学推理能力的建立打下基础。由此可见，印欧语形式很容易诱导暗示出西方式的理论科学形式，并使之得到进一步的繁衍。而中国的语言文字，则语法形态比较隐晦。在马建中的《马氏文通》出现之前，中国数千年来可以说没有一本语法书。马建中的语法是拿了拉丁语法来套汉语语法的，把汉语强行地拉入印欧语系的语法体系里。中国人不注重语法教育，所以条分缕析的概念应用不像西方人那么系统。可是人们立刻会问：中国人没有语法是怎么交流思想的呢？这个问题本身就预设了一个前提，似乎人类要思考，就非得有西方式的语法才行似的。实际上，事物发展往往有自我协调、自我完善的趋势。当出现某种缺陷的时候，就往往会产生另一种优势来加以弥补。汉语言文字自身当然有语法规律，可是由于它的语文要素中的直接表意功能非常强大，远远超过印欧语系语言文字，它就无须强调语法功能。单从它的文字来看，其图像特点强，写一个“门”字，那个字就像一道门，写一个“山”字，那个字就像一座山，使你不借助语法系统直接就可以一下明白它要表达的含意，岂不十分省时、省事？西方印欧语系语文却缺乏这个直接表意功能。它的文字都是符号化的，弯弯曲曲的，你必须把它们一个个死记住，记住它那个跟所表达的实物已经割断了联系的符号形式及其含义，用语言学术语来说，就是它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看起来缺乏有机联系。所以它在表意上非走弯路不可。印欧语系语文的直接表意功能有了缺陷，这一缺陷恰恰要由它的发达的语法系统来弥补。所以西方人的表意系统需要一个庞大的语法系统来加以界定，使每个字词的含意被抽象性的符号定位，被繁琐的语法规则所制约住。你看一个英语单词通常是绝不可能一目了然的，必须把它的含意死死记住。因此你学英语时，你得积累一万单词左右，才能真正无大障碍地阅读英文原版书报。但是中国字你不需要记住一万字，记住三四千汉字就可以读书看报了。所以汉语言文字之所以不强调语法系统，是因为它有这方面的优势。所以五四时期某些学者抱怨汉语言文字文法不精密，试图通过硬译的笨办法输入新的表达方式来改造汉语的想法，今天看起来是站不住脚的。
回到关于科学技术的讨论上来，我们就会发现，既然汉语言文字的直接表意功能强大，那么，不言而喻，对于具体的东西，中国人的形象思维能力就会相对强些，因此在特别需要形象思维的领域，例如写诗、填词方面，势必非常发达。而技术性的东西往往实践性强，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也是很需要想象力的，因此中国人在这些方面容易超前做出来。所以西方人，例如李约瑟，就感到很奇怪：中国古代的科学理论好像没有上去，而技术上却莫名其妙地颇为发达。实际情形是，技术需要非常生动的想象力，某个东西该怎么制造，技术发明人往往趋向于先把那个东西在大脑中构想出来，因此才容易付诸实践。而古代中国人的形象思维能力强，所以擅长于技术制作。技术的超前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汉字直接表意上的超前。汉字的直接表意功能可以经常潜移默化地暗示我们不断地跟客观现实相结合，发展发明一些非常实用的东西，而对抽象的纯粹符号类的理论思考，因为与现实生活有距离，容易受到忽略，由此导致中国人在这方面技术超前，理论滞后。这就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西式理论科学比较薄弱这个难题。
当然上述情形后来还发生了变化，由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中国人渐渐地也开始学语法这一整套东西了，因此现在的中国人实际上兼有了两种磨练思维能力的语言功能：语法思维和语象思维。因为现代汉语的整个语法体系现在学生也懂了，虽然不需要这套语法，中国人是照样可以理解他人、表达自己的。李白、杜甫，屈原……他们根本就不懂语法的。但是你不能说他写的东西不合语法。他们还是语言大师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值得一提，这就是：中西方的语言和文字相互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西方的语言可以规范文字，中国的文字可以规范语言。西方印欧语系语言注重语音变化，但声音语言不是那么容易把握，容易发生流变。一旦流变，它的拼写就必须要跟上去，它的文字要服从语言本身的变迁，因此变化的机会比较多。这就使得文字跟着语言走，结果就是语言在规范文字。而中国呢，它就倒过来了，文字在规范语言。从秦始皇统一文字以来，中国有许多民族，说着各式各样的语言，它们的发音是各式各样的，但是文字始终是统一的，因此它乱不了，因为语言必须以书面文字为准。你到南方去，很多地方话你听不懂，例如广东话、上海话，你听不懂它，但是写出来大家都明白，因为它服从于文字。用文字整肃语言，结果使文字成为中国社会强有力的统一因子。它使得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得以长治久安地存在下来，没有被中断。而在西方，差不多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被彻底地毁灭过。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都经历过这样的命运。而中国呢，五千年文化一根线下来，它就不中断，非常的稳定，所以许多学者们都感到疑惑，老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西方文化那么容易就中断了，而中国文化却具有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呢？这个超稳定的结构也同样得益于中国文字的这种超稳定结构。你现在看四书五经那些书，会发现很多字你到现在都可以认识。这是很奇怪的，几千年了，你都可以认识它。可是西方的像印欧语系的文字，不说几千年，三四百年前的你看着就相当吃力了。例如莎士比亚的著作，今天不将它的拼写现代化，很多人要看懂是非常吃力的。四五百年、七八百年前的，像古英语、中古英语这些，你基本上就看不懂。不要说你看不懂，就是英国人自己都看不懂，因为它拼写的变化太大了。它的文字是跟着语言走的，语言不断地变，文字拼写就跟着变，结果变出了很多种语言。因此，如果欧洲有一个统一的文字的话，它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像中国一样大的国家。反过来说，如果中国没有统一的文字，例如没有汉字的话，它今天肯定也是四分五裂的，分成了各式各样的小国家。这种现象之所以没有出现，就因为文字起到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凝聚作用。
另外，从思维模式方面来看，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跟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不一样的。之所以不一样，也是跟语言文字分不开的。中国人的思维是立体型的，而西方人的思维是流线型的。流线型思维跟流线型文字一样，弯弯曲曲的，一环扣一环。那中国思维为什么是立体性的呢？你一看到汉字就知道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了。一个汉字，它的笔画是四通八达的。各个方面都可以伸展，横的、竖的。因此这就可以诱导思维不要单向发展，而要多向发展。这样一来，就容易全面。所以中国人想事情总是事先把各种东西都预见到，给自己留下很多的退路，说话也总是留有余地，不会把什么事都说死。但是西方式的思维不是这样，它是二元对立型的，不是A就是非A。这就是所谓真理只有一个，二者必居其一。这些话语结构，现在中国人也喜欢用，这都是向西方人学的。实际上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不是这样。《易经·系辞》就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它有同归处，也有百虑，有各式各样的差异。但是西方人往往趋向于把事物对立起来考虑。中国人则不光考虑对立性，也考虑合的一面，考虑合二而一的一面，谓之阴阳互补的思维模式。阴阳太极图中的所谓阴阳鱼，一黑，一白，你感到奇怪吗？实际上不奇怪。它是中国人思维模式的图示化。我们思考起来就是这样的。你看这两个阴阳鱼互相交织在一块，它们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要知道其中之妙，你得把它们旋转起来。在旋转起来的每一瞬间，你会发现它们既是阴又是阳，既是阳，又是阴，不断地变化。中国人看待事物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是以流变的观点来看。顺便说说，这个阴阳鱼其实并非像许多学者相信的那样是什么陈抟老祖画的。陈抟老祖固然也可以画，但是没有他来作画，这个阴阳鱼太极图也是可以自己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的。你如果把八卦阴爻、阳爻符号——一个长横，两个短横那种符号——按照64卦的顺序排列起来，构成一个圆的形式，然后想法固定在什么支架上让这个圆图旋转起来，当旋转的速度达到每秒24转时，就会产生一非常完整的阴阳鱼。因此这个阴阳鱼不是乱画出来的，它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事物运动形式的反映。也可以认为这种太极模式是宇宙一切运动形式的概括式缩影，是爱因斯坦一生呕心沥血极力想要找到的统一场模式。这种太极图跟涡流形状很相似。有人发现大脑的脑电波的运行也跟这个太极图很相似。如果你到高空观察地球上大气涡流的旋转形式，或遥远的星云的旋转形式，例如银河系的旋转形式，或者说宇宙最初处于浑沌状态时候的星云旋转形式，它们很可能跟太极图的构成模式是相呼应的。因此远古中国人的智慧是和事物、和宇宙那种生发模型有种暗合因素的。带着这样一种眼光，你就可以用比较开阔的眼光来观照中国文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只有当你弄清楚了中国文化是怎么一回事之后，你才能真正了解西方文化是怎么一回事。你如果不彻底了解一种文化，你就无法彻底了解另外一种文化。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当你有了一个参照系统，或者说参照框的时候，别的东西才能看清楚。你首先要么精通西方文化，要么精通中国文化，然后把其中一个作为参考座标，借以了解对立面，这样来了解对立面，往往可以获得两种文化的真髓。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不单单是阴阳互补型，它还同时是内向型。而西方人的思维则外向型的东西多一些。中国人看问题的时候往往是由远到近，而西方人则往往是由近到远。我们容易从宏观入手进入微观，比方我这个讲座中西文化比较，就是很大一个框框，先说大框框，叫做提纲挈领，然后慢慢地一步步深入，进入比较具体的分析、比较。西方人就不一定，他可能由一个很小的点出发，然后由此扩张出来，以点成面。比如海德格尔从一个大家都认为不怎么起眼的Being（一译“在”或“存在”，我译作“能在”）入手，一步一步，剥茧抽丝式地挖掘这个概念的各个层面的哲学含意，最后延伸到探索哲学上本体论的一些最重大的命题和人生哲学问题。所以中国人容易从整体的观点来看个别的东西，整体的先把握住，再来看个别的；西方人容易从个别的东西出发，推而广之，到认识整体。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往往有直观成分，一眼就把握住了某种事物的本质性特点，一语中的。有些真理性的东西，他那个直观一下就告诉他该怎么认识，他几句就把它说了出来。而西方人不是，他是理智的成分强，他要慢慢推论。如果没有实证的东西，没有一整套的推理过程，他是不承认、不认可某种结论的。
所以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综合性强，而西方人更倾向于分析性。我们再把这种思维模式推论到其他领域，比如用来解释哲学，又会怎么样呢？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哲学体系中有天人合一的思想，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会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天和人是一个整体，自然界和人是一个整体。这个天有很多解释，有的说是上帝，有的人认为是上天，有的说是无处不在的一种最高原则，宇宙运行的最高原理等等、等等，各式各样的解释。这样来解释天，也不仅仅是中国人，别的国家的学者也能有这样的解释。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容易产生天人合一这种思想？其实，只要了解了中国文化衍生的具体环境，就知道这类思想必然要由中国人来发扬光大。我们无须引证其他论据，光是从汉字的构成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汉字本身有它的图画性质。汉字实际上就是外部世界事物的一种缩影，因此它还保留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就像婴儿生下来时那个脐带还没给割断似的。你看到这种字的时候，它老是把你拖向客观世界，使你感到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感到人本身与它及它所表征的自然界是同体的。所以单单是文字本身的特殊的直接表意功能就会诱导、暗示中国人生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当然，除了这个因素之外，还有别的因素，不赘。
反过来，西方人就容易产生天人二分的思想。天人二分含天人对立、相争的思想。这仍然可以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条件来加以解释。他的生存条件那么恶劣，就必须与这种恶劣条件斗争，进而征服它们，征服大海，征服自然。因此西方一定要产生哥伦布式的冒险人物，向远方开拓。那种斗天斗地的思想，一定要产生，这都是和西方民族整个生存条件息息相关的。因此，自然和他们的关系是对立的，不是战胜自然，就是成为自然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天人二分的哲学思想一定要占上风。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哲学观念。比方说心物一体论，这是中国哲学的概念。它指的是心理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是一个整体。又叫一体两用，也可以说一体两面。强调心和物不能完全截然分开，有时候一个心灵的东西也可以是物质的东西。比如意识，究竟它是物质的，还是完全非物质的、完全彻底地空的、无的？古代中国人不把它说死，不把它说成是彻底的无、彻底的空、彻底的非物质。中国人觉得心和物是一个整体，只不过它存在的状态有差别。而西方人就往往要二者分开，一定要分出要么是心，要么是物，二者必居其一。西方人一定要想说清在心物关系中哪一个是第一性，哪一个是第二性，这个问题没解决他就不往下说。他认为这是哲学的最高命题。这些命题至少在这几百年来争论得非常厉害。但是在中国比较清醒的学者眼中，这类争论有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心和物本来就是阴阳互转互根，互为主次的。由此可见，有些思想非在西方人的头脑中产生不可，而有些思想则又非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产生不可。
西方的哲学也不是简单地光是理论，它和什么是同源的呢？它和科学、技术这些东西是同源的。它讲究物性，就是物理特性，跟物理科学是同源的。由于强调对客观世界的研究与征服，它要试图找到一种改造自然界的答案，因此它的哲学也是围绕这些问题来进行研究，所以哲学和科学技术这些东西是同步的。而中国人不是这样，中国人的哲学主要不是和科学同源，而是和另外一种东西——德性，即人伦道德同源，或者说是和性理科学同源。我所谓的性理科学，就是研究人性和人体功能本身的科学。为什么中国人把人性这个东西看得这么重要呢？因为中国人既然认定自己所在的地方已经是一个大一统天下，叫中国，叫中央之国，全世界最理想、最好的地方。百姓之族长期聚集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要安、要乐，首先是不要出乱子，如果天下不太平了，就绝对无法安乐。天下要保持长治久安，就要求中国人的个人素质要好，减少争斗心。说来说去，就落实到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的问题。既然大家都是一家子，就要强调每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提倡忍让精神。这样一来，一整套的道德规范研究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环，没有这个，人口如此众多的这一大家族如何能生活得安宁？所以中国人的哲学往往和性理，或称德性，或伦理观念这些东西紧密相关。孔子的一整套学说实际上主要是伦理学。当然里边有哲学思想，但他的哲学往往跟伦理学融为一体，成为一种德性德性规范本身的研究。
此外，道家也有自己的一套科学。他那套科学跟西式科学不大一样，他是把人体作为一个实验工具。西方人的科学是拿人体外部的仪器去观察自然，拿一个物体研究另外一个物体，而中国人把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仪器，来研究自然，包括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所以我们知道汉语中有体察、体会、体验、体证、体认这些词汇，它们都和身体相关。因为道家认定人的身体就是个实验仪器，它里面可以安鼎设炉，炼丹、炼药。修道者要静坐，要不断体会人的身体怎么跟自身内部和外部世界打通。因此像《黄帝内经》、《周易参同契》这一整套东西，是另一种高深的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的学问。这门学问中的经络学说非常典型、非常发达，它是靠体证证出来的，所以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实证的东西，也是一种科学的东西，是一种阴性的科学、中国特色的科学。这种科学是西方人到现在为止还闹不清楚的，因为西方人觉得只能够拿外部的一个仪器去实证、去观察，没想到人体本身也可以是一个实验仪器。这些道理，不但西方人闹不明白，许多中国人自己也闹不明白，常常糊里糊涂地把它们当作与西式科学完全对立的东西加以抛弃。世界是复杂的，事物是多元发展的，认识是有多种途径的，我们对传统遗产的继承也应该在新的时代格局中有新的理解与开拓，株守西式理念所带来的恶果到今天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
下面再谈谈经济问题。中西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也有若干关键性的区别值得讨论。例如社会主义的思想是谁创造出来的？当然有人不假思索就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其实社会主义是很古老的思想，但古今社会主义有区别。根据西方学者的专门研究，说世界上至少有许多种社会主义。1892年法国《费加罗报》罗列了600多种社会主义。英国学者丹·格利菲斯的专著《何为社会主义》（1924）仔细定义了263种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其中最好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多种社会主义不管怎样不同，在若干层面上是相通的。不论你采用什么具体的经济体制，是不是社会主义，先要看产生的实际效果；也就是邓小平同志说的，不管是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样就须界定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特点是什么？它要取得的实际效果是什么？按我的理解，就是全体社会成员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成员之间贫富悬殊不大，社会成员实际得到的权利比较均等。如果一种体制造成一部分社会成员特别富有，一部分社会成员特别贫穷，那么从本质上说，就有违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了。这种思想，不妨称之为广义上的社会主义。当然，这种广义社会主义有一个较大的缺陷，就是，如果没有一种相应的刺激社会成员生产积极性的竞争机制，它的社会生产效率就会递减，最终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被贫穷状态所抵消。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课题，这里不做进一步探讨。那么，广义上的社会主义是在西方盛行呢？还是在中国盛行呢？如果你已经明白了前面我讲的一整套东西的话，你就会明白，实际上社会主义思想，不借助于西方人，在中国它也一定要产生，而且遥遥领先于西方思想界而产生。它不但产生了，作为一种体制，它还不同程度地被实践过。例如周朝的井田制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就与社会主义试图达到的理想在一定的层面上相通。所谓井田，它的田地排列形式像一个“井”字，中间那一块地是公田，周围还有份量相当的八块私田，八块私田都是分给八户人家来种，基本上是平分土地的形式。各家各户有自己的自留地，但是也有公家的公有地。这种土地分配形式与现在的家庭联产承包制颇相近，至少在实际的经济效果上是相近的。这不是某种程度上的社会主义吗？孔子非常崇拜井田制。春秋以后，礼崩乐坏，井田制逐渐被废除，孔子为之痛心疾首，认为一定要恢复这种制度。所以，孔子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主张社会主义的。孔子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见《论语·李氏第十六》）孔子主要强调均贫富，宁可日子过得穷一点（寡），也不能有太大的贫富悬殊（不均）。憧憬一种使少有所养、老有所终、互相关怀爱护的集体富裕社会。后来到了西汉的王莽，还搞了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当然他搞的社会主义与现在的社会主义是有区别的。王莽还想重新恢复孔子特别推崇的井田制。王莽虽是皇亲国戚，但小时候受排斥打击，有过种种困顿的遭遇，对民间疾苦颇有了解。他发现当时的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已经成风，造成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状态，发誓要把这种贫富不均的现象消除掉。所以后来他当政之后，便主张将土地收归国有，然后拿来平分。平分之后搞成井田制那种形式。所以他推行的，实际上也是一种朴素的社会主义。当然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他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不可能成功。想单枪匹马地从上自下地依靠皇权而和整个大地主阶级为敌，岂能成功？他缺的就是马克思这一套阶级斗争学说，所以折腾了十几年，最终失败了。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的思想，在中国古代体制中和中国古代思想家（例如儒家）的体系中，早就有了某种程度的表现，不是说一定要在西方才能产生。这一来，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五四前后，尽管有那么多西方思想涌进中国，而中国人最终还是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人为什么容易认同这种理念？如果没有历史上这个根子在这个地方，就很难真正地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会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它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因为马克思提出的那些理想，很多暗合了儒家思想中的某些东西。当然它们不等同，但很多是相通的，容易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共鸣。再加上在五四那个时代，西方社会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搞得一塌糊涂，它所奉行的社会体制也就显得捉襟见肘。只有这一套社会主义理想，还没有经过大量实践，即使它有弊端，那么弊端也还没有暴露出来，所以它作为一种理想的东西，就很容易被接受。加上它跟传统的某些东西是相呼应的，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容易认同它。
同样的道理，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会那么发达，社会主义不够发达？资本主义发达，因为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促成了商业的繁荣，它那四通八达的航路和战天斗地的征服精神与特立独行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容易使它往商业方向、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当然，中国也不是说就没有资本主义。商朝为什么叫商朝？不就是因为殷商的遗民在经商方面很突出吗？中国的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得也还是不错的。但是中国的环境条件与社会现实规定了它不可能完全让商业没有任何限制地发展。传统中国主张重农抑商。它抑制商业，抑制资本主义。抑制，不是说不让资本主义存在，而是不让它成为主流体制。所以资本主义这种形态，或者说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实际上在中国真的古已有之，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我们再讨论一下经济方面贫富悬殊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平等的程度要高于西方社会。西方社会要么是特别的穷，要么是特别的富。这跟西方民族的的思维模式也暗合，即他们往往倾向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要么是A，要么是非A。轮廓非常鲜明，对照非常鲜明。而中国人奉行的思维模式是阴阳互转互补的模式。你现在富有，但是可能以后就不富有了，这种贫富转换是存在的，甚至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转化？为什么一个社会成员现在非常富有，过一代两代就不是那么富有了？这里面有诸多的因素。首先是中国人均等思想，尤其是对均田思想，对均贫富思想的那种青睐。既然华夏各族都是一家人，自然在理论上、至少在道义上希望所有的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因此集体主义一定会上升而个人主义就不会像在西方那样受到推崇了。但是，这还不是唯一的解释，还有一些法律上的或者一些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可以解释这一点。比方有一种法律规定叫做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制在西方颇盛行，它的存在加剧并确保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没钱的人越来越没钱这种状态。如果实行长子继承制，长子就容易积累有很多家财。比如八口之家，一家之主临终时把家产都给谁了？都给最大的了，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都没有。然后老大的长子又再继承下去，所以他那一家族的财产可以不断积累。于是造成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穷。而在中国，一般只有在皇权的继承问题上才推行这个制度。皇权不用这个制度不行。如果皇子皇孙自由竞争，岂不你争我夺，国无宁日？所以皇权继承取长子继承法，是一种弥合争端的好办法。但是传统中国人有能力不把一种制度一杆子插到底，在老百姓中就不提倡沿袭长子继承制。既然都是一家子，按照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价值观，家中的财产就应该均分，老大、老二、老三，基本上比较公平地各得一份家产，这有点像在实行家庭社会主义。所以一个家族再有钱，就算是百万富翁，如果你生出20个儿子来，那20等分，每份就没多少了，连续分上几代人，完了，最有钱的到最后都变得没有钱了。梁漱溟先生研究过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是：在传统中国，有钱的家庭要世世代代都有钱，根本办不到，它延续不了几个时代。今天繁荣，过一段它又变成穷的了。所以在中国社会中，自古穷通贱贵，有一种循环。这种现象，通过文学作品的描写渲染，几成共识。因此上述这些东西造成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与西方的差异很大，这是我们通过比较才鉴别出来的。
政治方面我也再讲几句。政治方面，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是宗法式的，家长式的，因为它认定它要统治的并非蛮夷之族，而是家里人，是自己人，因此它要强调什么是很清楚的。它肯定不主张、也不敢主张拿武力来统治人民，而是试图用德的方法来统治，强调德治。但是有了德治，它讲不讲法？有法，它叫王法。所以中国传统社会以德治为主，以王法（法治）为辅。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德治又从何开始？从皇帝开始。皇帝首先得是一个好皇帝，有一整套的东西，从小就有博学的师傅教他。四书五经，他必须读得烂熟。德治强调，只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才可能是一个好的统治者。同理，下面的官员，也都得通通去念国家认为可以陶冶出好的人品的那种书，比如四书五经。这一套书涉及仁、义、礼、智、信各个方面，但核心是如何修齐治平，如何提高个人的道德休养，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只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成了一个合格的好人，才能够参与管理社会。中国传统社会是先强调这一套东西，然后才有相辅助的各种具体法令。而西方不是这样，古代的西方虽然也有宗法制，但更多宗教内容，再加上较为完密的法律。稍后的西方社会则主要是力制加上法制。所谓力治无非是靠警察呀、法庭呀这一整套非常严峻的东西来强制执行。但是在近代的西方，则又主要是以法制为主，然后再辅以力制。不服从的话，有监狱在那个地方，有警察，有法院，整个这一套体制。因此它是以法制为主，以力制为辅；而中国古代是以德治为主，法制为辅。
政治方面最敏感的题目是民主问题。这两大形态的社会，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今天都在谈论民主。谈论的结果是，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以前没有民主，好像全是专制，好像只有西方社会才存在民主。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实际情况是，中国的民主是另外一种民主。这就牵涉到要说清民主到底是什么，得从概念上探讨一下什么是民主？照我看来，民主的真髓，归根结底，还是权利分配的问题。就是说，每个人有多大的机遇从社会现存的权利总和中获得自己想获得的一份权利。或者说，应该用什么机制来使大家分享权利（包括发言权）的方式比较公正？古代中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摸索了两三千年，终于找到一个方法，什么办法？考！用严格的方式来进行考查、考核！因为学者们研究过来、研究过去，发现无论多么有德行的英明的天子，要永远都能准确无误地遴选出贤才，是不可能的。权力更不能靠皇帝想当然地给谁就给谁，怎么办？只有连皇帝都无法干预的考试才是相对说来比较公正的形式！于是发展出一个科举制，用科举制来考，考的人合乎条件，就可以当官，白屋可以出公卿。你就是一个讨饭的，你考上了都可以做状元，甚至可以当宰相。所以从唐宪宗到唐懿宗的133个宰相中，有104个宰相是进士。进士的文化水平有多高？相当于博士。西方学者常常把“进士”翻译成Imperial Doctor（帝国博士），实际上进士比博士水平还要高一点。104个博士来管理国家事务，你说唐朝的文化为什么会那么发达，会走在全世界的前面？这道理非常明显，这么高文化水平的人在领导这个国家，怎么会不发达呢？这些进士辅助皇帝，和皇帝分享权力。一大批知识分子精英从社会的不同层面代表了不同的声音进入国家执政集团，与皇帝一起共同讨论如何治理国家。皇帝个人的看法，也常常被他们以委婉的方式否决，相应的监察制度、监察官员，各类谏官、拾遗之类，整合起来，构成一种以皇帝为首以知识分子精英为主体的统治集团，各类方针政策，常常要经过朝廷大臣的公开辩论，才能最终定夺。这种讨论有时不限于朝廷官员，普通人有妙计妙策也可以上书。地方官员或学者有时还可以进京与宰相（总理）为首的朝廷官员就某一国策进行面对面的平起平坐的辩论。比如至今尤存的厚厚的一本《盐铁论》就生动地记载了地方学者（贤良、文人）等与朝廷的财政大臣在皇帝面前就盐铁应该官营（国有）还是私营（私有）进行面对面地唇枪舌剑的大辩论。这不是民主，是什么？人们习惯于说皇帝专制。皇帝有时在某些方面确实专制。但是在国家大事上，皇帝一个人专什么制？没有一个权力集团帮他出主意、想办法、鉴定可行不可行，他什么都做不了。所以关键是这个由知识分子精英构成的权力集团。这些人都是主要靠考试才当上官的。当然有人会说，科举考试有作弊的现象。试问天下有哪一种考核制度没有作弊的现象？考试会作弊，一点不考，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只推选自己信得过的人上台，反倒不是作弊了？笑话。实际上古代科举考试是很严格的，比今天的考试制度要严格得多。所有的考生如果品行不端，只要有人检举，立刻取消考试资格。清朝若干朝代的科举考试还禁止八旗子弟参加考试，以防作弊。凡作弊者，有牵涉的官员往往有杀头之虞，其余考生，亦往往连坐，充军、流放、抄家，不一而足。考卷实行弥封制，今天叫密封制。考生做的卷子要专门雇人全部用朱笔重抄一遍，姓名也全部弥封，以防考官认识考生或考生笔迹。这种防范措施，往往连皇帝都难以开后门。如果仍有不良现象，那是必不可免的例外，不能说这种考试形式本身是坏的。这种文官考试制度被介绍到了西方，使西方人大开眼界。传到伏尔泰那里，伏尔泰佩服得简直五体投地：原来中国人早在一千多年前就产生了这样先进的文官制，居然是不靠上帝的恩惠而是靠人自己的理性来管理的人的社会。他发现西方人都是靠打打杀杀，你拉一帮，我拉一派。今天把他推上去，明天把他拉下来，靠缺乏真正公正地遴选考核行政官员的机制。所以现代西方不断地在学古代中国的这种文官考试制度，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学到手。对科举制要辩证地看，例如它考试的内容，就有偏废，对科学技术方面的考试比较薄弱。但是具体内容可以根据不同的时代要求进行改进，把它本身全盘否定，是不对的。在五四的时候，出于某种政治原因，暂时废除，情有可原，但后来人应该把它合理的成分吸收出来，加以改革利用。比如我们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在某种程度上与科举考试就有相似的地方。当然，我觉得还做得不够。拿科举跟西方的选举相比，哪种形式的实际民主含量高，很值得探讨。西方民主主要是靠所谓的选举来实现。但选举哪赶得上科举公正？科举是严格的考试，选举就是拉帮派，就是这一派那一派，各派把自己觉得好的人推上政治舞台，没有客观准则。其实你只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就会发现，但凡你推举一个人，往往是推举和你利益相关的人，你说哪一个人最厉害、最称职，没有一个非常客观的考核你怎么知道？你只能凭印象。入大学靠推荐选拔之所以行不通，最终走上今天的比较严格的考试制度，就是同样的道理。西式选举制的作用的实质是各个利益集团在利害权衡上的摩擦交锋，最后达到一种权益制约作用，普通老百姓实际上根本无缘挤入权力集团。当然这种制度客观上也能产生一种权力制约的效果，但是它跟中国的这种科举式民主比起来，显然是落后于中国的这种民主形式的。所以这种民主形式，可以说是中国的古代的知识分子精英民主制。而西方的民主制是通过选举而来的党派式竞选民主制。
中西文化的方方面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进行有趣的比较，比如宗教的比较、艺术的比较、文学的比较、建筑的比较、风土人情的比较、音乐、体育等等的比较，这些我都在“中西文化比较”课程中进行了讲解，今天时间有限就这样结尾吧。
最后，有关中西文化比较的规律性的东西，我概括为中西文化互根、互构、互补、互彰、互抗、互证阴阳循环互进论。我以此题目写过一篇文章，已经发表了。有兴趣还可以参看。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