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计与经济判断

国家统计局年前公布2005经济普查的部分结果，把全世界吓了一跳。中国的经济总量一下子高出了17%——绝对数达两万多亿人民币，几乎等于印度经济的42%！这新增GDP的绝大部分来自第三产业，就是说，服务业对GDP的实际贡献比原来知道的高，结构失衡则不如原先以为的那么严重。

是很过瘾的误差。想想看呀，21世纪全球经济竞赛，哪个国家不希望经济增长快一点、多一点、持久一点！问题是谈何容易。举目四望，长期持续保持9%增长的经济寥寥无几。中国呢？加上本次经济普查的“偏得”，过去5年的年增长率直逼10%，而过去27年的平均增长率为9.4%。打趣说一句，经济普查无论耗资多少，“回报”很高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这次统计数据的调整，也应该提醒政府、专家和公众注意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对一些重大经济判断的可靠性，还需要更严格的推敲。这里讲的“重大经济判断”，指的是可能引起经济政策变动的判断。因为实际情形是，政府一旦出手，不但影响多方利益关系的现实改变，而且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从法治的角度看，由于数据误差、判断误差而导致政府随即下痛手干预经济，后果可能比直接的经济损失还要严重。

比如前年“投资严重过热”的判断，现在看至少在程度上应该有所回调才对吧？因为支持这个判断的关键数据——投资占GDP的比重——是由投资作为分子，GDP作为分母来计算的。现在看，2004年分母被低估是明显的。至于投资，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包含了土地投资额，而在土地批租制下（就是一次性付出几十年的土地使用金），很容易被高估。里外加到一起，“投资严重过热”的判断，无论如何也要打一点折扣才对。

要是仅仅只是不同专家之间的口头辩论，倒也无伤大雅。问题是一旦形成经济严重失衡的判断，政府就不可能不出手。结果呢？我看最倒霉的就是一个戴国芳。这个捡废铁废钢出身的“钢铁痴迷”，一下子成了全国性风口浪尖的“人物”。当时有评论跟得紧，一口咬定“铁本动摇国本”，未免言过其实了。戴没有贩假害命，没有制造矿难，不过就是做梦也想多炼一点钢。也许他讲过“赶超宝钢”之类的诳语，也许他在交税和银行借款方面手续有纰漏，不过冷静回顾，要不是有关政府部门当时极度担心“投资过热失控”，戴和他公司的命运很可能就有所不同。

真正的挑战是，把经济统计搞对头很不容易。中国在这方面的改善和进步有目共睹，也是国家经济现代化非常重要的基础建设。问题是与实际需要相比，还需要有更大的付出才行。撇开干扰统计的利益冲动——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些歪曲数据的动机难以一下子撇清——单单因为经济行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要在统计上前后一致地反映这些变化行为的量的特征，就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以两件事情为例。第一件是耕地减少的数量。这些年流行一个重大的经济判断，就是我国耕地近年锐减，具体数据就是几年内“减少耕地1亿亩”。大家知道，中国的耕地本来就不多——虽然究竟有多少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几年减少1亿当然是天大的事情。舆论和有关部门一下子紧张起来，非要政府下痛手管制不可。其实在那减少的1亿亩耕地里面，很大一部分是退耕还林的结果。所谓“退耕还林”，是更早些年的一项政策，为鼓励把那些不适宜搞粮食生产的山坡地转为林地，政府对退耕还林实行奖励政策，就是每退耕还林1亩，政府每年补贴钱粮若干。这样能够领钱、领粮报出来的数目字，不偏大的可能性是零。至于这些土地是不是永久性地、不可逆转地变成了工业和城市用地，从而实质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其实需要更仔细的调查、更认真的评估，以及更多方的核准才行。

第二件事情是服务业。这次普查因为扩大了调查范围，使原来年度统计中没有得到充分反映的服务业的比重大大上升。但是要问服务业低估的问题是不是完全解决了，我的看法是尚有余地。且不说在那难以调查和估计的地下经济里，有不小的比例应该归入服务业，就是在“地上经济”里，服务业还是被低估了。

早就观察到中国工业公司的营销人员数目惊人。1996年到山东看一家洗衣机厂，他们告诉我说每1.5个生产工人就有1个营销人员。1998年到TCL参观，主管营销的袁总介绍他领导的团队与生产线工人旗鼓相当。去年有机会参观华为公司，其员工结构大致是市场部门占30%，研发部门占40%，生产部门只有12%！这些我临时称为“工业内的服务业”，要是独立出来为工业服务，你说中国现在的服务业所占比例如何？

走进饭店看看，也是一样。君不见神州大地饭馆卖酒精饮料的，十个里面差不多有七个是酒厂派驻饭店的员工？他们在饭店上班，可是算工厂的员工，在工厂里领薪，创造的附加价值一般也计入工业，但实际从事的活动，难道不是地道的服务业？

商场也如此。顾客一进门就冲上来热情介绍商品的，常常不是商场的员工，而是生产该商品的厂家派驻到商场的业务员。所以连我都有经验，要分清他们各自的身份，才可以恰当理解他们推销说辞的重点。“顺德电器”是华南一带颇有品位的电器连锁店，前年我去访问的时候，老总说他们店“工厂派驻营业员”的比例在业内算低的。我请教是多少，他的回应是“三个工厂派驻的对一个本店职工”！

因为有这些实地观察在手，凡看到关于经济结构的宏论和庞然大计，我就习惯于把它翻过去。不是说没有这个问题，而是在实际状态没有搞清楚之前，不少流行的判断还有待推敲，有待检验。对实际情况没有兴趣，也从不下工夫观察，仅仅靠“流行的证据”就提出一大堆批评、主张、建言——这样的“经济研究”没有什么意思吧？至于政府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大动干戈，更是危险之至。

报告天气变化趋势总先要把温度计搞准。不知道读者怎样看，我以为相对于今天的国家财力和其他方面的花销，对经济统计方面的投资还是太少；相对于艰苦的数据调查、推敲和辨正，“惊人之见”又实在太多。在这样的环境里，判断经济走势，特别是挥动政府之手唯有谨慎、谨慎、再谨慎。

2006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