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新保守主义的思想误区

——与郭齐勇先生商榷

郭齐勇教授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2期的《评所谓“新批判主义”》一文中，对我和周晓明等四人在该学报1996年第5期的一组有关“新保守主义”的文章提出了反驳。与郭先生文章同时发表的还有其他先生的数篇文章，其中针对我们的观点也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和不同看法。本文主要就郭先生的文章再作进一步辨析，以就教于郭先生等诸位朋友及学界诸君。

一

郭先生在文中一开头提出了一个问题：“何来‘新保守主义’倾向？”这个问题当然很重要。“新保守主义”若纯属子虚，整个讨论和争辩就是一场毫无意思的闹剧。我真希望郭先生能用令人信服的事实说明，根本不存在“新保守主义”。然而，郭先生拿来作为“起码的衡量标准”的事实，竟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认字和断句”的水平。据他说，今天中国人的文字水准下降了，读不懂古书了，就证明我们根本没有“保守”住传统文化的“什么”。郭先生这一论证是否有点轻率？按照这一“衡量标准”，文字（古文）水平低就不可能文化保守，那么中国从来就未有过什么保守主义，因为中国历代绝大多数老百姓都不识字，即使是20世纪被公认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衡”派也算不得保守，因为经鲁迅先生一“估”，“学衡”那点文字功底也就捉襟见肘；倒是鲁迅先生本人却可能是地道的“新保守主义”，因为大家都承认他的文字好；而且今后也永远不会再有什么保守主义，因为将来的文化人再怎么努力，也决做不到像古时学者那样对古书倒背如流。因此用学文化、识古字的绝对必要性来拒斥对“新保守主义”的指责，是文不对题。高华平先生的《传统文化热已走向新保守主义了吗》一文（见与郭先生文同期学报）正确指出，如果认为有较多的学者研究传统文化就必定导致“新保守主义”，“那么似乎就可以说，研究地质地貌或古生物的学者们亦必定个个都是最保守、最食古不化的冥顽脑袋”了。可惜，这句话并不能用在“新保守主义的批判者”身上，而正好用在郭先生身上，因为它从反面恰恰表达了郭先生的意思：如果研究传统文化的人不多或研究不够，那么就必定不存在新保守主义了。

不用说，我们反对“新保守主义”，决不是拒绝学文化、读古文，而是针对一种思想倾向，即在读古文时无形中用古人的标准衡量现今的一切，至少是作为主要的标准判断今天的重大问题。“国学热”决不只是一场“识字断句”热或扫盲热，它有明显的思想文化内涵，即带着强烈的感情倾向去认同古人的价值观。仅从文字水平来衡量一种社会思潮是荒谬的，正如精通古文的人不一定保守（如鲁迅）一样，保守主义者也不一定古文水平高。其实我所谓“新批判”既然是对整个传统文化“重新加以审视”，当然就要读古书和识文断句，也要研究传统文化，但不是为了盲目地“保守”它，而是为了“批判”它。这难道是很高深的道理吗？

二

郭先生对我所提出的“文化恋母情结”一说也提出了异议，认为我在“极不雅训”地“嗤笑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恋母情结”、“白日梦”等等都不是骂人的话，而是精神分析学的科学概念（当然也有争议），它是针对事实的，而不是针对某些人的鉴赏趣味的。郭先生没有举出什么确凿的事实来反驳我的观点。他说：“我不知道有没有思想大家（例如康德、黑格尔）是可以不从自己的文化母体中寻求思想资粮的。”这话的意思，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相当于说“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孩子不是妈妈生的”。显然，这里又重犯了上面提到的那种逻辑错误，即把一种文化的存在与这个文化中所出现的文化思潮混同起来了。就文化思潮而言，郭教授似乎不可能不知道，确实有不少“思想大家”并非“从自己文化母体中去寻求思想资粮”，而是通过批判自己的文化母体而获得思想资粮的。如卢梭对整个西方文明的众所周知的否定，伏尔泰参照当时的中国传闻对自身文化的抨击（这常为新保守主义者所津津乐道），尼采对西方文化的“一切价值重估”，当然也包括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就连郭先生所引用的雅斯贝尔斯对“轴心期”希腊文化的回归，也不是从他“自己的”（德意志的）文化母体中，而是从异民族（希腊民族）的文化母体中寻求思想资源。至于康德和黑格尔，他们当然打上了德意志文化的深刻的印记，但他们的思想倾向却是面向古希腊的。海德格尔曾直呼黑格尔为“希腊人”。但即使他们已把希腊文化看作自己的“家园”（黑格尔语），他们仍然是靠强烈的批判精神（如康德的“批判哲学”）对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的改进。一般说来，西方文化整体上具有一种自我批判的倾向，直到现代的西方思想家对他们的现代化的严厉批判，其实质也正是从现实生活的立场对他们自己两千年来科学理性传统的批判。郭先生却似乎不明就里，仅凭一种浮面的理解而引出了“文化的创造动力、源头活水在文化母体”的结论。其实西方人的文化反思所证明的，毋宁是文化的创造动力和源头活水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文化（包括它的“母体”）不过是现实生活的结晶，脱离现实生活切实需要的文化母体（如科学理性）再好，再完备，也会受到批判、改造乃至于扬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实的人就不是“文化的”人（或“孩子不是妈妈生的”），而是说从现实立场对文化的批判才是文化自身的变革、进步和创新的真正动力。

郭先生还不吝篇幅，对我的《灵之舞》一书作了批判，这种批判使人联想到过去某个时期常见的《××错误言论集》和每段话后面插入的“编者按”，它既不要理论分析，也不要事实反驳。这样的批判确实“没有什么新意”。我的“新批判”与这种“旧批判”的“本质区别”是一目了然的，即：我强调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自己身上进行文化的自我批判。正如鲁迅发现自己也在无意中“吃人”，我发现我的全部传统道德观念的根基和价值依据最终都可追溯到生物性的血缘关系。这对于郭先生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是既不敢想，更不能接受的。但郭先生却反问道：“说中国文化自身没有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内在力量，请问（她）是如何发展至今的呢？”我的回答是：郭先生以自己的言论证明了，恰好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不仅自身缺乏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内在力量，而且总是有人视之为洪水猛兽，要随时以各种借口消解掉这种力量，所以（她）才至今没有大的发展，而老是在兜圈子甚至走回头路，（她）与其说是“发展至今”，不如说只是“存在至今”。我把对“她”的这种“不可断，不能断”的依恋概括为“文化恋母情结”，似乎不能说是在卖弄词藻或虚张声势吧。

三

郭先生在文章的第二、四部分提出了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他主张要克服“视域的平面化和单维化”，认为这是“西方观念”的“缺失”（应为“缺陷”）。他说：“我们早就应该打破单线进化论的思维框架，打破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迷信，超越前进后退、古今、中西、进步保守的二元对峙……允许不同价值系统的共存互尊。”这一切听起来很全面、很高超，但就是不知道如何能实行，真有点像是白日做梦。对于当前现实生活中的几乎一切矛盾都已集中于其上的这些二元冲突，决不是文人们闭眼超越就可以自动消失的。你当然可以对进城打工的农民说田园生活其实更好、更高级、更先进，说外国人都羡慕我们古人，外国资本家都住在乡下。但农民兄弟听不听你这一套则又是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究竟存不存在历史潮流、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历史前进的方向的问题，却被郭先生以“单线进化论”的名义排除在他视野之外了。他要求我们“同情地理解”古人的“原典”，他自己却不去“同情地理解”打工仔、打工妹和今天的一切追求现代文明生活的中国人的心情和实际困难，不去为解决他们的精神苦闷和价值矛盾而设计一种新型的、适合于他们生存方式的“人生哲学”。这些新情况在他眼里都属于“社会人生之负面”，那么他的“正面”除了在古书中，在过去时代的旧梦中，还能在什么地方呢？

从理论上说，所谓“单线进化论”以及对它的“超越”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只要问一问：什么是“非‘单线进化’论”？就可见出问题的尴尬。答案只可能有三种：1．单线停滞论；2．双线或多线进化论；3．多线停滞论。第一种答案似非郭先生和文化保守主义的选择和初衷，这就还剩下后两种。它们无非是说：a.“西方有西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也有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的模式不见得比西方的模式更差，说不定还更加发展”，也就是更加“进化”。这种说法有它致命的毛病，就是说它毕竟还是承认了历史在“进化”，在从“古”到“今”地“前进”而决非“后退”。这实际上并未超越“单线进化论”，只不过是把这条“线”从西方移到了中国，而就“思维框架”来说并没有什么根本改变。b.“西方的进步或现代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的落后、停滞也不值得紧张或自卑。西方‘前进’到今天不是反倒羡慕我们的不发达吗？这说明我们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独立的‘价值系统’，停滞就停滞，用不着和人家去争高下”；“西方那么发达，也有不如我们的地方，这说明发达和停滞都是相对的，也可以说，一切都是一样的，无所谓发达和停滞”。这种说法倒的确否认了一切进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我很怀疑说这话的人的诚意。因为，既然一切反正都是一样的，人们就用不着那么起劲地去“捍卫”什么，“弘扬”什么，去“打破”什么什么的“迷信”；即算我们将来“不幸”按西方的模式现代化了，也至少不能指责我们就“堕落”或“倒退”了吧。然而，持这种主张的人恰好总要表现出一种旁人所不及的巨大热忱，似乎在拼命促进一桩什么事业，这就使人在钦佩之余，实在有些费解。

郭先生的意见，似乎上述两层都有。例如，他在文末也表示了极高的超越和宽容姿态，甚至说他的观点和他所批判的“四先生”的观点“都可以并存”。但什么叫“可以并存”？所谓“并存”，难道不就是指可以互相批判、互相辩驳、互相较劲吗？他之所以要撰文作驳论来“并存”一下，不正是为了“保证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吗？这就仍然陷入了“现代化—古代化”、“健康—不健康”、“发展—不发展”的“二元对峙”或“单线进化论”框架，如何能够“超越”呢？郭先生所极力推崇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中庸”思想实在遗害不浅，它要么剥夺了郭先生的辩论权，要么使郭先生在辩论中自相矛盾，还是不要“迷信”的为好。

上述看法，若有不当，敬希指正。

（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