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济增长界定

一、经济增长概念

所谓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增加，即指国民财富产出的增长，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总量和人均量的变动衡量。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变化和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前提和基础。而产出的增长又总是生产要素作用的结果，因而经济增长赖以实现的不同方式，就表现为要素的不同作用方式。生产要素的利用方式既可以是增加要素的投入量，又可以是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所以，经济学家将经济增长分为外延增长和内涵增长两种。外延增长，是指生产技术不变，单纯生产要素的增加而引起的生产总量的增加。它占据了人类经济活动的绝大多数时间。例如，我国18至19世纪对“关东”土地的开发，极大地提高了国家的经济总量，但经济变动还是停留在传统农耕水平上。土地要素在数量上的增加并没有将经济提升到现代技术的层次。内涵增长，是指市场分工制度安排以及生产技术改进情况下发生的增长。因此，资本形成、劳动投入、科技进步、教育水平提高以及制度变革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相关因素。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断变化，各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有所不同。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经济系统的内在动力，进而为制定长期发展战略提供客观依据。

（一）经济增长模型

20世纪40年代末，哈罗德和多马根据凯恩斯理论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并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要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必须增加生产中所使用的资本，如建筑物、机器设备、材料等，而且增加量必须超过前一时期生产中的损耗，即要有新增投资。资本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资本—产出比率。这既是一个边际概念，表示每增加一货币单位的产出需要增加多少资本，又是一个平均概念，表示一货币单位的产出平均消耗多少资本。资本—产出比率由技术水平决定。投资来源是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以外的部分，即储蓄。储蓄和投资在数量上是相等的。储蓄量取决于国民收入水平和收入中储蓄的比例，即储蓄率。一个时期的储蓄转化为资本，即新资本形成是下一时期产出增长的源泉，而产出增长又成为进一步扩大资本形成的基础。这一过程循环往复，就成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总之，产出取决于资本，而资本来源于储蓄。可见，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因素是资本—产出比率和储蓄率。

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了储蓄和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其政策含义是，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既然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是资本形成的增加，那么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应当尽可能采取措施提高储蓄率。然而，该模型的缺点是明显的：第一，由于劳动力的增长率与资本增长率并不一致，因此劳动力和资本这两种生产要素必然有一种是过剩的，在现实中可以用价格机制调节，从而影响资本—产出比率。但是，该模型没有体现出价格的作用。第二，没有考虑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降低了该模型的解释力和应用价值。第三，强调储蓄和资本形成的作用，而忽视了其他因素。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储蓄的增加不一定扩大资本形成，而有可能流向国外。资本形成的扩大也不一定提高生产能力和增加产出。相反，如果发展中国家出现了社会经济制度、生产方法等方面的改进，有可能在投资增加不多的情况下实现产出的较大增长。

20世纪50年代，索洛等人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建立了索洛模型。他们认为，在生产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是能相互替代的，即同样的产出可以由不同的生产要素组合得到。随着经济的增长，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发生变化，其相对价格也会发生变化，生产者将据此对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进行调整，以便降低成本。如果劳动的供给超过资本的供给，劳动相对于资本的价格就会下降，即工资率相对于利息率下降，生产者就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更多的劳动替代资本；反之亦然。所以，资本—产出比率是可变的，即使劳动和资本不能保持平衡增长，整个经济也能持续稳定增长。

索洛模型对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根据索洛模型，储蓄率的变化不具有增长效应。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增加储蓄和引进外资时不应当只重视资本数量的积累，而应该更关注资本的质量，将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相结合。一些具有高储蓄倾向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没有摆脱不发达状态，从反面验证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但是，索洛模型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缺乏政策指导意义。生产要素之间可以因价格变动而相互替代，其前提是市场信息灵敏，市场竞争充分。而索洛模型忽视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影响力。

（二）经济增长阶段

亚当·斯密首先将人类经济增长阶段划分为狩猎社会、畜牧社会和农业社会阶段，李斯特又增加了农工业社会和农工商社会两个阶段。然而，系统分析经济增长阶段者却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1960年，他出版了《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将人类经济增长阶段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社会阶段。在该阶段生产主要依靠劳动力，大部分资源用于农业生产，消费水平较低，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第二阶段是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阶段。罗斯托认为，“起飞的本质在于部门扩张及其扩散效应”。在此阶段，社会对科技、风险、就业条件和工作方法的态度都要有较大的转变。为了给现代工业结构准备一个有效的基础，农业部门和社会基础资本部门（尤其是运输方面的基础资本）必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为此，政府必须实行适当的政策。第三阶段是经济起飞阶段。此阶段，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基本经济结构和生产方法的剧烈变革，开始工业化，由过去基本上没有经济增长的状况进入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第四阶段是经济成熟阶段。经济成熟阶段的工业趋向多样化，新的主导部门逐渐形成，代替经济起飞阶段的旧的主导部门。经济成熟阶段，是一个社会已经将现代技术有效地应用到它的大部分资源的时期。国民经济各部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生产不断提高，收入持续增加。第五阶段是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在此阶段，社会的主要注意力从供应转向需求，从生产问题转向消费问题和最广义的福利问题；主导部门转向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方面，社会不再认为进一步推广现代技术是一个比一切都重要的目标。后来，罗斯托在《政治与增长阶段》一书中又提出了第六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即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时代。

在罗斯托看来，经济增长阶段中最关键的是为起飞创造条件阶段、起飞阶段和实现起飞后从自我持续增长向成熟推进的阶段。经济起飞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生产性投资率大幅度提高。经济起飞要有充裕的资本积累作为物质基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障碍是资本形成不充分。罗斯托接受了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思想，认为提高投资率是促进资本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有一种或多种重要制造业部门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主导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其本身有较高的增长率，还能带动其他部门的增长。主导部门不是永恒的，而是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断演变的。经济起飞准备阶段的主导部门是饮食、烟草、水泥等工业部门；起飞阶段的主导部门是纺织工业、铁路等；成熟阶段的主导部门是重工业和制造业；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主导部门是汽车工业和服务业。必须注意的是，各国在经济发展中对主导部门的选择要从本国国情出发，不能强求一律。最后，要有一个政治、社会制度结构，为经济起飞提供保证。例如，建立私有财产保障制度、建立专利制度，要有政府机构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社会投资，如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等。这些投资的回收期长、投资总量大，不能直接得到利润，因而私人资本不能或不愿经营。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经济起飞就有可能实现。

罗斯托的理论曾受到批评，但是，20世纪中后期，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起飞基本上符合其理论。20世纪50至7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之后，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80年代后期至1997年，亚洲“新四小”（即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尝试经济起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至少翻了三番，实际上也经历了经济起飞的过程。

二、经济增长方式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与类型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用何种要素利用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或指国家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经济学上的要素是指形成产出的投入因素，诸如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由于经济增长总是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经济增长方式不是仅仅针对某一种要素而言的，而是包括了全部生产要素。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要素组合方式，则是指以何种要素为主要的经济增长推动力。据此，有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自然资源密集型等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简言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经济增长来源的结构类型。

从经济增长效率考察，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粗放经营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量；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量。经济增长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长和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若经济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推动，如资本、劳动等，则可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或资源配置效率）增长实现，如建立在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基础之上，则可称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理论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概括集约型增长方式，包括：劳动投入量与质的增加；资本和土地投入量与质的提高；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经济；知识进展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可见，劳动、资本和土地等投入要素质量的提高，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属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范畴。资源配置的改善和规模经济属于过渡性因素，唯有知识进展、技术进步能持续地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这意味着，随着经济的增长，技术进步将成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主要因素。

从扩大再生产的角度考察，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分为外延型和内涵型两类。这种划分是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提出的。马克思指出：“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内含上扩大。”因此，外延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扩大再生产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内涵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扩大再生产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是一对既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首先，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如果没有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就无从谈起；其次，经济增长方式从更深层次揭示了经济增长的内涵，是经济增长概念的延伸和深化；再次，经济增长主要反映社会物质财富的变化，而经济增长方式则侧重于对引起这种变化的因素的分析。

（二）经济增长方式的衡量

国际上用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或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增长方式的依据，流行的定量指标之一是科技进步贡献率，指标值达50%以上为集约型，达70%以上为高度集约型；低于30%为粗放型，介于30%和50%之间为准集约型。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单纯的粗放或集约增长都是不存在的，它们都有各自存在的理由，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下，两者具有不同的地位，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而需要根据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和不同的体制环境正确把握两者的关系。研究表明，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于以后的时期，集约增长的比重是随着经济增长的水平不断提高的，集约增长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增长方式类型的划分具有相对性，因为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是相对的；其测度是相对的，即难以用统一的数量标准衡量。更由于经济增长阶段和资源条件难以改变，人们只能通过改进政策和体制创造经济增长业绩，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这也可以视为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因素

经济增长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大规模的物质财富增长为主，另一种是以大规模的信息和服务增长为主。前者包括水泥、钢铁、木材、化肥，以及工厂、铁路、城市建筑、机械等财富的增长，财富增长依赖于这些内容的增长；后者包括通讯、新闻、电视、技术、商业、金融、旅游等信息和服务的增长，财富增长依赖于这些内容的增长。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首先要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交通体系、城市体系，人民生活从温饱向小康过渡，经济增长是由大规模的物质经济推动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国民财富的内容开始向信息时代转变，增长的内容从物质经济向信息和服务经济转变。

从效果考察，经济增长方式可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高速度、低质量、低效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将国民经济增长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高速度、高质量、高效率，即在谋求高产出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少投入和消耗；在较低通货膨胀率和较高就业率下，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制约经济增长方式的因素主要包括：第一，经济发展阶段。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增长方式的存在是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为基础的。因此，不能脱离经济发展阶段谈论经济增长方式。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物质生产部门是农业和手工业部门，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即通过生产要素数量扩张实现增长。在此阶段，劳动力充裕廉价，资源短缺尚未出现，因此靠劳动、资本和初级资源利用推动经济增长，成为经济发展因素中的比较优势。所以，斯密和李嘉图等经济学家认为，劳动是财富之源泉，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第二，生产要素状况。选择何种经济增长方式与要素禀赋关系密切：一是生产要素的数量，即一个国家在土地、劳动、资本、矿藏等方面能保障供给，则容易形成粗放增长，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二是生产要素的质量，即要素质量越低，越倾向于粗放增长。只有劳动力素质较高，技术进步具有高水平，资本密集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层次，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利用才能从粗放走向集约，从低效步入高效。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靠技术创新以及人力资本投入，走出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模式。三是要素的组合和利用方式，这是在既定资源供给、要素质量条件下，决定要素配置、使用效果的关键所在。

第三，制度性因素。经济制度与增长方式紧密联系：一是计划经济制度是以行政命令进行资源配置，而市场经济制度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功能。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会对增长方式产生影响。以市场配置资源，市场效率要求必将促使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反过来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完善创造条件。二是政府角色从经济统制者转变为调节者，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全要素产出率的改善创造良好环境。三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消除了要素组合的所有制限制，扩大了要素配置空间，从而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所有制基础。四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有利于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与有效利用，从而为企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奠定微观基础。

第四，经济开放程度。经济开放，是指一国（地区）的生产要素在国际间流动的自由度。就外贸自由度看，它是衡量经济外向性以及要素流动程度的重要标志，对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方式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二战后，我国台湾地区实施了“出口扩张”工业战略及“以外贸促进增长”策略，极大地推动了经济规模的增长。同时，台湾地区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就资本、劳动、技术等跨国流动看，要素流动的加速，先进管理方式和管理经验将在国际间交流，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产生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