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译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及李嘉图的《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以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翻译，早在我们计划之中。但这个计划，迟迟到去年九月才能动笔，而因有别一种工作间断的原故，直到现在，我方才将旧稿校阅整理，预备拿去印刷。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无疑，在现在还是传诵甚广而为世所公认的一部名著。它的影响，现在还是很显著。即在中国，他的名字和学说，亦已成了普通教科书上的常识。

然而，一部这样有名的著作，在最初出版的时候，就连著者自己，亦不曾预料到会这样吸引世人注意。只要一看《人口论》初版题名页上没有著者的名字，一部赫然惊动当时的著作，居然匿名公布于世间，我们就知道，马尔萨斯自己后来看见这意外的成功，亦必讶然失惊。

《人口论》著作的动机，他自己曾在初版《人口论》的序文中说得很明白，后来又在第二版的序文中，重复申明这一点。他说：“有一次，同一个朋友，谈到葛德文《研究者》书中的贪欲及滥费论，这便是这篇论文的起源。”这位“朋友”不是别个，便是他自己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

原来，在18世纪末叶，资本主义发展所引起的有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对立，已在英国社会，形成一个极严重的问题。法国大革命的巨潮，又使英国受了一种大感动。1793年葛德文著《政治正义论》，1797年又著《研究者》。这两书，对于当时的社会组织，下了极严厉的批评，并断言现社会制度有根本改革的可能。提议废止一切不必要劳动而平均分配必要劳动于社会一切人，要以无阶级的社会代替有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的社会，以仁爱的原理代替自爱的原理，并要破除一切交易制度的高德文氏，立即引起了非常的注意，而成为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威胁。

这一种思想，成了日常谈论的资料。像《人口论》第一章所说，“人类将从此以加速的速度，进向无限的为从来所不曾想到的改良呢，抑被判定了须永远在幸福与贫苦之间，一进一退，而在各种努力之后，依然离所望的目标，有不可测知的距离呢？据说，这大问题，现在是提出了”。

成为社会一般争论的这问题，就在马尔萨斯的家庭以内，亦成了辩论的对象。卢梭之友并曾一度招待卢梭的父亲马尔萨斯，是葛德文的同情者，而后来成为亚当斯密大弟子的儿子马尔萨斯，却是葛德文的反对者。《人口论》，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便是这种家庭辩论的结果。

初版《人口论》的发行，立即在社会上惹起了深刻的印象。匿名的著作的作者，不久就被侦知了。葛德文与马尔萨斯，不久亦会了一次面。有若干点和马尔萨斯反对的李嘉图，亦称《人口论》是“经济学界的装饰”，说“它的正当的名声，将随经济学发展而普及。”这意外的成功，使马尔萨斯不得不进一步研究，而于1803年，出版《人口论》的第二版。

第二版几乎包含了初版的全部，但就许多点说，都像马尔萨斯自己在第二版序文中所说，“可被认为是一部新的著作”。所以第一版叫做“论人口原理对于社会将来改良的影响，并批判高德文氏康多塞氏及其他著作家的思辨”，第二版却名做“人口原理论——考察它对于人类幸福在过去和现在的影响，并研究由此惹起的恶害，在未来除去或缓和的希望”。

在1800年出版的《现在谷物高价之原因的研究》一书中，他叙述了他改著《人口论》的经过。他说：“两年的思考，使我确信这所提出的原理的正确，确信这原理是社会下层阶级所以不断陷于困苦贫穷中，一切现制度所以不够救济他们，困苦所以周期发生的真实原理。现在，这论文停印一年以上了。我决心想把它改版，直接应用这原理于现社会状况，并竭力引证其他诸国的最可靠的记载，来说明这原理的作用，是如何有力，如何普遍。但前因特殊约会，后因某种最意外最不幸的事故，致令我不能注意于此，但我始终把这事放在心里。”这所谓特殊约会，是指1799年一次夏季旅行；所谓不幸事故，是指1800年他的父母的相继死亡。

两三年思考的结果，第二版增加了大约一倍的篇幅。全书计分成四篇，每一篇分成十几章。第一版所讨论的各种问题，在这里都有了更详细的讨论与引证。然有一点，最足显示这两种版本的差别的，是他设想在罪恶与贫穷之外，还有一种对人口增加的妨碍。他自己曾说：“在后半部，我曾竭力把第一版的最硬性的结论，使其柔化。”他以为，在罪恶与贫穷之外，还有“道德的限制”，即完全节制性欲。

这限制的提出，岂但柔化了他前此最硬性的结论，且根本推翻了他自己的最重要的议论。为马尔萨斯自圆其说计，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有多大效力的限制，宁可始终忽视。“正当的推理”，决不能由此保持。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精华，像一个三段论法一样，为马尔萨斯自己所充分叙述出来了。他说：“人口增加，不能无生活资料；有生活资料的地方，人口必定会增加；占优势的人口增加力，非惹起贫穷或罪恶，即不能限制。”把这三个命题连合起来，得到了两个结论：是，“人口须不断引下到生活资料的水准”；人口所赖而引下到生活资料水准的原理，是“贫穷及贫穷的恐怖。”

关于前一个结论，他说：“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按照人类生存必需食物的自然法则，这两个不平衡力的结果，必须保持平衡。”

关于第二个结论，他把人口增加的妨碍，分成预防的妨碍与积极的妨碍以后，立即断然地说：“在早已有人占据的国家，除了这两种人口增加的妨碍，尚有妇女的不道德习惯，大都市，不卫生的制造业，奢侈，疫疠，及战争。这一切妨碍，都可适当的还元作贫穷与罪恶。”

自休谟以来，亚当·斯密，华莱士，都曾了解第一个结论的道理。就连马尔萨斯所反对的葛德文，亦曾说：“人类社会上有一个原理，赖此，人口不断引下到生活资料的水准。”在人类还是人类的限度内，这一个原理，无疑是一个自明的真理。人口必须与人类的生活资料相平衡，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命题？成为问题的，是平衡的方法。

以人口增加的一切妨碍，还元作贫穷与罪恶，是马尔萨斯的伟大的发现。这发现所以是伟大的，就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形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一个大的过剩人口，以压下工资水准，然后由以不幸的方法，把过剩的人口消灭。

但马尔萨斯的错误，亦就在这里。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之历史的法则，我们虽须承认马尔萨斯这个原理的正确，但作为人类社会之永恒的法则，我们却须否认它的真理。

作为经济学上一个名词，我宁愿把“贫穷”看作是一个相对的名词，不把它看作是一个绝对的名词。由自然原因引起而为社会全体所同样感到的生活资料缺乏的痛苦，只是一种痛苦。所谓贫穷，应该指一种局部的为社会一部分人所感到的生活资料缺乏的痛苦。把贫穷作这样解释，我们没有理由，认一切时代人口引下到生活资料水准的方法，是“贫穷或贫穷的恐怖。”

马尔萨斯以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是生活资料缺乏的结果。他曾说，“按葛德文氏制度构成之社会，必依自然的必然法则，沦为有产阶级与劳动阶级。”我却以为，我们宁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看作是贫穷增大的原因，至少，它曾使生活资料缺乏的痛苦，发生得更为频繁。

亚当·斯密认为反于自然进步的财富进步，就资本主义说，实在是顺于自然的进步。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牺牲农业以发展制造业，牺牲农村以发展都市。农村破产，乃是资本的原始蓄积之一。农业不能与制造业平衡发展，乃是资本主义社会难免的现象。生活资料，遂相形显出不足的模样。

资本主义社会生活资料的可能的供给，从来不曾不足，如实际有不足，原因便是下层阶级购买生活资料的能力不足。作为个别劳动者，每一个劳动者的所得，虽须够购买足够量的谷物，但作为一个阶级，劳动阶级的所得，全用来购买谷物，亦不能使农业尽可能得到最大的发展。

一切为个人利润而无计划的生产，均须在供给与需要的波澜中，冒一种危险。就农业说，农产物的数量如超过了需要，结果必然是农业家利润的消灭，从而使农业衰落，生活资料不足。为农业家计，农产物的供给应该不及它的需要，但结果亦是生活资料不足。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要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面，使人口与生活资料平衡，乃是绝对不可能的幻想。人口与生活资料，在现社会组织下，决不能取得意识的平衡。贫穷遂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人口引下到生活资料水准的唯一手段了。

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废止这所谓自然的必然法则，无疑是一个幻想。贫穷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用马尔萨斯自己的用语，乃是“这法则绝对必然的结果”。

然由社会进化一时期的现象，推论社会进化一切时期都有这现象，即是由部分推知全体。马尔萨斯曾批评葛德文孔多塞由局部改善推论全体改善的谬误，但自己不免陷于同种的谬误。历史观念的缺乏，遂成为《人口论》一个致命伤。下层阶级的贫穷，遂被认为“绝对无可救药。”

这“绝对无可救药”的贫穷，决不是永远无可救药。有计划的生产代替无计划的生产的结果，物质的生产和人口的生产，均将受人的意识的调节。人口虽不绝要引下到生活资料的水准，但其手段，将不是贫穷，不是罪恶，而是意识的支配。

现代社会的贫困的蓄积，与其说是人口法则的必然的结果，不如说是资本蓄积的必然的结果。人口须不绝引下到生活资料的水准，是真理，但以贫穷为唯一手段而使人口与生活资料平衡的事实，却不能说是人类社会永远会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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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们略述马尔萨斯的生平与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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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玛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年2月14日，生于英格兰的萨里州。他的父亲，名叫丹尼尔，是一个小地主，与卢梭等颇有交谊。《人口论》著者是他的次子。

马尔萨斯曾入剑桥大学的耶稣学院，在那里得了学士位，后又得硕士位。1783年，当选为耶稣学院的校友。后来，还就了候补牧师的职位。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尔萨斯《人口论》第十八章第十九章所以有那样的议论，一点也不奇怪。

他的最初的著作，起草于1796年，题名《危机》，但没有公刊。接着1798年，就出版了初版的《人口论》，虽然是匿名的，但他的名字不久就为人所侦知了。翌年，曾遨游大陆，再翌年，他的父母相继亡故。自1801年起，他才准备把《人口论》改著，而于1803年出第二版。第二版和第一版相差颇远。此后，《人口论》曾改版数次，虽均略有改订，但与第二版相差不远。

1804年，他和一位女士结婚了。1805年，任东印度公司所设立的黑利伯瑞学院的历史与经济学教授。1819年当选为皇家学会的会员。1821年，与李嘉图，詹姆士·穆勒等人，创立了一个经济学会。1834年12月29日，死于巴思。遗骸葬于巴思的教堂内。墓碑上，称他为“一切时代一切国家的最善良人物，最忠实哲学者之一。”他的大名，和《人口论》的大名，将同垂不朽。

马尔萨斯除了著作《人口论》以外，尚有1814年出版的《谷物条例的结果论》，1815年出版的《地租的性质与进步论》，182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1827年出版的《经济学上的定义》等。

马尔萨斯后来被称为亚当·斯密大弟子之一，而与李嘉图有极亲密的友谊，但常和李嘉图发生学说上的争论。他的《人口论》，所以在经济学上占如此高的地位，就因为他这种学说，成了正统派经济学一个极有力的要素。他们的工资学说，地租学说，甚至利润学说，都有《人口论》的思想，作为根据。

最后，应附言的，《人口论》除了在经济学上发生了严重的影响，还曾在生物学上发生大影响。倡导进化论的达尔文，曾在一篇自传中，说：“1838年10月，我开始系统研究以后的第15月，我忽然很快乐地读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因长期月观察动植物习惯的原故，对于随处都有的生存竞争，我已很能够吟味，我立即觉得了，在这诸条件下，适宜的变种，将被保存，不适宜的变种，将被破灭。”与达尔文同时发现自然淘汰学说的拉舍尔·华莱士，亦自认有许多地方应感谢马尔萨斯。

郭大力

1933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