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象征、再现和话语自我指涉

现代社会和文化处在一种持续的去象征化过程，或者说是一种祛魅过程之中，祛魅不仅是自然的祛魅，它还意味着祛除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以及人与事物、生与死之间的象征联系。在这个意义上，祛魅就是对沉积在事物普遍关联中的文化象征的祛除，我们生活在一个持续的去象征化的历史过程之中。沉积在事物中的象征是古典时代的经验形式，是社会的共同主观性形成意义感知的时刻，它建构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意义世界。

去象征化意味着沉积在词语与事物中的经验形式和内涵失去了可感知性，失去了象征主义的视阈及其观念。当我们越来越多地面对纯粹物的世界，象征的修辞就让位于再现的修辞，也就是再现式的话语取代了象征语言，再现的意义取代了象征的意义。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诗学层面，在知识层面上也同样如此，再现成为知识的来源，象征成为虚幻的意识。如果说象征曾经是话语表达的总体化修辞，在象征之后则是再现成为话语的总体化修辞。在再现的知识与诗学之后，是语言不及物的修辞方式，话语的自我指涉式的修辞取代了模仿或再现的修辞形式。这里从诗学的角度把象征的衰落作为时代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缺失的现象学”加以分析，进而显示当代诗歌写作和诗学对象征的衰落这种缺失现象学的表达，和对缺失现象所做的诗学的纠正。因此可以说，现代诗歌的功用就是要协调这种分裂，探索和显现将我们的生活和可以与之联系起来的形象之间的空缺，并且在隐喻的意义上发现和阐释某种隐秘的联系。探索如波德里亚所说的一种“精细的可逆性，这就是象征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