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道德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如果从文化比较学的角度，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作一个最简要的比较概括的话，那么，一般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性、道德性的“德性”主义文化，西方文化是一种倡导科学与理性的智性主义的文化，而印度文化则是一种神性主义的文化。这一文化特点在文化的经典原创或所谓枢心时代就已经表现出来并在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得以延续。李泽厚是这样描述这一特点的最初状态的：“先秦各家为寻求当时社会大变动的前景出路而授徒立说，使得从商周巫史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理性，没有走向闲暇从容的抽象思辨之路（如希腊），也没有沉入厌弃人世的追求解脱之途（如印度），而是执着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以氏族血缘为社会纽带，使人际关系（社会伦理和人事实际）异常突出，占居了思想考虑的首要地位。”当然这只是就其最基本的特点来说的，是否准确在学术上仍然是可以讨论的。但起码说明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是一种人生和道德智慧，这大概是可以为大家普遍认同的结论。

任何一种文化，从最初的形态上看都表现为神话和宗教意识，中国文化也不例外。中国文化在周代就有祖先神的崇拜，而不是纯粹的超越神的崇拜，祖先神既是神，又是人，说它是神，因为它确实已经不在现实社会中存在了，或者已经不是活着的人了，作为已经死去的人，被认为有某种与上天对话的神性；而说它又是人，因为它又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有着血缘的联系，它能够护佑着我们后代子孙。这种祖先神的崇拜，本身就未能区隔神与人的区别，这从一开始就给中国文化打上了现实性、人文性的烙印。

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它则更是一种人伦性的现实主义文化。孔子在其学生问到关于死的问题时，说“不知生，焉知死”，我连生都没搞清楚，怎么可以知死呢？“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也说明儒家文化是不太关心人死后的超越的、神性的事，而更为关注现实人生的问题，人伦关系、社会治道，修身养性，内圣外王，修齐治平，这是儒家学派所着力关心的问题。

因此，可以说，如果与印度文明的神性主义相比的话，中国文化是现实人本的，如果说西方文化比较重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比较有知识论的传统，是一种智性主义文化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则较少关注知识性的特别是对外部世界的自然性的知识问题的探求，而非常重视人本的、道德的思考，可以说儒家学派是一个道德学派，其思想特质是道德中心主义的，泛道德主义、道德本位或道德至上的思想。儒家文化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德性主义特质。

随着西学东渐，近百年来，西方科学主义文化在中国也获得了非常强势的地位和话语霸权，我们穿洋装、吃西餐、过洋节，在全球化的时代，这原本也没有什么错，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中国人，却对自己的文化一无了解，甚至言必称希腊，以西方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一切，采取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这无疑也是一种错误的倾向。一个民族如果不能继承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就会失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特资格，因此，作为一个现代青年，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知识，也要学习中国文化的人生与道德智慧。不仅要树立科学精神，也要树立人文精神。举个例子来说，时下媒体围绕科学与伪科学的辩论，某些观点体现出以西方科学标准衡量一切的趋势，的确，按照西方近代实证科学的某些标准，中国文化的某些现象的确不同于西方的科学，但它不是伪科学，而是非科学。如中医的确不像西医那样具有解剖学意义上的实证性、精确性、可重复等特点，但谁也不能否认，中医能治病，甚至可以治西医无法治的某些病，在西医未传入中国的几千年里，中国人都是凭中医治病的。当然，还有讨论中国哲学有无合法性的问题，正是以西方哲学的范式来框定中国哲学，这实际上也是不尽合理的。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过程中，固然要改革开放，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但却不是全盘西化，否认和抛弃我们的民族文化。年轻学子既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也要学习我们民族的传统文明。

中国文化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如果从其历史的纵向度看，我们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从学派的横向来看，我们有文化枢心时代的诸子百家，有后世的儒释道的三维结构，从文化的构成要素上看，又有宗教、哲学、政治、法律、习俗、文学、制度、物质文化等多个方面，从文献和学术分类的角度看，我们有经史子集，有义理（哲学）、考据（史学）、辞章（文学）等，那么作为普通学子，从何入手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呢？其中一个重要的角度就是直接学习中国传统道德智慧，因为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精髓。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特质是道德智慧，这似乎已经取得了学术共识。就文化的诸要素而言，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道德代宗教”，儒家的学说是一种准宗教，也发挥了宗教的一些基本功能。哲学思想也是以伦理思想为核心的，本体论、认识论思想都是相对薄弱或者说是服从于伦理学的。就伦理与政治法律的关系来说，伦理是政治法律的基础，这就是所谓的政治伦理化，而所谓伦理政治化是指道德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推行道德的手段。

就文化与人格、国民性的角度看，道德本位、群体本位，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这种价值取向也塑造了国人重视道德价值的国民性格，在实际的交往和生活中，道德无处不在，礼是指导我们生活的行为规范，礼治秩序是我们的基本生活情态，文艺也是与道德相联系的，正如《礼记·乐记》中所说：“乐者，通伦理也。”文艺要“文以载道”，“诗言志”，乐教重在发挥“正人心”的作用。礼乐文明是紧密联系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吃喝住穿，节日民俗，甚至我们的名字都体现着这种道德价值至上的导向。如，我们的四合院内，什么辈份的人该住什么方位的屋，这本身就是伦理秩序的外在体现。中国人的人生礼仪如生日、婚礼、丧礼都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伦理观念，中国的岁时节日民俗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集中表现。如过年，不仅是一个综合节日，而且首要价值是省亲和祭祖，清明节不仅是在开春时节踏青，也是去祖上坟地行孝。四时上坟体现着我们的孝道伦理。九九重阳体现着我们的敬老伦理。传统戏曲、弹词等都体现着道德教化的内容。文学是人学，如果我们把四大文学名著的章题作一个统计的话，会发现“孝”、“义”、“忠”、“仁”等道德范畴大量充斥其间。

尽管在现代中国社会，道德价值被经济理性冲击得所剩无几了，人们似乎也不再关心自己的灵魂，更没有“吾日三省吾身”的自觉意识，人们在庸常、实际、浮躁的日常生活中平淡地生活着，什么崇高、高尚、君子、良心，似乎都是与我们的生活无涉的。这是现代中国的悲剧，在社会转型时期，一段时间内这种经济为中心、工具理性发达、价值理性失落可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不一定是合理的。当人们在温饱基本满足甚至达到了小康以后，总觉得生活中似乎还缺点什么，追求一种宁静的、自足的、道德的、人道的、心灵祥和的生活，这是人性的内在需要，也是一种更为深刻与持久的幸福。因此，在当代社会条件下，我们还是应该从我国古代先哲的人生与道德智慧中汲取营养，只有经过反思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不仅需要经济的富裕，更需要道德的提升，为此，就应该从传统道德智慧中汲取营养，这样我们的心身才是和谐的，人格是高尚的，人生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