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一个公众的言论机关”

用白话开启民智的主张，早经维新派在19纪末大力宣扬过。他们的着眼点正在于“今日人心之营构”:“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形，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中国最早以启蒙为目的的白话报出现在1897年，对白话效用的阐释是“中国人要想发奋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究外洋情形，天下大势，必须看报。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

《京话日报》创办时间虽晚于《宁波白话报》与《中国白话报》，在学习并改良上海及各地的白话报的基础上，形成了在相对闭塞的北方进行启蒙运动的后发优势。

1904年的北京，报纸的影响力极其薄弱：“在京寄卖的这几种，如上海的《中外日报》、《新闻报》、《申报》、《时报》、天津《大公报》、《日日新闻》报，和本京的《顺天时报》……各种报的销数，均平扯算，也过不了两千张。”彭翼仲将这种状况归结为两条原因：“第一是各报的文理太深，字眼儿浅的人看不了，第二是卖的价钱太大，度日艰难的人买不起。”针对这两种原因，他提出《京话日报》的对策：（一）用白话做报；（二）每份报只收三个当十大钱。

彭翼仲曾指出当时国内白话报的普遍弊端是：“南边出的有《中国白话报》、《芜湖白话报》、《杭州白话报》、《绍兴白话报》、《成都通俗报》，都是极好的，但有一层，都是订本子的，不能天天看见，也还觉得不大方便。”对此《京话日报》采用了灵活的销售策略：“可按日零售，又恐篇幅零星，容易散失，特印成洋装书式，散之则每日一张，合之则一月一册，零沽整售，均听其便。”这大概是从办《启蒙画报》得来的经验，又加以改进。彭翼仲自己对这些设计也颇为得意：“以上诸端，虽不敢自诩特色，亦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之一端，或亦海内外同志诸君所深许也。”

《京话日报》从编排到销售，都为它预想的中下层社会读者考虑得十分周到。将《京话日报》与《大公报》对照一下，就能看出前者的特色何在。《大公报》的栏目设置依次为：宫门邸抄、上谕恭录、论说、时事要闻、中外近事、译件。《京话日报》的栏目设置则尽力凸显“本土化”和“启蒙”的特点，头版是“演说”，二版编“要紧新闻”（多是危及国家社会的大事和北京民众切身的新闻）和“本京新闻”，三版刊登“各省新闻”和“各国新闻”，有时也刊载小说或来函，而将当时各大报都极为重视的宫门抄和上谕压缩后放到四版，四版下半部还逐日刊登“儿童解字”或“歌唱”。这种全新的版式充分适应了下层社会民众关心身边新闻和需要粗浅知识的心态，难怪一直为其后的白话报纸模仿袭用。

凭借亲身的底层体验和办蒙养学堂、《启蒙画报》的经验，彭翼仲了解告诉下层社会读者一些实际的利益，比劈头就讲空泛的大道理，更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除了将报价“减之又减”，并“赠阅三天”外，从第2号起，彭翼仲用了七期的“演说”来为那些可能从来不知道报纸为何物的读者描绘了一幅读报后的美好图景：看报可以发财（“只是凭一个见识广大，消息灵通，就是发财的根基”）、看报可以去病（某小姐看了报才治好了她的痼疾）、看报可以省钱（可以省下游历长见识的钱）、看报可以代游历等等，看报还可以教会读者最实用的信函写作。他甚至用在中国普遍开设的鸦片烟馆作比喻，试图向下层社会读者说明报纸在西方人的生活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比那雅片烟馆还多”），以此来证明报纸的价值。

在另一篇演说中，彭翼仲向读者说明了报纸“通达隐情”的传播作用：“凡有新开的生意，虽然广贴报单，也可叫人知道……铺户商民，常有迁移……凡有家藏的物件求售，合寻求难得的物件……此外如房屋地产，或租或赁，寻亲访友，或远或近，都可以登告白。”彭翼仲如此精心而郑重地向民众介绍报纸的基本常识，是为了尽快地扩大影响，吸引读者，也反衬出北京舆论环境之糟糕：“独北京地方，风气不开，商民铺户，不晓得看报，无论各种新闻，都把他叫做洋报，那告白的益处，更是莫名其妙。”

新闻的样式也充分体现了办报人的苦心。《京话日报》的新闻并不仅仅将中外各报上的时事“演成白话”，还仔细地解释读者可能不懂的语词，以致有时一则新闻看起来更像是白话解词，如以下这则《恭宴西宾》：

 

体面的客人叫宾，西宾就是西洋贵客的意思，摆设酒席叫做宴，恭宴是格外恭敬的意思，这是讲恭宴西宾这四个字，有了宾必有主人，那主人到底是谁呢，是外务部那桐尚书，与联芳侍郎，请的是各国使馆的官员，席设金鱼胡同，那尚书的府里。

 

《京话日报》身处“官话”的发源地北京，这给它使用白话与读者交流提供了莫大的便利。即使是下层社会民众，也能够依据自己的语言体验判断《京话日报》是否做到了“地道京腔”。《京话日报》曾有一篇“演说”的题目是《文言不喻俗》，便有读者来信请编者注意，因为这个题目本身就不是白话。彭翼仲专门为此撰写了一篇《语言合文字不同的病根》，承认自己旧习未净：

 

受文话的毒深了，一时很不容易改……我中国的言语不同，是第一件不好的事，不是替字母义塾吹嘴，要叫言语相同，非通行了新字母不成……唯独像我这类诗文入手的，仿佛染黑了的布一样，无论怎么洗，万万的是不能干净了，躲避了之乎者也，又遇见况且虽然，还要时常的露马脚，用点子陈谷子烂芝麻的成语……唯有《大公报》主人英敛之，和我们那位啙窳先生，瓜尔佳先生，演说的白话，是很干干净净的。

 

彭翼仲举的三个人，都是旗人，可以看出他心目中理想的白话，是尽可能将北京人（尤其是旗人）的口语照搬到到纸面上，采用这种语言不只是令报纸浅白易晓，而且可以让下层社会读者轻易跨越言文之间的障碍，“以浅显之笔达朴实之理”，也方便让识字的读者向不识字的人宣讲报纸的内容：“就是不识字，叫人念一念，也听得明白”。读者李建中在给《京话日报》的来稿中历数白话的好处，除了“最省目力”、“小孩儿容易懂”、“与穷人方便”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叙述外，“除文人的骄傲”也是很重要的一条。在晚清启蒙运动中，似乎只有北京的民众提出了这种“词章归专门，白话归普通”的较为彻底的推行白话主张。白话的彻底性，使《京话日报》更容易融入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也为启蒙形式的扩大如阅报处、讲报所、剧场演说等等，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李孝悌在谈及《京话日报》使用“京话”与其激烈态度的关系时指出：“虽然采用白话不一定就表示和人民认同，但因为使用了一般人的语言而进一步站在它们的立场说话，在情理上是完全说得通的。”而且，正如霍布斯鲍姆指出的，启蒙者与接受者“说”同一种语言，有助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一群住在一起，讲着同样话语的人们，自然会认为彼此是属于同一民族，至于那些不会说我们的语言的人，自是所谓的‘外人’。”

《京话日报》为人称道的最大特色，是发动读者的广泛参与。在晚清白话报中，《京话日报》的读者来函和投稿特别多，“形成了报纸与读者间一种文字往来，精神交流”（《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京话日报》一再强调刊登来函“不收刊资”，义务给文辞不通的下层社会读者来稿修改润饰（甚至将他们的口头意见“演成白话”），并声明“登报之后，有什么是非，都归本馆一面承担”。它设有“来稿题名”专栏，每天公布准备刊用的稿件题目，以免投稿者悬念。后来来稿渐多，不能备载，又改用把不准备用的稿件题目和作者姓名在报末公布的办法，“免负诸君热心”。对于“登报要收钱”的传言，编者总是急忙更正，以广告知。关于“报纸是否放纸加价”的议题，编者也将赞成与反对的来信公诸报端，以昭公允。

有了这样的便利，读者来稿十分踊跃。已发表的读者来稿中，作者既有文化程度较高的中下层官吏、职员、蒙师、书办、学生，也有识字不多的小业主、小商贩、小店员、手工业工人、家奴、差役、士兵、家庭妇女、优伶、妓女等等。下层社会读者可以通过这个“天下人说话的地方”表达自己的见解，许多来稿都是针对同一社群发言，如“教友劝教友”（209号）、“风流人请看”（妓女劝嫖客，217号）、“宗室劝宗室”（264号）、“蒙师劝蒙师”（281号）、“学生劝学生”（312号），启蒙的效果极佳，而且激发了许多读者的言说欲望。试看一份来稿述说的感受：

 

自出了这京话日报，把我害的成了话痨，天天一过了晌午，坐在家里，一语不发，呆呆的盼报，真比上了鸦片烟瘾还利害，报纸来了，赶紧看完，赶紧对人去说。

 

读者普遍的参与，也保证了报纸本地新闻的丰富来源，反过来又能扩大报纸对读者的吸引力，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梁漱溟因此称《京话日报》为“一个公众的言论机关”。清末启蒙知识分子多有将报纸称为“国民之喉舌”（梁启超）、“国有口矣”（谭嗣同）、“万民之喉舌”（吴恒炜）者，但是真正能够吸引下层社会民众参与对话的报纸，几乎绝无仅有，大多数还是启蒙知识分子的自说自话。《京话日报》能在晚清启蒙运动中独树一帜，以报纸推进社会运动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读者的互动。

《京话日报》对待民众的态度，也有一个微妙的转化过程。义和团的愚昧和野蛮，使彭翼仲认识到中国的贫弱，与“民智不开”关系极大。他在《启蒙画报》里用了很大篇幅描述义和团事件和讨论“拳祸原因”，结论是：

 

我们中国，开化最早，到了本朝，文教昌明，怎么敢说没有教化呢？无奈文义太深，下等愚民，不明天下大势，一肚子的封神演义，妖魔鬼怪，信口胡云……中国称文明之邦，前年出了些野蛮，文明的名儿，早就完了，要想争口气，夺回这个美名，非齐心齐力的开民智，别无他法。

 

《京话日报》以“开民智”为维新第一要务，一方面说明办报人对当时民众觉醒程度的悲观，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启蒙知识分子对民众力量的重视。彭翼仲等人并不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偶然事件，主张必须全力防止它卷土重来：“若不及早严禁，并多设学堂，流通报纸，把民智开通，怕义和神团的势力，又一天大似一天，到那个时候，更无别法可想，要如庚子的结局，只怕不能够了。”不过，他们对中下层社会启蒙还是抱有信心：“那一班的人，不明白便罢，果真能够明白了，比起识文断字的来，可诚实的多多拉，我中国就真有了指望了。”

在反对美国华工禁约运动和国民捐运动中，民众热烈而广泛的参与，多少令《京话日报》的编辑者有些喜出望外，借助发表一封外地读者来函，他们甚至曲折地第一次表达了对义和团运动的正面评价：“闻西人有言，拳变为中国团体萌芽，语虽近怪，理亦有之。当联军入城，怯者奔走相告，国亡矣，国亡矣，孰知其大谬不然也。不第争美约，争路矿，国民捐，为前此所未有者，即政府之对外，亦差强人意矣。”

随着报纸进一步深入下层社会读者，编辑者发现启蒙运动的阻力似乎更多地来自既得利益阶层，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今年春天，先有二位撕报的宗室，本馆的门外，又有一位撕报的坊官，这回又出了撕报的旗员……那些练勇撕报，更不足奇了，怎的这些人，全不是平常百姓呢？”《京话日报》常常搜集街闻巷议作为演说内容，在关于国民捐的叙事中，贵族和官吏往往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如文啙窳《以手代口》记录茶馆里的对话，发表反对国民捐言论的人大都是旗员或宗室，其典型形象是“上穿件石青毡子马褂，还是珍珠毛的风毛，左手提笼，右手架鸟”，开口便是：“这就是上回洋报的主意，就有许多无头蒙跟着起哄，没贵没贱，全给户部银行送钱，不管他们谁是谁非，哥哥我可决不上当！”或拿大帽子吓人：“你有这二两银子，为什么便宜鬼子呀？这回什么国民捐，可是咱们都统的主意吗？本是洋报出的坏，就是为着洋人，你我不是二毛子，真就给他们指使吗？”（559号）另外一篇《过耳传言》更是通过官吏家奴们之间的闲聊，明显将两个阶层的心态进行了对比，一位二品的高官对家人请求上国民捐的劝告大发雷霆：

 

谁敢叫我报效国民捐？我可比不了他们，我不是说书唱戏的，我不是卖菜卖烟的，我也比不起堂名儿妓女们，人家都是忠心赤胆，懂得作好人，我就剩这点子家产，挣的是百姓的钱，叫我捐给皇上家，那可不能，我连今年妙峰山的愿心，都没舍得去还，倒叫我报效洋鬼子吗？

 

对此家奴的评论是：“怎么不想想他自己呢？也作到二品大员，他们祖代传留，不止吃了国家一辈子啦，一个个高官厚禄，谁又对得过皇上家呀？……像他这样的良心，又比咱们跟主儿的，强的了多少呀？”“那知天理难容，远在儿孙，近在本身，终归有个循环果报呕！”（606号）这里《京话日报》充分发挥了“京话”如实传达口头语言的优势，描画上层社会令人作呕的嘴脸，也反映了报馆本身的民众立场。

然而，下层社会读者的意见得以发表，也并不意味着《京话日报》就构成了多元共生的话语空间。编辑者录用来稿的原则是“与我们宗旨相合”，再加上下层社会读者所受教育有限，来稿大都是就办报人宣讲的内容再加发挥，虽然感人，却难以发出不同的声音。即使出现与办报人的启蒙主张不甚相合的议论，编辑者也可以通过在文中夹注或文末按语的方式加以调整。如204号《又有一位满洲人说话》：

 

要打算请他喜欢也容易，拉拉胡琴，打打鼓，学两句叫天儿，再唱两声汪大头，那才起心眼里合式呢（编者插言：汪大头和叫天儿，这两个人，诸位不要看轻，作报的人，倒很佩服他们，他们能够震动无数的俗人，势力比政府还大，可惜没人提他们的醒儿，他们没有遇见好人）。（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来稿原本是讽刺许多旗人不务正业，只知道听戏唱曲，但从编者的启蒙立场出发，却必须张扬戏曲的启蒙功效。编读之间，看似是平等的对话，但编辑者通过种种方式（包括在关键字句下加着重号）强化了自己的声音，使舆论的引导仍然保持原有的指向。而且，不少来稿干脆就是维新派知识分子借用下层社会读者的身份和口吻，宣传自己的启蒙主张，如262号的“演说”《文法害人》：

 

现在报纸也很多，为什么这种白话报，见的效验，这么快呢？也是仗着文法浅的好处罢。……外国人识字，人人明理，就因为外国文就是话，话就是文，讲究文法的。算是专门学问，不必人人都会，一百人里头，有上三位两位，也就够了……所有宣布民间的事，文书、告示，全改成白话，办的是民事，不能不叫民知道。用文话的地方，别请高明，专去造办那词章科，正不必干预民事。……识字的人也多了，念书的也不用自高了，买卖人也不自贱了，也不必重文轻武了……总而言之，误我们中国的，就是文人，误那班文人的，就是文法。

 

文章的署名是“下等社会的大傻子”，但是内容一看就是当时维新派知识分子的见解翻成白话。先进知识分子为下层社会民众“代言”，一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却很少有人看到这种“代言”背后，普通民众话语权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