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北京舆论环境在清末民初的变化

从庚子事变，到五四运动前夕，北京舆论环境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转变：第一次是彭翼仲、杭辛斋为首的启蒙知识分子创办《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和《中华报》，并结合阅报所、讲报处、改良戏曲等一系列启蒙手段，初步形成了以下层社会启蒙为特色的北京舆论环境；第二次是由满清入民国之际，大批新式知识分子北上入京，随之涌现大量新生的舆论机构，这一变动意味着北京热衷于下层启蒙的舆论传统，被精英议政的舆论形式取代，清末启蒙运动致力的上下层沟通重新被弃置，北京回到阶层界线分明的生活状态，舆论界的拟想读者也从普通民众上调到工商业者和学生群体；第三次是新文化兴起初期，北京舆论界在支持/反对这一运动的论争中分裂与重组，大致形成道德与文化方面持保守态度的旧派舆论与支持、提倡新文化新思潮的新派舆论两大阵营，但即使同一阵营中，具体报刊的政治立场与文化立场仍然可能存在着歧异的取向。

讨论舆论环境的变化，不应仅仅关注报刊的生灭异动，纳入考察范围的对象，还应包括知识精英、公众舆论、政治背景、民众心态、地缘环境等等。

新式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开始了群体性的自我反省与身份转型。清末的启蒙知识分子尚未完全摆脱“士”这一传统的科层定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官僚和报人之间的身份转换完全不存在障碍，实际映射出“政府”与“民众”之间，缺乏独立的知识阶层作为平衡力量。清末启蒙运动的参与者，大都携带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呼吁“立宪”或要求“革命”。入民国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政治威权的重建，造成了新式知识分子从政的压抑，反而迫使他们完成集体性的转向。史华慈指出：民元以后政治斗争的失利，使“高级知识分子”无法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他们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想，于是他们将注意力转向文化的建设，“认为只有改变意识才能推动社会”。因此，“1919年以前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是在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界线，这对将来有持久的影响”，虽然仍有部分知识分子重新卷入政治生活，但就整体而言，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独立阶层的自我意识”。尤其是其中不少深具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由“政治家”向“舆论家”的转型，让知识分子群体获得了新的表达观点与参与政治的途径，并以文化立场而非政党背景为中心进行集团重组，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方式。

作为独立阶层的知识分子，希望借助报刊等舆论工具，充当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中介，从而实现西方式的舆论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他们设想中的舆论现代化进程，与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描述的英法“公众舆论”的形成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如从“代表型公共领域”经由“文学公共领域”向“政治公共领域”转型，其实质即由知识阶层代表市民挑战国家权威，借此与国家权威“构成了一种平衡势力”，知识阶层通过集会和报刊等形式组织一个独立于政府权力之外的舆论场，并试图养成以公众舆论为媒介的“政治公共领域”。从本书相关章节可以看到，在梁启超、章士钊等“舆论家”的想象中，政府、知识者与民众的关系应该类似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之前的描述：

政府当局向“这些”公众发布公告，一般是针对所有臣民的；但是，依靠这样一条途径，它们通常并不能到达“普通人”那里，最多只能到达“有教养的阶层”。随着现代国家机器的形成，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即市民阶级，他们在“公众”范围内占据核心地位。他们主要由政府官员组成，此外还有医生、牧师、军官和教授、“学者”等——他们处于最顶层，通过教师和撰稿人而和“民众”发生联系。

这种带有古典意味的舆论图景之所以没有在中国完全实现，一方面是由于政治环境的恶劣，北洋政府对舆论的摧残与压制，另一方面也与报刊商业化的世界潮流有关。戈公振对民初报界的评价是：“民国以来之报纸，舍一部分之杂志外，其精神远逊于清末。盖有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产业所化。”“为官”和“为产业所化”都不符合新式知识分子对于“英美式自由主义”舆论的想象。但“为产业所化”是现代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戈公振也承认，民初报业发展较之晚清，最大的优势即在于民众已养成阅报的习惯。由于受众的变化，中国报纸也开始了由“高级报纸”向“大众报纸”的转型，即报纸的企业化现象渐趋严重，这种趋势使各大报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规避政治的压力，为离经叛道的思想提供言论空间。考量报纸的独立地位与传播效果，当然以企业化报纸为胜。张季鸾在回顾中国报业历程时指出，报纸的商业性质“其本身限制了言论自由，但因经济雄厚之故，对于报人职业的独立，却增加了保障”，故而才能成为社会上“一种大的力量”。

曾虚白《中国新闻史》认为“报纸要走上企业化，必须基于以下的几个条件”:“在本身方面，要：资本雄厚，网罗专才。在客观方面要：所在地商业兴盛，交通发达，人口多，教育水准高，有言论自由。”具备这些条件的报纸，主要集中在京、沪、津三地，导致舆论资源向这三个城市集中，而作为首都的北京，必然吸引最多的媒体注意力，民元以后，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报》都纷纷在北京设特派通讯员，天津《益世报》甚至在北京开设分馆，出版北京《益世报》，说明北京的舆论环境不仅仅反映和影响北京一地的舆论动态。

随着自我反省的深入，知识分子看待的民众眼光也发生着变化。从晚清运用白话报纸、白话小说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到五四前夕白话文运动的大受关注，并非启蒙形式的简单重复，而是涉及知识分子启蒙理念的重新建构。胡适对此的解释是：

二十多年以来，有提倡白话报的，有提倡白话书的，有提倡官话字母的……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但不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成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这种态度是不行的。

1916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方才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这个运动有两个要点与那些白话报或字母的运动绝不相同。第一，这个运动没有“他们”“我们”的区别。……第二，这个运动老老实实的攻击古文的权威，认他做“死文学”。

新文化运动不仅试图将知识用通俗的方式传递给下层民众，而且提出“重估一切价值”，颠覆既有的知识体系，它不但是一场面对民众的启蒙运动，也是一场知识分子的自启蒙运动。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新文化运动激起守旧派极大的反感，因为它直接威胁到上层社会的“士大夫文化”的存在。

余英时指出，从社会史的观点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础无疑是城市中的新兴知识分子和工商业阶层。1919年5月4日的爱国运动立即引起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罢课、商人罢业和工人罢工，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新文化运动是靠什么社会力量支持的”。他引用陈独秀的话说明：“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通常被称为“学生社会”的边缘知识群体，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广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周策纵认为，两个因素导致学生群体成为社会运动的主力：一是清末科举的废除，使这一群体丧失了经由传统合法途径成为社会决策者的可能，只能通过让自己成为群众领导者来实现其自身价值：“像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真正立法机构和选举制度的国家里，他们看见逐渐的改进被阻碍，民意被抑制。这种情形使他们愤怒，也使他们认为他们的非正统式的政治行动的反抗和抗议是正当合理的。因为旧制度显得如此无望，趋新和现代主义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就增强了。而且，辛亥革命已把皇权推翻，至少已打破了旧政治的总框框，启示了革命行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学生群体与政治决策者的代际差异，使两者的教育和观念呈现出如此的不同，导致学生与政府、学校的观点几乎无法沟通，而且，大多数对政府决策绝望的公众舆论也不反对学生干政，甚至代行“国会”的职能。

考察新文化的传播，北京的地缘环境和社会状况同样是无法忽略的因素。虽然新文化的策源地在上海，但它的发展壮大却是在北京完成的。北京作为首都的政治背景，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提供的人才资源及社会关注度，以及北京媒体对新文化运动的支持与批判，都直接影响到北京舆论环境的变化。而舆论环境的变化，反过来会推动和制约新文化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