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期阶段：“新史学”与“新汉学”的交替（1900—1929）

1．梁启超的“史界革命”：“新史学”的发轫

20世纪中国史学由“新史学”思潮开篇。“新史学”具有自身的发展轨迹，也有独立的内涵特征。

梁启超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的《新史学》等文拉开了清季“史界革命”或“新史学”运动的序幕。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人，激烈批判传统史学，同时提出一套新史学的设想和方案。他们受日本文明史学的启发，不但从理论上重新规定了历史学的性质、目的、范围和对象，而且进行了编撰新史的初步尝试，推出了一批“中国通史”、“中国历史教科书”性质的作品。其中，1904—1906年出版的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最为著名的一部。1903—1904年东新社出版的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同样风行一时，1905—1906年刘师培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有不小的影响。此外还有1903年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蒋荫椿编《历代史要》、1904年陈庆年编《中国历史》,1907年吕瑞庭、赵徵壁编《新体中国历史》,1909年徐念慈编《中国历史讲义》等。它们都在内容与形式上与旧史相区隔，洋溢着“新史学”的理念和方法。这场“史界革命”宣告了延续两千年的传统史学的终结。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特征可以作如下概括：从历史观或历史本体论上看，新史学是反王朝体系或打破王朝体系的。王朝体系的最大弊端，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二十四史“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以为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而真正的历史不应该是“君史”，应该是“民史”，换句话说，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不是帝王将相，而是普通国民：“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者，“谓之君史”,“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者，“谓之民史”,而中国旧史“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因而他们主张应写一部“普通民史”来取代占统治地位的“君史”。1902年，陈黻宸指出：“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他说：“史者，天下之公史，而非一人一家之私史。”他还设计出一种重视民史的新通史方案，其中有“平民习业表、平民风俗表、义民列传”等内容。曾鲲化编的《中国历史》即非常重视民众在历史上的地位。1904年，以“民史氏”自居的邓实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就撰述民史进行了初步尝试，并著成《民史总叙》1篇和《民史分叙》12篇。

如果说从历史观上看，梁启超等人已完成了一场带有颠覆性的“史学革命”，乃至凿开“写自下而上的历史”之先河的话，那么，从方法论上看，新史学的主张者们则同样充当了“以社会科学治史”的首倡者。他们呼吁：历史学必须跨用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语言学、群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和经济学，特别是其中的统计学方法等“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者，还必须借鉴伦理学、心理学和逻辑学以及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等“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的成果。他们甚至已意识到，“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也不能立”，在这“一切科学”中，“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是史学必须“兼及”者，而作为史学之“首重”和“总法”者，则是“政治学、社会学”。汪荣宝认为：“世运渐进，学术之分科亦如工艺之分业，源一流百，互相会通，凡今日众多之科学，通观之，无不有昆弟伯叔之关系，断无一种之学术，不借他学之应援而独立自存者也。史学之范围，既极广博，从而其求援于他学之点亦与为多焉。”章太炎在1902年7月致梁启超的信中曾说：“酷暑无事，日读各种社会学书，平日有修《中国通史》之志，至此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其时章氏方译毕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可见他已将社会学书籍的译读与《中国通史》的编写结合起来思考了。他的《訄书》中，有不少文字便是运用社会学观点和方法写成的。自章太炎、严复、梁启超、刘师培等人开始，史学与社会学等学科进行交叉融合的趋势已经发端，跨学科研究之先路已开。

无论是历史观上的革命，还是方法论上的革命，落脚点只有一个，就是尽力把历史学纳入救世的轨道，所以，从著史旨趣上来看，梁启超等新史学的倡导者们反对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所谓“为学问而学问”的为学立场，毫不避讳地主张“学以致用”:“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在他们看来，“历史之天职”，在于“记录过去现在人群所表现于社会之生活运动与其起源、发达、变迁之大势，而纪念国民之美德，指点评判帝王官吏之罪恶”，从而“使后人龟鉴之、圭臬之”。一句话，“史学者，……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我国遂不可救”。

如此看来，清末民初的“新史学”，从历史观上看，带有“反封建”的启蒙性质；从方法论上看，带有跨学科的现代性质；从为学旨趣上看，带有重致用的功利性质。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以革命为旗帜，在主观上是要截断传统而另起炉灶，事实上也是如此，它基本上与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传统史学无缘，它的出现只能意味着中国史学传统的中断。从整个清代史学、特别是晚清史学的发展大势看，尽管它也一直处在不断的调整和转变的历程之中，但这种调整和转变仍严格限制在传统学术的框架之内，而且基本看不到任何能够生成后来“新史学”的因素。“新史学”的出现严格说来是一场学术突变。学术史家公认，晚清学术界出现了两股思潮，一是经学上兴起了今文运动，二是史学上的西北史地研究很快被“西洋史地”研究所压倒。就史学的后一倾向而言，从“西北史地”研究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过渡到“西洋史地”研究上来的。所以，“西洋史地”研究的热潮在清末的出现，完全是外力所致，是时势剧变的结果。实际上，自鸦片战争后，国人就渐渐放弃了自尊自大的心理，到了英法联军之役，外人以少数军队直捣京师，朝野震动，渐感到非接受西洋文化不足以立国，于是，一般士大夫对于西洋学术，兴趣陡增，西学在此之后甚至也成为大众的关注焦点。甲午战后，西学书籍、特别是“西洋史”更是成批涌入中国。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泰西新史揽要》，此书为“晚清所有翻译西方历史书籍中销售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万国史记》出版后也行销一时，“读书界大概人手一编”。还有一部“大受一般学者之欢迎”的《万国史纲》，当时被称作“欲知万国文明之变迁，且研究二十世纪之新史体者，不可不人手一编”。这些史籍像播下的种子一样终于要破土抽芽了：“我国史家因读了新翻译过来的西洋史书，渐感觉到西洋史籍编制的方法，史事的选择，远胜过我国的旧史学”，他们因此认为“中国传统的史学”也“大有改造的必要”。梁启超及其所代表的所谓“新史学”思潮遂应运而生。所以，无论是“反王朝体系”的历史观，还是“以社会科学治史”的方法论，抑或是用发现“公理公例”来造福民族国家的为学旨趣，都与中国传统史学迥异。所以，“新史学”的出现是对中国史学传统的中断，换句话说，“新史学”完全可以看作是“西洋史”在中国的全盘移植。

这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中国历史学的发源地其实是东京”，“重要的中国史家像梁启超和章太炎”曾在20世纪初在那里，“接受到日本‘文明历史学’的影响”，因此“中国史家也开始随着日本的前例，根据西方历史模式来再建构和再诠释中国历史”。

经过这场“史界革命”的洗礼，人们大都认识到，以往延续两千年的正史格局难以维系了，以探求人群社会的进化为目的，突破单一的政治史模式，拓展研究范围，更新研究方法，诸如此类的新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轰动一时的“新史学”思潮并未能持续下去，相反，大约在辛亥前后就逐渐衰退了。其原因，具体说来与以下几点相关：

（1）“新史学”并非一场单纯的学术运动，而是当时政治运动的一部分。这是问题的要害所在。它自始至终与救亡图存和社会变革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新史学》用“文明”进化的框架与视点，来建立起具有政治意涵的“国民史学”,“新史学”与他的“新民思想”、“国家观念”是相互配合、相互关联的。“新史学”强烈的批判意识，其政治意义大于学术意义，现实意义大于历史意义。曾鲲化的《中国历史》也意在阐扬民族主义理念，为排满革命开道。这样，政局变动势必会直接波及史学。起初政治需要催生和助长了“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的“新史学”。而随着民国的成立，政治革命大体告一段落，原来旨在推动革命的“新史学”，其影响力和号召力自然大大减弱，难以维持此前的热烈场面，无形中就要谢幕退场了。

（2）“新史学”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新史学”无论就学问还是学人而言均无法与传统对接，中国的史学传统乃至整个学术传统内部几乎没有任何能够自然顺延到“新史学”的因素，也就是说，梁启超们是在创造一种全新的历史，是在开创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学问。开宗立派，“为史界辟一新天地”，可能就是历史赋予“新史学”的使命。说“新史学”是一种没有基础和积累的新创造，这里有一个有力的佐证，这就是梁启超的《新史学》发表之后，当时的学界曾流行过一种中国“无史”论。梁氏曾说：“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但为何他们又称中国“无史”呢？因为他们心目中的“史”是“民史”而非“君史”，是“国家史”而非“朝廷史”，是“社会史”而非“贵族史”，换句话说，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是“史”！他们的意见是否准确另当别论，但“无史”论至少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新史学”是无学统可承的，是没有自身历史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史”。再进一步说，“新史学”是无基础的，是平地起高楼。所以，时移势异，昙花一现之后，它只能归于消歇。再以跨学科研究而言，此时这一工作主要是为满足大学历史课程讲义的编写和教学的实施。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察，社会科学化远非当时中国学术界所能承受。

（3）虽然缺乏一定的基础和积累，但如果方法得当，假以时日，“新史学”还是有可能创造出自己赖以立足的基础的。但是，在这方面，“新史学”又恰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梁启超本人在回顾晚清“新学”的传播时曾有过痛切的反省：“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最不幸的是，晚清思想界的输入新学运动，并非直接面对西方，而基本是通过日本中转的。“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源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在齐思和看来，梁氏不谙西文，他对于西洋史学的认识，不过是依据几本中日翻成的教科书，而这些通俗读物并不能代表近世西洋史学界研究的方法和理论的趋势。所以他对新史学的介绍，颇为肤浅空泛；他对于西洋人研究历史的方法，更是茫然得很。他不知道近世西洋史学是建设在专题研究之上。教科书并非专门著述，也不能代表近代西洋史学研究。专门研究是要依据史料从专题研究作起的。梁氏不明通俗读物与研究著作之别，而号召天下研究整个的通史，结果他自己用了这“治史所持之器”，并无成绩，而他人用这方法来治史也不会有成绩的。齐氏的分析可谓一语中的。

（4）领军人物的转变也是“新史学”衰落的不可忽视的原因。梁启超本人曾自我反省说：“启超由于太无成见，所以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者，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至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由于太无成见之故，又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1902—1904年梁启超完成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竟为后起的“新汉学”播下火种。他在此文的“近世之学术”一节中指出，清代的考据学具有西方学术的所谓“科学精神”。所以张荫麟说：“胡适自言其立志治中国思想史，实受先生此文这影响，则六、七年后‘新汉学’之兴起先生盖导其源矣。”张荫麟所言不虚。梁启超1922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史料工作为重点，被认为与体现兰克方法的《史学原论》同调。1923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演讲时，明确提出，当代人应该接续清人的考证研究，治“新考证学”。他说：“这种工作，前清‘乾嘉诸老’也曾努力作过一番，有名的清学正统派之考证学便是。但依我看来，还早得很哩。他们的工作算是经学方面做得最多，史学子学方面便差得远，佛学方面却完全没有动手呢。况且我们现在做这种工作，眼光又和先辈不同，所凭借的资料也比先辈们为多。我们应该开出一派‘新考证学’，这片大殖民地，很够我们受用咧。”另外一些核心分子章太炎、刘师培等虽然没有中断其学术生涯，但思想已发生转变，批判锋芒衰减，流露出向传统回归的迹象，无意继续高举“史界革命”的大旗。一个学派的领袖人物如此，又如何吸引追随者以形成一个稳定的团队，造成一个在学术圈发挥持久影响力的学派，从而锲而不舍地沿着既定的方向做大做强呢？“新史学”的多数参与者，在革命成功后星散四处，除少数几人外基本在学术界销声匿迹。所以，“新史学”一时后继乏人、无法深入，不为无由。

时至1920年代，“新史学”尽管风光不再，尤其受到主流学术界的冷落，但没有完全中断，而是成为一种潜流。首先，梁启超尽管没有在身后留下一个成型的学派，但梁氏门徒传承乃师衣钵，继续其未竟之业。据梁氏门人回忆，梁门弟子甚多，这些人中不少成为知名学者。他们虽未必将梁氏之学增益扩张，发扬光大，却也能薪火相传，维持不坠。其次，新史学退潮后，梁启超等先驱者的作品俱在，仍散发着巨大的学术魅力，成为青年学子的基本入门读物，其观念逐步常识化得以继续熏沐后学而绵延不绝。例如，读书求学时期的吴晗、周谷城、吕思勉等人都受到其影响。黎东方在投考清华国学研究院前已将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读过数遍。梁氏的治学方法启发了后来的众多学者。1941年吕思勉作《史学上的两条大路》谈到梁启超时指出：“现在行辈较前的史学家，大多数是受他的影响的”。“他每提出一问题，总能注意其前因后果，及其和环境的关系，和专考据一件事情，而不知其在历史中的地位的，大不相同，所以其影响学术界者极大”。梁氏散布的具有民主启蒙性质的新史学观更是为人们普遍接受。即使后来新汉学派的主帅胡适也因袭了梁启超对传统旧史的批判立场。他在《中古文学概论序》中提到：“做通史的人，于每一个时代，记载几个帝王的即位和死亡，几个权臣的兴起和倾倒，几场战争的发动和结束，便居然写出一部史来了。但这种历史，在我们今日的眼光里，全是枉费精神，枉费笔墨。因为他们选择的事实，并不能代表时代的变迁，并不能写出文化的进退，并不能描出人民生活的状况。”1928年3月，顾颉刚创办《民俗》周刊，号召“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以至杨堃认为：“若不加上‘民俗’两字和放在《民俗》周刊之内”，就会被学术界“认为是一篇新史学运动的宣言”，中大所开展的民俗学运动“原是一种新史学运动”。这就同时为“新史学”日后的复兴埋下伏笔。

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新史学的血脉在大学历史教学中延续下来。这在现代学术发展中是一项不可小视的因素。1920年，朱希祖接掌北京大学史学系后，开始按照“历史科学是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理念大幅度调整课程设置。他主张一二年级应着重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基础学科，并辅之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等科目，尤重社会心理学。各种社会科学占了一半，史的部分，中外皆有。朱希祖积极推动社会科学化，源于德国史学家兰普勒希特的“新文化史”、历史哲学家美利斯（Mehlis）的“普遍史”和美国史学家鲁滨孙（J.H.Robinson）的“新史学”的主张。在他看来，美国的鲁滨孙主张历史的时间连贯性，而德国的Lamprecht和Mehlis主张空间的普遍性，二者殊途同归于社会科学，将美国和德国的学说兼收并蓄，即可达到史学完善的目的。朱希祖为贯彻其史学科学化的构想，延揽归国学人或是与其志同道合之人，如李大钊、陈翰笙和李璜等人，进入北大史学系讲学，皆以当时流行的西方史学观点为讲授内容。其他如厦门大学、广东大学的史学系的课程安排也有类似的归趋，社会科学科目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蒋廷黻在清华大学也有类似的举措。1929年春，蒋廷黻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推行“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综合与考据并重”的方针。为什么要学习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呢？因为“中国历史已成一种国际的学术。日本人和法国人尤其对于中国史学有贡献。他们研究的方法和结果，我们不能不知道。其他人文学术，大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个性，和帮助我们做综合工夫。”为什么要兼重外国史呢？蒋廷黻认为，外国史学，尤其是西洋史学，有许多地方可资借鉴，“在史学的分析方面……如考据校勘等等，……我们的史家确有能与西洋史家比拟的人；但在史学方法的综合方面，我们的史学简直是幼稚极了”,“一定要学生兼习西史，学到能领会西洋史家大著作的程度。同时我们也希望每门西史课程就是史学方法的一个表演和一个练习”。至于考据与综合并重，是为打破已往的以专治一书为治史的学风，“我们有某书的注疏考证，而没有一个时代或一个方面的历史；我们有某书的专家，而没有某一时代或生活的某一方面的专家。实在治书仅是工具学。我们虽于工具务求其精，然而史家最后的目的是求了解文化的演变。所以清华的史学系，为要达到这个目的，除兼重西史及社会科学外，设立的课程概以一时代或一方面为其研究对象”。总起来说，清华历史系所倡导的是一种既有“新汉学”的细密风格又不失“新史学”的恢弘气象的学风。尽管学校的教育与学术研究有所区别，但前者提供的学术训练对后者起着很强的型塑作用则无可置疑。在社会科学化的史学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学者，自然较易在学术研究中援用社会科学方法。出身清华历史系的何炳棣说自己的一生治学路向是在清华确定的，在留美归国后更加坚定地认为“治国史须应用西洋史及社会科学观点方法长处”。由于不佩服乾嘉考据及认为20世纪前半期欧洲汉学无助于了解国史重要课题，所以在哥大论文完成之前就已下决心不走汉学之路，“力求打进社会科学的园地”。他还说：“30年代清华历史系这种高瞻远瞩，不急于求功，但力求逐步达到世界最先进史学水平的政策，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蒋氏治学方针至今对国内历史系仍极富参考价值。不图近利，而收实效，终有大成。”不过这是后话。这种社会科学的训练，确为下一代学者重拾当年“新史学”的理想做了重要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