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期论

创造出一种不求助文字记载的年代学方法，是考古学区别于古物学的主要标志之一。丹尼尔认为，19世纪史前学建立在两块基石之上：一是认识远古人类的存在，二是三期论的提出。三期论出现在一个当时没有开展工业革命的国家，成长于一个主要靠发掘与分析地面文物古迹进行收藏的国家。伦福儒和巴恩则指出，人类的古老性、达尔文进化论和三期论是最为重要的观念进展，它们为研究人类过去以及提出理性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框架。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技术特点的发展在时间上有先后，可以作为相对断代的依据，这在中国与西方同样都有先例。比如，我国东汉袁康在其《越绝书》中就提到过石、玉、铜、铁的相继发展阶段。1816年，斯堪的纳维亚的古物学家西蒙森（V.Simenson）就提出，最早的工具和武器是用石头和木头制作的，然后斯堪的纳维亚人学会了用铜，最后学会了用铁。但是，这些看法并没有受到重视。一直要到丹麦哥本哈根新建的国家博物馆首任馆长汤姆森（C.J.Thomsen,1788—1865）首先根据这一原理以三个连续的时代来布置博物馆藏品，并于1836年发表了其研究成果——《北方考古指南》之后，三期论作为史前考古研究的一种年代学方法才被正式确立。他的三期论的核心定义立足于切割工具与武器，并从墓葬和窖藏这些封闭状态出土器物的共生关系来建立相对年代的早晚。比如，他发现有的墓葬只有石器，有的含石器的墓葬有少量青铜器，但从不与铁器共出。在铁器出现后，青铜器仍然存在，而铁器的时代是最晚的，因为它与罗马时代和中世纪的钱币共出。一旦这一观察确认了石器与其他铜、铁金属工具之间的关系，他就能够分析与这几类器物共生的其他遗存的时代，并留意代表不同时代的葬俗和墓葬形式。因此，有效的观察与分类对于史前考古学的进步是不可或缺的。三期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进一步时代划分，一直是世界各地史前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

汤姆森的三期论以及以此来安排博物馆藏品的方法，引起了欧洲其他国家古物学家和博物馆馆长的注意。很快，瑞典和德国的博物馆也开始采纳这一方法。

将墓葬从用于博物馆藏品分类转向为考古研究提供年代学依据，是由汤姆森的学生沃尔塞（J.Warsaae,1821—1885）实现的。他通过田野发掘证实了三期论在了解远古遗址与墓葬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域文化历史发展上的有效性。他用三期论方法分辨葬俗与古墓的类型，并首次确立了史前古墓的年代序列。在两年的发掘之后，沃尔塞于1849年出版了考古学史上最重要著作之一——《丹麦远古古物》，为三期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考古学实物证据。

沃尔塞对考古学的最大贡献，是他认识到发掘的基本目的应当是为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提供信息，而不是为博物馆和私人收藏采集标本。因此，他注意到地层和出土遗物位置的重要性，指出“古物只有参照其发现的位置才有价值”。他强调发掘一定要仔细，记录与说明要尽可能完整仔细，所有出土遗物都必须保存，甚至微不足道的东西都具有科学价值。他认为，如果没有对古物出土位置的仔细观察和比较，许多重要的相关问题就无法解答，要么只能以一种难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来说明。沃尔塞对不同墓葬与葬俗进行分析，并参考它们的地层关系，将青铜时代细分出不同阶段。沃尔塞不仅采用类型学，而且从遗物出土的位置来建立年代学，为三期论运用于考古学实践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世纪60年代，三期论在被整个欧洲所广泛接受之后，将其与进化及人类古老性的概念结合可以更清晰地了解人类从蒙昧向文明的发展。后来，根据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技术的不同，石器时代又被英国史前学家卢伯克爵士（Sir J.Lubbock,1834—1913）在1865年出版的《史前时代》一书中进而划分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1866年，两个石器时代之间又被划分出一个“中石器时代”作为过渡。

丹尼尔对三期论做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汤姆森的三阶段分期系统创立了相对年代的思想和理论基础。没有这种相对年代的思想，史前考古学就绝对跳不出古物学的窠臼，古物学就只能停留在描述古物的工作上。因此，三期论无愧为现代考古学的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