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

19世纪末，西方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和一些西方学者的世界探险活动也开始影响到中国。这些人中虽然不乏文物大盗，但是也有许多人曾经过系统的正规训练。就像我们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中美洲早期考古发掘中所见到的那样，这些拥有灿烂早期文明的地区和国家因为缺乏主权和文物保护意识，使得西方人能够毫无顾忌的进行随意发掘，并将大量珍贵文物劫往欧洲各大博物馆。而这些国家自身由于缺乏古代文化遗产知识，也难以认识到考古学的价值和意义。

1901年，英国重组了印度考古调查所，并由约翰·马歇尔爵士（Sir J.Marshall,1876—1958）领导。马歇尔在印度发起了一系列考古遗址的发掘和复原计划，并出版系列年度报告。在马歇尔计划的资助下，匈牙利籍的英国人奥勒尔·斯坦因（A.Stein,1862—1943）开始了4次对中亚地区的考察和发掘远征（1900—1901,1906—1908,1913—1916, 1930年）。他在从伊朗经印度到中国的贸易古道上找到了许多古代城镇，虽然他的发掘比较简单，但是发现了许多古代的手稿，其中有不少是先前所不知的文字和语言。在第二次远征中，斯坦因考察了米兰、楼兰和敦煌石窟，并在1907年从敦煌藏经洞掠去大量古代经卷。该洞窟开凿于晚唐，北宋真宗年间敦煌的僧人移走了里面的佛像，放入大量经卷文书，并封闭洞口，绘上壁画。1900年，藏经洞被一位姓王的道士发现。在第三次远征中，斯坦因又考察了敦煌汉代烽燧遗址、居延烽燧遗址、黑城遗址、高昌古城遗址及其墓地，并盗掘了许多文物。此外，俄国人、日本人也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扩展而进入中国。比如日本考古学家先在辽东半岛开展调查，然后扩大到东北大部分地区、蒙古草原和华北地区。考察人数之众，范围之广，出版报告之多都为任何西方国家所不及。

对中国考古学的起步产生重大影响的西方学者首推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约翰·安特生（J.G.Andersson,1874—1960）,1914年他受中国北洋政府的邀请，作为农商部的矿政顾问来到中国，协助中国地质学家寻找铁矿和煤矿。由于当时军阀混战，找矿十分不易，于是安特生开始在中国寻找古生物化石和史前文化遗址。在获得中方同意之后，安特生代表中国地质调查所号召各地传教机构报告化石地点。1918年，他在获知北京房山周口店出土化石之后便前往调查，找到了这个叫做鸡骨山的化石地点。1921年，安特生安排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O.Idansky,1894—1988）发掘鸡骨山，当安特生前往发掘地点视察时，一位当地的老乡帮助他们找到了世界闻名的北京猿人之家——龙骨山。

1920年秋，安特生派他的助手前往河南西部考察，于12月带回了数百件石器，出土这些史前工具的地点就是渑池仰韶村。次年春天，安特生来到仰韶村，在村南约1公里的地方发现了流水冲出陶片和石器的剖面。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彩陶，他注意到这些彩陶与中亚土耳其斯坦安诺遗址出土的彩陶相似，于是他萌生了仰韶彩陶西来的想法，并想通过实地考察来检验这一设想。1923年，在地质学家袁复礼（1893—1987）等一批久经考验的中国同行协助下，安特生开始了他的西北之行。当年6月21日，安特生一行到达兰州，观察黄河两岸的地质地貌，并对当地制作的羊皮筏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6—7月他们来到西宁，在附近的十里堡开始了正式的发掘工作。并于9月发现了坐落在西宁以西30公里处的朱家寨遗址。这是仰韶时期的一处内涵丰富的聚落遗址，墓葬里出土了大量彩陶、人骨和动物遗骸。1924年4月，安特生一行前往洮河，并于5—6月发掘了辛店遗址。整个夏季，安特生发掘了甘肃和政县的半山、边家沟和瓦罐嘴遗址，广河县境内的齐家坪遗址，临洮县的马家窑遗址和马厂遗址，后两个遗址出土了无比精美的彩陶。

为了将发掘出土的大量文物运回北京，安特生决定使用黄河上的皮筏子一直漂流到包头。他在兰州定做了两个大筏子，每个筏子由4排组成，每排使用27张牦牛皮，整个筏子所耗牦牛皮达108张之多。两个大筏子于1934年10月5日从兰州出发，除了大风靠岸和土匪的几次骚扰之外，基本一路顺风，于23日抵达包头铁路。

经过中瑞双方协商，这些文物先送瑞典做记录和初步的研究，然后将其中的一半退还给中方。1925年，安特生回到了瑞典。1926年，瑞典的中国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国立博物馆来保管这些文物。同年，瑞典国会又决定成立一个东方博物馆，任命安特生为第一任馆长和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考古学教授。

安特生当时的发掘仍显粗糙，比如，傅斯年（1896—1950）批评他走马观花，不能进行充分的考察；粗心发掘，随便破坏；如掘不到，便随便购买。其实从购买一层来说，最不可靠。因此，虽然安特生对于考古的功劳着实不小，但甘肃一带的古物因其不细心而毁坏的，却也不少。李济在对安特生的成就做了充分肯定后，也指出他的工作似乎可以做得更精确一点。他虽然发掘了几个遗址，但是大量购买盗掘的古董。并根据有限的发掘经验，评定大量的盗掘器物，结果就陷入若干短期难以纠正的错误中。夏鼐也评判安特生在甘青地区发掘时，自己住在城里，让技工负责各处的发掘。有些遗址他自己根本没有去过，这是“老爷式”的考古。另外，安特生提出的“彩陶文化西来说”，长期以来一直被中国学界当作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言论来评判，并给他戴上了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帮凶的帽子。

“文革”以后，中国考古学界对安特生的工作重新做了高度的评价，对过去将政治和学术混为一谈的极“左”思潮进行了批判。严文明先生在1985年11月召开的纪念仰韶文化发现65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指出，安特生虽然是瑞典人，但是他当时是受聘于中国政府的外籍专家，将安特生的工作说成帝国主义分子的掠夺，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对于安特生的“彩陶文化西来说”，严文明先生也做了客观评价，认为不应该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搅在一起。现在材料证明，甘肃的彩陶传播方向是从东向西的，安特生的说法错了，但是这毕竟是个学术问题，与政治没有关系。严文明先生的讲话拨乱反正，从历史的高度全面审视了安特生的伟大发现，扭转了过去三十余年泛政治化给考古学研究带来的被动局面，实现了安特生向伟大学者的回归。

当安特生将精力集中在彩陶的来源的同时，周口店的发掘也在继续进行。因为从周口店的发掘中发现了两枚人牙，1926年随瑞典皇太子访华的安特生在中国地质学会、北京自然历史学会和北京协和医院联合举办的欢迎皇太子的仪式上介绍了这一重大发现。这个消息像一线曙光照亮了东方的亚洲大陆。1927年1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拨款2.4万美元资助发掘。周口店的系统发掘于3月正式开始，10月16日发现了一枚人牙。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D. Black,1884—1934）对这枚牙齿进行了仔细研究之后，将化石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或称为“北京中国猿人”。1928年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1904—1982）参加发掘，春季发现了一件女性右下颌骨，收工前又发现一件成人的右下颌。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在12米深的洞穴里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猿人的头骨，这一发现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1933—1934年，发掘队对位于龙骨山上面的山顶洞进行了发掘与清理，发现了4个成年人、一个少年和两个儿童的骨骼。此外，还发现了25件打制石器、一批装饰品和一枚骨针。山顶洞人属于晚期智人，生存时间大约在距今1万多年。

1935年，周口店发掘人员发生了很大变动。裴文中赴法国留学，发掘工作由考古学家贾兰坡（1908—2001）主持。德国籍的体质人类学家魏敦瑞（F.Weidenreich,1873—1948）受聘来华，接替于1934年3月因心脏病去世的步达生。1936年11月15—26日，贾兰坡发现了3个猿人的头盖骨。周口店的重要发现继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头盖骨后，又一次引起了世界的轰动。魏敦瑞对北京中国猿人的头骨进行了研究之后，认为中国猿人的发现可以解决爪哇猿人的问题，所以人类的演化过程是从中国猿人进化到尼安德特人，然后又进化到现代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中断，一直到解放之后才恢复。

如果说仰韶文化和中国猿人代表了中国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那么安阳殷墟的发掘则代表了文献导向的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求索。早在清光绪年间，河南安阳小屯就有带有文字的骨片出土，这些骨片被当地农民当作“龙骨”卖给中药铺做药材。1899年（光绪25年），北京国子监祭酒王懿荣（1845—1900）染病服药，从龙骨上发现了奇怪的甲骨文。王懿荣是一位金石学家，对此极为关心，立即从中药店收购了12片甲骨，并了解到这些龙骨来自河南一带。之后，一些金石学家如刘鹗（1857—1909）、王襄、孟定生和罗振玉（1866—1940）等也开始纷纷出资收购。1903年，刘鹗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1908年，罗振玉得知甲骨出自河南安阳小屯，并从甲骨上释读出10余位殷王的名谥，于是确认小屯就是典籍记载的晚商首都殷墟所在。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所长傅斯年开始筹划对殷墟的考古发掘。8月，他派遣董作宾（1895—1963）前往安阳做实地调查，花了3个银元就购得甲骨100多片。在一名儿童的带领下，董作宾对甲骨的出土地点做了仔细的勘探。在确认地下甲骨尚有遗留之后，他向上级写了报告，指出由国家机关进行科学发掘刻不容缓。

在中央政府和河南省政府的支持下，董作宾于1928年10月13日正式开始了对殷墟的发掘，地点选在小屯东北洹河之滨，挖了40个坑，揭露面积280多平方米，出土了854件甲骨及其他器物。1928—1937年，史语所先后在董作宾、李济、梁思永（1904—1954）、郭宝钧（1893—1971）、石璋如（1902—2006）等专家的主持下，对殷墟进行了15次大规模发掘。1936年3月开始的第13次发掘最为激动人心，6月12日在结束本季节发掘之前，在编号为H127的探坑中发现了许多龟版。主持发掘的王湘在不到一个半小时里起出了龟版3670块。考古队再接再厉，用了4个昼夜将这些龟版堆积作为整体取出，总重量达6吨。7月4日，装入大木箱的龟版被搬上运往南京的火车。在史语所总部，胡厚宣（1911—1995）带着几个助手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室内清理，剥离出甲骨17096片。H127坑是殷墟发掘中获得的最大的成就和业绩，被李济誉为“明显居于整个发掘过程的最高点之一，它好像给我们一种远远超过其他的精神满足。”殷墟发掘也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中止，直到解放之后才恢复。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除了在殷墟的发掘之外，在其他地区的勘查与发掘也逐渐展开。1928年，吴金鼎（1901—1948）到山东历城龙山镇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一些骨器和海贝等史前遗物。1929年，他4次调查和试掘了龙山遗址，发现了磨光黑陶与石器共存的情况，证明这里是一处面貌相当独特的史前文化遗址。1929年冬，吴金鼎被聘为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次年受史语所派遣前往山东临淄做考古调查，并发现了与龙山遗址相似的黑陶。1930年11月，李济率领了一个发掘队发掘龙山镇城址崖遗址，参加者有董作宾、吴金鼎、郭宝钧、李光宇和王湘，发掘持续了一个月。1930年，从哈佛大学学成回国的梁思永加入了史语所。1931年10月，梁思永率队对城址崖进行了第二次发掘。两次发掘的成果于1934年以专著《城址崖——山东历城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出版。

龙山文化的发现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表明中国史前阶段还存在与仰韶彩陶不同的另一类新石器时代文化，但当时学界对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的关系还不清楚。1931年4月，梁思永、吴金鼎与尹达（1906—1983）采用地层学方法发掘了安阳高楼庄后岗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与小屯文化的叠压关系。同年12月第二次发掘又揭示了地层上为小屯文化，中间为龙山文化，下面为仰韶文化的三叠层，为认识中国史前文化发展的序列提供了关键证据。1936年5月至7月，梁思永和尹达在山东日照两城镇发掘了瓦屋村龙山文化遗址，发掘探沟52处，面积36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石、骨、陶器。

1936年，根据南京和浙江出土的史前遗存线索，卫聚贤（1899—1989）与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1911—1939）等共同发掘了西湖北高峰后老和山下的古荡遗址，出土6件石器。这是江浙地区进行的第一次史前遗址发掘。古荡遗址的发掘使施昕更认识到自己家乡杭县良渚镇也有类似遗迹存在，于是当年6月至12月，他对杭县北乡做了3次调查，于11月3日在良渚镇附近棋盘坟一个干涸的水塘底部发现了几片黑陶，并马上意识到这种陶片可能与山东城址崖的龙山黑陶相当。于是，施昕更正式向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申请发掘。1936年12月初，施昕更代表西湖博物馆第一次发掘了棋盘坟遗址，找到了红烧土及石器。第二次发掘从12月16至30日进行，以了解黑陶的分布范围，并找到了黑陶的壶、豆等器物。1937年8月，施昕更除对良渚的荀山进行试掘外，还对周围长明桥和钟家村一带展开广泛调查和试掘。他发现以良渚镇为中心，周围十余个村庄都有黑陶、玉器、石器及印纹陶发现。于是，施昕更认为这里的史前文化与城址崖的龙山文化同属一个系统，确凿无疑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从而第一次向学界展示了长江下游的史前文化，在中国史前考古学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良渚遗址的史前文化在1959年被夏鼐先生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