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

这种能力已被公平地认作是人类和低等动物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但是，正如一位高度有才能的评论家惠特利大主教（Archbishop Whately）所说的，人类“并不是唯一的动物能够利用语言来表达其心理上所闪过的东西，并且多少能够理解他人如此表达出来的东西。”巴拉圭的一种卷尾猴当激动时至少可发出六种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对另外一些猴可以激起相似的情绪。伦格尔以及其他人士宣称，猴类的面貌动作和姿势能为我们所理解，而且它们也能部分地理解我们的。还有一个更加值得注意的事实：狗自从被家养之后，至少学会叫出4～5个不同的音调。狗的吠叫虽是一种新技艺，但是狗的野生祖先无疑会以各种不同的叫声来表达它们的情感。关于家狗，有热切的叫，如在追猎中那样；有愤怒的叫以及不平的叫；失望的狺狺叫或嗥叫，如在被关起来时那样；夜间的空叫；欢乐的叫，如在陪伴主人开始出去散步时那样；还有一种请求或哀求的很独特的叫，如在要求开门或开窗时那样。赫祖（Houzeau）特别注意过这个问题，他说，家鸡至少可发出12种有区别的声音。

惯常使用有音节的语言，为人类所专能；但是，他也用无音节的喊叫，辅以姿势和面部肌肉的动作，来表达他的意思，这同低于人类的动物无异。当表达那些同我们高等智力很少关联的简单而活跃的情感时，尤其如此。我们的痛苦、恐怖、惊奇、愤怒的叫声，再加上恰如其分的动作，以及母亲对爱子的低沉连续的哼哼声，比任何言辞都富有表达力。人类和低于人类的动物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理解有音节的声音，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狗是理解许多字句的。在这方面，狗和10～12个月的婴儿处于相同的发育阶段，那时婴儿理解许多单字和短句，但连一个单字还不会说。我们区别于低等动物的特性并不仅仅在于有音节的语言，因为鹦鹉和其他鸟类也有这种能力。也不仅仅在于把一定声音和一定观念连接在一起的智能；因为有些鹦鹉当被教会说话之后，也可以准确地把字和物以及人和事连接在一起。低等动物和人类之间的区别完全在于人类把极其多种多样的声音和观念连接在一起的能力几乎是无限大的，而这显然决定于其心理能力的高度发展。

宏伟的语言科学奠基人之一霍恩·图克（Horne Tooke）论述，语言是一种技艺，就同酿酒和烤面包一样；不过书写也许是一个更好的直喻。这肯定不是一种真正的本能，因为每一种语言都必须学而知之。然而，语言和一切普通技艺都大不相同，因为人类有一种说话的本能倾向，如我们幼儿的咿呀学语就是这样；同时却没有一个幼儿有酿酒、烤面包或书写的本能倾向。再者，现在没有一位语言学家还假定任何语言是被审慎地创造出来的；它是经过许多阶梯缓慢地、无意识地发展起来的。鸟类发出的声音在若干方面同语言极为近似，因为同一物种的所有成员都发出同样本能的鸣叫来表达它们的情绪；而所有能够鸣叫的鸟类都是本能地发挥这种能力；不过真正的鸣唱，甚至呼唤的音调，都是从它们的双亲或其养母养父那里学来的。戴恩斯·巴林顿（Daines Barrington）已经证明，“鸟类的鸣声同人类的语言一样，都不是天生就会的”。鸟类最初鸣唱的尝试“可以同一个幼儿不完全的咿呀学语的努力相比拟”。幼小的雄鸟要继续练习，或如捕鸟人所说的，它们要“录音”达10～11个月之久。在未来的鸣唱中几乎没有最初试鸣的一点痕迹；但当它们稍稍长大的时候，我们还能觉察出它们所欲学者为何事，最后，它们便被称为“能够圆润地唱歌”了。学会不同物种鸣唱的雏鸟，如在蒂罗尔（Tyrol）训练的金丝雀，则把它们的新歌传教给其后代。栖息在不同地区的同一物种，它们的鸣唱有轻微的自然差异，如巴林顿所说的，这可以恰当地比做“各地方言”；虽然属于不同物种，但亲缘关系近似者的鸣唱或可以比做人类不同种族的语言。我之所以举出上述细节是为了阐明，求得一种技艺的本能倾向并非人类所专有。

关于有音节的语言起源，当我一方面读了亨斯利·韦奇伍德（Hensleigh Wedgwood）先生、法勒（F.Farrar）牧师以及施莱歇尔（Schleicher）教授的最有趣味的著作，另一方面又读了马克斯·米勒（Max Müller）教授的讲演集之后，我无法怀疑语言的起源应归因于：对各种自然声音、其他动物叫声以及人类自己的本能呼喊的模仿及其修正变异，并辅以手势和姿势。当我们讨论到性选择的时候将会看到，原始人类，更确切地说人类的早期祖先，大概最初用他们的声音来发出音乐般的音调，即歌唱，就像某些长臂猿今天所做的那样；根据广泛采用的类推方法，我们可以断定这种能力特别行使于两性求偶期间——它会表达各种情绪，如爱慕、嫉妒以及胜利时的喜悦——而且还会用于向情敌挑战。所以，用有音节的声音去模仿音乐般的呼喊，可能会引起表达各种复杂情绪的单字的发生。和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猴类，畸形小头的白痴，以及人类的野蛮种族，都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去模仿所听到的一切，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同模仿问题有关。因为猴类理解人向它们说的话一定很多，而且在野生状况下会向其同伴发出作为危险信号的呼叫；还因为家鸡会发出地面危险和空中有鹰类危险的两种不同警告（这两种叫声以及第三种叫声皆能为狗所了解）,那么某种异常聪明的类猿动物曾经模仿食肉兽的吼叫，并且以此来告诉其猿类同伴所料想的危险性质，难道是不可能的吗？这大概是语言形成的第一步。

由于声音的使用日益增多，发音器官通过使用效果的遗传原理将会强化和完善化；而且反过来这对说话的能力又会发生作用。但是，语言的连续使用和脑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无疑更加重要得多。甚至在最不完善的语言被使用之前，人类某些早期祖先心理能力的发展一定也比任何现今生存的猿类强得多；不过我们可以确信，这种能力的连续使用及其进步，反过来又会对心理本身发生作用，促使其能够进行一系列的思想活动。一系列复杂思想，无论在说话时或不说话时，如果没有言辞的帮助是无法进行的，正如不使用数字或代数就无法进行长的计算一样。甚至一系列普通思想似乎也需要某种形式的语言，或者被它所大大推进，因为一个聋、哑、盲的少女劳拉·布里奇曼（Laura Bridgman）曾被看到在梦中还打手势。尽管如此，没有任何形式的语言帮助，也可通过心理产生一连串活泼的和彼此联系的观念，因为从狗在梦中的动作可以作此推论。我们还知道，动物也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推理，这显然并不依靠语言的帮助。像我们现在这样发达的脑与说话能力之间的密切关系，从特别影响说话能力的那些脑病奇妙例子中得到了很好的阐明。例如，当记忆名词的能力失去之后，还能正确地使用其他单词，或者，还能记住某一类名词或全部名词，但忘记了这些名词的起首字母及其恰当的意义。心理器官和发音器官的连续使用将导致它们在构造和功能上发生遗传的变化，这就像笔迹的情形那样，它部分地决定于手的形状，部分地决定于心理的倾向，而笔迹肯定是遗传的。

几位作者、特别是马克斯·米勒教授最近极力主张，语言的使用意味着要有形成一般概念的能力；没有任何动物被假定具有这种能力，因此，这就形成了人类和动物之间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关于动物，我已经尽力阐明了它们至少以一种原始萌芽的程度具有这种能力。就10～11个月的婴儿来说，我简直不能相信他们能够把某些声音和某些一般观念那样迅速地在头脑中连接在一起，除非这等观念已经在他们的头脑里形成了。同样的这种意见可以引申到智力较高的动物，如莱斯利·斯蒂芬先生所观察的，“一只狗对猫和绵羊可以构成一般概念，而且可以像哲学家那样准确地知道与它们相称的字眼。理解的能力犹如说话的能力，很好地证明了运用语言进行表达的智力，虽然其程度较差”。

为什么现今用以说话的器官起始就已经为了这个目的达到了完善化的地步，而任何其他器官都不是这样，这并非难以理解，蚁类具有利用触角彼此交流信息的相当能力，胡伯尔已经阐明了这一点，他曾用整整一章来讨论蚁类的语言。我们可以用手指作为交流信息的有效手段，因为一个熟练此术的人能够把公共集会上说得很快的讲演词的每一个字用手势报告给聋人；但是这样被使用的双手一旦失去，必将造成严重的不便。所有高等哺乳动物都有发音器官，都是按照和我们同样的一般图式构成的，而且都是用做交流信息的手段，因此，如果交流信息的能力得到了改进，这等同样器官还会进一步发展，显然是可能的；相连的和十分适应的各部分、即舌和唇帮助了这一发展的完成。高等猿类不会用发音器官来说话，无疑是决定于它们的智力还没有足够的进步。它们具有经过长期连续练习后才可用来说话的那些器官，但现在并没有这样用，这同具有适于鸣唱的器官但从来不鸣唱的鸟类事例是相似的。例如，夜莺和乌鸦都有构造相似的发音器官，前者能用它进行多种多样的鸣唱，而后者只能用它呱呱地叫。如果问道，为什么猿类的智力没有发展到人类那样的程度，我们只能举出一般的原因作为回答；试想，我们对各种生物所经过的发展诸连续阶段几乎一无所知，却希望作出更加明确的任何回答，都是不合乎道理的。

不同语言的形成和不同物种的形成，以及二者的发展都是通过逐渐过程，其证据是异常相似的。但是，对于许多词的形成比对于物种的形成，我们可以向前追踪得更远，因为我们能够察觉词实际上是怎样来自对各种声音的模仿的。我们发现，不同的语言由于起源的共同性而彼此一致，还由于相似的形成过程而彼此类似。当其他字母或发音有所变化时，某些字母或发音就要随之变化，其方式同生长的相关作用很相像。在这两种场合中都有诸部分的重叠、长期连续使用的效果等。无论在语言或在物种中都屡屡出现一些残留的遗迹，这就更加值得注意了。在“am”这个词中，m表示I的意思，因此在“I am”这个词句中便保存了多余而无用的残留遗迹。还有，在词的拼法中也常常残留着作为古代发音形式遗迹的字母。语言有如生物，也可以逐类相分；既可以按照由来的系统进行自然分类，也可以按照其他特性进行人为分类。占有优势的语言和方言广为传播，并且导致其他语言的逐渐绝灭。一种语言有如一个物种，一旦绝灭，如莱伊尔爵士所说的，就永远不会再现。同一语言绝没有两个发源地。不同语言可以杂交或混合在一起。我们知道每一种语言都有变异性，而且不断地产生新的词；但是，由于记忆力有一个限度，所以词就像整个语言那样，会逐渐绝灭。正如马克斯·米勒所恰当指出的：“各种语言的词和语法形式都在不断地进行着生存斗争。较好的、较短的、较易的形式永占上风，它们的成功应归因于它们本身固有的优点。”某些词的生存除了有上述那些比较重要的原因之外，还可以加入对新奇和时髦的爱好；因为在人类的心理中对所有事物的微小变化都有一种强烈的爱好。在生存斗争中，某些受惠的词的生存或保存乃是由于自然选择。

许多野蛮民族的语言构造是完全规律而异常复杂的，这常常被提出以证明这些语言起源于神，或者证明这些语言的创始者具有高度的技艺和既往的文化。例如，冯·施勒格尔（F.von Schlegel）写道：“在那些看来似乎是智育程度极低的语言中，我们屡屡观察到在其语法构造上有很高程度的和精心制作的技艺。巴斯克语（Basque）和拉普语（Lapponian）*以及许多美洲语言尤其如此。”但是，如果认为语言是被精心地和有条理地构成的，就把任何语言都说成是一种技艺，肯定是错误的。语言学者现已承认动词各种变化形式、词尾变化形式等等原本都是作为不同的单词存在的，后来才结合在一起了；这等单词表达了人和物之间的最明显的关系，因此，它们在最古时代为大多数种族的人所使用，就不足为奇了。下述的例证最好地阐明了我们在完善化这个问题上多么容易犯错误：一种海百合（crinoid）有时是由不下十五万个壳片构成的，所有壳片的排列都以放射线状而完全对称，但博物学者们并不认为这种动物比两侧对称的动物更为完善，后者身体的诸部分比较少，除了身体两侧的各部分彼此相像以外，其余部分都不相像。他公正地把器官的分化和专业化看做是对完善化的检验。关于语言，也是如此：最对称的、最复杂的语言不应被列在没有规律的、简略的以及混杂的语言之上，所谓混杂的语言就是从各种征服别人的种族、被征服的种族以及移入的种族那里借入了一些表达力强的词和语言构造的有益形式。

根据这些不完善的少数议论，我断言，许多野蛮人语言的极其复杂和极其规律的构造不足以证明，语言是起源于一种特殊的创造行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有音节语言的能力实质上也没有提供出任何不可排除的理由来反对人类是从某一低等类型发展而来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