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选择对文明民族的影响

迄今为止，我仅考虑了人类从半人类状态进步到近代未开化人状态。关于自然选择对文明民族的作用还值得再谈一谈。格雷格（W.R.Greg）先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富有才华的讨论，以前华莱士先生和高尔顿先生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的论述均来自这三位作者。关于未开化人，无论身体或精神，只要衰弱，很快就会被淘汰；凡生存者普遍都显示了精力充沛的健壮状态。另一方面，我们文明人竭尽全力以抑制这种淘汰作用；我们建造救济院来收容低能儿、残废者以及病人；我们制定恤贫法令（poorlaws）；我们的医务人员以其医术尽最大努力去挽救每一个人的生命直到最后一刻。我们有理由相信，种痘保存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以前由于体质虚弱死于天花者真是成千上万。这样，文明社会的衰弱成员也可繁殖其种类。凡是注意过家养动物繁育的人不会怀疑这对人类种族一定是高度有害的。缺少注意或管理错误导致家养族退化之迅速，足以惊人；除非在人类本身的场合中，谁也不会愚蠢到允许他的最坏的动物去繁育。

我们感到被迫给予不能自助的人们以帮助，乃是来自同情本能的附带结果，同情本能最初是作为社会本能的一部分而获得的，但如以上所指出的，其后却变得愈益亲切而推及愈广。即使在坚强的理性迫使下，如果我们本性的最高尚部分没有堕落，我们也无法抑制我们的同情。外科医生当施行手术时可能无动于衷，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是为了病人好；但是，如果我们故意忽视弱者和不能自助的人，这只能是为了毫无把握的利益，而给现在带来的弊害却是无穷的。因此，我们必须承担弱者生存并繁殖其种类的毫无疑义的恶劣后果；但是，似乎至少有一种抑制作用在稳定地进行着，即：社会的衰弱成员和低劣成员不会像强健成员那样自由地结婚；由于身体或心理衰弱的人不能结婚，这种抑制作用可能无限地增强，虽然这只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

在保持一支大规模常备军的每一个国家里，最优秀的青年都要被招募或被征集。这样，在战争期间就有早死之虞，而且常常被诱入腐化堕落之途：在青春时代不能结婚。另一方面，体质不良的比较矮小而衰弱的人们却留在家中，因而结婚以及繁殖其种类的机会就要好得多。

人积聚财产，并把它传给孩子，因此富家子弟在成功的竞争中，就比贫家子弟占有优势，而这同身体和智力的优越性却无关。另一方面，短寿的父母，其健康和精力平均都差，他们的孩子却比另外的孩子继承财产较早，而且结婚很可能较早，于是留下的遗传其低劣体质的后代数量也较多。但是财产继承本身远非一种坏事；因为没有资本的积累，技术就不能进步；文明种族主要是通过技术的力量扩大了而且今天到处扩大着它们的范围，以取代比较低劣的种族。财富的适度积累并不妨碍自然选择的进程。当一个穷人有了中等财产的时候，他的孩子们就会进入竞争相当剧烈的商业或其他职业，所以身体和心理都健壮的人可得到最大的成功。有一批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不必为每日的面包去劳动，是非常重要的，对其重要程度给予怎样估量也不会过分；因为所有高等智力工作都是由他们进行的，而所有种类的物质进步主要都是决定于这种工作，更不要不谈其更高级的利益了。无疑地当财富过多时，就倾向于把人们变成无用的寄生虫；这里就会发生某种程度的淘汰，因为我们天天看到那些愚蠢的或生活放荡的富人把财产挥霍精光。

长子财产继承权是一种更加直接的弊害，虽然它以前对形成一个统治阶级可能有巨大好处，因为任何政府都比没有政府好。大多数长子虽然身体或心理可能都衰弱，却可以结婚，而幼子即使其身体或心理都优越，一般也不能结婚。况且承继遗产的长子即使无能，也不会把财产挥霍精光。但这里和别处一样，文明生活的亲戚关系是如此复杂，以致有某种补偿的抑制作用介入其中。富人通过长子继承便可以逐代选娶比较美丽而媚人的妇女，而这等妇女一般必定是身体健康和心理灵敏的。连续保存同一血统而不经过任何选择所应有的恶劣后果，为贵族永远希图增加其财富和权力所抑制；他们是以娶女继承人来实现这一愿望的。如高尔顿先生所阐明的，只生单性小孩的父母的女儿，其本身有不生育的倾向；这样，贵族家庭的直系就要经常被切断，而他们的财富流入旁支；不幸的是，旁支并不是以任何种类的优越性来决定的。

这样，虽然文明在许多方面对自然选择的作用有所抑制，但自然选择显然还是偏袒那些靠着良好食物和没有偶然困苦而身体发育较好的人。从下述情况可以推论这一点，即：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文明人的身体比未开化人的身体强壮。他们的耐力似乎也相等，这在许多次探险考察中已得到了证明。甚至富人的穷奢极欲也没有多大害处；因为英国贵族男女在一切年龄范围内的估计寿命比低等阶级的健壮英国人的寿命短不了多少。

我们现在来看看智能。在社会的每一个阶级中，如果把其成员分为相等的两群，一群的成员智能优越，一群的成员智能低劣，几乎无可怀疑的是，前者在所有职业中都能获得较大的成功，并且生育较大数量的孩子。即使在最低等的阶层中，有技艺和有才智的人一定也占有某种优势；但许多行业已经实行很细的分工，这一优势并不很大。因此，在文明民族中无论智能的数量或标准都有增加的倾向。但是，我不愿断言这种倾向不会在其他方面受到抵消而有余，如挥霍乱用和不顾将来所起的抵消作用即是；即使如此，有才智的人还会占有某种优势。

上述那样的观点常常遭到反对，即：历来最卓越的人士都没有留下遗传其伟大才智的后代。高尔顿先生说道：“我遗憾，我不能解决一个简单的问题：具有非凡天才的男人或女人是否不生育，并且不生育到怎样程度。然而，我曾阐明卓越的人士决非不生育。”伟大的制定法典者、仁慈的宗教奠基者、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发明家以他们的工作对人类进步所给予的帮助，其程度远比留下为数众多的后代要高得多。就身体构造来说，禀赋稍好的个体的被选择以及禀赋稍差的个体的被淘汰，并不是强烈显著而罕见的畸形的被保存，就会导致一个物种的进步。关于智能，也是如此。因为在每一个社会阶层中，才智多少高些的人就比才智差些的人能够获得较大的成功，因而在其他方面如果没有受到抑制就可增加其数量。在任何民族中，当智力的标准以及智力优越的人士的数量提高了的时候，正如高尔顿先生所阐明的，根据平均离差的法则我们可以预料，非凡的天才将比以前似乎多少要更加常常出现。

关于道德属性，对于最恶劣性情的淘汰一直在进行着，即使在最文明的民族中也是如此。犯罪者被处死或长期监禁，所以他们不能自由地传递其恶劣属性。忧郁病患者和精神病患者受到隔离或自杀。凶暴的人和好争吵的人难免流血的结局。不安静的人不会从事任何固定的职业——这种野蛮状态的遗风是文明的最大障碍——而他们迁移到新殖民地，却证明是有用的拓荒者。酗酒是高度有害的，例如，酗酒者从30岁算起，其估计寿命仅为13.8年；而英国农工从同一年龄算起，其估计寿命则为40.59年。荒淫的女人生孩子很少，荒淫的男人则很少结婚；二者都因此得病。在家养动物的繁育中，淘汰那些有任何低劣性质的个体，即使为数不多，在走向成功方面也绝不是一个不重要的因素。关于那些通过返祖有重现倾向的有害性状尤其如此，如绵羊的重现黑色即是；关于人类，某些最恶劣的性情，没有任何可指出的原因，间或出现于一些家族中，这也许是归返一种野蛮状态，而这等野蛮状态正是在我们很多世代中没有被消除掉的。不错，用普通语言来说，这种观点似乎承认了那些人就是家族中的黑色绵羊。

关于文明民族，就道德的先进标准以及优秀人士的数量增加而言，自然选择所起的作用显然是不大的，虽然说基本的社会本能最初是通过自然选择而获得的。但是，当我讨论较低等种族时，对于导致道德进步的一些原因已经作了足够的叙述，这些原因就是：我们同胞所给予的称赞——我们的同情通过习性得到加强——榜样和模仿——理性——经验，甚至自我利益——幼年时代的教育以及宗教感情。

格雷格先生和高尔顿先生曾强烈主张，在文明国家中，对于优秀阶级人士数量的增加有一个重要的障碍，那就是，很贫穷的人和不顾一切而乱来的人往往因恶行而堕落，他们几乎一定早结婚，而谨慎的、俭朴的人一般在其他方面也是有道德的，他们结婚都晚，所以能够维持自己和孩子们的舒适生活。早婚的人在一定时期内不仅产生的世代数较多，而且如邓肯（Duncan）博士所阐明的，他们生的孩子也较多。再者，母亲在壮年时期生的孩子比在其他时期生的孩子要重些和大些，所以很可能精力也充沛些。这样，社会上那些不顾一切乱来的、堕落的而且往往是邪恶的人比节俭的而且一般是有道德的人，其增加速度要快些。或者，像格雷格先生所说的那种情形：“满不在乎的、肮脏的、不求上进的爱尔人增殖的像兔子那样快；俭朴的、有远见的、自尊的、有雄心壮志的苏格兰人，其道德是严格的，其信仰是高尚的，其智力是精明的而且是训练有素的，却在斗争和独身生活之中度过其风华正茂的岁月，他们结婚晚，留下的子女很少。设有一地，最初居住着1000个撒克逊人（Saxons）和1000个凯尔特人（Celts）*——经过12代以后，人口的5/6将为凯尔特人，而5/6的产业、权力以及才智则属于存留下来的1/6撒克逊人。在永恒的‘生存斗争中，低劣的和天赋较差的种族曾占有优势——他们占有优势并不是凭借其优良品质，而是凭借其缺点’。”

然而对于这种向下的倾向，则有某些抑制之道。我们已经看到，酗酒者的死亡率高、过度荒淫者留下的后代很少。最贫穷的阶级涌入城镇，斯塔克（Stark）博士根据苏格兰的10年统计，证明了城镇的死亡率在所有年龄中都比农村的高，“在生活的最初五年期间，城镇的死亡率差不多正好是农村的两倍”。由于这些统计既包括富人也包括穷人，所以要保持城镇赤贫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口比例不动，其降生的数量无疑需要提高两倍以上。对妇女来说，如果结婚太早，那是高度有害的；因为在法国发现“20岁以下，已婚妇女的死亡率为未婚妇女的两倍”。20岁以下的已婚男子的死亡率也是“非常高”的，但其原因是什么，似乎还无法确定。最后，如果男子在能建立一个舒适家庭之前，谨慎地推迟结婚，那么，像他们常常做的那样，将会选择壮年的妇女，这样，优等阶级人口增长率的减少只是微乎其微而已。

根据1853年所做的大量统计，证明全法国年龄在20～80岁之间的未婚男子比已婚男子的死亡率高得多，例如：每一千个年龄在20～30岁之间的未婚男子中，每年死亡者为11.3人，而已婚男子死亡者仅为6.5人。相似的规律被证明也适用于1863和1864年苏格兰20岁以上的男子人口普查，例如：每一千个年龄在20～30岁之间的未婚男子中，每年死亡者为14.97人，而已婚男子死亡者仅为7.24人，这就是说，比一半还少。斯塔克博士关于这一点说道，“独身比最有害健康的行业或者比居住在最有害健康的房屋或地方——那里对改善环境卫生从来没有过最长远的打算——对生活更加有害”。他认为死亡率的降低乃是“结婚以及比较有规律的家庭生活习惯”的直接结果。然而他承认酗酒、荒淫以及犯罪的人，寿命不长，普遍都不结婚；还必须承认，体质衰弱的、健康不良的、身体或心理有任何重病的人们往往都不愿结婚，或者人家拒绝同他们结婚。斯塔克博士似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结婚本身为延长益寿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他发现已婚老人在这两点上仍然胜过同样高龄的未婚者；但每个人一定都知道有些人的事例；他们在幼年时期不健康，没有结婚；虽然他们终生衰弱因而寿命或结婚的机会一直在缩小，但仍然活到高龄。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似乎可以支持斯塔克博士的结论，即：在法国，寡妇和鳏夫同已婚者相比，前者的死亡率要高得多；不过法尔（Farr）博士把这种情形归因于由家庭破坏而引起的贫穷和恶习，并且归因于遭到不幸后的悲痛。总之，我们同意法尔的说法，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已婚者比未婚者的死亡率低，似乎是一般的法则，这“主要是由于对不完善类型的经常淘汰，以及对最优秀个体在连续世代中的巧妙选择”；这仅仅是和婚姻情况有关的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对身体的、智力的以及道德的所有属性都发生作用。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健康的和善良的人们出于谨慎而暂时不结婚，其死亡率也不会高。

上述两节所举的各种抑制因素，也许还有其他抑制因素，如果不能制止社会上那些不顾一切乱来的、邪恶的以及其他方面低劣的分子的增长速度快于优等阶层的人们，那么这个民族就要退化，这在世界历史中已屡见不鲜了。我们必须记住，进步并非是永恒不变的规律。为什么某一个文明民族兴起了，比另一个民族更强大，而且分布得更广；或者，为什么同一个民族在某一个时期比在另一个时期进步较快，对此很难有所说明。我们只能说，这是决定于人口实际数量的增加，决定于赋有高度智能和道德官能的人们的数量，同时还决定于他们的美德标准。身体构造似乎也有一点小影响，不过只是在旺盛的身体活力导致旺盛的心理活力的情况下才如此。

有几位作者极力主张，高度的智力既有利于一个民族，如果自然选择的力量是真实的话，那么在智力方面高出于曾经存在的任何种族的古希腊人就应该愈益提高其智力，增加其人口数量，而遍布于整个欧洲。这里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假设，这是常常对身体构造作出的，即：心理和身体的连续发展有某种内在的倾向。但是，所有种类的发展都决定于许多共存的有利环境条件。自然选择的作用只是试探性的。个人或种族可能获得了某些无可争辩的优势，然而由于其他特性不好，也不免于灭亡。古希腊人之所以衰退，可能由于许多小邦之间缺少团结，可能由于整个国土不大，可能由于实行奴隶制，也可能由于极度耽于声色口腹之乐；因为直到“他们削弱和腐败到极点”然后才败亡。现今欧洲西部民族超越其以往野蛮祖先的程度是不可估量的，他们站在文明的顶峰，虽然他们受惠于古希腊人的著作至多，但其优越性来自这个非凡民族的直接遗传都很少，或者全无。

谁能肯定地说出一度如此占有优势的西班牙民族为什么在竞争中被远远甩在后面了。自从中世纪黑暗时代以来，欧洲诸民族的觉醒是一个更加错综复杂的问题。正如高尔顿先生所说的，在古代那一时期，几乎所有本性高尚的人，要想沉思冥想或进行精神修养，除了投入必须严守独身生活的教会的之外，简直没有任何隐身之所，这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对相继的各代发生退化的影响。在这同一时期，宗教法庭极意搜捕思想最自由和行动最勇敢的人们，把他们烧死或囚禁起来。仅在西班牙，最优秀的人士——他们遇事持怀疑态度并且提出问题，而没有怀疑就不能有进步——在3个世纪内每年被消灭的数以千计。尽管如此，欧洲还是以无比的速度前进了。

同其他欧洲民族相比，英国人在殖民方面获得了惊人的成功，这曾被归因于他们的“果敢和不挠的精力”；把英国血统的加拿大人和法国血统的加拿大人的进步做一比较，就会很好地说明其结果；但是，谁能说出英国人是怎样得到其精力的呢？有人相信美国的惊人进步及其人民的特性乃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精力较强的，勤劳勇敢的人们在最近10～12代期间从欧洲各地迁移到这片大陆，而且在那里获得了最大的成功。从遥远的未来来看，我并不认为津克（Zincke）以下的观点是夸大的，他说，“所有其他一系列事件——如希腊精神文明所产生的事件和罗马帝国所产生的事件——只有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巨大西移潮流这一事件相联系，毋宁说作为它的次要事件来看，似乎才有意义和价值。”文化进步的问题固然还是模糊不清，但我们至少能够看出，一个民族如果在长年累月中不断产生最大数量的高智力的、精力旺盛的、勇敢的、爱国的以及仁慈的人，一般就会比天赋较差的民族占有较大的优势。

自然选择来自生存斗争；而生存斗争则来自人口的迅速增加。对于人类的增加速度，我们不能不痛苦地感到遗憾，这是否明智，则是另一个问题；因为，这在野蛮部落中导致杀婴以及许多其他弊害，在文明民族中导致赤贫、独身以及谨慎小心的人们实行晚婚。但是，由于人类蒙受到的身体弊害同低于人类的动物一样，所以他没有权力期望去避免由生存斗争所引起的弊害。如果人类在原始时代未曾受自然选择所支配，那么他决不会达到现在这样的地位。因为我们在世界许多部分看到还有土壤最肥沃的广阔区域能够维持大量的快乐家庭，但只有少数游牧的未开化人生活于其间，因此，可以这样辩说，生存斗争并没有达到足够的剧烈程度以迫使人类向上发展到最高的标准。根据我们所知道的人类以及低于人类的动物的全部情况来判断，他们的智能和道德官能对于通过自然选择而发生的稳定进步永远有足够的变异性。毫无疑问，这种进步需要许多共存的有利环境条件；不过，如果没有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由此引起的极其剧烈的生存斗争，最有利的环境条件是否会发生足够的作用，还是完全可以怀疑的。例如，根据我们在南美一些地方所看到的情况来说，甚至一种可以称为文明的民族，如西班牙殖民者，看来当生活条件很安逸的时候，就容易变得懒惰而致倒退。关于高度文明的民族，其不断进步在次要程度上还决定于自然选择；因为，这等民族并不像野蛮部落那样，彼此取代而被消灭之。尽管如此，从长远观点来看，同一群体内智力较高的成员比智力较低的成员将会获得较大的成功，留下较多的后代，这就是自然选择的一种形式。进步更加有效的原因似乎在于：当幼年期间头脑易受影响时施以良好教育，由最有才能和最优秀的人士反复灌输高标准的美德，体现民族的法律、风俗和传统，并且由舆论进行强制。然而，应该记住，舆论的强制性决定于我们能够鉴别他人的称赞和谴责；这种鉴别是以我们的同情为基础的，而同情作为社会本能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最初通过自然选择而得到发展，简直是无可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