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接受一次访谈时，移居法国的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曾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都被大众传播媒介的巨大影响打上了印记。早在50年前，头脑最清醒的作家，例如罗伯特·穆齐尔，便懂得，文化的声音会在新闻的嘈杂中消失。他们是对的。大众传媒的精神是与至少现代欧洲所认识的那种文化的精神相背的：文化建立在个人基础上，传播媒介则导致同一性；文化阐明事物的复杂性，传播媒介则把事物简单化；文化只是一个长长的疑问，传播媒介则对一切都有一个迅速的答复；文化是记忆的守卫，传播媒介是新闻的猎人……被新闻控制，便是被遗忘控制。这就制造了一个‘遗忘的系统’，在这系统中，文化的连续性转变成一系列瞬息即逝、各自分离的事件，有如持械抢劫或橄榄球比赛。”

这样的思考可谓发人深省，而我更感兴趣的是昆德拉那种二元对立的区分。在他的心目中，“文化”显然还是一种高雅而神圣的东西，而“大众媒介”则是对这种文化传统的解构。在大众媒介主宰一切的世界里，小说精神被彻底改写，文化底蕴也不复存在，人们则进入到一个“存在的被遗忘”状态中，承受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曾几何时，这样的世界离我们还比较遥远；如今，我们也已经走进这样的时代，开始经历一种崭新的文化。

这种文化便是媒介文化（media culture）。昆德拉把媒介与文化一分为二意味深长，但他大概没有想到，后来的发展居然让媒介与文化合二为一了。在西方发达国家，大众媒介已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多种文化形式之间的隔阂，也拆除了它们之间的疆界，并在此基础上生产出一种一锅烩的媒介文化。而在中国，媒介文化形成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因此我们不妨说，当下中国的媒介文化就像过热的经济一样，正在经历着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本书所要面对的就是中国当代的媒介文化。这里所谓的“当代”，其时间上限大体上以1978年改革开放始，下限则放在2008年。这样，笔者便把相关的媒介文化现象、征候、事件、个案等等置于30年的时间维度上，考察其演变轨迹，分析其前因后果，思考其利弊得失。这也意味着，虽然媒介文化本身是一件新生事物，但就事论事往往看不清楚也说不清楚，于是，把媒介文化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让它与它的前身在较长的时间段里呈现，就成为本书的一个基本思路与操作方案。有时候，某种媒介文化现象的演变在30年中依然说不清道不明，我就不得不把笔触伸到1950—1960年代，五四运动时期，甚至更遥远的过去，以便比照分析。自我检点，这种思路与方案，应该得益于黄仁宇先生所谓的“大历史”（macro-history）观。黄仁宇指出，所谓大历史，即意味着“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必须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万历十五年》已经初步采取这种作法。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我在思考媒介文化问题时，也努力践行着这种研究方案。但由于媒介文化形成的历史并不长，许多时候我只能向前推三五十年，却没有了向后看的视阈。大概，这也是所有研究当代问题者所不得不面对的限制。

谈论媒介文化自然离不开大众媒介，所以在本书中，大众媒介既是各问题得以展开的平台，同时也是进入诸问题的基本视角。而所谓的大众媒介，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形式，更包括新近出现的“新媒介”（new media）。借助于大众媒介的平台和视角，本书主要思考的是中国当代文化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迁，所发生的又是怎样的变迁，这种变迁生成了什么又终结了什么，它们对于人的读写方式、情感表达、思维习惯、精神结构等等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所有这些，构成了本书思考的聚焦点和着力点。

谈论媒介文化也有多种方式，比如，它可以是概念、逻辑层面上的运演，也可以是对具体事象的分析。本书主要采用的是第二种方式，即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媒介文化现象，进行相关的考察与探究，在此基础上生发出理论的思考。因此，本书的第一章除对“大众媒介”和“媒介文化”进行了必要的界定外，更主要的工作是考察大众媒介在文化变迁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具有怎样的作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依据这一思路，此章分析了两种文化变迁模式：其一是从审美文化到消费文化，其二是从知识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它们带有总论的性质，也大体上可以看做对以下各章的统领。

第二章涉及的是写读文化。书写与阅读均须借助于传播媒介，但由于新媒介的兴起，便有了作家换笔之后的快感写作，也有了学人上网后的通胀写作。而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博客写作，如何为其定位，又如何确认其价值，也是值得认真面对的。与此同时，由于新媒介的冲击，文学阅读也开始了走向式微的进程。在此进程中，新媒介对文学阅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因文字转换成图像，接受者的感知结构得以重新塑造；因读屏代替了读书，阅读过程中的沉思冥想无法启动。同时，新媒介还破坏了“孤独”的阅读状态，削平了接受的深度模式。这种局面也是媒介文化中的新问题，值得深思与反思。

第三章面对的是新媒介之一的手机，但更主要是面对一种新兴的短信文化。与书信文化相比，短信文化具有怎样的特征？如果说时间距离塑造了人们的书信经验，时空压缩又催生了人们怎样的短信体验？所有这一切正是我所感兴趣的。而借助于张者小说《桃李》中的“李蓝之恋”所做的个案分析，也是想进一步说明电话、情书等媒介形式，让人的情感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这里，现代性与现代性体验是我思考这些问题的关键词。同时，本章还从搞笑短信入手，既思考它与当代民谣等等所存在的某种关联，也考察媒介娱乐主义在搞笑短信背后的暗箱操作。需要说明的是，短信文化涉及的方面很多，本章只是选取了其中的一些面相，以求管中窥豹，见其一斑。

第四章是对“红色经典”的反思。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媒介文化现象，但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这一现象的谈论还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盲点和误区。本章面对电视剧《林海雪原》的受批评，电影《闪闪的红星》的遭恶搞，电视剧《沙家浜》的改编被看好，既分析“红色经典剧”改编中所存在的相关问题，也思考主流文化、商业大众文化、革命群众文化、青年亚文化等势力在“红色经典”再生产中的博弈与较量，力求把貌似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让人看到其中真正的问题所在。

第五章是对《百家讲坛》的质疑，其质疑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为什么《百家讲坛》从原来的“学术电视”变成了后来的“电视娱乐”？为什么《百家讲坛》一度低迷而后来却异常火爆？《百家讲坛》最终形成了一种怎样的文化生产模式？世纪之交以来，学者上电视的问题时有讨论，而《百家讲坛》则进一步让这一问题浮出了水面。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学者上了电视？知识分子缺席电视的原因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章的主要内容。而由于《百家讲坛》的运作与制作依然处在“现在进行时”中，所以，分析其兴衰荣辱与成败得失，关注其动向与走向，就成为我们观察与思考中国当下媒介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总体而言，本书采用的是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研究路径和分析方法，这不光是因为媒介文化本来就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而且也因为思考中国当代的媒介文化现象，除了文化研究之外我们并无更好的选择。但是在面对具体的媒介文化现象时，本书又常常在两个更具体的层面展开：美学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本书所面对的那些媒介文化恰恰呈现出美学与意识形态两个维度。当我思考大众媒介让写读文化、书信/短信文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时，我主要使用的是美学分析的方法，因为这些文化更多涉及人的情感结构、思维习惯和体验模式。这样，第二、三章的前两部分内容大体上可看做美学分析法的落实。当我面对“红色经典”、《百家讲坛》等媒介文化现象时，我则更多采用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按照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的解释，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距离乃意识形态批判大有可为的地方，因为造成这种距离的正好是意识形态本身。中国当代的许多媒介文化现象是非常适合于意识形态批判的，这也正是我选择此方法的原因。所以，本书第四、五章以及第三章的第三部分内容，大体上可看做对意识形态批判方法的贯彻。当然，在某些章节，也存在着两种方法交互使用的情况。所有这些，很可能让本书形成了两个声部。

以上诸问题做出交代后，我们就可以正式进入相关的问题之中，言归正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