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电子书写与文章的变迁

随着电子书写的普及和网络时代的到来，我们的写作方式和行为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促使我们思考如下问题：与手写体相比，电子书写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同是文字，打在屏幕上的文字与写在纸上的文字有无区别？书写方式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以至于我们的思维结构正在进行着某种调整？如果“纸张人”和“网络人”之说可以成立的话，这两种人是怎样被不同的媒介建构起来的？作为写作主体，他们真正的区别何在？

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若要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首先回到笔耕墨种的手写体时代应该是必要的。

1．笔耕墨种：手稿的痕迹与光晕

在没有电脑之前，写作常常被视为“爬格子”或“耍笔杆”，这种比喻或借代标明了文人与书写工具的紧密联系。确实，在1990年代以前，虽然电脑已在西方世界兴起，并已渐渐成为许多人的写作工具，但是在中国，电脑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天方夜谭；而对于舞文弄墨者来说，纸和笔依然是他们唯一使用的书写工具。

这种书写工具由来已久。古人把笔、墨、纸、砚视为“文房四宝”，而以笔、墨、纸、砚入诗或赞美“四宝”的诗句也不胜枚举，可见古人对书写工具的重视；今人对练字描红虽已不讲究，但依然有“字是出马枪”的俗语，它暗示着字与人的特殊关系，甚至把字提到人的“第二面容”的高度来加以认识。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书写工具，加之人们对“一笔好字”的期待和崇拜，汉字才成为一种书法艺术。

宗白华先生认为，汉字之所以能成为艺术品，原因有二：一是汉字起始于象形文字，二是中国人用笔讲究：“殷朝人就有了笔，这个特殊的工具才使中国人的书法有可能成为一种世界独特的艺术，也使中国画有了独特的风格。中国人的笔是把兽毛（主要用兔毛）捆缚起做成的。它铺毫抽锋，极富弹性，所以巨细收纵，变化无穷。这是欧洲人用管笔、钢笔、铅笔以及油画笔所不能比的。”宗白华这里谈论的是毛笔书法艺术，而自从五四前后国人开始了大规模的“换笔”，毛笔字逐渐变成为一门古典艺术，取而代之的是钢笔。

钢笔之所以会取代毛笔，进而成为一个世纪的主要书写工具，其主要原因应该是它提高了效率，节约了时间。对此，深谙个中滋味的鲁迅先生是最有发言权的，他指出：“洋笔墨的用不用，要看我们的闲不闲。我自己是先在私塾里用毛笔，后在学校里用钢笔，后来回到乡下又用毛笔的人，却以为假如我们能够悠悠然，洋洋焉，拂砚伸纸，磨墨挥毫的话，那么，羊毫和松烟当然也很不坏。不过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写得多，可就不成功了，这就是说，它敌不过钢笔和墨水。譬如在学校里抄讲义罢，即使改用墨盒，省去临时磨墨之烦，但不久，墨汁也会把毛笔胶住，写不开了，你还得带洗笔的水池，终于弄到在小小的桌子上，摆开‘文房四宝’。况且毛笔尖触纸的多少，就是字的粗细，是全靠手腕作主的，因此也容易疲劳，越写越慢。闲人不要紧，一忙，就觉得无论如何，总是墨水和钢笔便当了。”

鲁迅关于毛笔、钢笔之争的议论显然隐含着一个书写工具现代化的问题。扩大一点看，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改造，总是通过器物层面入手，然后才触及人们的观念领域。于是，如果没有钟表的引进，人们很难形成新的时间观念；如果没有乘坐火车、汽车的经验，人们很难体会速度的概念。而钢笔取代毛笔能够成为趋势，既是现代化的一种结果，同时这种趋势本身也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部分。当知识源变得越来越多、信息量变得越来越大时，无论是知识与信息的输出者还是获取者，都不得不考虑时间、效率、速度等问题。结果，毛笔就在钢笔面前败下阵来。

表面上看，钢笔的胜利与毛笔的失败只是涉及书写工具的转换，但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在书写工具转换的背后，很可能还意味着一些更复杂的东西。对于这一问题，余秋雨在其《笔墨祭》中已有相关思考。在他看来：“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态载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遇到过一场载体的转换，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场转换还有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文化’代替‘毛笔文化’。五四斗士们自己也使用毛笔，但他们是用毛笔在呼唤着钢笔文化。毛笔与钢笔之所以可以称之为文化，是因为它们各自都牵连着一个完整的世界。”

把毛笔与钢笔提升到“文化”的高度加以认识确实富有创意，而我更关心的是这种文化所养育和催生的文人精神气质。正如余秋雨所言：“在毛笔文化鼎盛的古代，文人们的衣衫步履、谈吐行止、居室布置、交际往来，都与书法构成和谐，他们的生命行为，整个儿散发着墨香。”但是，“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这种概括自然也是可以成立的，但我们似乎不该忘记，魏晋风度或晋人的美，恰恰也是通过毛笔文化体现出来的。宗白华指出：“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棨，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

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甚至单单面对晋人的毛笔文化和书法艺术，我们便可以把握住晋代文化崇尚自由的精神气质。而字与人之间的精神关联既适用于某个时代的文人群体，自然更适用于个人。以鲁迅为例，从为新文化的辩护层面看，鲁迅显然是赞成钢笔文化的，但他本人在写文章时，却始终以毛笔作为书写工具，他的字因此也成为独一无二的书法艺术。郭沫若在谈到鲁迅的字时写道：“融冶隶篆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这自然是内行人对书法艺术的理解与确认。但即使对于不懂书法的人来说，我们不是也可以从鲁迅的字中看出字、文、人之间的内在关联吗？于是，字的宽博、遒厚、劲健、古雅成为文与人的基本表情，它们同样构成了理解鲁迅精神世界和气质的重要维度。陈丹青说：“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他要是长得跟肖伯纳一般高大，跟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们似乎也可以说，鲁迅先生的字真是非常地配他，既配他的文章，也配他的为人。很难想象，一个写出郭沫若或毛泽东那种毛笔字、或者写着满纸钢笔字的人还是鲁迅。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字如其人”乃至“字如其文”是有它的道理的。

然而，进入钢笔文化时代后，字、文、人之间的内在关联开始变得脆弱起来。在比较老派的文人那里，他们可能还在追求字与文的统一，于是，钢笔字依然可以作为文与人的残留表情而存在；但是，越来越多的新派文人则把文放到了一个重要位置，而字却越来越边缘化了。结果，我们读过许多人的著作文章，也见过他们印刷在著作上的照片，却唯独对他们写着一手怎样的钢笔字不甚了了。这样，我们便不得不面对一个常常为人所忽略的奇特现象：如果说在鲁迅他们那一代文人那里，字与文的关系非常紧密，他们写出的还是“有字”之文，那么，在后来者这里却出现了字与文的分离，写作也越来越进入到一个“无字”之文的进程之中。而随着电子书写时代的到来，手写的文字已濒临灭绝，“无字”之文已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基本事实。

字与文的逐渐分离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比如，钢笔书写提高了写作速度，但是它也让人不再在意书写的形式，而更关心书写的内容；现代文人知道他们的手写体只有为数甚少的人才有面对的机会（比如编辑），所以手写体的好坏俊丑已变得无关紧要；印刷技术的全面普及与提高，让所有的面世文章变成了规规矩矩的印刷铅字，而铅字又抹平了所有手写体的个性差异。诸如此类的问题我在这里不拟探讨，我所关心的是字与文之分离后所带来的实际后果。无论从哪种意义上看，手写体的字都应该是文的最原初最本真的美学形式，而在文与人之间，字应该是其中介。然而，钢笔文化却淡化了文的美学形式，也让文与人的中间环节变得松动了。而这个环节一旦变得不再牢靠，文人的精神气质往往也会变得模糊起来。

不过，尽管与毛笔文化相比，钢笔文化已发生了某种变异，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钢笔写作的质的规定性还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是因为钢笔写作依然得通过手，然后把笔中的墨水化作纸上的一行行文字。于是，虽然在笔墨文化中，钢笔文化只是毛笔文化的一种弱化形式，但出现在写作活动中的种种现象依然可以在笔墨文化传统中获得解释。而更重要的是，在钢笔文化中，文人们毕竟还拥有手稿。

无论从哪方面看，手稿的价值都是毋庸置疑的。鲁迅为了让有志于创作的青年明白“应该这么写”而“不应该那么写”的道理，曾特别援引过惠列赛耶夫的如下说法：“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这里所谓的未定稿，其实就是作家的手稿。而只有在手稿上面，才布满了作者写作的“痕迹”。比如，如果打开鲁迅先生的手稿，我们就会发现有的文章用的是蝇头小楷，工工整整；有的文章用的则是行楷行草，勾勾画画。而那些勾画、涂抹、删除、添加的地方尤其醒目，它们明白无误地向人们呈现出写作者思考的轨迹，他的犹疑、遗忘、突然的发现、甚至写作时的心情都已被毛笔镌刻在宣纸上，固定成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同样，在那些使用钢笔写作的作家那里，我们也可以在其手稿上发现类似的现象。而对于后来的写作者来说，正是这种满纸擦抹不掉的痕迹才让它成了一种活生生的写作教科书。

这当然也是手稿的价值。但是随着电子书写对文人生活的全面占领，手稿的另一种价值也变得越来越分明起来，这就是本雅明所谓的“膜拜价值”。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波斯特对手稿和电子书写所做的比较：

作者是一个个体，一个在书写中确认其独特性的独特存在，他/她通过其作者身份确立自己的个性，从这个程度上讲，电脑可能会搅乱他/她的整体化主体性的感觉。电脑监视器与手写的痕迹不一样，它使文本非个人化（depersonalizes），清除了书写中的一切个人痕迹，使图形记号失去个人性（de-individualizes）。电脑化的存储媒介也是如此。试以一部写在电脑上存在软盘中的小说与一部以手稿或者甚至是打字稿组成的小说相比较。手稿作为原始件，具有价值。学生和学者查阅它们时，还能抱着更接近作者意图的目的，抱着从中发现“真实”文本或看出文本的演化过程的目的。在作者所做出的修改中，写作的过程、即文本的形成过程被物质化了。这些修改往往可以从作者擦掉、替换和删除的地方，从旁注和增补中，从笔迹的微妙变化中，从创造一件物质事物的整个过程中清楚地看出来。收藏家和图书馆付出大笔的钱购买这样的本真性（authenticity）标记。软盘上的文件中原作性（originality）、本真性以及个性的痕迹都荡然无存了，很难想象会有人为一张软盘上的文件付出相似的兴趣。

波斯特是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书写理论语境中面对这一问题的，但是，我却更愿意把上述思考看做是对本雅明机械复制理论的某种回响。在本雅明看来，艺术作品创作的即时即地性构成了它的本真性，而这种本真性又是某件艺术作品之所以独一无二的重要标志。同时，即时即地性、本真性与独一无二性，又让艺术作品具有了某种特殊“光晕”（aura），而膜拜价值也应运而生。但是，随着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艺术作品的展示价值取代了它的膜拜价值，艺术作品也进入一个被广泛传播的时期。

虽然在本雅明那里，具有展示价值的艺术形式主要指的是照相、摄影，具有膜拜价值的艺术形式主要说的是绘画、雕塑，但是由于电子书写的出现，我们已经可以把作为艺术作品的文学写作列入其中加以考察了。也就是说，当文学写作依然通过传统的书写工具进行时，它形成了一部作品的手稿，这时候，手稿便会以其独一无二的本真性形成一种特殊的光晕，而手稿中那些涂改、擦抹、替换和删除的痕迹，也恰恰是光晕得以生发的地方。铁凝在谈到电脑写作与手写的区别时指出：“我欣赏电脑带给我的各种方便，但当我稍一离开键盘，便按捺不住地仍然想要拿起笔。我喜欢面对一沓白纸写字；我喜欢纸上的汉字有人手塑造的痕迹，有写字人的呼吸、体温，有漏洞、犹豫、拿不定主意的涂改、不够漂亮的字的排列，也许还有潦草。眼泪有时也会洇湿字迹的，很难看的一团，但是真。”在我看来，作者的这段表白正是以自己的写作经验阐述了一个光晕发生学的理论问题：光晕并非一种虚无缥缈、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在文学创作者那里，它就是对特定时空下作者心情的一种记录和铭写。手稿物化了作者的呼吸、体温和心情，它仿佛也就获得了生命。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收藏家和图书馆会高价求购大作家的手稿了，因为这是对一种物化的生命形式的珍藏。与此同时，手稿的收藏价值也为本雅明所谓的膜拜价值加上了一条形象的注释：当一个人想真正亲近鲁迅或其他现代作家的手稿时，他必须亲身前往鲁迅博物馆或中国现代文学馆，而这种举动仿佛就是文学朝圣。

但是，电子书写却抹去了作品的所有光晕，也消灭了作品的膜拜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依然坚持笔耕墨种的写作者，显然还保留着一种写作的古典意象（虽然与毛笔文化的书写者相比，这种意象已大打折扣）；但也必须指出，这样的意象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少。2001年的一则关注手稿的报道表明，尽管电脑时代已经来临，但手写一族的作家依然不在少数，像刘恒、贾平凹、格非、王安忆、迟子建、铁凝、张承志、林斤澜、唐浩明、浩然等人，他们还在坚持用笔写作。而在2007年同样关注这一问题的报道中，记者所能列举的手写一族的作家已屈指可数（比如，罗列其中的只有贾平凹、王安忆、二月河、海岩等），而更多的作家则早已“换笔”。对于年轻的作家来说，甚至根本不存在“换笔”一说。比如，“80后”作家安意如就没有经历过“换笔”问题，因为她从一开始就是用电脑写作的，结果创造了三个月连出三本书的“奇迹”。报道中说，安意如最近用笔写下的超过500字的东西只是歌词，她觉得写歌词这种事情就好像写信一样，在纸上随便写写比较有感觉。这一事例表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手稿完全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失去了几千年的毛笔文化传统之后，也将会失去百年左右的钢笔文化传统，取而代之的则必然是一种正在被建构的电脑文化的新传统。

于是，现在还在用笔书写或有意用笔书写的知名作家，其写作才具有了某种新闻效应。比如，贾平凹近年每写出一部长篇小说，记者在报道中都会特别指出他修改与誊写的艰辛。而莫言的《生死疲劳》问世后，记者除报道了他惊人的写作速度（43天写出55万字），还告诉人们这是一部“用手写出”的作品。莫言也坦率地说，这部作品之所以写得痛快，“是我终于放弃了电脑，重新拿起了笔，是那种软毛笔，在方格稿纸上写，使我充分体会到创作的快感，这完全非电脑可比”！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写作除了具有新闻价值外，也更应该具有一种美学价值：在一个光晕消逝的年代，它让人依稀回忆起写作的本来样子，也暂时恢复了字、人、文之间本来就脆弱的联系。

但是，这种个体的行为确实已成为异数，他们的书写已无法构成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我们更需要面对是电子书写所出现的种种征候。

2．作家换笔：快感写作与线性思维的瓦解

电子书写更通常的说法是“电脑写作”，也有人把它称为“键盘写作”甚至“无纸写作”。而迈克尔·海姆在他那本《电子语言：字处理的哲学研究》（Electric Language: A Philosophical Study ofWord Processing）的力作中，则更习惯于使用“数字写作”（digital writing）的概念。对于电脑写作，有人曾为它下过这样的定义：“所谓‘电脑写作’，是指人们借助人工智能，把自己所思所想、所要表达的东西在电脑与网络写作系统的支持下，以文字的形式记录到载体上去以及进行相关的修改、编排等操作的现代化写作。”

宽泛而言，这样来定义电脑写作也是可以成立的，但并不严密。考察中国当代电子书写的实际进程，电子书写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电脑写作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由于电脑安装了字处理程序，写作从此从纸和笔转移到键盘与屏幕（显示器）上，写作主体的实际称谓和身份也发生了从“笔者”到“键者”（虽然由于习惯，这一说法很少被人使用）的种种变化。而由于字处理技术所带来的极为方便的文档录入、修改、保存、编排等功能，遂诱使各路文人放弃传统的书写工具而纷纷换笔。不过，由于这一时期互联网还没有或很少启用，这时的电脑只是相当于一台高级打字机。第二个阶段，我们不妨借用汪丁丁的说法，把它称之为“宽带写作”阶段。在汪丁丁看来：“宽带写作是宽带网技术提供的创作方式，它强调大规模的信息集结和基于大规模信息集结的创作。大规模信息集结或整合，绝非单纯的数量积累，它要求深度思考。思考越深入，信息集结的规模就越可以宽广。宽带写作的理想形态（ideal type）是在集结了整个网络世界的与主题相关的信息之后，在由此而达到的思考的深度和广度上，实行语言创造。”这一定义是否妥当，我在这里暂不探讨。我之所以借用这一概念，只是想表达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当电脑接通了互联网且网络技术变得越来越成熟之后，电脑写作的性质也就发生了许多变化：这时候，电脑已再不是单纯的打字机，而是成了一个集上网、视听、写作等等于一身的真正的多媒体。宽带写作虽然也以电脑写作为基础，但由于它已被添加了许多功能（如上网、使用搜索引擎、获取写作资料等），它已经与单纯的电脑写作有了许多区别。因此，笔者在这里使用电子书写，主要是想使这一概念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既包括第一阶段的电脑写作，也包括第二阶段的宽带写作。

让我们从第一阶段的电脑写作谈起。虽然早在1980年代中前期，从事计算机信息研究的科研人员已经开始了电脑写作，但据相关报道，文人与电脑的亲密接触到1988年前后才初露端倪。率先使用电脑写作的主要是几位老作家，如湖北作家徐迟、四川作家马识途、辽宁作家韶华、北京通俗文学作家吴越等。只是进入1990年代之后，“作家换笔”的进程才开始加快。1991年，张抗抗发出了“弃笔通告”:“本人从今往后将不再邮寄手写体的稿件，而代之以电脑打印的印刷体稿件，以解辨认之苦。无论是书写得‘龙飞凤舞’也好，‘东倒西歪’也好，从此都将成为轻易不露的‘绝活’。对本人的手迹感兴趣者，请去中国现代文学馆资料室查询。”在这种欢快的宣告中，迎来了1992年，而这一年又被认为是中国作家大换笔的一年。2月，北京市和平门附近的一幢作家楼，一下子购进了十台电脑，成为轰动文坛的小小事件；12月10—13日，北京市文联与八家研究开发和生产电脑的企业联手在长城饭店举办了“中国作家换笔大会”，为争取到会的150多位作家成为自己的用户，各企业摆出产品，现场表演，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作家换笔大会前后，更多的文人则开始使用电脑，陈建功、张洁、谌容、李国文、王蒙、史铁生、叶楠、邵燕祥、邓友梅、赵大年、阎纲、李洁非、吴福辉、何西来、刘锡诚、贾宏图、韩石山、成一、钟道新等作家或学者已成为电脑写作的实践者和宣传者。而到1993年，据说已有三分之一的作家用上了电脑。

值得一提的还有贾平凹。早在1993年，西安四通就曾赠送给他一台电脑；而在西安四通成立五周年的庆典会上，他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讲话中他特别提到用笔写作劳动强度高，受罪大，四通“赠送的是一枝神奇的笔”,“我将成为陕西专业作家中使用打字机的第一人”。虽然从钢笔到电脑有“有一个操作熟练的问题，有一个思维转换的问题。但我相信，我会很快掌握的，将令文章写得更多，寿命活得更长”。但有趣的是，贾平凹最终也没有完成“换笔”的过程。10年之后，他发出了如下感叹：“我家里现在有3部计算机，老婆、孩子用，我不会使用。让家里人都现代化吧，留下我一个小手工业者。大家都出去猎获食物，总得有人留守看家做饭呀。再者，我用计算机害怕破坏我的汉字书写，因为我爱好书法。如果修改抄写书稿用计算机省时省力，那让老婆孩子为我的书稿打印嘛。”贾平凹换笔不成原因多多，而并非单独的“破坏我的汉字书写”所能解释。但无论如何，他都成了电子书写时代的手写遗民。

成为这种遗民的还有刘恒、王安忆、二月河、海岩等知名作家，但他们在文人圈里已为数甚少。而伴随着作家换笔的浪潮，媒体也开始推波助澜。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写作》、《文艺报》、《文学报》、《八小时以外》等报刊相继开辟了《电脑写作》、《作家话电脑》、《一个充满现代意味的诱惑——作家谈电脑与写作》等专栏，发表了许多关于换笔的讨论文章。1998年，《文艺报》又连续几个月推出了“我与电脑”的征文活动，引逗得众多知名不知名的作家写手纷纷谈论电脑写作的好处。而经过了整个90年代之后，各路文人绝大多数已经换笔。黑龙江作家孟久成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不知不觉，省作协、文联大院里作家们悄悄地换了笔，而且成了气候，除了谈论什么人物、语言、细节以外，又增加了‘酒吧’（WIN98）、‘上网’、‘伊妹’（电子邮件）之类的词汇，绝对前卫。”这可以看做作家基本告别纸笔时代的一个例证。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对电脑写作征候的相关思考就有了种种理由。如果仔细琢磨一下成功换笔后作家们的种种感受，我们首先发现的是作家对笔耕墨种的不满和厌倦，对电脑写作的欣喜与快适，兹举两例。作家陈大超说：“我是1994年买的电脑……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电脑的诱惑》。从此，我就告别了在纸上改稿子改得一塌糊涂的心烦和抄稿抄得人恶心欲吐的痛苦。原来写稿，字迹越写越乱，乱得一写完就扔在一边再也不想看了。那时候写的稿子，至今还有好几十篇丢在那里像一堆垃圾。在电脑上写作多好啊，一个个的字，就像珍珠一样地从指缝里蹦出来，给人一种珠圆玉润赏心悦目的感觉。一篇文章写出来，从头到尾‘摸’一遍，就天衣无缝地订正好了。立刻就可以从打印机里‘拉’出来，投出去。”作家王蒙也有同样的感受，在未用电脑之时，他曾经感叹：“写作不仅是一种脑力劳动，而且是一种体力劳动。一部长篇小说二三十万字，您光抄一遍试试。”而在用上电脑之后，他不仅赞叹电脑写作所带来的奇迹，而且也成了电脑写作的热心辩护者：

说实话，现在什么事也不如坐电脑前头打字那么有魅力。当然电脑的作用不仅是打字，修改、复制、存底、编索……妙用无穷。

一次听到刘心武与人议论电脑会不会影响灵感呀，形象思维呀什么的，我颇有点怒从心来，便对刘老弟说：“您的这些议论，其实与清朝末年一些人反对铁路火车的性质一样。”批得他只剩下咯咯地笑。后来又有一次听到一位作家好友说对电脑表示疑虑的话——其实这种疑虑我过去都是有过的，我便更“恶毒”地对他进行诛心批判道：“别财迷啦，你老！”

我成了用电脑的积极提倡者、宣传者、捍卫者了，而且很带一点不容置疑的专制劲儿。

作家用了电脑，真是如虎添翼。我惊异地发现，那些抨击电脑的振振有词的道理，大致都是不用、不会用、不想学、或者没有电脑甚至压根儿就没接触过电脑的先生女士们讲出来的——也就是臆造出来的。

我之所以较完整地引用两位作家对电脑写作的感受与看法，是想说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成功换笔的作家对电脑写作的思考中，全部采用的是一种技术进步主义的思路，而这种思路有可能会遮蔽我们进入这一问题的其他路径，结果，电脑写作对人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影响就处在了被悬置和被遗忘的状态。毋庸讳言，电脑写作确实给文人带来了许多好处，而以此对比以前的笔耕墨种，也就越发反衬出那种写作日子的劳累和艰辛，这正如一个农民经历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苦日子后，再让他面对机械化的播种机和收割机，他必然会感叹往日劳作的不堪回首，也必然会对机械化时代的到来大唱赞歌。事实上，许多换笔之后的作家便是在这一层面上进入电脑写作的相关思考的。然而也必须指出，这种思考虽然具有技术进步论的合理性，却失去了美学层面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于是，我们有必要重新进入电脑写作的相关思考之中。

可以先从电子书写的写作状态谈起。一位名叫闫基桥的作者在谈到作家换笔的奥秘时，特别提到了“‘换笔’之前一定要先‘换心’”，然后他有了如下的描述：

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寂静的夜晚，点亮一盏黄色的灯，温馨的光散开来，摆一杯热腾腾的香茶在旁边，打开HP Brio PC，在CDROM里放一张轻缓的布鲁斯唱片，委婉的曲调和着幽香飘荡在房间里，灵感来了吗？好吧，舒适地坐在电脑前，让自己的心情随着灵动的指尖，在键盘上轻快地跳跃，一篇文章一气呵成，跃然屏幕。怎么，写错了一个字？没关系，删掉再写好了，整篇文章再也不会勾勾画画地需要誊写了。还可以打开“画图”应用软件，为自己的作品配发插图，或者干脆使用HP的高分辨率扫描仪将自己的照片扫进电脑，配在文章末尾，再加上几句“作者的话”。最后，用鼠标轻轻一点“打印”按钮，一旁的HP Deskjet 200喷墨打印机就会吐出清晰漂亮的文稿，大笔一挥，潇洒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行嘞！

茗香还未散尽，布鲁斯还在浅吟低唱，看一看自己的书桌不再有以往的凌乱，这就是信息时代的写作方式。

这里所谓的“换心”，就是“换心情”或“换心态”。在以纸、笔为书写工具的写作年代，写作往往被认为是一桩苦差事。于是，凌乱的书桌、一杯浓茶、塞满烟蒂的烟灰缸、废纸篓里被揉皱的稿纸，往往成为写作之苦的形象写照。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在写到第三部的结尾部分时，由于长期的劳累，也由于过分的激动，“圆珠笔捏在手中像一根铁棍一般沉重”，以至于纸上的字越写越慢，越写越吃力，“这十多页稿纸简直成了不可逾越的雄关险隘”。后来，“五个手指头像鸡爪子一样张开而握不拢”，笔也干脆掉在了稿纸上。而当他终于为全书划上最后一个句号时，“几乎不是思想的支配，而是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原因，我从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在这里，扔笔的意象背后显然蕴涵着丰富的意思：它既是一部巨著终于完工之后狂喜体验的表达，也是一种特殊的庆贺方式，同时还应该是痛苦劳作之后的一种情绪宣泄。笔耕墨种的艰辛由此可见一斑。

但电子书写却改变了写作的基本状态，它在很大程度上把原来那种艰苦的劳作变成了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钱基桥说换笔之前先换心，但在我看来，或许正是换笔之后，由于电脑的种种特殊功能，才带来了写作心态的松弛。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上面的那种描述其实并非纯粹的想象，而很可能就是电子书写时代最普通的写作状态。因为最早用上电脑的作家马识途也曾有过类似的表白，他说：“我常常是一面小声听着幽雅的古典名曲，一面写作，写倦了就看一看消遣的故事片，倒也逍遥自在。前年又安装了激光扫描器。这下可好了，我可以把我看到的好文章好资料扫描下来，存入电脑，随时调看，比用手抄资料作卡片方便多了；还可以把自己过去的作品扫描进电脑，不必自己一篇一篇地重新录入，这省了多少事呀。现在我的电脑专用桌上整齐地摆放着主机，显示器，键盘，打印机，扫描器，可算是武装齐全了。”这样的写作状态呈现出的是电子书写的写作优势，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章的写作风格（后面详述）。很难设想，如果《平凡的世界》是电子书写的产物，此部小说是否还会显得那么苍凉厚重，而路遥在把它写完之后是否还会把电脑扔到窗外。

电子书写除了把写作变成一件乐事之外，还有可能引起写作心理的微妙变化。马原在谈到自己的写作习惯时曾披露过这样一个“怪癖”：他写小说时无论白天黑夜，一定要把窗帘拉上，也一定要打开那种具有光束的台灯。因为台灯光束能形成光圈，光圈里外就构成了不同的空间。“为什么我喜欢灯光投射在我的稿纸上？稿纸在灯光的光圈之内，而光圈之外的空间在视觉上不可见、不可知，至少是朦胧的，它对我在写作时的心理就会形成某种特殊的效果和意义”。“在台灯下，我可以比较好地进入状态——就是使自己慢慢导入幻觉。我一直认为，写作的过程应该是一个从现实逐渐进入幻觉的过程。”而在创作心理学的理论层面上，马原则把他的这种写作状态解释成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白日梦”。

弗洛伊德关于“作家与白日梦”之关系的理论富有创意，但两者之间似乎还缺少可靠的物质中介。而马原通过纸、笔、光圈、光圈里外有别的空间以及由此生成的幻觉，则起码筑成了作家通往白日梦的一条（并非唯一）通道。或许也正是这种白日梦般的氛围营造才成就了马原小说的魔幻色彩。现在我们想想，如果马原使用电脑写作，面对的是白花花的显示器而不是光圈之内的三百字的稿纸（他对三百字的稿纸情有独钟），他是否还能进入白日梦般的写作状态进而写出具有魔幻色彩的小说，颇值得怀疑。当然，这个例子比较特殊，对于作家来说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电脑写作肯定改变了作家旧有的写作习惯和写作心理，则是确定无疑的。马识途说：“我只要一打开电脑，在那天蓝色的屏幕上便出现了不停闪烁的光标，就像在夜空看到闪闪的亮星一样。当我一敲打起键盘来，便看到那光标像蓝色的小精灵，在屏幕上跳着舞向前奔去，它的后面便出现了一串字符，跟着小精灵一路跳了过去。而那就是我的思想、我的感情的流露……我用电脑写作，总觉得情绪亢奋，如鱼得水。”刘剑波则说：“在寂静的夜里，伴着一盏青灯，那些美丽而忧伤的句子从节奏明快的击键声中跃然而出，你会是一种什么感觉？鬼子在一次电话里这样对我说：那是在弹钢琴。可不是！现在我打开电脑，在键盘前俯首而坐，耳边就会隐约响起钢琴奏鸣曲，难以捉摸的感觉一下子跳出来了，键盘嘀嘀嗒嗒，大珠小珠落玉盘。”赵金禾在用上586的电脑之后非常欣喜：“我好像第一次发现，世上还有跟写小说一样快乐的事……这586的诱惑，却常常是挤压了我的下午和晚上。像恋爱一样老想着开机，老想着写作，哪怕仍是‘乱弹’，我也是弹出自己的生命韵律。”在我看来，无论是情绪亢奋，还是如弹钢琴，抑或是老想着写作，都意味着电脑已让作家的写作习惯和写作心理发生了微妙变化：在电子书写的语境中，写作已不再是沉重之事，而是变成了轻快之举。

电子书写既然使写作变得轻快起来，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输入法。在电脑写作的初期，市场上出现过五笔字型、自然码、大众码、普及码、双音双拼码、层元码、见字识码、一日通、认知码、声数码、表形码、书童码等输入法，这些输入法让文字进入电脑的环节富有了许多戏剧色彩。为了找到一种“易学难忘”的编码，最早使用电脑的老作家韶华不但对上述输入法均有尝试，而且还参加过一次全国性的“电脑汉字输入比赛”，最终又写出了《作家“换笔”选择什么编码？》之类的说明文。但换来换去，文人选择五笔字型输入法的还是居多。以王蒙为例，他刚开始电脑写作时，用的是汉语拼音输入法，并且以此输入了近五十万字的文稿。但在谌容和梁左的劝说下，他最终还是换成了五笔字型：“我在1992年8月下旬下定了决心，抛掉已经驾轻就熟的拼音方法，改弦更张，从头学五笔字型。叫做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结果，他很快就掌握了这种输入法。

像王蒙一样，凡是用上五笔字型的文人，都夸这种输入法的好处，其原因不外乎是这种输入法重码少，速度快，更方便，可盲打。而电脑写作再加上五笔字型输入法，作家可能就真像王蒙所言，进入到了一个打字如飞、如虎添翼的境界，文学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文学生产的周期也大大缩短。有作家声称，用上电脑之后，稿费不断飞来，“我从一个低产作家变成了中产作家”；有作家坦言：“一个多月后，我终于能用‘五笔字型’输入法写文章了。最快时，每小时能打千字左右。在一年时间里，我写了数百篇散文随笔，刊发于全国大小报刊，所得的稿酬竟把买电脑和打印机的钱找了回来，让家妻高兴得连呼‘奇迹’。”而作家韩石山更是把电脑比喻成了“咱家的印钞机”，因为它写字快，可“炮制更多的小文章”，很来钱。输入法技术发展到今天，其输入的方便与速度更是突飞猛进。比如，有一种“智能狂拼”输入法，其主要优势在于拥有智能化的整句输入功能，而句子越长，准确率也就越高。介绍中还说：“专业版增加了语境学习功能，支持专业术语整句首拼输入，准确率达97%以上。包含电子、法律、金融、医学等20多个行业专业词库；商务、信件、法律、合同、管理模板库；支持选择拼音、五笔、手写板三种模式的习惯输入法键盘方案；单键简、繁、英、数混编输入；也可根据输入的中文字、词、句同步联想英文词句（以后将逐步升级语种：韩文、德文、法文、俄文、日文等）和地方方言（以后也将升级增加方言：四川、上海、粤语、湖南等）；对输入字句及指定资料自动记忆学习，提供字、词、句联想、同义、反义、修辞、造句联想等辅助写作功能（如学习唐诗宋词，便可辅助提示写诗填词，学习鲁迅文章，辅助写作便有鲁迅文采）。”显然，这种输入法是迷信书写速度的产物，而当它的速度甚至让五笔字型也相形见绌之后，甚至已引起使用五笔输入之作家的担心与忧虑。周泽雄说：“按我推测，这种输入法的准确率，是以语言的平庸化为基础的。只有当你使用的语言已在软件编程人员的算计之中，才有准确率可言。那些怀揣着‘语不惊人死不休’态度的老派型作者，在这种输入法面前必将步步涉险，错误百出。”由此看来，在一个比拼速度的时代，五笔字型有可能会败下阵来。它曾经是换笔较早一族的宠儿，却很可能会被现在新的写手视如敝履，因为它依然速度不够快，优势不够多。

当电子书写变得如此轻松、容易、方便、快捷之后，我们便可以进一步思考海姆所谓的“无障碍写作”（writing without barriers）或“全速写作”（sprint writing）的问题了。在海姆看来，由于字处理程序降低了表达的障碍，也由于自动化的操作系统更便于作家打理文本，思想的表达在以外部的语言符号呈现时就变得非常直接和方便。于是，宛如百米冲刺般的“全速写作”就成为电子书写时代的基本写照，作家们的电脑写作也印证了这一基本事实。事实上，中国当下的个体写作和总体的文学生产也为这种写作提供了许多证据：在未用电脑之前，作家的年产量往往不高；但用了电脑之后，写作的速度却突飞猛进。1996年底，据不同权威部门统计，全国共出版长篇小说1600余部或将近2000部。从此之后，长篇小说的年生产量便居高不下。虽然造成这种文学大生产的原因多多，但作家普遍换笔从而使写作提速肯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又该如何理解这种“无障碍写作”或“全速写作”的现象呢？大概只有在与笔耕墨种的对比中，我们才能发现其中的奥秘。在作家换笔的浪潮里，有人采访刘恒时曾经问他“你现在写作是用笔，还是用电脑”，刘恒回答如下：“我用蘸水笔写作，我觉得用蘸水笔写，有在纸上刻的感觉，自己很舒服，使自来水笔或圆珠笔就不行了。电脑我也买了，但只用了一段时间，感到很不习惯。就搁在那儿，算是白买了。”如此回答，我们自然可以把它归结到作家书写工具的使用习惯上，但细究起来，问题却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没有换过笔的路遥也有类似的感受。他说当他抄改《平凡的世界》时，“感觉不是在稿纸上写字，而是用刀子在木块上搞雕刻”。而这种雕刻的感觉又被他记录和描写成了如下文字：

抄写第二稿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享受”，尽管就每天的劳动量和工作时间来说，比第一遍稿要付出的更多……第一稿不讲究字写得好坏，只要自己能辨认就行了，当时只是急迫而匆忙地在记录思想。第二稿在书写形式上给予严格的注意。这是最后一道工序，需要重新遣词酌句，每一段落，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每一个字，都要反复推敲，以便能找到最恰当最出色最具创造性的表现。每一个字落在新的稿纸上，就应该像钉子钉在铁板上。一笔一划地写好每一个字，慢慢写，不慌不忙地写，一边写一边闪电似地再一次论证这个词句是否就是唯一应该用的词句，个别字句如果要勾掉，那么涂抹的地方就涂抹成统一的几何图形，让自己看起来顺眼。一切方面对自己斤斤计较，吹毛求疵。典型的形式主义。但这里包含着一种精神要求。一座建筑物的成功，不仅在总体上在大的方面应有创造性和想象力，其间的一砖一瓦都应一丝不苟，在任何一个微小的地方都力尽所能，而绝不能自欺欺人。偷过懒的地方，任你怎么掩饰，相信读者最终都会识别出来。

可以从多种角度对这段文字做出解读，但在书写工具的层面上，我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路遥在抄改时有了“钉子钉在铁板上”的感觉，以至于抄改变成了一种“雕刻”？为了能更充分地呈现这一问题，兹引法国哲学家阿兰（Alain）的看法如下：“我的笔总是试图穿透纸，我的写作就像木雕，而不得不用这把凿刀尽力刻写。这样一来，我怎么还能修改它呢？当一个人埋头于自己的灵感之中，即意味着他专注于自己的本性，在我看来，只是因为有了书写工具的阻力，才把人们从空洞的即兴创作和精神的不稳定性中解救出来。”显然，在阿兰眼里，普通的纸与笔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普通，而是具有一种阻力或障碍的书写工具。这种阻力或障碍很可能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落笔之后便不容易修改，所以它对作者提出的要求是深思熟虑，以此区别于信手涂鸦似的即兴之作；其次，这种深思熟虑又加强了写作的专注，人的精神世界在这种专注中因此变得充实、丰盈和稳固；第三，当所有的一切准备妥当之后，落笔便字字千钧，力透纸背，而那种类似在纸上雕刻的感觉也就会应运而生。因此，表面上看，这种感受只是一种写作习惯，但实际上它却连接着一整套与传统书写工具相关的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

路遥的感受也可以在这一维度上获得解释。在那篇著名的《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中，我们被告知，路遥为了写好这部在他生命中最看重的作品，光是准备工作就做了三年。在这三年中，他大量读书——既有近百部的长篇小说，也有各类杂书；准备作品的背景材料——把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种省报、一种地区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订本翻阅一遍，以至于“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深入生活并让生活“重新到位”——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百姓，只要能触及的，就竭力去触及；思考人物的走向，确定作品的结构——全书的构思让他苦恼了一个冬天，光是全书开头的第一自然段就折磨了他整整三天。现在看来，这种过程既是“养气”的过程，也是潜心凝神、专心致志的过程，更是精心布局，把人物、故事、情节全部夯实的过程。李渔说：“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工师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间架未立，先筹何处建厅，何方开户，栋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倘造成一架，而后再筹一架，则便于前者不便于后，势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毁，犹之筑舍道旁，兼数宅之匠资，不足供一厅一堂之用矣。故作传奇者，不宜卒急拈毫。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后。”而路遥恰恰就是遵循着这种传统的写作规律来结构他的鸿篇巨制的。有了这种充分、细致、深入的准备工作，文字、词句、语言、段落、章节等等一旦落在纸上，就会各就各位而不至于轻易移动、大删大改乃至大起大落。因此，我们可以说，雕刻或者铁板上钉钉固然是一种书写的状态，但它更应该体现出的是作家对自己写作的了然于心、胸有成竹，对文学创造之神圣的虔诚与谦卑的精神态度。惟其如此，抄改才不会像许多作家那样变成一件苦不堪言的事情，而是会成为路遥所说的“享受”。马克思在写完《资本论》后给恩格斯去信道：“我于一月一日开始誊写并琢磨风格，这事进行得很轻快，因为经过这许多产痛后，我自然享受舐净这孩子的愉快。”可见，真正用心去完成一部大作品的人，他们的许多心理都是相通的。

然而，电脑写作却是另一种景象。由于电脑写作免除了文人们的誊抄之苦，由于鼠标点到哪里就可以在哪里插入或删除，完整而严密的构思似已显得多余，齐全的材料准备似也无太大必要。作家完全可以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写到哪儿再想到哪儿。砖不够了先上瓦，瓦不足了先安梁。只要那套复制、粘贴、查找、替换、扫描、修改、保存等等的技术熟练起来，再加上打字如飞的输入法，这座房子最后终究也能造得像模像样。张抗抗说：“几年来，我已经用电脑完成了近百万字的作品……再看看用笔爬格子的往昔，甚至觉得不堪回首。修改与誊写作品本是一项苦差，却由于电脑的功能，变成一种乐事。如果有人问我使用电脑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我会回答说：改错。任何时候你都可以重新提取你的作品，然后放心大胆、为所欲为地在屏幕上无休止地改动文字，一遍一遍地删除、增添、整段地搬移调整、以致翻天覆地，面目全非；可以打入冷宫另起炉灶而保留其精华部分不受干扰；而电脑随时恭候着你即兴所至的创作灵感，犹如一面魔镜，永无止境地变幻着容纳着作品中的世界，任由你涂抹而无痕无迹，永远为你保留着一页清洁整齐的稿面，没有句号。”这种真情流露的表述确实体现了电子书写的魅力，却也为“无障碍写作”或“全速写作”提供了一个形象的注释：电脑写作在消除了整体化思维的障碍和表达的障碍后，也清除了文字的障碍。文字不再是作者的敌人，而是成了作家可以随心所欲进行调遣，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东西。对于这一问题，波斯特做了很好的解释，我们来看看他的思考：

与笔、打字机或印刷机相比，电脑使其书写痕迹失去物质性。当待输内容通过键盘被录入电脑时，磷光像素便显示在荧光屏上，形成字母。由于这些字母只不过代表着内存中的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系统中的代码，可以说对它们的改变能以光速进行。作家与他/她所用的词语之间的相遇方式是短暂而立即就会变形的，简言之，是非物质的。与此相对照的是，用手划在纸上的或以打字机的键敲上去的油墨有一种不变的痕迹，难以改变或抹擦掉。一旦这些字从头脑中的意象转化成字形再现，它们就变成其作者的敌人，与他/她对抗，抵制他/她想改变或重新调整它们的努力。在相当程度上，在电脑上写作免去了从思想到字形的转化过程，却又达到同一目的。因而，作家所面对的这种再现，便与头脑中的内容或说出来的话，有着相似的空间脆弱性和时间同一性……刚开始用电脑书写的作家都反映，写作过程的许多方面变得那么方便，或者书写现在简直就像说话一样，对此他们很感惊异。荧光屏—客体与书写—主体合而为一，成为对整体性进行的令人不安的模拟。

波斯特这里说的是英文书写，但我以为这种思考同样适用于汉语输入。在波斯特看来，显示在荧光屏上的文字由于不再具有物质性，所以很容易被擦抹和删改；而从思想到文字的转换由于失去了一笔一划的过程，思想的呈现又像说话一样变得快捷和容易起来了。用手写下的文字却是另一种情况：它们被作者书写，仿佛就是铁板上钉钉，硬物上刻字，一旦成形，就会与作者作对。因此，如果说在传统写作中，作者一旦落笔，即意味着作者与其书写的文字之间建立了一种稳固的关系，白纸黑字仿佛就是作者的一种承诺；那么，在电脑写作中，这种关系却变得不稳固、不牢靠了。于是，文字仿佛就是作者手中任意搭建和拆卸的积木玩具，作者不再拥有庄重的承诺感，而是多了几分游戏的快感。

事实上，一些作家用上电脑之后，也恰恰让写作与笔下的文字具有了一种游戏感。比如，张洁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指出，她用电脑写小说有一种快感，就像玩电子游戏机一样会上瘾。记者认为，这种说法正好可以为她的《日子》提供一些注释，因为那里面有几分王朔式的“玩文学”的味道，而它正好是张洁用电脑写出来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韩石山也说：“电脑写作的最大的好处，我个人的感觉是，它使既庄重也繁重的写作，变得轻松起来，甚至带上了游戏色彩。”而邓十哲的说法更直截了当：“写了十二万字的小说，让我享受了半年多的‘电子游戏’——坐在电脑前边写作，真的不比玩电子游戏的兴致差。”如果这些说法能够代表更多作家的感受，那么，文学研究中就多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比如，我们可以研究某作家使用电脑前后的行文有何变化，作家的电脑写作思维是不是改变了他们的叙事风格，《狂欢的季节》（王蒙）中的语言狂欢（如连续用了70个四字句的成语和准成语现象）是不是电脑写作的产物，诸如此类的问题，显然值得探讨。

但这些问题研究起来却颇不容易，因为电脑写作已把所有的文稿擦抹得干干净净，我们已失去了通过作家手稿探测作品文本的重要路径。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推断出，电脑写作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人的思维方式，这一点大体已可确定。作家邓十哲在对比使用电脑前后的写作感受时指出：“过去写东西，总是静坐静卧地酝酿很久，把语言都推敲得差不多了，再起来动笔。拿起笔来再搜索记忆中的情节和语词，写出来的难免不如当初设想的那么顺畅和自如。稍有涂改，凌乱的书面就扫了不少兴致。电脑写作好多了，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删改几句，增补几段，也无伤大雅。补充点情节也随手就可以添上。太叫人振奋了。”如此看来，用笔写作时，总要有一个打腹稿的过程。欧阳修有言：“吾平生做文章，多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也。盖唯此可以属思耳。”（董弅：《闲燕常谈》）而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就算三五百字的短评，也不是摊开纸就动手。那张躺椅，是他构思的好所在，那早晚饭前饭后的休息，就是他一语不发，在躺椅上先把所要写的大纲起腹稿的时候。每每文债愈多，腹稿愈忙，饭前饭后愈不得休息”。我们前面谈到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有三年的准备，其中他甚至得把每个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的“终点”想清楚才敢动笔，这其实也是在打腹稿。可以说，作品越宏伟，写作的工程量越大，打腹稿的时间就越长，构思也尤其需要细致绵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才催生了传统写作的线性思维方式。海姆指出：“传统意义下的写，意味着在头脑中组织思想，是在精神上阐述一种观念化序列的习惯……思维学会了按精神的顺序把握住思想；这便培育了线性的思维过程：我们企图从头开始，创作一个中间部分，并在结尾告终。有序的逻辑成为思维过程的模式；甚至成为仔细思考的同义语。经过训练的头脑把思考体会为一种具有预设、前提、中项、结尾的推理过程。由于材料不听使唤，所以在书写过程开始前，先要完成这种精神作业。”然而，电脑写作却让构思或打腹稿退居到一个次要位置，因为“在开始写作之前你不再仔细组织思想了。你的思想上了屏幕。你一边写一边更加积极地编辑，因为不用担心受誊写或重新打字的惩罚了”。这样，邓十哲所谓的“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的写作图景就会出现。显然，这已不是线性思维方式，而是对线性思维方式的粉碎或解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有人才对电脑写作做出了如下思考：

数码的时代是一个胡涂乱抹的时代，而且这种涂抹只有结果，没有过程，看不见一点点痕迹。最使初学WPS和WORD的作者们兴奋的就是这种随意涂抹的乐趣，传统的稿纸变成了完美的儿童写字石板，大家好像又回到了乱涂乱沫的童年。传统的修改是有时间性的，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数码的修改则随时随地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进行，使得作者们对修改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有人告诉我，从前他写文章总是胸有成竹，一挥而就；如今坐在电脑屏幕前，刚写下第一行就想去摁DELETE（删除）和INSERT键了……电脑写作是一种儿童和精神分裂的写作，它只有一个不断涂抹、充满乐趣的“现在”。

如果儿童式或精神分裂式的写作之说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电脑很可能已经让写作的方方面面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在我看来，写作态度、写作心态、写作思维等方面的变化，最终可能会导致写作主体的精神构架和世界观发生变异。宽泛而言，在笔墨写作时代，作家的世界观往往稳定、有序、均衡、统一，作家的线性思维仿佛与世界建立起一种线性关系；但在电脑写作时代，不稳定、无序、断裂、破碎等等似乎已主宰了作家的精神世界。在换笔一族的作家那里，这一状况或许体现得还不是十分明显，因为他们毕竟被笔墨文化塑造过，而精神世界的线性序列结构很可能还会对精神分裂般的电脑写作构成某种制衡；但是，在一上手就使用电脑的写作新人那里，他们的写作观和世界观或许已被电脑写作基本控制。于是，当网络文学充满着嬉戏、搞笑、大话、调侃、无厘头、玩世不恭等等话语风格时，我们自然可以从许多个层面去寻找原因，但电脑写作对人的思维方式、情感模式、精神气质、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影响显然不可小觑。麦克卢汉说，媒介就是信息。波德里亚解释道：“铁路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的来的‘信息’，并非它传送的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我们似乎也可以说，电脑写作带来的“信息”，不光是写作的提速、修改的功能等等，更是一种集思维、情感、精神、表达于一体的写作行为的变动和位移。

3．学人上网：信息崇拜与通胀写作

电子书写的第二阶段可称之为宽带写作阶段。在这一阶段，电子书写又呈现出一些新特征。为把这些特征呈现得更加充分，在以下的思考中，我将主要以学人（主要是人文学科方面的学者和学生）上网为例做出相关分析。

学人网络生活的进程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应该是同步的。互联网在1994年正式进入中国，至1998年底，只有210万用户，上网主机74.4万台，www站5000多个。而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总人数达到2.1亿人，宽带网民数1.63亿人，手机网民数达5040万人，而网站也增至150万个。与此同时，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学人上网的人数也日益增多。如果说在1997年前后，由于费用昂贵、拨号上网不便等原因，学人上网还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那么，经过10年左右的试探、摸索与磨合，上网如今已成为绝大数学人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主要内容。比如，吉林大学法学院邓正来教授在2003年之前还对网络持拒斥态度，因为他害怕“陷于一种被机器和虚拟环境的逻辑所支配的困境之中”，但自从他加盟吉林大学之后，不但以个人名义开办了学术性的专门网站——“正来学堂”，而且至此还形成了比较确定的生活习惯：“每天早晨五六点钟起床，第一项正式‘工作’就是集中回复前一天的邮件，然后处理‘正来学堂’和‘正来学报’的审帖等事务。第二件‘工作’就是去我和我的研究生们共同建立的几个交流网址发布一些信息或了解一下大家的学习情况，然后再去几家我认为比较好的学术网站浏览一下新近的学界动态。在一天中的其他时间里，我还会零散地查看邮箱几次，浏览‘正来学堂’中新发布的一些帖子。”学人的网络生活由此可见一斑。

于是，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一些学者对网络与学术研究的相关看法。网络进入学者的生活之后，也促使学者对这一新生事物展开了思考，但一开始，网络对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研究）的影响让学者流露出许多担心。早在1997年，复旦大学学者严锋便思考了如下问题：在无纸化时代，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是不是会变得非常容易以至于质量也因此下降？“超文本”是不是会改变学者的阅读习惯以至于让他们迷失在信息之海中？人脑与数据库的嫁接能够产生新的智慧吗？当全世界的知识都可以声色俱全地通过电话线或者电缆像自来水一样廉价和方便地流进你家的时候，你还用得着辛辛苦苦地去买书交学费上学堂吗？如果说在机械复制时代，萎谢的是艺术作品的光晕，那么在数码复制时代，是不是意味着知识分子人文价值的某种凋零？而至2000年，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又提起这一话题，并与他的学生展开了相关讨论。在陈平原看来，虽然网络会使人文学者从三方面受益（第一，自由表达以及业余写作成为可能；第二，有可能打破凝定的以北京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学术/文化格局；第三，“超文本”将使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但他对数码时代的阅读、写作和人文研究则更多感到忧虑，其最终结论是：“‘快速浏览’造成‘虚拟的博学’，同时割裂了原先合二为一的获取知识与养成人格。其结果很可能是：‘博雅’（先不问真假）易得，而‘君子’（暂别定高低）难求。缺了‘涵养性情’这关键性的一环，读书降为谋生手段，人文研究成了纯粹的课题制作，对于许多‘别有幽情’的人文学者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

与国内学者的忧虑相映照，国外学者也在中国发出了危言耸听之辞。1997年，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在《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发表《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一文，虽然他在此文中已经断言，“新的电子设备在文学研究内部引起了变革”，网络也对文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此时国内学者对他的说法反应冷淡。2001年，当米勒同样在《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发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时（此文原为米勒2000年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演讲），却激起了轩然大波。此文虽然是从“文学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等路径进入问题，与上述国内学者的思路并不一致，但其意图却依然是要揭示文学研究所存在的危机。此后，由于米勒在中国对相关问题的反复演讲，由于《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易晓明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的出版，也由于金惠敏在《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对米勒观点的阐发性研究，米勒的观点在中国有了立足之地。

尽管有这种忧患之辞，越来越多的学者还是认识到了网络的重要性。2003年，随着“超星数字图书馆”的崛起，一位学者在《给超星图书馆的一封信》中先是痛陈以往治学的弊端，以致“很多有才华、有抱负的学人饮恨赉志在这个‘知识的海洋’和信息的爆炸声中”，随后他又指出：“电脑和互联网的出现，才给这个‘黑暗的学术界’带来了一线曙光。人类也许进入了一个新的媒介时代，学术在这个时代也许会出现新的生机……今日治文史哲的学者们，大部分还不能、不敢或不愿接触电脑和网络，更谈不上利用电脑和网络来治学，他们连探讨一下这个问题的想法都没有。但是我断言：今后治文史哲任何一门学问，想要出点新东西，必不能离开电脑和网络，想要产生大成果，更要全靠电脑和网络。否则，死路一条。”这种观点显然代表了一批较早介入网络的学者的看法。而到了2005年，这种局面已得到很大改观。有报道指出：“单看近年来老、中、青三代学者相继‘落网’，学者型个人网站、个人主页、博客专栏、学术公共网站、学者沙龙联袂问世的情景便可知道，在互联网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时代，作为社会精英的学者也不可能做到遗世独立。从最初的可能是被动卷入网络事件或论战到后来的主动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学术研究、探讨，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就这样拥有了自己各具特色的网络生活。”这一状况表明，虽然网络为赛博空间或虚拟现实，但学者们已意识到网络作为学术研究、思想呈现之阵地的重要性。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一种进步。

与此同时，有学者已在思考网络时代如何能更好地进行学术研究的问题。南帆指出：在网络时代，“如果资料的来源不再成为问题，那么，学术的突破就会逐渐转向整理和选择资料的眼光以及真正的思想见解”。而这一观点在汪丁丁的《宽带写作》一文中又有深入思考。在他看来，由于宽带时代的到来和搜索引擎所带来的大量学术信息，资料如何选取进而阅读就变得至关重要，这对学者的直觉与判断力构成了一种考验。基于这一网络图景，宽带写作便有了充分理由。而“宽带写作的特征说明它是一种能够‘同时’迅速地和深刻地思考的写作方式，它基于最大可能的空间广阔性，同时基于深刻的判断力和思考”。在作者思考的线路上，此判断似大体成立，但由于宽带写作的诸多前提已被作者有意无意地省略，这里的论述还只能算是一面之词。

在这样一个学人上网的背景之下，我们便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问题之中。无论从哪方面看，网络都给学人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这一点我们必须充分承认，但除此之外，网络还让学人的治学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宽带写作除了汪丁丁提到的诸多好处外，是不是也对学人的写作构成了一种消极影响？如果说在2000年，陈平原的许多担忧还更多是一种预测，那么时至今日，他的思考究竟是被证伪还是已被证实？而归根到底，宽带写作最终又造成了怎样的后果？这些问题要是放在网络发展的发轫期可能不好回答，但在今天，我们已有了进一步思考下去的条件。

可以从学术研究的几个环节谈起。无论是在纸媒时代还是网媒时代，学术研究的起点都必然是发现问题和搜集资料，但同样是搜集资料，两个时代的做法已判然有别。1980年代中后期，罗钢为了完成他的博士论文《历史汇流中的抉择》，光是搜集资料就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记得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为搜集到第一手完整资料，每天带一两个又冷又硬的烧饼，骑一辆又破又旧的自行车跑北京图书馆，从早到晚埋头于与现代文学思想史有关的各种旧报刊杂志，连一些边边角角的材料也不放过。”这种搜集资料的方式在纸媒时代是具有代表性的。因为既然你要写论文做研究，便要确定选题；选题既定就需要查资料读资料，而资料往往又在图书馆里。于是，跑图书馆和泡图书馆就成为学人的日常功课。只有一趟一趟地跑，一日一日地泡，那些深藏于图书馆之中的资料才能变成自己的写作材料。

但是，在网媒时代，搜集和获取资料的手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学人已拥有了许多强大的搜索引擎和越来越完善的数字图书馆，而传统图书馆也在向着数字化的方向全面迈进：公益图书馆的数字资源越来越多（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许多高校的图书馆也装备了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如CNKI中国学术期刊、万方数据资源系统、二十五史阅读系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学人已经或正在把数字图书馆作为自己的首选去处。事实上，人们谈到数字图书馆，也正是从方便、快捷等方面来理解它的好处的。有人指出：“传统型图书馆位置固定，读者往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去书馆的路上。数字图书馆则可以利用互联网迅速传递信息，读者只要登陆网站，轻点鼠标，足不出户就能查到自己需要的资料。”而由于搜索引擎的便捷使用与数字图书馆的迅速崛起，学人走进图书馆的兴趣已大不如前。据2005年年初的一项统计显示，北大图书馆近一年的人流量相对于1990年代中期已减少了11.3%左右，其主要原因是：“上至北大教授，下至北大在读学生，现已成为‘Google教派’的忠实信徒。”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思考学人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问题。表面上看，亲自跑图书馆查资料和通过网络找资料，其结果是一样的，即都获得了学人所需要的东西；但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在学人与传统图书馆的交往中，学人是以身体的在场为其前提的，于是，查找资料的过程就成为回到历史现场的过程，也成为通过全部感官和身心感受历史氛围的过程，这时候，那些尘封的文献和发黄的纸张仿佛就具有了生命。比如，如果一个学者欲做《文艺报》相关问题的期刊研究，他自然需要对1949年以来的《文艺报》全部摸一遍。当他摸到1957年时，他会突然发现，创刊以来每期采用的16开本，在这一年却变成了8开本；而从1958年开始到1966年停刊，又恢复成了原来的16开本。翻到1957年第1期的第13页，又会发现《读者·作者·编者》中对此略有交代。编者说，当读者见到改版后的这期《文艺报》时，他们是喜惧参半的。“所喜的是：在分别三个多月以后，我们又见面了”;“所惧的是：虽然经过了一番努力，但是改版后的刊物仍然不能使你们满意。”这样的说辞很可能会促使有心人思考：为什么要改刊？为什么《文艺报》会与读者分别三个多月之久？在那些语焉不详或话语“沉默”的地方是不是会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发生？而之所以会形成如上问题，原因首先在于1957年《文艺报》的视觉形式发生了变化，它激发了感官的注意力。于是，在这种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学人不仅找到了他所需要的资料（比如1957年《文艺报》上的某篇文章），他还能别有所得。因为任何资料并非死物，而是存活于一个活生生的语境之中的东西。这样，学人在图书馆查找的就不光是资料，同时还感受和获得了资料赖以存活的丰富语境信息，而这种信息对于理解资料乃至深入研究，显然大有益处。

更有甚者，学人进出于图书馆，还会形成一种特殊的生活经验或生命体验，它们甚至渗透到学人的学术思考之中，让抽象的研究具有了某种生命底蕴。众所周知，如果没有大英博物馆就不会有马克思的《资本论》，而《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又是“商品”，商品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交换价值。当劳动产品变成商品，商品又变成“商品拜物教”之后，商品就成了可感觉又超感觉的幽灵般的东西。表面上看，马克思的这种判断来自于他的深入研究和理性思考，但一项研究成果表明，马克思之所以会从商品入手，从而进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复杂格局之中，应该与他穿的那件外套和出入图书馆的经验有关。因为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年代也正是他生活非常困窘的年代，为了接济生活，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外套送入典当行；为了去大英博物馆做研究，他又不得不把外套从典当行里赎出来（因为不穿外套的人即使有阅览证，也无法享受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接待）。于是，马克思的外套便频繁在当铺与他的身体之间穿梭往来。如此看来，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商品产生于物质记忆的消亡等理论问题固然冰冷抽象，但是马克思出入于大英博物馆的体验却让这种理论具有了一种生命的温度，也让它们变得更加冷峻而深刻了。

但是，借助于搜索引擎或数字图书馆查找资料，却完全是另一番图景，比如，我们只要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关键词，无数的资料信息就会纷至沓来。但仔细想想，这些资料各自形成于自己的特殊场域或语境之中，彼此并无必然联系（当然，若是换一种角度考虑，它们也可算作有联系之物，因为它们是被同一个关键词搜索出来的。但这种联系也只是表明了隐含在数据库背后布尔逻辑[Boolean logic]的力量：是这种现代逻辑把这些信息聚合在了一起）。这样，我们虽然获得了大量有用的资料，却因此丢失了这些资料得以形成的语境信息，资料因此显得突兀、孤单而缺乏生气。同时，由于资料查询来自于我们的提问，这种主观的、画地为牢式的提问也并不能保证资料的全面性和客观有效性。对于这一问题，海姆已有深入思考，他指出：

布尔查询逻辑揭示了我们对信息世界提问的典型方式。当我们向布尔世界提问时，我们采用关键词、流行词语和思想片段来扫描巨大的知识存储空间。由于与知识源保持着一种抽象的控制论意义下的距离，我们便设立了一些精致的漏斗来捕捉扑面而来的数据。这些漏斗滤出来的是由关键词触发的“命中”。通过细小的逻辑小孔，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更像是机器人迅速查看事物表面那样，在极短的时间内我们便可以覆盖大量的材料，但我们所看到的却都是来自狭窄的思想通道。

基于上述思考，我们便可以面对如下问题：在搜索引擎的帮助下，我们自以为查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但这种东西只能在布尔逻辑中展示其合法性，而无法在布尔逻辑以外显示其有效性。于是我们便有理由发问：那些被搜索系统遮蔽掉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没有它们，我们的学术研究虽然也能照样进行，但是否已经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而长期与搜索引擎或数字图书馆为伍，我们是否已被机器控制，以致我们的研究成果已有了一种被机器梳理的痕迹？由于身体缺席于图书馆，我们自然已不可能有马克思那种把生命体验揉入学术研究中的冲动，而资料的语境剥离是不是让我们在享受到丰富的信息之余，又同时让我们面临着知识、思想、观念和经验等等的多重贫困？

然而，所有这些问题却被“Google教派”轻而易举地删除了。像当年换笔的作家欢快地宣传着电脑写作的好处一样，学人上网之后，同样也呈现出一种技术进步论的调子。一位学者在2003年真实地记录了他“告别纸媒”的过程，不妨一读：

昨天，四月六日，是一个特别日子——在三年之前的那个四月六日静谧的夜晚，我无声地开始了后来逐渐走向“轰轰烈烈”的“网络生活”。昨天，还是一个特别日子——我把在此之前二十多年中收藏的一千四百公斤报纸杂志（其中有过去备加珍惜和特别收藏的近十年里出版的北京大学学报、十三年中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和自己一点一滴积累的五十一本剪报）——廉价卖给了一个捡垃圾的妇女。单是搬出和过磅就花了我一个小时零二十分钟的时间，还弄得书房、客厅和过道里满是纸屑、灰尘，打扫卫生花去将近一个小时，擦洗整理空出来的书柜、书架花去半个多小时，来不及做饭跑到门口街上吃了一碗牛肉粉，回来洗个澡——整个上午和中午的时间就这样打发掉了，还不包括尚未进行的洗衣服的时间。虽然身体有点累，但看着清爽整洁、少而精的书房，精神上感到非常愉快，就像去年减肥成功、去掉“身体垃圾”后一样感觉轻松舒畅。

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在告别纸媒与迎接网媒的过程中却有一定的代表性。那么，为什么这位学者会有此动作呢？据他自己解释，一是因为这些报纸杂志“给人一种厚重、压抑、沉闷和脏污、恶心之感”，它们“污染浪费了我的居住空间”；二是因为“报刊缺乏搜索链接，是天生的‘无腿怪胎’”。而由于互联网具有神奇的“链接”功能，所以它已经创造和提供了无限的信息资源。于是，在他清理掉九百多本书籍之后，终于又痛下决心，卖掉了所有积攒起来的资料。

在技术进步论的思路上，这种卖法自然有其道理；但是在我看来，这位学者清除掉的不仅仅是书报杂志，也是历史的记忆和学术信息的现场感和立体感，从此往后，他虽然也能够从网上获得他所需要的东西，但那已经是一种平面化的、被布尔逻辑处理的干干净净的信息。这种信息虽然“环保”，却也丧失了美学层面和历史层面语义和语境的丰富性。于是我们也就想到，在纸媒独领风骚的时代，书籍往往是学者的心爱之物，而买书、藏书才是学者们的通常举动。本雅明虽然对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持肯定态度，但他却依然是书籍的收藏者和守护者。他那篇《打开我的图书馆》记录了他买书、藏书的哲学思考，即是一例。但是在网媒时代，书报杂志却由原来的买、爱、藏变成了现在的卖、恨、除。无论从哪方面看，这种行为都成了一个重要事件。它预示着学者“落网”之后，其治学方式从最初的搜集资料开始，就已经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在学术研究中，搜集资料只是最初的工作，接下来需要做的是对资料的研读和思考，这时候，做读书笔记往往成为必不可少的另一环节。那么，在纸媒时代，学人如何做读书笔记呢？当然是抄书做卡片。一本好书读过去之后通常还没有完工，只有把那些震动过自己的段落抄下来之后，这本书可能才算真正读过了。而抄下来的那些文字，有的可能变成做研究时的资料；有的可能与做研究并无直接关系，它们只是自己积累起来的一笔知识财富。一位学者在谈到自己的读书经验时，借古人、今人的例子如此强调了抄书的重要性：“为加深对读过的书籍的印象和记忆，要求自己不动手不读书。这也非我独创，是从前贤那里学来的。前人读书要求眼到口到手到心到。就是看、读、写、领会四者不可缺一。手到就是抄书。抄书对古人来说是常见的事。就是发明了纸和印刷术后，书的印数还是很少的，品种也很有限。明末历史学家谈迁为编写《国榷》，背着铺盖到百里外去向人家借书抄，苏东坡这样的大作家，也把抄书作为日课，仅《汉书》就抄过三遍。鲁迅15岁就开始抄书，最初他抄《康熙字典》上的古文奇字，继抄《唐诗叩弹集》中的百花诗，又从《唐代丛书》中抄了《百花谱》、《黑心符》，后又抄《茶经》、《五木经》及许多有关植物的专著，一直抄到30多岁，还乐此不疲，1911年又从大量的古籍中抄录出6000张纸条，完成了《古小说勾沉》。尔后他还从杭州、绍兴的图书馆中辑录了《岭表录异》和山会邑馆的碑帖。”如此看来，抄书其实是千百年来在学人那里形成的一种治学传统。

那么，为什么抄书在学术研究中会显得如此重要呢？本雅明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某种答案，他说：

一条乡村道路具有的力量，你徒步在上边行走和乘飞机飞过它的上空，是截然不同的。同样地，一本书的力量读一遍与抄写一遍也是不一样的。坐在飞机上的人，只能看到路是怎样穿过原野伸向天边的，而徒步跋涉的人则能体会到距离的长短，景致的千变万化。他可以自由伸展视野，仔细眺望道路的每一个转弯，犹如一个将军在前线率兵布阵。一个人誊抄一本书时，他的灵魂会深受感动；而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他的内在自我很难被书开启，并由此产生新的向度。因为一个读者在那种白日梦般的冥想中只追随自己思绪的流动，而一个抄书者却忠实地遵循书的指令。中国人誊抄书籍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文字传统，而书籍的抄本则是一把解开中国之谜的钥匙。

我们可以对本雅明的上述文字做出如下理解。当一本书被读一遍或快速地翻一遍时，我们只是在书中文字的引领下向前奔跑，这种快让我们来不及咀嚼反思，也无法很好地与书中的思想进行对话交流；而抄书却逼得人不得不慢下来。一旦慢下来，我们便有了更多的发现，也可以与书中思想从容对话。韩少功说，汽车使他成了盲人，因为汽车带来了行驶的速度，却让街道、田野和身边的世界变成了盲区。读书、抄书也是如此。当我们快速翻阅一本书时，就像本雅明所谓的乘飞机飞过它的上空，也像韩少功所说的开汽车在高速路上行驶，它所带来的必然会是许多阅读盲区。但抄书却是徒步慢行于书页之间的一种行走，它能打开读书人的所有视野。陈平原说：“对于人文学者来说，‘阅读’本身便是一门学问，远不只是找寻与论题相关的资料，更包含着体会、反省、怀疑、选择。成熟的学者，既有一目十行的‘随便翻翻’，但更看重朱熹所说的‘耸起精神，树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剑在后一般’的阅读。假如古人所追求的沉潜把玩、含英咀华，完全被吹着口哨的随意浏览所取代，那绝对不是好消息。”这里虽然没有论及抄书，而只是谈到了沉潜把玩式的“读书”和快速浏览式的“查书”之区别，但我以为，此论依然可以丰富我们对抄书之重要性的认识。

但是，在网媒时代，抄书的传统却已经流失，取而代之的另一种景象。一位研究古文献的学者在谈到电脑写作的好处时指出：在用上电脑以前，他还有抄书的习惯，“古今注释《楚辞》的书，抄了四十多种，满满地装了两只大纸箱。但是翻阅这些材料时，得一迭一迭搬出来，很费功夫。于是，我花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将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在电脑上又抄写了一通。这时我真正悟到电子数据的好处：《楚辞》（包括王逸《章句》的洪氏《补注》）里任何一个字、词的意义、用法、次数等，都快速而准确地显示出来。这等于给自己编了一部《楚辞索引》，可以充分利用这本书的文献材料”。这自然还只是“换笔”阶段时读书笔记的做法，而随着各种电子设备的完善和网络进入千家万户，学人已经省略了在电脑上“抄”资料的麻烦。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扫描仪、复印机和数字图书馆中的数据库；上网之后，只要搜出自己所需之物，我们便可以“复制”、“粘贴”或“下载”到自己的文件夹里。而去数字图书馆里读书，我们也不需要做读书笔记了，因为软件已经为我们设计出了读书笔记的功能。超星数字图书馆在推销自己的产品时特别指出：“超星阅览器最新推出了‘读书笔记’功能，读者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随时将需要的内容（文字、插图、网页）摘录到自己的‘读书笔记’中，‘读书笔记’自动导入图书的书名、作者、版本、页数等引文信息，在‘读书笔记’摘录的基础上，读者可以直接编辑成论文提纲甚至论文全文。”与此同时，亦有著名学者对抄书做学问的方式提出质疑，比如，李泽厚先生就说：“以前读书人都讲究抄书，所谓买书不如抄书。鲁迅就抄过书。抄书当然非常‘扎实’，非常有助于知识获得的准确牢靠，但在知识不断爆炸、信息极为庞大，连复印机、计算机也忙不过来的现时代，我们还能盲目地强调不抄书、不背书就‘不扎实’的老套吗？”

既然在网络时代，搜集资料、读书、抄书等方式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就可以思考网络时代的学术研究是怎样一种研究，宽带时期的写作是怎样一种写作的问题了。2000年，当陈平原教授刚刚接触这一问题时，他就做出过如下猜想：

以前引以为傲的博学，如今只需“举手之劳”，在我，真的是喜忧参半。最大的担心，莫过于“坚实的过程”被“虚拟的结果”所取代。不想沉潜把玩，只是快速浏览，那还能叫“读书人”吗？如果有一天，人文学者撰写论文的工作程序变成：一设定主题（subject），二搜索（search），三浏览（browse），四下载（download），五剪裁（cut），六粘贴（paste），七复制（copy），八打印（print），你的感想如何？如此八步连环，一气呵成，写作（Write）与编辑（Edit）的界限将变得十分模糊。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对人文学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不要说凝聚精神、发扬传统、增长知识的功能难以实现，说刻薄点，连评判论文优劣以及是否抄袭，都将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谁能保证这篇论文不是从网上下载并拼接而成？

时隔数年之后，这种猜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证实了。不时被媒体曝光的学术抄袭事件让人意识到，大至知名教授，小至在校学生，他们大都掌握了陈平原所谓的“八步连环”的操作技术。一篇报道表明，德国汉堡大学试图通过一种叫做“Turn it in”的电子侦察软件，去分析学生的论文，抑制论文造假，以减缓学术论文剽窃、抄袭越来越严重的现状。这意味着在网络时代，此种事情已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成了一个全球现象。而当许多人在传统的学术道德、学术规范框架内对这种现象做出谴责时，我却更愿意把它看做是网络时代所呈现出的一种特殊征候。在纸媒时代，一个学人要把别人的几篇论文抄成自己的一篇论文，不仅要付出誊抄之劳，而且白纸黑字也更容易强化人们的罪感意识和耻感意识。但是，“八步连环”的操作却仿佛玩电子游戏一般轻松自如，易如反掌。抄手们在电脑上掐头去尾、拼接再造的无纸化作业，似乎已不会留下任何“作案”痕迹，而犯罪感也就不如原来强烈甚至几近于无了。因此，在我看来，是网络和“八步连环”的游戏“荡”掉了传统的学术规范，也淡化了学人的道德意识，这是我们今天生产出较多假冒伪劣学术产品的原因之一。

当然，我们可以把论文拼接、编辑、抄袭等等看做是宽带写作的一种特殊现象。而对于更多的学人来说，他们只是借助于新型的电子设备和数字资源多快好省地写出了论文，出版了专著，其中并没有违规操作。那么，又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我倾向于把它看做是一种信息崇拜中的通胀写作。

先说信息崇拜。我们今天已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知识的存在形态与方式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比如，在古人那里，知识只是存在于为数不多的典籍之中；在印刷媒介时代，知识已存在于越来越多的书籍和报纸杂志之中；而在数字媒介时代，知识则是存在于海量的数据库之中。汪丁丁曾举例指出，他曾以康德的姓（Kant）在JSTOR数据库中搜索，得到含有“Kant”标题的论文355篇，发表年代从1877年到2002年。他从中挑选有价值的论文下载，所占用的数据量为568MB（相当于6000页文字）。他有三个移动硬盘（每个40000MB），里面保存有大量的、以学科关键词搜索到的学术资料，内容庞杂，数据量惊人。这就是数字媒介时代的知识状况。

由此看来，在数字媒介时代，我们确实已生活于知识的海洋中。而为了更多更快地获得这些知识，我们又不得不改变我们的阅读方式，于是快速浏览式的阅读也就应运而生。而在这种阅读过程中，知识又变得零散化、碎片化了，它们成了一丝一缕的学术信息。这样，进入数据库中，我们也就由原来的知识探宝者变成了信息获取者。同时，由于我们越来越依恋于数据库，我们也就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信息；而信息越多，我们越是沉溺于其中，也就越来越可能丧失沉思默想、沉潜把玩的能力，容纳、截获或提炼意义的能力；结果，不知不觉中，我们成了信息的俘虏。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说过：“信息过多实际上会排挤观念，使人（尤其是年轻人）在空洞和零散的事实面前六神无主，迷失在无形的信息泛滥之中。”海姆也指出：“信息狂侵蚀了我们对于意义的容纳能力。把思维的弦绷在信息上之后，我们注意力的音符便短促起来。我们收集的是支离破碎的断简残篇。我们逐渐习惯于抱住知识的碎片而丧失了对知识后面那智慧的感悟。在这个信息时代……所获得的信息越多，可能有的意义便越少，这就是所谓的收益递减律。”显然，罗斯扎克与海姆的上述思考是能够经得起推敲的，其例证之一是，当今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所搜索资料的渠道不可谓不广，所获得的学术信息也不可谓不多，但为什么他们做出的学位论文却大都平平呢？除了众所周知的一些原因之外，信息排挤了观念，信息侵蚀了意义的容纳能力，是不是也应该为论文质量下滑承担许多责任？

那么，为什么信息会排挤观念，信息又会侵蚀意义的容纳能力呢？罗斯扎克告诉我们，是经验生成了观念，是观念建立和选择着信息。所以，没有观念，就没有信息。他指出：“观念建立信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每一件事实都生长于一个观念之中，如果我们首先没有形成一种观念，把世界的某一部分分离出来，使它具有重要性，并且集中我们的注意力和激发探究兴趣，我们就提不出问题，更谈不上回答问题了。”这一段文字对于我们理解经验、观念与信息的关系至为重要。以朱学勤为例，当年他之所以会选择卢梭、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做他的博士论文，其中重要原因来自于他在“文革”中的痛切体验，而这种经验最终又形成了如下观念：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如此相近？我们来看看他的相关表述：

从精神履历上说，我属于1949年以后出生的大陆第三代人。这一代人的精神觉醒，大致可以1968年为界。那一年正是他们以各种纸张书写他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的年代，也是他们卷入思潮辩论的年代。这种辩论后来延续到农场，延续到集体户。我清楚记得，当年上山下乡的背囊中，不少人带有一本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的汉译本。从此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难摆脱这样一个精神特征：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知识分子的问题。用梁漱溟总结本世纪初他那一代人的话来说，1968年的这一代人是“问题中人”，而不是“学术中人”。尽管他们中间后来有人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但是1968年产生的那些问题始终左右着他们的思考，甚至决定着他们终身的思想命运。就我而言，1968年问题中最令人困惑的焦点，也就是延续至本书写作时还在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国革命与文化革命如此相近？

由此看来，这样的研究是由经验生成观念（问题意识）、由观念建立信息的过程，而观念一旦确立，所有的资料信息在删繁就简之后又如灵魂附体，它们有了目标也有了归宿。大概，也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够形成真知灼见。用朱学勤自己后来与新左派论争时的话说：“这样的认识不仅是在学院图书馆里读出来的，也是从血肉之躯的切肤之痛中熬出来的。”而今天的学人（尤其是年轻人）做学问搞研究却往往是另一种情况：他们通常缺少既定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这样就很不容易形成观念。即使观念能够不期而至，又缺乏必要的坚定性与稳定性。与此同时，他们又浸泡在信息之海中，成了信息富人。一方面是信息富人，一方面是观念穷人，加上“信息并不创造观念”的常理，他们也就必然会面临着这样一种结果：不是观念整合信息，而是信息侵吞或淹没观念。于是，在迷恋乃至崇拜信息的时代，他们终于尝到了信息之海带来的苦果。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的学术研究不但正常进行，而且还出现了所谓的“论文大生产运动”。那么，既然经验贫乏、观念不多，又如何生产出这么多论文呢？只能是借助于丰富的信息进行信息加工。然而，信息与信息的对接既无法生成新的观念，也无法长出新的思想，而只能生产出更多的信息，而这种被生产出的新信息由于缺少经验的支撑、观念的统领，思想的观照，它们常常显得芜杂、混乱。许多时候，它们只能以信息噪音的方式存在。以前，我们在谈到学位论文水平滑跌、学术专著质量下降时，往往把其原因归结为现行的学术体制（如职称制度、课题制度、评奖制度、学位制度、量化考核的学术评价体系等），这固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不该忘记，正是由于这种依赖于搜索引擎、数据库的信息思维模式和信息加工模式，才让学术研究进入到一个短平快式的知识生产时期，而水平滑跌、质量下降等等，不过是这种知识生产的一种征候。

于是，在信息加工时代，宽带写作终于变成了一种通胀写作。钟敬文先生曾经说过：“我从十二三岁起就乱写文章，今年快百岁了，写了一辈子，到现在你问我有几篇可以算作论文，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可能就三篇吧。”但是在今天，年轻学者著作等身、发表过数百篇论文的例子并不少见。当论文像纸币大量发行、从而导致论文的贬值时，这就是我所谓的写作通胀。单篇的论文由于信息多观念少、水分大干货少，因而造成了文本的通胀；整体的学术研究由于伪劣产品多，质量上乘之作少，因而造成学术研究的通胀。而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在今天几乎是看不见答案的。问题很简单，因为越来越多的学人已经从“问题中人”变成了“学术中人”，又从“学术中人”变成了“信息中人”。而“信息中人”又是被网络媒体建构而成的，当我们已越来越离不开网络时，我们或多或少已成为“信息中人”的一员。只要这种身份没什么变化，目前的状况就无法得到改变，我们也就只能在这个时代里享受一种丰富的贫乏。

二 博客写作与展示价值

博客是外来词，英文名为Blog或Weblog，意谓“网络日志”。自从2002年方兴东、王俊秀等人把“博客”确定为中文译名，并筹建“博客中国”（www.blogchina.com）网站，短短几年时间，博客已在互联网上遍地开花。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2007年中国博客调查报告》统计，截止2007年11月底，中国博客空间已达7282万个，博客作者人数达4700万，这意味着平均每30个中国人、每4个网民中就有一个博客作者。

显然，博客带动了写作，也意味着全民写作的时代已经到来。那么，又该如何认识这种博客写作的现象呢？在以下的思考中，我试图以名人博客为例，从“展示价值”（exhibition value）入手，做出相关分析。但由于展示价值之说是从本雅明的相关论述中借用而来的，所以，欲说博客写作，先说展示价值；欲说展示价值，又得先从本雅明说起。

1．本雅明的启示

展示价值是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以下简称《艺术作品》）一文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他看来：“种种艺术作品在不同层面上被人接受和评价，其两极类型尤其突出：一者强调作品的膜拜价值，一者看重作品的展示价值。”艺术生产始于膜拜仪式中的祭典之物，如种种神像、雕塑等，故有所谓的膜拜价值。但神像或雕塑往往藏于教堂之内或密室之中，所以它们往往无法获得展出的机会。而自从有了新型的复制技术之后，艺术作品变得很容易接近也很容易获得了，比如摄影和电影就带来了这样的艺术革命。于是，在机械复制的艺术作品中，膜拜价值走向衰微，而展示价值则占了上峰。

本雅明是在传统艺术/现代艺术（复制艺术）、光晕/震惊、聚精会神式欣赏/心神涣散（消遣）式接受等二元对立的语境中来论述膜拜价值和展示价值的，但他并没有给展示价值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这就给我们理解这一概念带来了一定困难。不过，根据他的相关论述，我以为大体可在如下几个层面把握其内涵：

首先是它的易接近性。由于传统艺术是独一无二的作品，所以它被生产出来之后就受到了地理空间的限制。神像存在于教堂之内，一些著名的古典绘画存在于世界各大博物馆之中，这意味着想要欣赏神像、绘画艺术，观赏者必须亲临现场。这种不易接近的状态正是膜拜价值形成的基本前提。但进入机械复制时代之后，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欣赏者无法去教堂、博物馆中观看神像或绘画的原作，但他却可以通过复制技术（如摄影）获得这些作品的替代物。在这种观赏中，他并没有看到原作，自然，原作所谓的光晕也无从谈起，但他毕竟接近了这些艺术品。由此看来，正是复制技术打破了原作的垄断地位，也缩小或完全取消了人们接近艺术作品的时空距离。

其次是它的表演性。传统艺术也是具有表演性的，比如戏剧演员在舞台上的演出就是一种表演。但是本雅明认为，复制艺术让这种表演具有了一种新的含义。比如，在拍摄电影时，演员不再面对观众，而是在摄影机面前自我表演。这种表演性的变化甚至延伸到日常生活中，让更多人具有了表演的意识和机会。在《艺术作品》的第一稿中，本雅明发现复制技术所导致的展示方式的变化，在政治中也获得了某种体现：“民主把政治家直接展示在个人角色中，并把他展示在议员面前。议会就是他的观众。随着录制机械的革新，对从政人员在录制机械前的展示就引起了关注……广播和电影不仅改变了职业演员的功能，而且也完全改变了那些同样在广播和电影面前进行自我表现的人所具有的功能，像从政人员所做的那样。”在本雅明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电视还没有兴起。如今，政治家早已意识到电视的重要性，因为那是他们做秀的舞台。而事实上，观众也早已把那些政治人物当成了影视演员，政治人物与观众因此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关系。莱文森（Paul Levinson）指出：“1960年，肯尼迪之所以令人钦佩，不仅是因为他说得漂亮，而且是因为他长得漂亮。这种钦佩不是孩子对父亲的钦佩，而是影迷对影星的钦佩。”与此同时，摄像机也在很大程度上召唤出许多人的表演心理。在今天，当一个路人面对镜头与话筒接受采访时，他的话语、表情、动作或许已和平时不太一样，因为摄像机已把他带入到一种表演的情境之中。

第三是它的商品性。在《艺术作品》中，本雅明并没有涉及这种复制艺术的商品属性，但是如果结合他在其他论文中的相关论述，我们就会发现商品性可以成为展示价值的重要特征。比如，当他谈到世界博览会时特别指出：“世界博览会使商品的交换价值大放光彩。它们制造出一个让商品的使用价值退居幕后的结构。它们为人们打开了一个幻境，让人们进来寻求开心。娱乐工业更容易实现这一点，因为它把人提高到商品的水平。人们享受着自己的异化和对他人的异化，听凭娱乐工业的摆布。”博览会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展示商品的价值，本雅明谈到过巴黎拱廊街里的橱窗，其功能之一亦类似于广告，即以艺术化的手法把商品展示于众人，最终营造出一个大众文化的梦幻世界。由于复制技术是批量生产的前提，也由于进入到机械复制时代之后，艺术与商品的界线已日趋模糊，以致我们不得不在艺术商品化和商品艺术化的层面去理解艺术和商品的新型关系。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其实就是商品化的艺术。这种艺术通过把展示价值嵌入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中，从而让它呈现出一种比马克思所谓的“神学的怪诞”更扑朔迷离的特性。在这个意义上，展示价值通过艺术手段祛除了使用价值，又诗化了交换价值，但它想要达到的目的并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要为商品化的艺术鸣锣开道。

第四是它的消遣性。如果从受众的接受角度看，艺术的机械复制已改变了大众与艺术的关系，大众由原来欣赏传统艺术的聚精会神变成了心神涣散式的消遣性接受。本雅明指出：“让我们比较一下放映电影的银幕与绘画的画布。绘画邀请观赏者凝神观照，面对画面，观赏者可进入一种无我之境的联想之中；而面对电影镜头，观赏者却无法展开想象的翅膀。因为眼睛刚一抓住画面它就变成了另一个，画面闪烁不定，眼睛无法捕捉。”在本雅明看来，正是艺术作品这种特性强化了它的消遣性。而后来的研究者在思考电视时，也同样发现了这一特点。德国媒介理论家史特姆（Hertha Sturm）指出：“当收看电视的人面对着快速变化的图像和速度被加快的姿势与动作时，他简直是被逼着从一幅图像换到另一幅图像。这不断地需要新的、意外的适应可察觉到的刺激。结果，看电视的人不再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在内心里也停止标识。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我们发现个人是用更兴奋的、被唤起的生理状态来行动并作出反应的，这反过来又会导致理解力的下降。所以说，看电视的人成为一种外部力量的牺牲品，成为快速的视听节目编排的受害者。”如此看来，消遣性接受固然可以在受众的心理层面寻找原因，但是我们也不该忘记，正是由于电子艺术产品本身固有的特性，才催生了与之成龙配套的接受方式；而在这一层面，展示价值也付出了它必须付出的代价。

以上，我分别从易接受性、表演性、商品性和消遣性四个方面分析了展示价值的基本内涵。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雅明在论述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时，主要面对的是的照相、电影等新型的电子艺术形式，而这种艺术又总是以直观的形象（静态的或动态的）呈现出来的，所以展示价值也更能够对这种艺术形式做出说明和解释。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虽然印刷术也在本雅明所论述的机械复制的范围之内，但展示价值在印刷出来的文字读物那里却体现得不太分明。或者也可以说，只有通过间接、迂回的方式，我们才能在印刷物中体会到某种展示价值。

但是，数字媒介时代的到来却打破了这一局面，而这种局面的被打破又可以从两方面获得体认。一方面，数字媒介让图像的展示价值变得过时，另一方面，数字媒介又让文字的展示价值走到前台。在谈到前一个问题时，穆尔（Jos de Mul）认为，在数字可复制时代，一幅数码“照片”在传统意义上仍然可以是一幅照片，但是，它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用现存的多种图像拼贴而成。甚至是一种完全合成的图像生产。这样，图像创作者与消费者的传统边界就变得模糊不清了。而这种趋向在互联网中已变得越来越明显：人们只要用鼠标轻轻一点，就可以随意下载任何图像，还可以在数字图像公开发表之前对它进行加工处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穆尔引述米切尔（W.J.Mitchell）的论述，对本雅明的思考进行了一种修正：“在独一无二的作品时代，膜拜价值（cult value）构成了作品的价值；在机械复制时代，展示价值（exhibition value）构成了作品的价值；而在数字可复制时代，则是操控价值（manipulation value）构成了再现的价值。”“如果像本雅明所说的那样，机械图像的复制以展示价值取代了膜拜价值，那么，数字成像则以一种新的价值——输入价值，即电脑的可操控的能力——进一步取代了展示价值。”

无论是操控价值还是输入价值，显然都与数字可复制时代的图像有关，从这一层面来思考操控价值取代展示价值应该有一定道理，但具体到互联网上的文字却需要另当别论。当然，从一般的意义上说，电脑/网络技术让文字的复制、修改等等变得更加容易了，这应该也是操控价值的体现，但这种价值并非文字的主要价值。那么，在互联网时代，文字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哪里呢？应该体现在展示方面。如果把网上发帖看做是让文字面对世人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与传统的发表、出版相比，已省略掉许多中间环节，文字的易接近性已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对于个人而言，却只有经过BBS阶段而进入博客时代之后，文字的上网与管理才有了自主权，而文字的表演性、商品性、消遣性等特征才获得了充分的呈现。因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正是博客写作让文字与展示价值形成了意味深长的联系。

既然如此，博客写作究竟展示了什么，它又是如何展示的呢？要想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博客写作的早期状态中。

2．展示什么，如何展示

博客虽然在2002年已入驻中国，但它的真正火爆却是在一年之后。2003年6—11月，一个名叫木子美的青年女子连续在其博客上发表性爱日记，一时吸引了诸多网民的眼球。11月11日，因三大门户网站同时转载《新快报》关于木子美的系列报道和访谈，百度“木子美”的搜索量当天达到117318次，“博客中国”也因访问量过大而导致其服务器瘫痪。从此，博客成为网络搜索引擎的热门关键词。与此同时，经过较长时间的秘密运作之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最终获得“榕树下”网站的授权，并于2003年11月24日突然出版了木子美博客中的文字——《遗情书》。该书首印14万册，定价20元，而甫一上市，即遭读者哄抢。此书虽出版几天后就被通知封存，但网上网下、博客与出版的互动关系已初步成型。

值得一提的还有徐静蕾和韩寒引发的博客事件。2005年10月，新浪网推出大量名人博客，徐静蕾与韩寒名列其中。至2006年2月13日11时20分左右，徐静蕾的博客仅用112天就冲破1000万点击量大关，她也因此被戴上“中国第一博客”的桂冠。2006年3月，中信出版社推出博客书《老徐的博客》，意味着徐静蕾已完成了从网上到网下的征服。而点击量紧随徐静蕾之后的韩寒，则因为在2006年3月2日发表《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的檄文，批评评论家白烨，而导致了所谓的“韩白之争”，最终又引发了一场长达一月之久的网络混战。此混战以白烨等人纷纷关闭博客而告终。

无论木子美对博客写作带来了怎样的负面影响，她的所作所为都意味着博客知识的一次普及；与此同时，木子美也开创了博客写作的基本模式。而新浪推出名人博客，客观上又带动了博客写作，以致越来越多的名人与草根在众网站安家落户，这又意味着博客写作在经过某种修正和纠偏之后，已逐渐步入有序发展的轨道，博客写作模式也基本成型。那么，在展示价值的层面，博客话语又是如何运作的呢？下面笔者主要以木子美、徐静蕾和韩寒为名人博客写作代表，略作分析。

一、谁在写。此问题本来不难回答，但由于木子美并非实名开博，致使这个问题变得复杂了。我们知道，如果是面对印刷媒介的发表或出版，作者便是其著作文章的责任人。这时候，无论作者使用的是真名还是笔名，都意味着文章与作者建立起一种真实的关系。但是，网名却并非如此。一方面，借助于网名，作者可以把真实的“自我”身份隐藏起来；另一方面，通过网名的掩护，作者又可以让自己的“本我”登场亮相。这样，一个人平时在现实界不敢说、不能说、不便说的话，却可以在博客这一虚拟现实中畅所欲言。2000年，作家莫言上网不久之后就有了如下感受：“短短的上网经验使我体会到，人一上网，马上就变得厚颜无耻，马上就变得胆大包天。我之所以答应在千龙网上开专栏，就是要借助网络厚颜无耻地吹捧自己，就是要借助网络胆大包天地批评别人。”这虽然是愤激之词，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网络写作的真相。而在我看来，由于网名的使用，又让这厚颜无耻和胆大包天落到实处了。

木子美的博客写作便是这样一个经典案例。通过网名和博客，她为自己打造出一个虚拟的写作主体身份，从而也让本我获得了一次展示的机会。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本我遵循“快乐原则”，满足本能需要，它不受理性和逻辑之法则的约束，也不具有任何价值、伦理和道德方面的因素。在日常生活中，自我作为人格的“行政机构”，控制和统辖着本我与超我，并且为了人格的利益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往来，以满足人格的长远需要。具体到写作中，自我也应该是一个监控者和调节者。若调节失控、监管不力，或者会出现下半身叙事的情色写作，或者会形成缺失七情六欲的道德说教之作。但是在博客写作中，网名构建的虚拟写作主体却越过了自我的防线而直接与本我会合，结果，本我通过网名得以显山露水。木子美的博客写作虽然把事情做到了极端，须另当别论，却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某种暗示：大体而言，凡实名开博者，他们不得不让写作具有不同程度的自律意识，这意味着自我已在其中发挥着某种作用；凡以网名开博者，他们又在不同程度上去掉了现实世界的伪装，也更容易让本我处于某种活跃状态。这种活跃并不是说要像木子美那样身体叙事，而是说本我已经不再被严加管制了。一个名叫苏小妹的网友在评点“韩白之争”时指出，她在生活中是无法张口骂人的，“但自从开了BLOG，我发现，我其实也会‘骂人’，并也开始骂了。可以在自己的BLOG上随心所欲的涂鸦，不打腹稿地写一些不成样子的东西。想怎样写，就怎样写。不用担心能不能发表或公众怎么看，不必在乎格式、语法和内容，甚至可以不必在乎粗心时留下的错别字或标点符号。对于现如今，（差不多）人人肚子里都装着成千上百个汉字的我们，不是件‘可歌可贺’的事吗？人性可以尽情地释放，思想能够无拘束的表达，不是一件很开心又自在的事吗？当时代给了我们一个如此斑斓的世界，多姿的空间时，你会发现，竭力地压抑自己、束缚自己，其实是多么的愚蠢！”在我看来，这种状态就是本我的不受管制状态。

二、写什么。写什么的问题在木子美那里已变得非常清楚：写绝对隐私。但是如此一来，也让博客写作陷入到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昏暗之中。博客就其本意（网络日志）而言，与传统意义上的日记没有太多区别：两者都涉及自我的隐私，但是由于载体的不同，博客与日记却又不可同日而语。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日记的读者只有一个人，这就是作者本人；写作者不会让第三者来看自己的日记，更不会把它公之于众。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托尔斯泰对自己日记的做法和看法。自从托尔斯泰结婚后，他就为自己的日记有可能被妻子索菲亚看到而苦恼，而索菲亚则为看不到丈夫的日记而不安，于是夫妇之间为日记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到了托尔斯泰的晚年，日记之战逐步升级：托尔斯泰把日记藏在皮靴中，存进银行里，以便让它只属于自己，但索菲亚还是想方设法偷看了。当索菲亚又一次偷偷翻寻了托尔斯泰的文件，终于促使82岁的托尔斯泰离家出走。十天之后，他病死在一个小车站里。那么，为什么托翁会誓死捍卫其日记的私密性呢？他在日记中曾如此写道：“我过去不为别人写日记时有过的那种宗教感情，现在都没有了。一想到有人看过我的日记而且今后还会有人看，那种感情就被破坏了，而那种感情是宝贵的，在生活中帮助过我。”而在给索菲亚的一封信中，托翁又说：“每个人的精神生活是这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秘密，别人不该对它有任何要求。”如此看来，日记及其私密性在托翁的心目中占据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那是他灵魂的密室，也是不容被他人侵犯的精神财产。

但是，当日记由原来日记本中的记录而变成博客上的文字后，其性质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日记是留给自己读的，博客却是提供给别人看的，私密的叙事因而进入了公共空间。而由于看客的存在，写作仿佛变成脱衣舞，写作者有了一种裸露的快感，看客亦有了一种窥视的乐趣。波德里亚指出：脱衣舞的全部色情秘密就在于它是通过一种诗化的、缓慢的动作来完成的，就像电影慢镜头中的爆炸或坠落也是诗化的一样。“假如它的目的是暴露性器官，那它就应该尽可能地快速进行，但它很慢，因为它是话语，是符号的建构，是延宕的意义的精心制造。”博客写作也非常符合这一经典论述：作者的每日一博或几日一博，意味着文字脱衣舞延宕在一个长长的时间链条中，只要作者不关闭博客，他（她）就永远处在一个脱的状态。正是这种缓慢的节拍才吊起了看者的胃口，让他们加入到了看客的队伍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木子美的博客写作建构了一种标准而又绝对的色情展示/观看模式：在博客中，木子美是身体叙事的表演者和展示者，而闻风而动的看客则配合了她的表演，成为不折不扣的窥淫者。从此往后，这种模式就在很大程度上内化为博客写作的隐形结构。2005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博客写作者中，77%的博客用户认为博客是“表达自己情感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而占81.3%的博客写作内容是感性生活。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博客作者进入到情感叙事的状态之中，但表演与展示的基本功能并没有发生变化，裸露与窥视的基本结构也没有因此改变。因为就其本质而言，一个人的感性生活和情感状态，依然属于他的绝对隐私，这种私密的生活与情感原来属于传统的日记，如今却堂而皇之地进入博客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木子美裸露的是身体叙事，而更多的博客写作者裸露的则是自己的情感叙事，在裸露与供人观看的层面上，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三、怎样写。在徐静蕾和韩寒的博客那里，实际上已形成两种最基本的怎样写的模式：一种是私语絮叨型的，一种是大话攻击型的。更多的女性博客作者体现出前一种风格，而较多的男性博客作者则拥有着后一种色彩。

有人在描述徐静蕾的博客时指出：“徐静蕾的博客既不靠语言出彩，也不靠身体‘出位’，没有花花草草的男女‘胡椒’，也没有圈里圈外的杂碎绯闻。她靠的只是一种平实、淡定，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真实记录自己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心情好就多‘冒’几句，心情不好就蜷缩起来叹息几声。她信手记录着自己生活的流水账，同时也真诚关心朋友和周围人的生活状态。甚至认真地为友人征婚。”这种描述大体上是不错的，但也惟其如此，女性博客那种闺房私语式的写作方式也暴露无遗。而之所以如此写，应该与徐静蕾对博客的认识有关。在一篇博文中她如此写道：“博客原来不是用于思考的，博客一思考，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在笑。连我们家门前的那棵狗尾巴草都笑了。”既然让博客拒绝思考，博客写作也就只能记录人的感性生活的一面。于是，家长里短，鸡零狗碎的叙述与描写也就成了博客的一种写作模板。

大话攻击型的博客写作风格在“韩白之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首篇批评白烨的博文中，韩寒粗口上阵，其攻击性已跃然纸上。而随后的车轮大战，韩寒或者出语刻薄，或者骂语凶悍，并不时发明一些警句为其助威（如：“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最后也都是花圈”;“有些人，话糙理不糙；有些人，话不糙人糙”等）。此次战役结束之后，朱大可曾把韩寒取胜的原因之一归结为“犀利坚硬的秽语”，并指出：“文学以外的秽语，除了弑父和颠覆主流价值以外，还拥有一些更为复杂的功能：1．帮助言说者确立文化挑衅和道德反叛的姿态；2．增加言说者的暴力指数，击打对方的羞耻神经，令其彻底崩溃；3．最简洁的意识形态表态，以粗鄙的方式划清自己跟其他优雅群体的身份界线。4．秽语疗法还能成为精神压抑者的痰盂，抑或成为话语大麻，用以获取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快感。”这种概括既指出了攻击型博客话语的修辞特色，也阐明了它的巨大杀伤力。

事实上，这种大话攻击型的博客写作并非韩寒所独有，它已成为博客话语风格的常见类型。陈鲁民在分析那些热闹的博客时指出，博客其实是两部分人的天下，一是名人，二是敢出惊人之语者。后者要不题目起得惊世骇俗（如有博文题目为《我不娶赵薇的几条理由》），要不就是“博客内容要敢抬杠，唱反调，说大话，向名人大腕叫板……譬如，近日点击率最高的几篇文章，‘清华、北大已沦为二流学校’，颇耸人听闻，石破天惊，但无凭无据，信口开河，很像是当初没考进名校的失意者泄私愤；再有，刚喊过‘意大利万岁’的黄健翔，正被舆论批评，就有人推出‘黄健翔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易中天的讲座正在火热，便有人劈头一棒‘易中天的成功是国人的耻辱’；中国足球甲A刚开赛，就有人撰文‘中国足球解散的几大好处’；还有‘杨振宁的幸福生活是伪幸福’;‘超女就是一场弥天骗局’;‘现在流行吃软饭’等等，不一而足。反正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你说我也说，瞎说也是说，怎么热闹怎么说，怎么痛快怎么说”。而在我看来，这些大话式的酷语之所以能吸引人的眼球，就在于写作者已让其话语具有了一种表演性。在这里，平实的话语如同走路，信口开河般的说话仿佛跳舞，只有后者才能形成一种展示价值。于是，正如女性在絮叨中展示着其私语一样，男性也在雄起之中展示着酷语与秽语。二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打造出博客写作的热闹景观。

通过对谁在写、写什么，怎样写的简单分析，我们已约略看出博客写作的基本状况，其展示价值的轮廓也略见一斑。那么如此展示，对于博主和网站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意味着商机。所以展示价值最终接通的是商业价值，商业价值也成为展示价值的最后归宿。既然如此，博客写作又是如何实现其商业价值的呢？

3．展示价值与商业价值

博客虽然有“信息时代的麦哲伦”之称，但它显然并非仅仅提供信息，各网站之所以大兴博客，所看到的恰恰是博客能给它们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据报道，早在2005年，来自美国几个web2.0投资机构的1000万美元，已陆续打到方兴东的博客中国账户里。于是，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化博客之路，成为了方兴东考虑的一切。与新浪、搜狐等门户博客的商业试探不同，方兴东的野心是让博客概念在中国走向个人门户，甚至未来借web2.0的概念上市。而google收购blogger，美国在线拿下weblogs的时候，用博客挣钱，成为一项全球传染的新话题。步其后尘，新浪也终于在2007年9月着手启动博客商业化模式，准备以后网站将与博主五五分成。新浪网执行副总裁、新浪总编陈彤指出：“新浪的博客已经达到了商业化的相应规模，我们每天更新的文章有80万篇，每日的博客流量有2亿，如果按目前的流量与收入的转化标准看，可以每天创造40万人民币的广告价值，而一直也有广告商对在个人博客页面投放广告表示极大的兴趣。”于是，新浪向三千位流量较高的博主发出邀请，而包括韩寒、董路、李承鹏、靳羽西、孔庆东、叶弘等“名博”在内的一千余名博主已接受了新浪的邀请。

网站试图通过博客捞钱的做法并不让人吃惊，只是如此一来，博客写作也从一开始就变得不纯粹了。以新浪名人博客为例，新浪网之所以要把众名人生拉硬拽到自己的网站，其动机便是商业目的。有位博客写手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景观，兹引如下：“当博客在网络上走红的时候，新浪面对这块大蛋糕流下了口水。但是bokee、blogcn等一大批博客网站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形并且架上机枪大炮。自己手里只有一串串古怪的数字域名，怎么才能抢到一块蛋糕呢？新浪就想到了名人，甭管你是作家，还是演员，甭管你是实力派还是偶像派，甭管你是超男，还是超女，总会有大把大把的粉丝。我把名人请来开个博客，让他们写写自己的生活，贴贴图片，偶尔吵吵架，互相攻击一下，想不火都难。于是乎有了名人博客这个词汇。于是新浪通过人际关系约请到了第一批名人，然后雪球越滚越大，今天某某某开博了，明天某某某流量上千万了。名人最重要的就是让人记住自己，开个博客写写东西，粉丝们激情澎湃，网友们热血沸腾，顺便宣传一下自己和近期的作品，何乐不为。”如此看来，新浪网从最开始策划名人博客，其意图便十分明显：就是想在博客市场上获取属于自己的份额。而名人之所以半推半就开始了博客生涯，也是看到了博客写作能为自己带来额外的商业利益。于是，网站通过名人博客拉来了更多广告，名人又通过网站聚集起自己的粉丝队伍，网站与名人获益共赢的局面开始成形。

网站通过博客赢利容易理解，名人又是如何通过博客获益呢？依然以木子美为例。木子美在跳开文字脱衣舞之前，显然并无任何名气，但另类的博客写作却让她在网上暴得大名。网上成名后，她立刻就从虚拟界走向现实界。而随后的出书，频繁接受记者访谈，上电视做节目，一直到2005年开办播客等等，都可看做展示价值实现之后所获得的一种剩余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木子美已成为一种商业品牌，也成为一种商品符号。因此，展示价值的前期铺垫，最终给她带来的是一种符号价值和商业价值。而后来者如竹影青瞳、流氓燕、芙蓉姐姐等人，所走的基本上也是木子美的路数。有了这些成功者的示范，网上成名网下获益就成为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同时，借助于这种路数，一些博客写手也可以因此改换自己的草根身份，跨入名人的行列。这样，博客写作不但可以赚钱，而且还具有了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特殊功效。

韩寒、徐静蕾的博客自然不能与木子美的博客同日而语，但在追求商业价值实现的层面却区别不大。自从韩寒在博客上亮相之后，他就一直是以双重身份出现的：一方面他是职业赛车手，一方面他又是写手。而由于此前韩寒已经以诸多行为建立起一种反叛形象，所以，开博之后的离经叛道之辞既可看做是对其叛逆形象的不断维护和刷新，也可看做是不断发展、壮大粉丝队伍的一种手段。而在今天这个“眼球经济”、“粉丝就是生产力”的时代里，博客的人气指数与作品出版的销售指数显然存在着一种复杂暧昧的正比关系。书商路金波认为：“好的商业品牌就是简单的，好比波音是卖飞机的，耐克是卖运动服装的，而韩寒的作品，是卖给叛逆期的青年的，如17到20岁出头的男生，12到18岁的女生不等，为他们提供的是简单的、易于辨认的文学作品。”因此，如果说韩寒在开博之前已把自己打造成一种商业品牌，那么他的博客写作则通过对他两种身份的交互展示，进一步镀亮了这块商业品牌。当他的粉丝们纷纷把《光荣日》从书店请回自己家里时，这与其说是对其作品的青睐，不如说是对那个在博客上放狂话、写狠语、文字刻薄俏皮、又不乏正义感的反叛形象的信任。而无论韩寒是否承认这一点，其展示价值的实现，最终带来的都是商业价值的回报。

徐静蕾的博客是另一种情况，作为一个电影演员和导演，她的粉丝队伍自然蔚为壮观。网上有言：就是老徐打个喷嚏，也有几万人点击跟帖。此说应该不算夸张。于是，她的絮叨型博客也就有了存在的理由。开博不久便出书，对于她大概只能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她真正的目的应该是办好自己的网站——“鲜花村”（即“鲜花盛开影业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徐是该公司老板）。于是，当徐静蕾在2006年7月13日的博文中把文字和图片指向“鲜花村”的链接时，立刻引来诸多媒体报道和网友猜想，其中把徐静蕾将要“搬家”归结为商业原因的不在少数。虽然徐静蕾后来并没有搬离新浪，但她的种种举动（包括后来对电子杂志《开啦》的公告）已把她的粉丝顺利导向了自己的网站。这样，她的不断展示的过程其实就是借助于新浪地盘为自己网站不断进行广告宣传的过程，展示价值的结果依然是商业价值的实现。

由此看来，在博客大生产的进程中，网站与名人博客为了各自的商业目标，确实已结成了利益上的神圣同盟。而对于整体的博客写作来说，这种局面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为数众多的博客写作中，名人博客所占的比例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博主则是草根出身。但是，由于网站娱乐化与商业化的需要，它们会通过标题置顶、加粗、套红和编辑推荐等方式把诸多名人博客的博文（其中也包括出语大胆者的博文）推向网民的视野，而更多的博客与博文则沉入无法被人看见的黑暗之中。如此一来，网站仿佛变成了股市，名人便是“庄家”，草根则成了“散户”。散户为了不被“吃掉”，自然会想方设法向着庄家的行列挺进。而既然要获得庄家的殊荣，就需要打造符合网站需要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文。在这种娱乐化与商业化的双重塑造中，博客写作因此变得虚头巴脑、华而不实，从而失去了它本来应该有的素朴与端庄。

这就不得不涉及博客写作的轻率化与粗鄙化问题。真正的写作往往是精雕细刻、字斟句酌之作。写之前作者先要打腹稿，写之后还要反复修改，力求使文字畅达而优美。古人有“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或“求得一字稳，耐得半宵寒”之说，鲁迅有“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之辞，说的都是文章写作与修改的重要性。但博客写作往往是急就章，结构布局、遣词造句、反复修改等传统的文章写作套路通常很难体现出来。冉云飞曾是“天涯虚拟社区”一位优秀的博客写手，他坚持每日言说，日拱一卒。但即便如此，他的博客写作在技术层面也存在着一定问题。他自己也承认：“我博客上大多数文章都是急就章，也是早上即来即写即发，肯定有许多漏洞……我博客文章中有写得比较好的，也许将来可以收入我的集子，但大多数不是真正的写作，更不是一种学术研究，所以难免浮浅和有漏洞。如果将来可能收集博客上的文章而成一集子，一定会更加仔细的润色改动文字，将事实表达得更为清晰与准确。”连优秀的博客写手尚且如此，遑论更多的粗通文墨的博客写手。博客写作的轻率、草率由此可见一斑。

粗鄙化本来就是网络写作的特点之一，如今也在很大程度上延伸到博客写作中。一些博客热衷于搜集名人的隐私八卦，这是内容的粗鄙化；一些博客致力于耸人听闻的标题撰写，这是表现形式的粗鄙化；还有的博客奉行“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原则，于是就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撒野骂街，这是语言文字上的粗鄙化。而这样的博客往往又会得到网站的鼎力相助，这样，博客写作就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一条粗鄙、媚俗、哗众取宠的风景线，而它们最终损伤的是博客写作的精神气质。海姆指出：语言的力量存在于素朴之中，但由于粗鄙化在数字写作中盛行，精神的完整性变得日渐稀薄，语言的诗性气质也土崩瓦解。博客写作也是电子书写或数字写作的一种形式，我们今天所出现的博客写作景观，从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海姆的论断。

于是，有必要回忆一下昆德拉的描述与思考。在《笑忘录》中，昆德拉曾有过如下文字：“写作癖在政客、出租车司机、产妇、情妇、杀人犯、小偷、妓女、警察局长、医生以及病人中的不可避免的泛滥，在我看来，无非表明着每个人毫无例外都具有作家的潜质，乃至整个人类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走到大街上，大声叫喊：我们都是作家！”而为什么写作癖会在人们中间流行呢？昆德拉认为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无法忍受自己迟早会消亡，消亡到一个冷漠的世界里，默默无闻，无声无臭。因此，只要还来得及，他就要把自己变成由语词组成的他自己的世界”。如果说在昆德拉的描述中，写作癖还多少带有一种想象的、夸大其辞的成分，那么自从有了博客，全民写作的时代已真正到来，写作癖也才算是真正落到了实处。然而这样一个时代到来之后，我们固然已享受到它的诸多好处，却也因此遭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困境。昆德拉说：“如果有一天（这一天为时不远了）所有人一觉醒来都成了作家的话，那么普遍失聪、普遍不理解的时代就降临了。”

如今，博客写作已把我们带入到这样一个时代之中。于是，虽然我们都在喋喋不休地言说，我们的喋喋不休又造成了众声喧哗，我们似乎也在享受着信息的盛宴，但我们却有可能进入到一种失聪、失明、失忆的状态。也许，这正是展示价值实现于博客写作之中的最后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