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要著述_钢和泰学术评传-QQ阅读男生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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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著述

从1918年起，到1928年上半年，钢和泰一直在北大讲授了梵文和古印度宗教史两门课程。时间长达约十年之久！一般都说他是北京大学的正式教授，但具体时间始于何时，尚待查考。不过，据北京大学档案室藏1920年11月《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记载，任本科哲学系外国讲师。由此可以推断，钢和泰刚到北大时，一定经过一段时间讲师经历之后，才当上教授的。根据钢和泰去世后，1937年4月12日哈佛燕京学社理事会的会议记录，其任北京大学梵文教授的时间是1925—1929年。

这十年中，钢和泰久居东方古都北京，从来没有离开过。可算是钢和泰男爵真正的“初识北京”。这十年中，钢和泰过着恬淡的教书生活，对他这位贵族出身的男爵来说，这种生活相对稳定但丝毫不富裕。尽管如此，他很满足，努力工作，孜孜不倦，而且广交国内外各界朋友，参加各种学术和社交活动，结识了大量在京的各界名流。久而久之，他开始喜欢中国、喜欢北京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都！他开始规划并实施自己的学术伟业，他发表了大量的让中国学术界发人深省、让国外学术界嫉妒艳羡的学术成果，培养了好些梵、藏文佛学人才。他的学术方法为中国学术界带来了一缕新风，使国内有关学术领域为之一振！

这段时间的主要著述有如英文写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钢和泰（1923·3）：《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The Phonetic Transcription of Sanskrit Works and Ancient Chinese Pronunciation），胡适汉译后刊于《国学季刊》1923年第1卷第1期，第47—56页。以下简称“钢和泰（1923·3）”。、《十八世纪喇嘛文告译释》钢和泰（1923·4）：（英文）《十八世纪喇嘛文告译释》（Remarks on an Eighteenth Century Lamaist Document），载《国学季刊》1923年第1卷第3期，第401—412页。以下简称“钢和泰（1923·4）”。、《希腊与印度》钢和泰（1925·1）：（英文）《希腊与印度》（Hellas and India），载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925），第441—445页。以下简称“钢和泰（1925·1）”。、《论诸神变》钢和泰（1926·2）：（英文）《论诸神变》（On Certain Divine Metamorphoses），载《中国科学美术杂志》（China Journal ofScience and Arts）1926年第4期，第57—61,111—115页。以下简称“钢和泰（1926·2）”。、《诸佛菩萨圣像赞评注》钢和泰（1928）：（英文）《诸佛菩萨圣像赞评注》（Remarks on the Chu Fo P'u-sa Sheng Hsiang Tsan）与于道泉的汉译文《馆藏诸佛菩萨圣像赞跋》，同时刊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Bulliten of the Metropolitan Library）第一卷第二号，1928年，1—9页。以下简称“钢和泰（1928）”。，法文写的《一七三四年班禅喇嘛告谕译释》钢和泰（1925·2）：（法文）“Notes sur un décret du Pan-chen Lama date de 1734”，载《北京政闻报》（Politique de Pekin）1925年第14期，第300—302页。此文后由吴宓译成《一七三四年班禅喇嘛告谕译释》刊发于《学衡》第43期（1925年7月）。以下简称“钢和泰（1925·2）”。等。此外，还出版他在中国的第一部专著，那就是由梁启超等推荐，由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亲自编辑的英文佛教文献梵藏汉对勘著作《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钢和泰（1926·1）（专著）《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16开，全书正文236页，另有序言等26页。以下简称“钢和泰（1926·1）”。。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论文《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和专著《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

《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可以说是中国语言学史上划时代的一篇学术论文，原用英文写成，题为“The Phonetic Transcription of Sanskrit Works and Ancient Chinese Pronunciation”，是由胡适先生译成汉文后发表在《国学季刊》1923年第1卷第1期（47—56页）上的。这篇论文首先在中国提出，应仿照西方学者推求印欧原始语言方法，用比较语言学推求中国原始语言，并指出：从发音学重构中国古音，存在中文象形会意、不用音标，与汉语最接近的藏语、暹罗语均无古书等两大困难，以及用方言与日本、安南、朝鲜文中的汉字读音比较，从古韵表考见韵母分类，和中外文互译对音等三条研究途径，提示中国学术界注意欧洲学者伯希和、高本汉等人的研究进展，强调研究古译音对于中国音韵沿革史、印度史、中亚史的至关重要。受此影响，《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发表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就外国古来传述中国语观其切音，就中国古来音译外国语反求原语发音；第3号又发表潘尊行的《原始中国语试探》，进一步讨论钢和泰文所指出的中国古音不易推求的两个原因，分析以章太炎、黄侃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音韵学研究的成就与局限，指出运用比较语言学的必要，引起不同意见的辩论。桑兵（1999），第156页。对此魏建功先生（1901—1980）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历来研究古音的人们都注意在死材料，更不注意他种语言的参考，这时新近的方向，用梵音来考订古音，而大辩论从此开始。” 魏建功（1926）。此外，钢氏之文更积极的意义在于使国人知道高本汉的成绩，由此开始大量翻译介绍齐佩瑢（1944）。，中国音韵学因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而我们再读一下罗常培（莘田）先生在其名著《唐五代西北方音》“自序”开头的一段话，对钢氏此文之影响就理解得更透彻：

自从1923年钢和泰（A.von Staël-Holstein）发表了那篇《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之后，国内学者第一个应用汉梵对音来考订中国古音的，要算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因为这篇文章虽然引起了古音学上空前的大辩论，可是对于拟测汉字的古音确实开辟了一条新途径。我在《知彻澄娘音读考》那篇论文里也曾应用这种方法考订过中古声母的读音问题，我相信如果有人肯向这块广袤的荒田去耕植，一定还会有更满意的收获！罗常培（1961），第1页。

可见钢和泰是第一个利用汉语音写梵书的材料探求中国古音的第一人，他的方法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汪荣宝、罗常培诸学术大师。开启了中国音韵学研究的一代先河。

而1926年出版的英文著作《大宝积经迦叶品汉藏梵六种合刊》则让语言学、梵藏汉佛教文献学、佛教史学等领域的学者们振聋发聩、耳目一新。全书正文236页，另有序言等26页。这是钢和泰来到中国后出版的第一部专著。此书的编撰早在钢和泰男爵任教于圣彼得堡帝国大学（1909—1912）期间就开始了，1917年到了中国之后，钢和泰继续进行这项多语种的佛经对勘研究工作，大概在1922年与梁启超先生认识的时候已经编就。从上文可知，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与钢和泰男爵的通信中有关此书的编排往来书信始于1922年，那就是说书稿就是在1922年交给商务印书馆的，也就是男爵与任公先生认识不久的时候。任公先生不但推荐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而且还为之撰写了序言，在序言中郑重其事地表明“很盼望他的精神能间接从这部书影响到我们学界”。钢和泰（1926·1），第III—IV页。也请参见梁启超《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文六种合刻序》，《饮冰室专集》七，第84—85页。由此可见任公先生对此著推崇之程度。

此书将大宝积经迦叶品的梵本、藏译本和四种汉译本即《佛说遗日摩尼宝经》（后汉月支国三藏支娄迦讖译）、《佛说摩诃衍宝严经》（一名《大迦叶品》，晋代译失三藏名《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二）、《普明菩萨会》（第四十三，失译附秦录勘同编入）、《佛说大迦叶问大宝积正法经》（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传法大师臣施护奉诏译）。进行逐段排列比较对照，这不但要耗费时日，而且必须是对佛教经典熟悉、佛教造诣深厚并掌握多语种的天才语文学家才具备完成这种科研的根本基础。无疑钢和泰是这样一位难得的天才。这部书的出版，让人们了解到光凭汉译本研究佛经是多么的危险，因为有许多译本与梵本出入太大，错讹太多，用这种方法可以让读者对各种译本中的错误一目了然！其用途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任公先生所说：“我们有了这部合刻本，第一，可以令将来研究梵文藏文的人得许多便利，增长青年志士学梵文的趣味，为佛学开一条新路。第二，用四部译本并着读，可以看出翻译进化之迹及其得失，给将来译家很好的参考，就这两点论，我们学界拜钢先生之赐实在多多了。” 钢和泰（1926·1），第III—IV页。也请参阅梁启超《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文六种合刻序》，《饮冰室专集》七，第84—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