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活跃的社会活动家_钢和泰学术评传-QQ阅读男生轻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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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跃的社会活动家

除了发表大量掷地有声的精彩论著之外，生性好动、喜欢游历的钢和泰虽然此时没有周游世界的经济能力，但在北京，他却经常出没于各种社交场合，尤其是那些外交和学术场所，结交了不少朋友，也赢得了对方的尊重和喜爱。据有关材料看来，当时钢氏俨然是一位颇受北京上流社会和学术界欢迎的活跃的社会活动家。

在北大，除了讲课之外，他还参加了各种学术活动，而且积极投身其中。比如他应邀曾在北京大学做过多次学术演讲：1920年6月，钢和泰在北大发表演讲，题为“玄奘与近代之史学研究”，认为以《西域记》为代表的古印度游记多成于中国人，是研究中亚各国古史的重要依据和近代史学新发现的引导，希望中国学者发扬前人研究学问及记载真确的精神，“表现出同样的热忱，贡献出同样的著作” 钢和泰（1920）：（讲演）《玄奘与近代之史学研究》，载《北京大学日刊》第637、638号，1920年6月18日、19日。以下简称“钢和泰（1920）”。，给人以鼓舞和启示。1922年底，钢和泰在北京大学25周年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近年新疆的考古学上的发明”，由胡适担任口译，演讲稿发表后，引起同校教授叶瀚关于般若经的两点质疑。胡适代钢氏作答，指出所疑二点皆是叶的误会，而非钢的错误。答词中对迦叶品的如数珍宝，显然得益于深通宝积经的钢和泰。钢和泰（1923:1）；叶瀚（1923）；胡适（1923）。参阅桑兵（1999），第155页。这次演讲后来也刊发在了《北京大学日刊》上。钢和泰（1923·1）：《近年新疆考古学上的新发明》（钢和泰演讲，章廷谦笔记），《北京大学日刊》第1151—1153号（1923年1月10—12日）。以下简称“钢和泰（1923·1）”。

当然，京城的各种学术协会和社会活动也一定是少不了钢和泰的身影，而且这些协会和活动的参加者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学术大师或社会名流。

1923年，北京的东方学会成立，发起者为汪荣宝汪荣宝，生卒年不详，成都人。清末名流。工书，能诗文，精目录、校勘之学，收藏金石字画甚富。曾任广雅书局提调。官至广东按察使。参见罗文林、汪荣宝（1988）。、柯劭忞柯劭忞（1850—1933），近代史学家。字凤荪，号蓼园，山东胶州人。光绪间进士。清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侍讲、京师大学堂监督等职。1914年任清史馆总纂，参与《清史稿》中天文志及儒林、文苑、畴人等传的编纂。晚年综合前人有关蒙古史及元史研究成果、撰成《新元史》。所著尚有《译史补》、《春秋穀梁传注》、《文献通考注》等。、陈三立陈三立（1852—1937），宁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州（今修水县人）。清末著名诗人，爱国知识分子，其父陈宝箴是清末维新派的主将，其长子衡恪（师曾）是近代画家，三子寅恪是现代著名史学家。晚清“同光体”诗的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古典诗人”，有《散原精舍诗》、《续集》、《别集》及《散原精舍文集》等传世。关于陈三立，请参阅《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第74—75页。、辜鸿铭、叶尔恺叶尔恺，字伯皋，亦翰林，亦隐居念佛。生卒年不详，清末名流。曾参与编撰《清史稿》，曾任云南提学使、陕西学政等职。、郑孝胥郑孝胥（1860—1938），近代诗人，书法家。字苏堪，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省闽侯人。清光绪八年（1882）中举人。历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京汉铁路南段总办、督办广西边务。宣统三年（1911），任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清亡后，以遗老自居。最后叛国投日，从溥仪出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有《海藏楼诗集》（13卷）等传世。、王国维、罗振玉等。筹议之际，曾公宴中外名人，如铎尔孟法国著名汉学家安德烈·铎尔孟（Andre d'Hormon,1881—1965），字浩然，是法国著名诗人，早在1906年的清末来到中国，一住就是48年，对中国文化造诣颇深，也是中国近代历史沧桑变革的见证人。曾在中法大学教授法国古典戏剧，法国近代诗与中译法的翻译课程，亦受聘在北京大学兼课。他是著名法文翻译家李治华的老师。、钢和泰、尉礼贤尉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德国人，原名理查德·威廉，来中国后取名卫希圣，字礼贤，亦作尉礼贤。1899年，尉礼贤来中国青岛传教，为基督教同善会牧师，逗留至1921年，在华时间长达22年之久。1921年返回德国，次年再度来华，任德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后应蔡元培校长之聘任北京大学教授。1924年底，尉礼贤回国，1925年在法兰克福大学创建了德国第一所中国学院，担任该院院长。1931年3月1日，尉礼贤卒于图宾根，逝年57岁。尉礼贤曾将《论语》、《易经》等译为德文出版，还撰写了《实用中国常识》、《中国之灵魂》等研究中国文化的专著。、福开森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美国在华传教士、报业主。华名福茂生。出身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牧师家庭。1886年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1888年被派遣到南京传教，曾任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秘书和该会一杂志的编辑。并在南京设立汇文书院，自任监督（校长）。先后出任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首任监督、淞沪铁路会办和盛宣怀、端方的顾问。光绪二十五年（1899）从英人丹福士手中购得《新闻报》的股权，控制该报达30年。先后担任亚洲文会会长、华洋义赈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董事、副会长等职。清光绪33年至宣统二年（1907—1910），掌控《上海泰晤士报》。1921年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华盛顿会议。1917—1928年任北洋政府顾问。国民党统治期间，担任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1936—1938年任国民党政府顾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2年被遣送回国。等，徐森玉徐森玉（1881—1971），名鸿宝，字森玉。文物鉴定家，金石学、版本目录学家。祖籍浙江吴兴，迁居江苏泰州。曾应科举试，得中举人。1900年考入山西大学堂研习化学。后历任奉天将军署文案等职、历任北京京师图书馆委员会委员兼编纂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西北科学考察团常务理事等职。1949年后，主持上海市文物保护工作。1960年兼上海博物馆馆长及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同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参阅《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第652页。、沈兼士也出席。桑兵（1999），第216页。

1924年1月4日（星期五）下午赴公使达夫伦替斯（Darfluentes）侯爵茶会，会见西班牙文学大家布兰塞·伊兰尼（Blases Ilanes）。布兰塞·伊兰尼（Blases Ilanes），著作甚多，其“Four Horsemen of the Apokalypse”（胡适日记中译为《四位阿波卡里朴斯的骑兵》），曾演为影戏，风行一时。见《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与会者大多是住北京的各国知名之士，有胡适、蒋梦麟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1919—1946年，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蔡元培掌校期间，长期任总务长，三度代理校长，1930年冬任校长。1946年6月离开北大。先后主持校政17年，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1964年病逝台北。著有《孟邻文存》、《东土西潮》、《新潮》、《中国教育原理》、《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演进》等。、辛博森辛博森（Lenox Simpson），清末民初来华英国记者，笔名为Putman Weal，著有《消失的帝国》（The Vanish Empire, London:Macmillan,1926）。、文纳，以及日本公使芳泽谦吉芳泽谦吉（1874—1965），日本大正、昭和时期外交官。一生外交官生涯中，大半时间驻在中国。等。

同时，由于钢和泰在学术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各种荣誉性的头衔也接踵而至：

1926年6月，钢和泰男爵被选为故宫博物院委员会委员，是当时唯一的外籍委员。据1931年2月18日钢和泰男爵致蔡斯教授信函注释可知：“1926年，我被选为故宫博物院委员会委员，当时我是唯一的外籍委员。”

1927年2月，被聘为北京大学国学门导师，属于“方言研究会”导师，刘复任主席，导师有王国维、陈垣、钢和泰、伊凤阁伊凤阁，全称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AлеексейИвановичИванов, 1878—?）。1901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汉满语专业。1902年来华学习汉文，任译学馆俄文教习。1904年回国，1909年任圣彼得堡大学副教授的伊凤阁是第一个注意到科兹洛夫在哈拉浩特（黑城）劫回的西夏文物的俄国学者。他在大量手写本中发现了汉语-西夏语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先后写成《西夏语简介》（载《帝俄科学院院报》第6种第3卷，1909）、《西夏语考》（1909）、《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1916）、《西夏文献》（1918）等。伊凤阁的学术成就，为俄国西夏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1922年8月，伊凤阁到北京，1923年7月以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24年中苏建交，伊凤阁任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加拉罕的汉文参赞。其学术论文《西夏国书说》刊于《国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23）。、柯劭忞、陈寅恪等学界名流。 1917年底，北大文、理、法三科分别成立了研究所，1920年又增设了地质研究所。1922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1923年初《国学季刊》创刊。当时（1927）的所长是蔡元培（孑民）、余文灿代理所长，沈兼士任主任。

同年7月和9月，钢和泰男爵接到东京（法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合办的）法日会馆（the Maison Franco-Japanaise）法日双方主任的邀请，请他加入研究所，成为其中一员，住房免费，每月400日元，讲课另付酬金。可是他断然拒绝了这一邀请。直到1937年他去世前，欧亚各地源源不断向他发来类似邀请，都被他婉言谢绝。同年9月，被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讲师。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钢和泰男爵早在1927年初就开始了在北京筹办他的中印研究所（Sino-Indian Research Institute），并多方寻求支持，这在1月28日美驻华使馆（位于北京大洋宜宾胡同19号）官员毕安祺毕安祺，即卡尔·惠廷·比肖普（Carl Whiting Bishop,1881—1942）的中文名。生于日本。美国东方考古学者，美国史密斯苏尼博物馆（The Smithsonian Institute）古迹调查代表。1915—1934年间曾三度来华考古。1918—1920年兼任驻华使馆海军副武参赞。除写过许多考古论文外，还著有《东方文化起源简介》（The Origin of Far Eastern Civilizations: A BriefHandbook）（1942）一书。此据《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1981）第42页。但依据毕安祺与钢和泰通信可知，直到20世纪30年代，他还在美国驻华使馆任职。给钢和泰的信函中可以明确得知，后者除了因为对一尊镀金铜制雕像困惑不解而致信求教于钢氏（地址是北京东城区笔管胡同，部分内容无法辨识）之外，明确提到“我很高兴能够对您说，我已经按时开始了有关您的喇嘛庙和中印研究所的报告”云云。而工夫不负有心人，同年8月，钢和泰得到位于越南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the É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 Hanoi）资助2000美元（相当于2160银元），以支持他在北京的中印研究所的研究工作。这大概是钢氏筹建中印研究所之初得到的一笔不菲的经费资助，这笔资助使得研究所的工作可以正常进行。后来，钢和泰在1929年正式就任哈佛大学中亚语文学教授之后，该研究所被哈佛燕京学社“收编”，从此，成为当时在中国的中印研究方面的一个重镇。当然这是后话。有关中印研究所，下文将另有详述。

钢和泰男爵教学与社会活动之频繁，我们不能事无巨细，一一描述，但是我们在此可以摘录一下《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王启龙：《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中华书局，2008年。以下简称“王启龙（2008）”。中1921年的部分活动记载，就可以窥见其繁忙活动之一斑了：

约在年初（日期不详，字迹不清）查尔斯·艾略特从东京回信，感谢钢氏去信确认已经按时收到他1920年9月寄出的信函及《撰集百缘经》（Avadanasataka）。

5月11日，胡适先生“与Baron Stael-Holstein（钢和泰男爵）, Prof.Bevan, Mr.Gravi同去参观京师图书馆”。24日，胡适到俄旧使馆赴宴“同席的为钢和泰男爵与丁在君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1887年4月13日生于江苏泰兴，1936年1月5日卒于湖南长沙。中国地质学家。丁文江早年留学日本（1902）、英国（1904）,1911年获得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学士学位。同年回国后担任中华民国政府的首位地质科长。丁文江是北京大学最初聘请的15位研究教授中的第一人，去世前的最后职务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关于丁文江，可参阅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国际文化传播中心、海南出版社，1993年。 ”。

27日，“七点，文友会在来今雨轩开会，到者二十七人，钢男爵演说《佛陀传说中的历史的部分》，钢先生是俄国第一流学者，专治印度史和佛教史”。转引自钱文忠（1997）。

6月16日，钢和泰致信Crane先生，信中曰“随信附有外贝加尔（Transbaikalia）宗古寺（满洲里和Tchitu之间）活佛大札。希望你别介意我信中提醒你对活佛鼎足顶礼。……祝你旅途愉快”等等。此信随即的材料（Enclosure）左有藏文满文上下排列，右有转写。此处只录三行转写：Nomun-HanGanjioorba gegan/Bandida Kambo ha-ma Doramba Tsiren-piloff/Tsanit Kambo lharamba Agadan。显然，钢和泰男爵又在为人解惑释疑。

9月22日，据胡适日记载，钢和泰先生邀请他与梁启超、丁在君赴晚宴。胡适还谈到了钢氏最近的学术研究，“钢先生近治《宝积经》的一部分，用四种中文译本与梵文本及藏文本对勘，用力至勤，极可佩服。近来他又研究菩提流支译的《大宝积经论》（金陵本）《大宝积经论》梵名Maha-ratnakuta-dharmaparyaya-parivarta-tika。凡4卷。安慧著（据藏译本），北魏菩提流（留）支译。此论虽名为大宝积经论，然并非唐代菩提流志所编译之大宝积经全经120卷之释论，而只是第43会普明菩萨会（即“古宝积经”）之注疏。本论另有藏译本，收于《丹珠尔·经疏部》。参见星云、慈怡（1989）页912上。，用藏文本对校，校出许多错误来。……钢先生这番功夫，于我们大有益处。他期望大学能设一个Department of Indian and Central Asian Philosophy（印度与中亚语文学系）。” 转引自钱文忠（1997）。

9月25日，胡适先生为钢和泰事致函蔡孑民（元培）先生，信中说：“钢和泰先生前夜谈及巴黎、伦敦、柏林之东方学者先方着手整理《佛藏》，有信请他在中国方面觅人分任此事。他把信给我看了，信上说他们可以供给他需要的书报杂志等。他因谈起，北大可以向欧洲各东方学研究机关索取各种书报，他可以担任通信接洽的事。……我又想图书馆本有‘东方室’久同虚设，不如给他管理，将来一定有大成绩，因为他的学业名望是欧洲东方学者都公认的。”

10月23日，胡适“读钢先生的古印度史讲义稿；其首论梵文一篇，甚有用”。

10月24日下午，胡适“为钢男爵译述二时”。

10月31日，胡适“为钢先生译述二时。钢先生因为我肯替他翻译，故他很高兴，此次的讲义皆重新写过，我也得许多益处”。

11月7日、14日，胡适“为钢先生译述二时”。以上均转引自钱文忠（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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