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霍布森：《帝国主义：一项研究》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并没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而他们不可能有这方面的论述。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项研究》（J.A.Hobson, Imperialism:A Study,1902）是第一部从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全面分析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著作，在研究上有很高的建树，但它似乎并没有引起后殖民批评家的充分注意。

霍布森在《帝国主义：一项研究》1938年版导言中，对这部书的主旨作了简要而精确的概括：“本书的论点大意是说，虽然骄傲、威望和好斗等各现实而有力的动机，和比较利他地自称文明的使命结合在一起被表明为帝国扩张的原因，但主导的直接动机却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出口阶级对市场和有利投资的需求。”

从这段话的后面一句“主导的直接动机却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出口阶级对市场和有利投资的需求”中，我们可以看到，霍布森对于帝国主义的分析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即从经济需求的角度解释帝国主义的成因。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霍布森认为：“我的看法是，所有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制度已经到了这种阶段，生产力受到了分配不平等的束缚；利润、地租和其它剩余产品的过度剩余，必然要长时期地致力于过度储蓄，以期提高并无购买消费品的相应出路的生产力。由于这种储蓄找不到更多工厂和其它资本设备的有利用途，于是过度储蓄的动力逐渐受到阻碍。但它也设法利用政治权力来向国外市场寻求出路，因为国外独立的市场都已封锁或限制，于是获取殖民地、保护地和其它帝国发展的地区，就成为国家政策中更为迫切而有意识的活动了。”

霍布森还进一步看到了马克思所未能看到的帝国主义较之早期殖民主义的恶化，看到了帝国主义巨大的掠夺性和破坏性，并认为它会导致自身的崩溃，“帝国主义在其竞争方面，的确在其本身种下了使自己崩溃的种子，必然会导向对生命的财产更多破坏的冲突。诚然，帝国主义之角逐日益缩小的获得地盘，会加强占有的国家和未曾占有的国家之间的斗争，以至于毁灭文明的组织”。霍布森从市场需求这一经济动力的角度论述帝国主义扩张，并且分析了它的毁灭性的后果，应该说很有洞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思路可以说上承马克思、恩格斯而下启列宁。

不过，在出路上，霍布森却较马克思、恩格斯及后来的列宁要温和的多。霍布森并不具有阶级斗争的视角，因而看不到帝国主义崩溃的途径，“究竟人类逐渐进化的理性和社会性是否已经进步到足以提供非常强大的保卫力量，以反对这种帝国的掠夺性，这是今天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说到底，霍布森是站在资本主义内部批判帝国主义的，他仅仅批判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政策，并不反对资本主义本身。

在上面那段话的前面两句话中，霍布森对于“骄傲、威望和好斗等各现实而有力的动机，和比较利他地自称文明的使命结合在一起”的帝国主义的“根据”表示不满。西方18世纪启蒙主义以后，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辩护的生物进化论、文明使命论等观点成为西方主流话语。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揭露批判了殖民主义的暴虐行为，但他并没有具体涉及西方殖民主义的自我合法化理论。在我看来，霍布森更重要的贡献在于他首次较为全面地揭示和批判了生物进化论、生物社会学、文明使命论、文明托管论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理论。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原初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和生物社会学。这种理论认为，像一切生物一样，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自身的进步，必须建立在淘汰性和破坏性的竞争中。地球必须为具有最高效能的种族所居住管理，此等人种必须依靠征服、剥夺低劣人种而获得权力，“人类进步需要维持各族竞争，在竞争中最弱的种族将趋失败，而有‘社会效能’的种族应长存并昌盛。”“这一规律能够解释和辩明欧洲人在亚洲、非洲、大洋洲和我们开发的全部殖民地的侵占领土。”霍布森在《帝国主义的科学的辩护》一章里，批判了这种“帝国主义的论调”。霍布森认为：现代人类早已超越为了生存而进行原始竞争的阶段，“现在是把他们早期竞争节余的全部精力完全用于为其它扩大的更复杂的生活目的的竞争上，即为康乐和财富，为地位和荣誉，为技能、知识、声望、甚至更高级的自我表现形式，以及为他们的同胞服务的竞争上，在所谓利他主义或公共精神的个性扩张上，个人以及他的同胞是一致的。由于停止较低级的竞争，个性并未受到损害，反而大有所得”。在一个民族的内部所进行的这种更为高级的竞争，为什么就不能运用到种族和国家之间呢？帝国主义的说法是“收益递减律”，即土地有限的资源，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因此必须有领土的扩张和竞争。霍布森认为，这同样是生物初期的产物，“当各国向着文明前进时，就无须乎为土地和食物而互相争斗来维持日益增长的人口，因为加强掌握工艺，就可以使它们依靠征服自然而不是依靠征服人类同胞去取得它们所需要的东西”。

霍布森以“生物学”的“杂交”论来对抗“淘汰”论。他认为：“生物社会学派专门注意竞争的简单形态及个体和种的直接斗争，排斥作为整个有机体进化手段的‘杂交’的重要作用，没有再比这些更能显示它们的浅见了。”按照生物进化的规律，“杂交”有利于物种的改变，而要把“杂交”受精的规律应用于文明或“社会效能”，最需要的就是国际主义。

在生物进化论和生物社会学基础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发展出了文明使命论和文明托管论的思想。它的主要意思是，为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处于高级文明的西方国家有责任向落后的殖民地国家输入文明，或者进行文明托管，哪怕强迫也在所不惜。霍布森以“帝国主义和低等各族”一章的篇幅，论证所谓“文明使命”论完全是帝国主义为侵略殖民地找出的漂亮借口，其实际目的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统治者有时解释的扩张国家的排他性利益，看来是对热带和低等民族每次新采取的支配的主要动机，而不是全世界的福利，那种国家利益通常意味着一小撮商人、矿山主、农场主、或投资者等的直接的物质上的利己心，他们要为它们的私利来处理低等民族的土地和劳动”。霍布森认为，所谓“文明托管”事实上也完全做不到，因为托管必须由代表国际利益的组织出面，而现在的情形是，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主张单独的权力支配，谋求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文明托管”只能是一句空话。

（二）

对于后世的后殖民批评来说，霍布森《帝国主义：一项研究》的第二篇第三章“道德和感情的因素”具有独特的价值。站在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的霍布森，并没有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西方视为一个同一体，而是具体分析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话语与当地利益和权力集团的关系，并揭示了这种话语如何被强加于大众、从而形成一种普遍性知识的过程。

霍布森认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动机完全在于少数集团的利益，这些集团需要国家权力的配合，因此需要国内大众的支持。获取大众支持的手段，在于利用“种族的原始本能”，将上述生物进化论、生物社会学、文明使命论、文明托管论等殖民话语演化成为公众接受的知识。霍布森细致地分析了政党、教会、新闻、学校这四种主要工具在构造知识过程中的作用，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帝国主义的工业和金融势力就是这样通过政党、新闻、教会、学校发挥作用的，把那些竞争、支配和贪得无厌等原始欲望加以荒谬地理想化，以此来形成舆论，以使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得以占领这些民族的土地并依靠他们的劳动为生；同时经济学支持这样的议论，说我们征服和统治低等民族的事业正是我们参加国际间分工；历史学则想出理由来证明为什么过去帝国的教训不适用于我国，而社会伦理学则为‘帝国主义’的动机擦粉，把它说成是愿意担负起教育和提高‘幼稚’种族的‘任务’。”为少数统治者谋利益的殖民话语，就这样逐渐成为西方的普遍性知识。霍布森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分析，及对于知识构建过程本身的考察，应该说是很精辟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习惯于整体化处理西方的当代后殖民批评较霍布森尚且有所不及。

萨义德对于霍布森的评论，出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他说：“最早的可能也是最著名的系统的欧洲批评——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项研究》（1902），攻击了帝国主义的残酷经济，资本出口、与无情力量的联盟及‘文明’的面具。但这本书并没有对‘低等民族’的概念提出批评，这是一种霍布森认为可以接受的思想。”这就是萨义德对于他所承认的“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系统的帝国主义批评”的评论。萨义德对于后殖民批评的前辈，较为苛刻，上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指责就是一例。比较而言，他对于霍布森算是客气的了。他提到了霍布森对于帝国主义的批判，然而，他接着以一句霍布森没有否定“低等种族”的话打发了他。事实上，霍布森关于种族问题的思想并不像萨义德说得那么简单。

作为一个欧洲人，霍布森的种族优越思想显而易见，譬如他在批判帝国主义的时候，主要抨击帝国主义没有真正地做到“文明使命”和“文明托管”，似乎默认了西方较之于“低等民族”的优越这样一个事实。不过，霍布森在批判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的掠夺和破坏时，已经开始对欧洲种族优越的思想提出了疑问。这一点在霍布森谈论亚洲问题的时候，表现得较为明显。

霍布森谈到，在我们认为非洲人种是“野蛮或幼稚”的时候，同样看待亚洲如印度和中国却不见得合适，因为亚洲文明较欧洲文明还要古老。如果我们将他们目前“在自然科学的较新发展及其在工艺上的应用”上的“落后”视为种族低级的证明的话，那么我们必须首先要证明他们日后不会有较大的发展。另外，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一说法意味着我们拥有了衡量社会进步的同一标准，“这种社会进步已经在保证人类生活与其稳定的环境之间几乎完全适应方面达到了目的”。

霍布森在这里其实已经接触到了今天的后殖民批评的核心概念，即西方中心主义与社会普遍性的关系问题。霍布森很明确地说：“西方之主张用政治的和军事的霸权来教化东方，最后必须依靠这样的假设，就是文化无论在其表面发展上多么不同，其根源只总是一个，而且是相同的，即它们都有共同的性质和土壤。”霍布森倾向于反对这一假设，他认为印度和中国在物质方面可能不如西方发达，但这是文明的差异，印度和中国由此所带来的长处也是西方所不具有的，“从政治和工业的斗争中以及中国从军事活动中省下来的精力，一部分用于培养家庭生活和个人行为方面某些朴素的品质，一部分用于广泛普及某些真正的精神生活，这种精力在印度受深刻的宗教和哲学的深思默想所鼓舞，在中国则受比较实际的、功利主义的智慧所鼓舞。这些东方文明曾经单独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能使其流传至今的许多特质，对于突然成长起来的西方文明来说，确实是应当深切关怀的事情。甚至这样说也是正确的，就是这些比较年青的和不稳定的文明的持续，有赖于打开东方智慧的宝库”。由此出发，霍布森反对西方现代文明对于东方文明的破坏，认为，“为了满足商业上的某些迫切的欲望，或权力上的某些贪欲而胡乱破坏亚洲的具有特征的制度，是对世界文明的真实的进程所能想象的最不幸的盲目曲解。为欧洲的利益而依靠强力统治亚洲，并托辞是教化亚洲和提高它的精神生活水平，来为这种统治辩解，将被历史判成是帝国主义的极端错误和愚蠢”。

马克思曾将亚洲的新生寄托在欧洲对于古老亚洲的彻底破坏上，因之被萨义德指为陷入了东方学的视野。霍布森在此却与马克思不同，他反对以西方现代文明破坏东方文明，认为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中有其独特价值。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霍布森并不是一个西方常见的“东方文明论”者。那些以东方文明为神秘之物，反对东方变动的“东方文明论”其实反倒是东方主义的表现。霍布森不然，他认为西方现代文明的长处是显然的，不能否定，“有头脑的人不会怀疑东西方之间自由交流的无限重要性，也不会对特别代表西方文明的那些技术，如自然科学的艰苦而有成就的研究及其在工艺上的应用、法律和政府的某些理论和实际的系统发展以及作为这种实际成就在意识形态上反映的思想和文艺灌输到东方人心中使世界文明获致的利益表示怀疑。”不过，霍布森反对采用残酷的暴力形式输入西方文明，“虽然西方科学迟早可望在中国的知识生活中获得正当印象，但是这一过程将是内在的缓慢吸收过程，不以依靠外国人的教导从外部硬塞”。

作为本世纪初一个大英帝国学者的霍布森，在论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东西方关系的时候，不免有矛盾冲突之处。这是需要我们仔细辨析的，不必像萨义德那样“一言以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