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诠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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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林镇国《辩证的行旅》的解构思想与两种诠释学视点下的如来藏思想批判

一、从林镇国《辩证的行旅》谈佛教诠释学的当代建构

林镇国《辩证的行旅》林镇国:《辩证的行旅》,台北,立绪出版社,2002。讨论当代诠释学的纷争与人文主义与反人文主义的重省,其中之一个主要面向是其《空性与现代性》林镇国:《空性与现代性》,台北,立绪出版社,1999。的佛教诠释学的续作,勾勒并拓宽了当代如来藏说的争论的视阈,很值得关心如来藏说的诠释与批判的人研读。《辩证的行旅》的部分文章的写作日期比《空性与现代性》要晚,林镇国说“《辩证的行旅》可以说是《空性与现代性》的编外篇”(“自序”,第9页)。其实,前者不仅视为后者的续作,也是林氏对于佛教诠释学更为成熟和完整的表达,《辩证的行旅》一书分“东亚思想与现代性”、“诠释的辩证”、“佛教诠释学”和“空中行迹”四部分;不仅在较早期的“诠释的辩证”一部阐释了存在诠释学和批判诠释学的两种诠释进路与海德格尔与尼采的两种解构形上学的复杂线索,在“空中行迹”一部收集了林氏自己在1978年、1980年以及1993—1995年对于宗教哲学和新儒家哲学的断想和散文。就佛教诠释学的理论反省而言,此书更重要的是“东亚思想与现代性”包含了对于当代新儒家哲学和田边元哲学的人文主义从诠释学的角度提出重省,“佛教诠释学”以《解深密经》为例阐述了“解脱的诠释学”(emancipatory hermeneutics),也指出当代西方佛教的哲学诠释的远大前景,分以下两方面言之。一方面,就西方文化本身的发展而言,“本世纪来,西方心灵接触佛学,多见慧根,力辟新局。依他们所进行的格义运动观之,佛学的边缘角色正可衔接西方的非主流(保罗·吕格尔所谓之怀疑的诠释学传统),对其主流起辩证添补的作用”林镇国:《辩证的行旅》,台北,立绪出版社,2002,第211页。;另一方面,就西方所发展的佛教哲学诠释对于汉语世界的佛学研究的意义而言,林氏指出“若和基督教(天主教)的神学论述相比,我们可以看到佛教由于缺乏现代哲学资源而仅能重复传统教义,无法开创现代佛教论述”同上书,第217页。。《辩证的行旅》一书也批判了日本批判佛教的局限,林氏说“由于受到语言文献学的局限,在诠释学上或方法论上的反省不是很深刻”同上书,第225—226页。,对日本批判佛教对于如来藏说的误解加以批判。

林镇国的《辩证的行旅》能够跨越不同论述脉络来处理诠释学的当代发展,处理了诠释学的两种不同进路及其与批判理论的关系的问题,讨论了形上学与虚无主义的超克在海德格尔以及解构思想之中的不同表现,并将上述讨论运用到当代新儒家诠释与佛教诠释学,进行对于他们的书写史与叙述方法的重检,与“站在边陲来进行论述批判”,并且将当代新儒家诠释与佛教诠释学的理论论述放入到当代哲学的论述脉络,使之获得哲学问题的普遍性和当代社会意义脉络的血肉。这些所涉及的讨论的诠释学的范围很广,林镇国的讨论也富于较具有深度的问题意识,是十分难得的。

二、佛教诠释学的当代新儒家哲学的佛学诠释之批判

林镇国所说的“站在 ‘边界’进行论述分析,也许是当代新儒家当前面对自我的一项课题”林镇国:《辩证的行旅》,台北,立绪出版社,2002,第62页。深值赞赏,他挑战牟宗三哲学所蕴涵的理体中心主义及探讨新儒家哲学的书写方式与其思想形成过程的关系,这是未来新儒家哲学之当代更新所必须面对的挑战,这个挑战在中文世界很少有人在做,所以弥足珍贵。林镇国和笔者都宣示不以新儒家的宗徒观点来限制自己,但是笔者相信未来新儒家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需通过上述的批判反思。依笔者之见,牟宗三之所以倾向于主张林镇国所论的“有主张脱离欲望,毫无宰制性的纯粹理体”同上书,第6页。,产生这样的问题,这是和他的体用纵横的佛教本体诠释有关,笔者在《体用与心性》赖贤宗:《体用与心性》,台北,2001,第七章“牟宗三论体用纵横:由体用纵横义诠释与批判牟宗三所论圆教的基本思想”。一书论之甚详。简言之,牟宗三看不到天台佛学的佛性论的体用哲学可以容摄体用纵贯的创生性,牟氏只在不纵不横的论述中,也就是在空义之中将一般形上学对于实体的执著加以否定,他的两层存有论对于这里的问题把握的过于简单,而未能把握天台佛学的“三法圆融、不纵不横、性修不二”的三的辩证的思维模式林安梧也回到存有三态说,来对牟宗三的二层存有论提出批判,参见林安梧《后新儒家哲学之拟构——从“两层存有论”到“存有三态论”》,1999年7月,第十一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

牟氏的圆教对于佛教道家传统与德意志观念论和康德哲学的诠释都还有一些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导致林镇国所批判的“脱离欲望”、“理体宰制”。其实,佛道对于欲望和痛苦的课题有很好的处理,而德意志观念论从费希特开始就展开了Tathandlung(本原行动)以解决康德哲学在Trieb(动力)方面的问题赖贤宗:《康德、费希特和青年黑格尔论伦理神学》,台北,桂冠出版社,1998,第二部分,第一章第一节。,尤其这是黑格尔从事康德批判而建构自己体系的主要关键之一同上书,第二部分,第二章。,这比较起牟宗三把佛道圆教仅仅视为“(理体)作用的保存”以及忽略了德意志观念论的相关精深论述,是有很大不同。

三、解构、超存有学、存有动力与佛教的本体诠释学

笔者自己近年来的主要学术工作之一,是着意于阐释Ontodynamik(本体力动,体用)之深意,其体系表达于笔者的《佛教诠释学》一书与德文写作的Dynamik der Sunyata und Ontodynamik der Buddhanatur(《空的动力与佛性的存有动力》)一书赖贤宗Dynamik der Sunyata und Ontodynamik der Buddhanatur(德文稿),整理出版中。,笔者认为这个论题在印度佛教的如来藏思想与中国佛教佛性论之间,有其一贯性,而印度如来藏思想已经收摄了空义的讨论,是空义在佛教观念史的进程之中的进一步发展和显化。而且Ontodynamik(存有力动,本体力动,体用)是儒释道三家圆教的核心内涵,Ontodynamik并不会带来理体宰制。此中,必须附带一说的是,笔者的本体诠释学并不赞成德希达(J.Derrida)以为海德格尔(M.Heidegger)的存有思想是一种“本源——回返的形上学”而还停留在理体中心主义,而加以批评和解构。在佛教的本体诠释学之中,体是开放而充满动力和解脱功德力的体,而不是自性执的体。日本京都学派西谷启治和阿部正雄论空的动力,甚精,但是尚未能充分诠释佛性的Ontodynamik。在笔者看来,日本批判佛教对于京都学派和如来藏思想的批判,并不相应。

林镇国自己在《辩证的行旅》一书所采取的立场而言,仍然是“解构”的立场,是月称中观学的立场。但是林镇国的解构,是de-con-struction,破之后,又能游戏地有所假立。林镇国主张“超形上学是不滞两边的辩证性中道”, “不滞于特定的形上学立场”和“不滞于特定的反形上学立场”,所以林镇国的立场是开放而宽容善解的,笔者觉得这样是比较起许多人的一破到底式的“解构”,是远为健康的。笔者自己仍然走的是本体诠释的路子,也是上述的“不滞两边”。笔者和林镇国在这里的差异在于:笔者以为傅伟勋和林镇国所说的“超形上学”的重点固然在“超”(超越两边),但是回到海德格尔所说的Metontologie(傅译为超形上学,原当为超存有学)的本义,更该衔接于海德格尔的存有思想的整个进程来加以理解,所以可以发展为一个Ontodynamik的本体理解。笔者在自己的德文论文Dogens Zen, Heideggers Gedankensweg und Ontodynamik(《道元禅、海德格尔的思想之路与本体动力》)对此有所阐释。笔者从海德格尔再往下探讨迦达默尔,透过迦达默尔把德意志观念论也拉进来讨论,关联到笔者在《康德、费希特和青年黑格尔论伦理神学》的讨论。笔者接受海德格尔从存有历史的角度重新诠释德意志观念论,以及海德格尔思想的学生的当代先验多玛斯学派重新整合德意志观念论,在这样的观点看来,经过本体诠释之后的德意志观念论的思想也是存有历史的一部分,若是将海德格尔的思想解释成一种神秘主义,忽略了当代先验多玛斯学派所强调的概念的辩证性,并不恰当。又,笔者再拿批判理论及言谈伦理学(Diskursethik)来和海德格尔和迦达默尔的诠释学相比观,从而发展“批判诠释学”的相关议题,这是笔者对诠释与批判的两种进路的重新整合的尝试。笔者的德文哲学博士论文(慕尼黑大学哲学系)Gesinnung und Normenbegrüendung(《存心与规范证立》)已经处理了Karl-Otto Apel和J. Habermas的一些相关讨论。

林镇国重视吕格尔(Paul Ricoeur)、德里达(J.Derrida)。依笔者之见,吕格尔的诠释学处理书写与叙述的问题甚精,是诠释学发展脉动在法国的独立发展。Derrida的解构,批评了海德格尔的存有思想,认为仍然脱离不了理体中心主义,笔者认为这并不相应于海德格尔自己的思想,但是德里达有他自己立说的宗旨,是可以加以赞赏的。笔者自己的研究是着重于海德格尔和迦达默尔的本体诠释学以及哈贝马斯和阿培尔的沟通批判理论和言谈伦理学,来进行对于言谈的研究,启发批判诠释学,这样足以达成开放的本体理解,并满足当代多元社会对于开放和批判的要求。这个哲学理论本身的研究的要求之外,就是哲学史的兴趣,就是循着上述的本体诠释学和批判诠释学的问题意识,来重整哲学史,笔者目前进行的是佛教诠释学相关的如来藏说与唯识学交涉的研究,以及对于当代新儒家哲学的研究和西哲之中的康德哲学和德意志观念论之中的意志自律与上帝存在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当代谢勒(Max Scheler)现象学和批判理论等伦理学家对于康德存心伦理学的批判等等课题。

以上笔者论述了在当代台湾的如来藏思想的诠释冲突的一端,也就是同情如来藏思想和中国佛性论佛学的一方,他们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来发展佛教诠释学,尤其是重新解读如来藏思想传统的本体诠释,来反思如来藏思想的当代意义。笔者处理了牟宗三、林镇国和自己对于如来藏思想的哲学诠释和与之相关的解构、超存有学、存有动力等思想的反思。

以下,笔者处理当代台湾的如来藏思想的诠释冲突的另外一端,也就是割离佛学研究的“内部”与“外部”,轻视和鄙视中国佛性论的佛学,也因此而错乱地解释如来藏思想。此中,涉及佛学研究方法论的问题。蔡耀明的“内部建构”为其中的一例。蔡耀明提出佛学研究的“内部建构”方法,他以当前的国际佛学界上的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科技整合的佛学研究和佛教哲学研究等等研究方法,都是异化和边陲化的研究。蔡耀明也这样批判了中国传统佛性论佛学的体用哲学、哲学诠释学和印顺法师所提出的“以佛法研究佛法”。佛学研究的“内部建构”方法以《阿含经》和《般若经》为第一序的经典,并虚妄地切割佛学研究的“内部”与“外部”,从而以为中国佛性论佛学是末是枝,轻视鄙视中国佛性论佛学在世界大乘佛教之中的重大意义。在此一错误的方法论以下,对于作为中国佛性论的思想来源的如来藏思想,也必然产生许多错误理解。

又,佛学研究的“内部建构”方法表面上不仅只是满足于一般所说的“回归佛陀本怀”,而是要进而建构佛教的主体理论和落实到世学。此中的提法在外观上颇有吸引人之处,但是在其研究方法的理论建构和实际操作模式之中却带有极大的虚妄性和危险性。这里所说的虚妄性是指其所谓的“内部建构”其实并不存在,佛学研究法都不能脱离当前国际佛学研究方法中的前述四项方法,这里所说的“危险性”是指佛学研究的“内部建构”方法对国际佛学研究方法中的前述四项方法的讥评将产生误导的作用,笔者在下文对此做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