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麦隆内夫人

（美国社会活动家，女权杂志《描述者》主编）

世界上每隔不一会儿就会降生一个长大后注定要在某个方面干出一番大事业的男孩或女孩。她，玛丽·居里（居里夫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发现了镭——促进了科学的进步，减轻了人类的痛苦，增加了社会的财富。她的工作精神挑战了男性的智力和意志。

1898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当时美国正要向西班牙宣战，居里夫人从巴黎市郊一个简陋的棚屋里拖着疲惫的身体缓缓走出来，她的手中此刻已经稳稳地掌握着我们这个世纪的一项最伟大的秘密。

那是世界历史上事先不曾有任何先兆的一个悄无声息的伟大时刻。

那项伟大发现在那个早晨变成事实绝不是偶然的。它是经历了种种磨难，不顾别人的怀疑才取得的成功，它代表了多年坚忍不拔的辛苦劳作。居里夫人和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贡献出他们的全部身心才从地球母亲那里得到了她珍藏已久的这件无价秘籍。

常有人问我，我为什么要发起“玛丽·居里镭基金募捐活动”，我又为什么要竭力劝说居里夫人写这本书。

居里夫人是一位最谦逊的女性。只是经过一再地劝说，她才答应写下了收在这本书中的她的一篇简短的自传。在这篇自传中，关于她自己，有许多的事情她既没有写，也没有说明。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补充写上几句，以便人们能够比较全面地理解她的伟大高尚的品格。

1919年5月，我为了实现对居里夫人的采访找到了巴黎《晨报》的主编史蒂芬·劳詹纳（Stephane Lauzanne）先生，他对居里夫人的生活和工作已经关注了多年。劳詹纳主编对我说：“她不会见任何人，只埋头工作，不干别的。”

“在她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比招惹公众注意更令她厌烦。她的头脑如同科学一样严密和理性。她不能理解报纸和刊物为什么总想谈论科学家而不谈科学。她关心的只有两件事，她的小家和她的工作。

“皮埃尔·居里去世后，巴黎大学的教师和领导决定任命一位女性来担任巴黎大学的正教授，那是一个没有先例的决定。居里夫人接受了任命，也确定了就职日期。

“1906年10月5日下午，那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在一个大厅里，原来由皮埃尔·居里教授指导的那个班的学生全部集中坐在一起。

“出席那天就职仪式的人真多，有各界名流，有政治家，有院士，学校的所有教师也都来了。突然，从大厅侧面的一扇小门走进一位身穿黑色长裙的妇女，两手苍白，额头突出。她站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妇女，而是一个大脑——一个正在思索的灵魂。她的出现引起一阵长达5分钟的热烈鼓掌。掌声过后，居里夫人身子稍向前一躬，嘴唇微微抖动着。我们不知道她会说什么，这太重要了。不论她说什么，都将记入历史。

“坐在前排的一位速记员已经准备好记录她的讲话。她会谈她的丈夫吗？她会感谢在场的部长和公众吗？不，她没有一句同科学无关的话，一开始就说：

“‘当我们考虑自19世纪初以来放射性理论所取得的科学进步时……'。对于这位伟大的女性，重要的事情是工作，不应该浪费宝贵的时间说无用的废话。不作任何俗套应酬，也看不出她正在承受着难以忍受的悲痛——只是脸色特别苍白，嘴唇有些颤抖。她用清晰的、正常的语调继续她的演讲。”

这就是这位伟大人物的典型作风，她没有任何犹疑，立即又振作起来把他和她丈夫的工作坚持进行下去。

十分幸运，居里夫人答应与我进行一次交谈。我在离开美国去法国几周前曾到过爱迪生（T. A. Edison, 1847—1931）先生的实验室。爱迪生有优厚的物质条件，那也理该如此。他掌握有任何一种设备，同在科学界一样，也是一位金融界巨擘。我童年时代还曾在离电话发明者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 1847—1922）的寓所旁很近的地方居住过，当时对他的巨大豪宅和他养的那些马匹真是羡慕不已。我也到过匹兹堡，那里有一家世界上最大的提炼镭的工厂，好些高大的烟囱正在冒着黑烟。

我还知道，美国当时利用镭制成磷光物质来生产夜光表和枪炮瞄准镜就已经花费了数百万美元，那时存放在美国各地的镭，价值已有好几百万美元。我以为我要去会见的是一位世界女富豪，她勤劳致富，大概会住在爱丽舍宫附近或者巴黎某条林荫大道的一座宫殿式的私宅里。

然而，我见到的却是一位极其简朴的女性，工作在一间简陋的实验室里，住的是一套廉价公寓，只依靠一个法国教授的微薄薪水生活。

当我走进位于皮埃尔·居里路1号那座新建筑物时，我脑子里已经在想象镭的发现者的实验室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那座新建筑物非常显眼地矗立在巴黎大学的那些旧楼之间。

我在一间显得过于空落的小办公室里等了几分钟，这里显然需要从密歇根州格兰特莱匹茨家具市场买来几件家具布置一下。房门打开，我看见一位面色苍白、有些怯生样子的矮小妇女走了进来。她穿着一身棉布黑裙，脸上显出我以前从没有在别处见过的一种极度忧伤的神情。

她有一双清秀的手，但很粗糙。我注意到她有一个习惯性的小动作，总是不停地将其他手指尖在大拇指肚上搓揉。后来我才知道，长期与镭打交道，她的那些指尖已经麻木了。她和蔼可亲，极有耐心，美丽的脸上显示出一种学者特有的凝重神态。

居里夫人一开始就谈到美国。她说她想去美国看看已有好些年，但是她离不开自己的两个孩子。

“美国有大约50克镭，”她说，其中4克在巴尔的摩，6克在丹佛，7克在纽约，”她继续说着每一克镭存放在什么地方。

“在法国呢？”我问。

“在我的实验室，”她简单回答，“比1克多不了多少。”

“您只有1克镭？”我大为惊诧。

“我？噢，我一点也没有，”她纠正道，“它属于我的实验室。”

我向她提起专利。我想，她一定为她的生产镭的方法申请了专利保护。来自专利的收入会使她成为一位非常富有的人。

她说：“我们没有申请任何专利。我们是因为对科学的兴趣而工作。镭不应该让任何个人致富。它是一种元素。它属于所有的人。”她说这番话时语气平和，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那是放弃了一笔巨额财富。

她为科学的进步作出了贡献，减轻了人类的痛苦，可是，在她生命力最旺盛时候，她却没有必要的物资来施展自己的才华，作出更大的贡献。

当时，一克镭的市场价是10万美元。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尽管是幢新建筑，却缺少设备。实验室的那一点镭只能用来收集镭射气供治疗癌症使用。

居里夫人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怨言，只是遗憾缺乏仪器设备，这妨碍了她和她的女儿伊伦娜想要做的重要研究工作。

几周以后我去到纽约，我原打算找到十位妇女，每人捐出一万元，用这笔钱买来一克镭让居里夫人能够继续她的工作。那样就不必搞公开募捐活动了。

可是，我没有找到十位妇女出钱买那一克镭，却有十万妇女和一帮男士愿意提供帮助，他们决心一定要筹集到这笔钱。

第一笔比较大的款项是穆狄夫人直接送来的，她是美国著名诗人和剧作家威廉·穆狄（William Vaughn Moody）的遗孀。第二笔捐款则是赫伯特·胡佛先生（Herbert Hoover）寄来的。

当我们觉得有必要发起一项面向全国的募捐活动时，米德夫人（Robert G. Mead）——一位医生的女儿，同时也是癌症防治工作的积极分子——自愿担任了这项活动的秘书，还有布雷狄夫人（Nicholas F. Brady）自愿作为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积极开展募款活动。这些女性得到了一批男科学家的支持，他们深知镭对人类的重大意义。这些男性科学家中就有美国第一位把镭用于治疗的外科医生罗伯特·阿贝（Robert Abbe）博士和克罗克癌症研究实验室（Crocker Memorial Cancer Research Laboratory）主任弗兰西斯·伍德（Francis Carter Wood）博士。

不到一年，所需要的资金就募集齐了。

这些科学家们选出一个由伍德大夫担任主席的采购委员会去购买镭。美国所有的生产镭的工厂都被召集来投标，在一个公开的会议上，投标价最低者得到了订单。这个由科学家组成的采购委员会的成员是：罗伯特·阿贝博士、吉腾登博士（Dr. Russell H. Chittenden）、修·卡明博士（Dr. Hugh Cumming）、德拉万博士（Dr. D.B.Delavan）、杜恩博士（Dr. William Duane）、艾文博士（Dr. James Ewing）、法兰得博士（Dr. Livingston Farrand）、芬尼博士（Dr. John Finney）、盖洛德博士（Dr. H.R.Gaylord）、荷兰博士（Dr. W.J. Holland）、凯洛格博士（Dr. Vernon Kellogg）、凯利博士（Dr. Howard Kelly）、昆兹博士（Dr. George F.Kunz）、刘易斯博士（Dr. W.Lee Lewis）、黎曼博士（Dr. Theodore Lyman）、梅奥博士（Dr. Will J.Mayo）、麦瑞姆博士（Dr. John C.Merriam）、佩格拉姆博士（Dr. George B.Pegram）、鲍尔斯博士（Dr. Charles Powers）、瑞德博士（Dr. C.A.L.Reed）、理查德博士（Dr. Theodore Richards）、史密斯博士（Dr. Edgar F.Smith）、斯特拉登博士（Dr. S.W.Stratton）、泰勒博士（Dr. Howard Taylor）、威廉·泰勒博士（Dr. William Taylor）、瓦尔科特博士（Dr. Charles D.Walcott）、威尔逊博士（Dr. Louis B.Wison）、威尔士博士（Dr. William H.Welch）、弗兰西斯·伍德博士等。

在我与居里夫人那次会面后过了将近一年，史蒂芬·劳詹纳主编又告诉了我应该是居里夫人个人生活中的第二件大事，那距离巴黎大学居里夫人就职正教授仪式的那个感人的场面已经过去了15年。这些年来她一直埋头在实验室里工作，从没有公开露过面。劳詹纳主编告诉我的这第二件大事发生在1921年3月，他接到了居里夫人打来的电话。

“我拿起电话筒，”他讲道，“听到话务员说：‘玛丽·居里要和你通话。’这太不寻常了，难道出了什么不幸的事？忽然，电话那边传来以前尽管只听到过一次，却被我记住了的一种熟悉的嗓音，这嗓音那一次说的是‘当我们考虑自19世纪初以来放射性理论所取得的科学进步时……'

“电话里居里夫人说：‘我想告诉你我已经决定到美国去。’她继续说，‘对于我来说，下决心去美国是很不容易的，美国太远了，又那么大。如果不是有人来接我同行，我大概绝不敢作这次旅行。我本来是很害怕去美国旅行的，尽管恐惧，却又非常高兴。我献身放射性科学，我知道我们应该感谢美国在科学领域所做的一切。我听说你是极力促成我进行这次远行的那些人之一，所以我告诉你我的决定，但是请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这位伟大的女性——法国最伟大的女性，说话犹疑，声音颤抖，简直像一个小女孩。她，一个成天同比雷电还要危险的镭打交道的人，在必须要在公众场合露面时，却胆怯了。”

居里夫人多次谢绝来美国的邀请，是因为她不忍心与她的孩子们分开。我猜想，她终于被说服愿意进行这次长途旅行，并做好准备面对她所害怕的对她的公开宣传，一部分原因是她要感谢那些对她的科学工作给予支持的人，但主要原因或许是要给她的两个女儿提供一次难得的旅行机会。

在居里夫人身上绝没有流传中所说的科学家的冷漠，对于其他一切会不管不顾。战争期间，她驾驶着安装有X射线设备的自己的卡车，在有军事活动的地区从一所医院赶到另一所医院，不停地奔波。她自己洗衣服，晾干，熨烫平整。在她来美国旅行期间，有一次我们住在一个家庭旅馆，除了我们一行五人，那里还住有其他好几位房客。我走进居里夫人的房间，看见她正在洗自己的内衣。

我阻止她自己做这些事，“这没有什么，”她说。“我知道该做什么，这所房子来了这么多客人，服务员够忙的了。”

在白宫即将举行捐赠仪式的头一天晚上，我把第二天哈丁（Harding）总统将要亲手交到居里夫人手中的象征那一克镭的礼品——一册制作精美的所有权证书——预先请她过目。证书上写明，美国妇女赠送的这一克镭，所有权完全属于玛丽·居里。

她仔细阅读了证件的内容，想了一会儿，对我说：“这是一件如此珍贵和如此慷慨的礼品，不能马虎。这克镭代表一大笔钱，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广大妇女。这不是赠送给我的，而是赠送给科学。我身体不好，说不定哪天就会死去。我的女儿艾芙还不到法定成人年龄，如果我死了，那就意味着这克镭是我的个人遗产，它就会被我的两个女儿分割继承。这绝不是美国妇女赠送给我镭的初衷。这克镭必须永远供科学使用。你能让你们的律师起草一份文件清楚地写明这一点吗？”

我说几天就可以做好。

“今天晚上就必须做好，”她说。“明天我就会拿到镭，也许我明天早上就会死去。这件事太紧急了。”

于是，在5月的那个已经感到有热意的夏夜，尽管时间已很晚了，经过一番周折，我们终于找来了一位律师。律师根据居里夫人自己写的草稿制作了法律文件。她在启程前往华盛顿之前签署了文件。卡尔文·柯立芝夫人也是见证人之一。

居里夫人要求制作的这份文件这样写着：

“如果我死了，我将把由玛丽·居里镭基金会妇女执行委员会捐赠给我的那一克镭交给巴黎的镭研究所专供居里实验室使用。立约日期1921年5月19日。”

这份法律文件的意思符合这位镭发现人一生奉行的行为准则，也同一年前她对我的提问的回答完全一致：

“镭不应该让任何个人致富。它是一种元素。它属于所有的人。”

至今，居里夫人还有一个没有实现的梦想，那就是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安谧的小家，有花园和篱笆，有鲜花和小鸟。在她美国的旅行中，每当火车穿过一个小镇，她会频频向窗外观望，若看到一座她中意的简朴实用的带有花园的小房子，她会说，“我一直想有这样的一个小家。”

然而，希望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在皮埃尔和玛丽·居里的生活中肯定是被放在次要的位置。不管在哪里，他们都只是草草地把家安顿下来。原本可以用来购置她梦中想有的小房子的钱，他们总是花在了实验室的需要上。有一天她满怀伤感地对我说，她一生的遗憾之一，是皮埃尔·居里直到去世也不曾拥有一个固定的实验室。

居里夫人决定结婚以后，她的一位亲戚送给她一笔礼金，让她置办嫁妆。数量不多，但是对于当时巴黎的一个穷学生，也很重要。要明白如何使用这笔钱并非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们只需要记住，当时的玛丽·斯科罗多夫斯卡天生丽质，年轻美貌，楚楚动人。她不会不爱美，不会不注重自己的外表。她同普通女孩子一样，天生喜欢漂亮的衣服。她也想买一套婚礼服和一些饰品。然而，她以她严格按照理性处事的性格做了权衡，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和如何做才有利于将来。

她结婚时穿着从波兰带来的简朴服装，而用买嫁妆的钱买了两辆自行车，以便将来可以和皮埃尔·居里一起骑车去享受法国乡村的美丽风光。那就是他们的蜜月。

在她来美国旅行期间，不断地有人请居里夫人写下她的一生，并向她强调这件事情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打算从事科学事业的青年学生肯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最终，她同意了。“但是不够写成一本书，”她说。“尽是些不足道的平凡小事。我出生在华沙一个教师家庭。我和皮埃尔·居里结婚，生有两个孩子。我在法国工作。”

多简单的话，但其中蕴涵了多么丰富的内容啊！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被后人遗忘，刚过去不久的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以后的历史教科书中也会缩简到只占几页的篇幅，一个个的政府垮掉，上台，再垮掉，岁月会抹掉一切。然而，居里夫人的工作成果将永远流传。

关于居里夫人的工作和她的丈夫的工作，自从1898年那个春天的早晨（5月18日或20日，居里夫人已记不准确了）以来，已经出版了数不清的各种图书。那天早晨，居里夫人呆在巴黎郊外的一座棚屋里工作了一整夜之后走了出来，把镭这件伟大的礼物献给了人类。科学家们还会为这种神奇元素增添更多的故事，然而关于玛丽·居里她自己，这位伟大的女性，除了收在这本小书里她写的简短自传，世人今后恐怕就再也读不到什么了。

“在科学事业中，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事，而不是人。”这是居里夫人的一种信念，也是她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