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世贞的艺术观

王世贞是明代文坛复古风的代表，宣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他对宋代苏轼，一直是相当钟情的。钱锺书曾专门谈及王世贞对苏轼的态度：

王世贞于嘉靖七子，实为冠冕；言文必秦汉，言诗必盛唐，《四部稿》中，莫非实大声弘之体。然《弇州续稿》一变矜气高腔……屡和东坡诗韵。……卷四十二《苏长公外纪序》于东坡才情，赞不容口，且曰：当吾之少壮时，与于鳞习为古文词，于四家殊不能相入，晚乃稍安之。毋论苏公文，即其诗最号为雅变杂糅者，虽不能为吾式，而亦足为吾用。

其实他受苏轼影响的不止诗文方面，在艺术观上，王世贞也可以说是直接继承苏轼的。

从绘画史的角度而言，苏轼等宋代文人画的倡导者们，在强调绘画的文人意趣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以传统的“六法”作为品评绘画的准则。他们所真正推重的最高画品，仍然是在传统的专业技法功力与文人的意境趣味两方面兼具并擅的所谓“大家正格”。是以他推崇顾恺之、陆探微和自己的好友李公麟。王世贞也是如此，基本继承和沿袭了苏轼的主要艺术观。

王世贞首先对于自张彦远以来的画品，即神、妙、能、逸四品的排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由此确立了自己崇尚“神品”的鉴赏趣味：

按张彦远之论画曰：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自然者为上品之上，谨细者为中品之中。宋邓椿云：自昔鉴赏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独唐朱景真撰唐贤画录，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后王（黄）休复作《益州名画记》，乃以逸为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真虽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贤愚。然逸之高，岂得附于三品之末！未若休复首推之为当也，其意亦似祖述彦远。愚窃谓彦远之论，大约好奇未甚循理。夫画至于神而能事尽矣，岂有不自然者乎？若有毫发不自然，则非神矣。至于逸品，自应置三品之外，岂可居神品之表？但不当与妙、能议优劣耳。宋大小米、元高、倪云山，眉山竹石，足以当逸品。

王世贞忽略了时代的差异，对于张彦远将“神”列于“自然”之后的观点提出商榷，更认为黄休复所谓的“逸品”，应居“神”、“妙”、“能”三品之外，而不该与“神品”争胜。由此出发，王世贞推出了他对于唐宋前后绘画特点的独特认识：

吴（道子）、李（思训）以前画家，实而近俗；荆（浩）、关（仝）以后画家，雅而太虚。今雅道尚存，实德则病。

以我们今日之后见之明，从文人画的发展历程来看，王世贞所揭示的这一艺术现象，正是文人画的发展由隐到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众多文人的参与到绘画中去，绘画格调更趋文雅，而造型和写实因素逐渐削弱，所以王世贞说是“雅道尚存，实德则病”。明末清初人梅磊在其致周亮工的信札中，对王世贞这一观点作了阐发，有助于我们的进一步理解：

昔人云：吴、李以前，画实而近俗；荆、关以后，画雅而太虚。自元人一以唐相高，无论六法，宋人几无生活处……

这里所谓“昔人”，自是指王世贞无疑。而所谓“自元人一以唐相高，无论六法”，应是指元代画坛领袖赵孟頫号召“学唐人”，追求“古意”，欲尽去宋人笔墨。在赵自身，由于他六法兼擅，其优秀之作，未尝不是格法与古意兼备。但他对当时画坛影响更大的还是荒疏淡远的一路画风，并最终导致了元画疏淡风格的形成，直接受其影响的代表就是“元四家”。于是画坛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宋人几无生活处”的尴尬局面。

虽说绘画的雅俗问题，在荆浩、关仝（图2）之后已得到解决，但“实德”的丧失，使王世贞痛切地感受到“六法”渐湮，这是他始终感到郁郁不能释怀的原因。但同时，王世贞也认为绘画和书法不同，不当以时代为限：“若魏晋，若六朝，若唐，若宋，若元，人物、山水、花鸟，各自成佛作祖，不以时代为限。”他尤其推崇赵孟頫和沈周（图3）的能得古意，而对米芾父子、高克恭、倪瓒等人则有所非议：

赵子昂近宋人，人物为胜；沈启南近元人，山水为尤。二子之于古，可谓具体而微。大小米、高彦敬以简略取韵，倪瓒以雅弱取姿，宜登逸品，未是当家。

大小米、高克恭、倪瓒（图4）因风格特点简略、雅致，在王世贞看来，不能归入神品，而应当归入“逸品”，不在其推崇和欣赏之列。这是由王世贞尚“实德”的艺术观所决定的。

与其后晚明董其昌等人所归纳，广为人知的“元四家”为黄公望、吴镇、王蒙、倪瓒四人的名单不同，王世贞所归纳的“元四大家”是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而在明清画坛名气最大的倪瓒，则和高克恭、方从义等同被归入逸品。其理由正是王世贞所一贯坚持的以“神品”为取舍标准。同时他对于时人崇尚写意、崇元贬宋的做法又一次表示了不理解、不赞同：

松雪尚工人物、楼台、花树，描写精绝。至彦敬等直写意取气韵而已，今时人极重之，宋体为之一变。……或谓宋人易摹，元人难摹；元人犹可学，独元镇（即倪瓒）不可学也。余心颇不以为然，而未有以夺之。

倪瓒在元末便因人品高洁而被人称为“倪高士”，其作品在明代初中期均受到推崇，据沈周说是“江东人家以有无（倪画）为清俗。”晚明董其昌更将倪瓒替换赵孟頫作为“元四家”中画品最高者，其后倪瓒受到后世的广泛推崇。王世贞从六法兼备的角度出发，要求绘画要“描写精绝”，是以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倪瓒，会受到他的冷落。他的笔记《觚不觚录》就是有感于孔子的“觚之不复旧觚也”（言礼崩乐坏的社会风气转移），对风习转移变换之不满，因此闲居记事，“大而朝典，细而乡俗，以至一器一物之微，无不可慨叹，若其今是昔非，不觚而觚者，百固不能二三也”。在该书中，他认为艺术市场上书画价格上涨的原因之一，在于严嵩、朱忠僖、张居正等权贵的挟势搜求，“始以免俗，且斗侈耳”，是以导致书画价格“骤长”。并感叹说“若使用事大臣无所嗜好，此价自当平也”。其实，王世贞的认识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权贵们靠收藏书画以附庸风雅，正说明书画市场已基本成熟，而收藏活动也已被当时社会公认为高雅活动。

社会上贱古贵今的风习尤令王世贞大为不满，他愤然写道：

近来吴子辈争先觅胜国赵承旨、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画，几令宋人无处生活，余甚为扼腕。

此风何时而起？王又特意指出这种“可怪”风气的起源说：

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增十倍。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俱可怪也。

无独有偶，同时的沈德符也观察到这种“时玩”市场的类似现象，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他作了更为详细的记载：

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盖北宋以雕漆擅名，今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迄宋所谓柴、汝、官、哥、定诸窑，尤脆薄易损，故以近出者当之。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披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囊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至沈（周）、唐（寅）之画，上等荆（浩）、关（仝）；文（征明）、祝（允明）之书，进参苏（轼）、米（芾）。其弊不知何极！

王世贞指出，产生这些可怪风气的原因在于：“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即先从吴地兴起，而徽商凭借雄厚的财力对收藏市场的走向产生了引导作用。流传于世的宋画数量本就有限，再加上吴地文人鉴赏家对于元画的推崇，于是徽商跟风而上，转而投资元画，使得元画价格暴涨，与宋画相近甚至价格过之。收藏品的由古及近，反映了江南地区收藏活动的日趋普及。沈德符也将这一现象兴起的原因更多归罪于“新安耳食诸大估”，即缺乏鉴赏眼光的富有徽商扰乱了收藏市场。但徽人在艺术市场上情况多样，不能一概而论。约略言之，一种是富有的徽商出钱收购作品，一种是利用书画古玩做文化生意，另一种是纯粹的文物掮客或交易人，以艺术品转手牟利。至于徽商在明代中晚期收藏市场的具体作用，将在后文各章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