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波士顿惨案(1770)
1766年8月,英王乔治三世(1738—1820)解散了罗金厄姆(Rockingham)政府并命令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1708—1778)组建内阁。皮特在“七年战争”期间表现出的领导才能和反对《印花税法》的主张使他在殖民地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皮特认为美洲人“是英国的亲生子而非私生子”,他本可以修正《印花税法》所带来的损害。然而,1767年3月,皮特病倒了,新任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Charles Townshend, 1725—1767)掌握了政府实权。汤森曾经也反对《印花税法》,这对紧张不安的殖民地居民来说似乎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然而,汤森后来变得反复无常,不可信任。他关心的两件主要事情,一是削弱美洲殖民地议会以加强英国议会和王室官员在殖民地的权力,一是向美洲纳税人征收更多的税收。1767年,他推出《汤森法案》。根据该法案,议会对殖民地进口的茶叶、玻璃和纸张制定新的税收政策,征集的税收将用于支付殖民地王室官员的薪水,使他们不再受先前支付他们薪水的殖民地自治议会的控制。为了确保更有效地征收所有的进口关税,汤森成立了一个美洲海关委员会,任命了一支新关税稽查小队。为将走私分子绳之以法,他还在波士顿、纽约和查尔斯顿设立了三个殖民地代理海事法庭。
殖民地居民起初并没有强烈抗议《汤森法案》所规定的关税,因为这些税是在港口由商人间接支付的。不过,一些殖民地领袖终于开始激烈地反对新关税。1767年12月,一位领导过反对《印花税法》运动的费城律师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 1732—1808)出版了《一位宾夕法尼亚农民的来信》(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这十二封书信几乎被殖民地所有的报纸转载。迪金森在信中争论道,英国议会无权以增加收入为由来征收关税,除非民选代表投票赞成,否则为增加收入而征税是不符合宪法规定的。尽管这些信件观点明确,说理雄辩,但却没有提出一套抵制税收法案的策略。迪金森保守地宣称:“为自由奋斗的事业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我们要防止它被骚乱和暴力所玷污。”1768年年初,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 1722—1803)撰写了一封《马萨诸塞通告函》(Massachusetts Circular Letter),并把它发给各殖民地的立法机关。这封信谴责英国政府在没有民选代表的情况下征税,指出英国议会使殖民地总督和王室官员独立于殖民地立法范畴之外这件事给地方自治构成了威胁。亚当斯措词得当,使这封信颇具感染力,他敦促各殖民地向议会请愿废除《汤森法案》。不过,这封信仍然承认英国议会为”整个帝国的最高立法机构”,并没有倡导反政府的非法行动。
如果英国政府没有对通告函反应过度,殖民地对《汤森法案》的抵制大概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波士顿的英国官员认为《马萨诸塞通告函》“无异于图谋叛乱”,命令阻止此信的传播。他们增加了波士顿英国驻军的数量,并扬言要解散当地的立法机构。这一策略的结果适得其反。1768年8月,波士顿商人通过了一项“不进口”(Non-Importation)协议,并将该对策向南延伸。蛰伏了两年的“自由之子”也大声疾呼:“节省你的钱,拯救你的家!”“不进口”运动看上去前景光明,因为它可以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打击英国的经济。但并非所有的殖民地都支持“不进口”协议,许多依赖进口货物谋生的商人一直到1769年年初才加入抵制英国货的行列,而且令人失望的是,大约只有不到百分之四十的英国进口货物受到抵制,这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尽管如此,抵制运动还是刺激了英国商人,他们也给英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撤销《汤森法案》。美洲殖民地的抵制运动表明,殖民地人民的抗争是纯粹建立在道德和理性的基础之上,英国人不得不相信美洲殖民地人民决心要把抵制进行下去。
除了“不进口”协议,殖民地领袖还鼓励民众拒绝消费《汤森法案》的征税商品。事实证明,这一运动比“不进口”运动更加有效,因为殖民地居民一旦拒绝消费进口货物,商人也就没有进口102英国货物的经济动力了。不消费协议包括含衣服类的很多商品。如果殖民地居民不想法用他们自己纺织的衣服替换英国进口服装,那么抵制英国商品运动将很难成功。于是,在殖民地自称为“自由之女”(Daughters of Liberty)的上流社会的女性们,率先担负起这个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社会各阶层的妇女也都积极响应殖民地领袖扩大国内布料生产的号召,组织起纺织协会(spinning bees),这充分表现了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议会征税的决心。据一个纽约妇女记载,殖民地的事业已经发动了“一支用纺车武装起来的女战士队伍”。纺织协会不但抨击了男性认为女人在公众生活中没有地位的偏见,而且对人们司空见惯的纺织业赋予了政治美德。一位马萨诸塞牧师感叹道:“妇女也许能帮助我们在这个国家重新享有所有的人权、财产权和特权。”他认为这些事情并非男人所能为。女性在这一重要抗议活动中的作用促使英国公众进一步相信,殖民地社会将坚决反对违宪征税。
波士顿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英国士兵发现自己经常被市民咒骂,偶尔还被投掷石头、土块和粪便。英国正规军在波士顿工人阶层中特别不受欢迎,因为这些士兵下班后会在海上当兼职劳工,而索取的报酬比当地人的工资更便宜,这就等于是抢了当地人的饭碗。到1769,英国士兵和码头工人之间的纷争更加频繁了。1770年3月5日晚,一群波士顿当地人聚集在海关附近,对十名英军卫兵横加诘责。当一名军人试图驱散人群时,人群中有人投掷雪球来回应。英国士兵慌乱不迭,为避开众人的污辱和抛来的雪球,他们开枪打伤十一个平民,并造成五人死亡。塞缪尔·亚当斯把这一流血事件称作“波士顿惨案”(Boston Massacre)。他为受难者主持葬礼,并利用这个机会鼓动殖民地居民反抗英国当局。“波士顿惨案”使殖民地居民领悟到英国政府可能会动用武力来逼迫他们支付违宪税。不过,在《汤森法案》激起殖民地抵抗的同时,也使英国议会意识到,汤森税不仅使英国货物在殖民地的销量减少,也刺激了殖民地制造业的发展。1770年4月,汤森意外死亡,新首相诺思勋爵(Lord North, 1732—1792)说服议会撤销了所有汤森法令,只保留茶叶税作为一种税源和象征议会权力的标志。《汤森法案》被废止的消息平息了殖民地的抵制运动。“不进口”运动宣告结束,殖民地迎来了一个经济繁荣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