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随感录”到“语丝体”

现代散文是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五四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产物。五四文学革命之前，散文已经发生变革，晚清一批具有开阔眼界和变革意识的新兴知识分子，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发起“文界革命”，大量的政论和杂文以通俗显浅的文字、犀利晓畅的文风打破了桐城派古文一统天下的局面。这种“新文体”可算作五四议论性散文的前身。不过，五四散文的出现才真正从思想观念与表现形式上宣告长期占据文学正统的古文的没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白话文。1928年朱自清在《背影·序》中谈到第一个十年文学发展的情状时说：“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鲁迅也说，“漂亮和缜密的”白话散文，是对于旧文学的“示威”, “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人们普遍认可，在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中，散文的成就要高过小说、话剧和诗歌。

现代散文的成熟体现在议论性的文学散文和叙事抒情散文两类体式先后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

议论性的文学散文，也就是杂文，从一开始就承担起了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重任。广义上看，《新青年》上面大量议政、述学和论文的文章都是散文，而1918年4月《新青年》4卷4号开辟的“随感录”专栏，以形式活泼、体裁短小、文学意味较浓、个人风格明显而被视作现代散文的真正开端。“随感录”作者群由《新青年》编辑部的成员构成，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陈独秀与李大钊是志存高远、激扬文字的思想启蒙者和政论家，他们的杂文主要以批判传统道德和旧文化为主旨，目光敏锐，率真畅达。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以长篇论文论述社会和政治问题，目光敏锐，气势恢宏；而发在“随感录”上的文字则篇幅短小，直接议政，浅显晓畅。李大钊的政论文总是把希望寄于青年，他曾以抒情的文字歌咏青春，感情充沛激荡；而“随感录”的写作，却能对中外政治、政府的本质一语中的，显示出独特的政治眼光和高度概括的语言能力。钱玄同的杂文集中抨击封建道德、探讨语言文字改革，态度激进，时出偏激之语，却正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刘半农为人为文，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文章并不直白议论，而能够将形象、讽刺和幽默融合一体，使文体庄谐并出，摇曳多姿。鲁迅在评价这些《新青年》同人们的杂文时曾说：“唯独秀随感究竟爽快耳”，而“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道出了杂文发展初期启蒙家们的情感胸襟与社会影响。

《新青年》阵营里，周氏兄弟的杂文最为突出，比上述其他几位有着更强烈的艺术创造的自觉，尤其是鲁迅，可称作战斗性杂文最重要的奠基者。鲁迅回忆他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内容时说：“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热风〉题记》）实际上，周作人五四时期的杂文内容亦大体如是，《祖先崇拜》、《天足》、《感慨》、《资本主义禁娼》等都是集中批判旧的思想文化和旧的道德伦理的好文章。周作人杂文的艺术个性与鲁迅并不相同。他在论述时并不直奔主题，而是四面埋伏，在旁征博引、侃侃而谈中，达到最后的议论目的，行文中时有讽刺意味，呈现出趣味和理性的风致。五四时期至20年代周作人这些带着凌厉暴躁之气、说着流氓似的和土匪似的话的杂文，主要收入《谈虎集》、《谈龙集》、《艺术与生活》、《雨天的书》等集子中。对于周氏兄弟的杂文，胡适在1921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作了高度评价：“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作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象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以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随感录”式专栏，引起各报刊争相效仿。“杂感”、“随谈”、“杂文”、“随感”的创作洋洋大观，构成现代知识分子参与“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重要景观，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等重要的历史事件中都有着杂文作家们的身影。杂文针砭时弊，批判旧道德旧文化，提倡男女平等、个性解放，同时与时代浪潮和鸣共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林语堂、陈西滢、瞿秋白等成为五四后第一代散文杂文家。《新青年》团体分化后，以杂文创作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仍在继续，杂文理论的探讨和艺术追求也走向新的阶段。

1924年11月，《语丝》周刊在北京创刊，这是现代文学中第一个以散文创作为主的刊物。语丝社集结了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园、孙伏园、章川岛、林语堂、章衣萍等文章高手，他们带着对《新青年》时期的战斗意趣和精神风貌的深深眷恋，发扬团体作战的精神，反击了甲寅派的复古思潮，与现代评论派展开论争，尤其在“三·一八惨案”后猛烈抨击军阀政府暴行，获得了累累战果，人称“语丝派”。

周作人撰写的《发刊词》申明了《语丝》创刊的目的：“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

不依附政治权威，但不怕谈政治，是语丝派作家反抗精神的体现，即鲁迅所谓“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的精神。孙伏园说：“语丝同人对于政治问题的淡漠，只限于那种肤浅的红脸打进黑脸打出的政治问题，至于那种替政治问题做背景的思想学术言论等等问题还是比别人格外留意的。说得加重一点，倒是语丝同人最热心于谈政治……”周作人虽然宣称“我最不喜欢谈政治”，但始终把“假道学，伪君子”、“古野蛮”、“小野蛮”、“文明的野蛮”当做必谈的政治。林语堂在《语丝》中是仅次于鲁迅和周作人的一名猛将，他不仅视新月社同人“不许打牌与谈政治”的规则为“一怪现象”，而且建议扩大《语丝》的讨论范围，要谈“真正政治”，这里的“政治”是以思想批评和文明批评为旨归的广义政治。

和《新青年》这类政论性文化期刊相比，《语丝》有着相当自觉的美学追求。语丝派作家自由放逸的心态，在文章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文风各异而鲜明。鲁迅的《野草》是《语丝》中的独异体，它造就了沉郁而震撼的美学效果，但是要数《论雷峰塔的倒掉》、《论照相之类》、《看镜有感》这些议论中带着浓烈情感的杂文方才代表了《语丝》的主格调。周作人开始在流氓鬼与绅士鬼间的矛盾徘徊，不断地进行角色转换：有时他是穿街走巷的“破脚骨”, 《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死法》等名文，写法看似别扭，实以反语来表达自己出离的愤怒；有时他又成了讲求“费厄泼赖”的绅士，更要往十字街头建起自己的塔来。钱玄同、刘半农虽感觉五四已然渐行渐远，但文风泼辣，思想锋芒依旧。林语堂以“土匪”自居，《祝土匪》、《打狗释疑》、《讨狗檄文》等文风犀利幽默、放纵恣肆、真诚勇猛。语丝社的作家们往往不做大题目，不直接论述、呼吁或发表演说，而是自觉运用讽刺幽默手法，嬉笑怒骂、冷嘲热讽，趣味横生。他们对笔下的人事进行否定时，很少采取直接批驳的方式，而是用讽刺、冷嘲、揶揄、反讽、正话反说等种种手法，使道貌岸然、冠冕堂皇者受到无情的“脱冕”，最终达到了更强烈的否定效果。

与语丝派作家产生过论争的现代评论派作家陈西滢（1896—1970），也是20年代重要的杂文家。《现代评论》是综合性的政论期刊，但文艺性很强的杂文数量也不少，特别是1925年4月18日第19期上开设“闲话”栏目后，很快为别的报刊所仿效。《西滢闲话》（新月，1928）收入了作家20年代发表于《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等刊物上的杂文随笔78篇，在内容上或对现政府进行积极泼辣的批评，或对中国传统文化、世间百相、国民根性进行嘲讽针砭，也有为数不少的文评、影评、戏评等。“闲话”源自英国文学传统中的Essay，有着轻松随便侃侃而谈的格调，陈西滢师法西人，少有板着面孔说理的时候，多数是几句闲言，几许幽默，点到为止，含蓄而理性。这种带着“绅士气度”的闲话文体与语丝“嬉笑怒骂，婉而多讽”各擅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