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多样态的左翼小说

左翼小说有多种样态。最初出现的是浪漫型，它们与五四小说相比，在题材、主题、主角诸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实的革命斗争生活和革命的工农形象、小资形象进入作品，似乎表现出极强的现实性，容易被误断为新的现实主义小说。但实际上它们既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而是革命浪漫主义的早期型态，瞿秋白称之为“革命的浪漫谛克”。这是一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和幻想来组构革命生活的倾向，表现出违背客观真实性而偏于主观性的特征，是小资情调的普罗小说。它的叙事模式，最突出的是革命加恋爱。除蒋光慈的一些作品外，洪灵菲（1902—1933）1928年出版的《流亡》三部曲（包括《流亡》、《前线》、《转变》），孟超的《冲突》、丁玲的《韦护》、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和《光明在我们前面》等，都是这种模式的重要作品。还有一类小说写革命和工农斗争的生活带有简单、空想的特点，表现出革命不难并能“百事如意的得着好结果”的倾向。楼建南的《盐场》、戴平万的《陆阿六》、钱杏邨的《义冢》等，都是这样的作品。阳翰笙（1902—1993）以“华汉”为笔名出版的《地泉》，其中写到农民领袖汪森振臂一呼，地主的庄舍就土崩瓦解，以至暴动的农民欢呼：“不难！不难！啊啊，不难！不难！”把革命写得十分浪漫。还有一种突变模式：在情节突变中写人物的突变，人物转变的心理过程和行动过程被删去。如，《地泉》第二部《转换》中沉沦的主人公林怀秋，到了第三部《复兴》，神奇地变成了工人运动中的英雄。《地泉》几乎包括了这三种叙事模式，可谓“革命的浪漫谛克”倾向的集大成者，因此而成了左翼批评家重点解剖的文本。在1932年湖风书局重版《地泉》之际，瞿秋白、茅盾、钱杏邨、郑伯奇和华汉自己都为该书作了序。五篇序言批评了《地泉》的概念化的缺点，也检讨了初期左翼文学的共同的毛病。这次集体批评，对左翼小说的改进和转向起了积极作用。

蒋光慈（1901—1931），自号侠生、侠僧，在五四以后数年间写作常署名“蒋光赤”，安徽霍邱人。有新诗集《新梦》、《哀中国》等，但更多的创作是革命小说。其小说因有强大的感召力而使许多青年走上革命之途，又因其畅销而成为写作者竞相模仿而出版商竞相盗印的文本。1926年，他出版第一部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以书信体展示了汪中由孤儿到革命英雄的成长历程。1927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鸭绿江上》也多写青年的遭遇和革命经历。同年又出版描写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报告小说《短裤党》。这三部作品皆署名“蒋光赤”，是“光赤”式的“粗暴的叫喊”。大革命失败后，他改名“蒋光慈”，创作了《野祭》、《菊芬》、《最后的微笑》、《丽莎的哀怨》、《冲出云围的月亮》等。其中《最后的微笑》是带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风格的愤激小说；《丽莎的哀怨》则是描写十月革命后亡命上海的旧俄贵妇生活的哀怨小说。其他几部中篇都采用了“革命加恋爱”的叙事模式。其中《野祭》1927年11月初版，是左翼小说中“革命加恋爱”模式的最早文本。所以蒋光慈成为“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始作俑者和突出代表。1930年创作的《咆哮了的土地》曾部分刊载于遭禁的《拓荒者》，全书在1932年出版时易名为《田野的风》。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曾试图纠正由他引发的“革命的浪漫谛克”小说的流弊，将爱情置于较次要的枝节。这是蒋光慈小说创作中成就最高的作品和初期左翼创作中写农村革命的最重要的作品。

丁玲（1904—1986），原名蒋伟，字冰之，湖南临澧人。早期作品收在《在黑暗中》、《自杀日记》等集子中。使她蜚声文坛的是1927年底和1928年春发表的处女作《梦珂》和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这些作品留有五四时期个性解放思潮的余波和感伤浪漫主义的余风，着力刻画的人物主要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莎菲女士的日记》代表了她此期的最高成就。作品将莎菲这个个性主义者置于两性关系的纠葛中，刻画其在灵与肉相冲突、理想与现实相矛盾时的复杂性格。莎菲追求灵肉一致的理想爱情，可是韦弟过于软弱，只会掉着眼泪向她示爱，而外貌英俊的新加坡富商凌吉士虽然获得了莎菲的青睐，可到头来莎菲发现他的灵魂充满了铜臭味。失望之余，莎菲离开了人群，要到一个没有人知道她下落的地方去挥霍她“生命力的余烬”。作品描写莎菲的心理过程，细致而深刻。就其展示女性心理的大胆和尖锐而言，按当时亲历者的说法，犹如在上海文坛扔了一颗炸弹，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30年代初，丁玲“陷入恋爱与革命的冲突的光赤式的阱里去了”。她的第一部有“革命的浪漫谛克”倾向的作品是长篇小说《韦护》，是描写共产党人韦护与浪漫女子丽嘉沉溺于爱情复而警觉、悔悟，投入实际革命工作的故事。这之后的中篇《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依旧沿袭“革命加恋爱”的旧套。1931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水》，使丁玲率先成为左翼文学的“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的纠正者。作者从个人主义的小天地跳出来，将目光投向1931年全国特大水灾中的乡村旷野。尽管作品文字冗赘、场面嘈杂、人物模糊，仍被冯雪峰宣告为“新的小说的诞生”。其后的《法网》、《奔》等作品已接近社会分析小说了。此时她还开始了长篇小说《母亲》的写作，可惜只写完第一卷即被国民党幽禁三年，中断创作。1936年丁玲逃离南京到了陕北，开始了她新的探索。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全社会笼罩着一种幻灭感。随即出现了一批幻灭小说，既表现革命失败的幻灭（这在革命浪漫谛克小说中也有所表现），亦表现其他人生追求失败的幻灭。这些作品弥漫着一种感伤浪漫主义的气息。代表作有叶圣陶的《倪焕之》、茅盾的《幻灭》等。左翼青年作家柔石（1902—1931）也有这类代表作。他原名赵平复，浙江宁海人。早期的短篇集《疯人》、长篇《旧时代之死》、中篇《三姊妹》等主要写青年的婚恋题材，已呈现忧郁感伤的基调。而出版于1929年的中篇《二月》则是典型的幻灭小说。它描写了主人公萧涧秋从幻灭中来，又幻灭而去的人生踪迹，塑造了一个游移于时代潮流之外、孤零地徘徊在人间的青年知识者形象。鲁迅说《二月》有“工妙的技术”。这首先是其结构工巧，表层是一个三角关系架构，深层则以情与理的冲突制约小说情节的安排。此外，人物内心描写的细致、行文的婉妙等，都使作品如抒情乐章，萦绕着浓郁的感伤诗意。《二月》之后，柔石把注意力从知识者转向劳苦大众，短篇《为奴隶的母亲》便是这类作品中最优秀的一篇。它是一个关于浙东乡村的典妻故事，于三年的典期中叙述了春宝娘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作品的深刻处在于将阶级关系、经济关系融进血缘和伦理关系的描写之中，揭示了典妻的经济和文化根源。艺术上体现了真实、朴素而又感人的特色。

艾芜（1904—1992），原名汤道耕，四川新繁人。早期小说的浪漫特征则主要体现在传奇性和抒情性等方面。1925—1930年间抗婚南行的漂泊经历成为他早期的写作资源。创作有《南行记》、《南国之夜》等短篇集和中篇《芭蕉谷》、散文集《漂泊杂记》等。其中《南行记》是他最有影响的小说集，描绘了边境地区各种流浪者和游民的形象，包括那些偷马贼、走私贩、滑竿夫、赶马人、强盗等等。他们被抛出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以欺骗、偷盗等奇特的方式谋生和对抗社会，但作者往往能从他们怪异、粗野的外表之下发掘出灵魂之美。如《山峡中》就描写了一群看似冷酷无情实则豪侠仗义的“山贼”。这些小说显现了浓郁的浪漫特色，情节和人物富有传奇色彩，环境描写充满异域情调和山野气息，叙事中贯注了理想的成分和抒情的因素。艾芜早期小说还揭露了殖民主义者在南部边境和南亚地区的劣迹，如《欧洲的风》、《洋官与鸡》等作品。40年代的创作有《丰饶的原野》《故乡》等长篇和《石青嫂子》等中篇，转向现实主义，影响却不及早期。

1932年前后，左翼小说开始转向，许多有不同浪漫倾向的作家都已走向写实，出现了社会分析小说、讽刺小说等新的小说类型。这种转向与一些文学论争和文学批评的推动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与叶紫、吴组缃、沙汀、张天翼、萧红、萧军等一批青年作家登上左翼文坛紧密相关。他们的晚出使得创作较少受到阻碍现实主义创作发展的左倾机械论的影响，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直接得到鲁迅先生的指导。他们写出了一批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的作品，对左翼文学的整体转向起到了推动作用。叶紫（1912—1939），原名俞鹤林，湖南益阳人。有短篇集《丰收》和《山村一夜》、中篇《星》等及其他残稿。叶紫的小说真实地表现了大革命前后湖南乡村农民的生存状况、斗争姿态和精神面貌，塑造了不同“文化代”的农民形象，富有时代气息和战斗色彩，绝少空洞和感伤。其小说的最基本的冲突是农民与剥削阶级不可调和的斗争。这使得叶紫的一些小说往往抹去了阶级之间的交融性，突出了人物性格的单面性，减少了叙事语言的暗示性。许多作品还安置了光明的尾巴。《丰收》是其代表作。它叙述了农民在水灾旱灾、苛捐杂税、丰收成灾等各种灾难中的生存困境。小说揭示了造成农民破产的各种根源，试图让农民从生存困境中突围出来，又通过云普叔与立秋父子的冲突凸现了年青一代农民另觅新路的姿态。《丰收》中的反抗火苗在其续篇《火》中燃成革命烈火：立秋与癞大哥们已取得抗租的胜利并突破敌军的围剿奔向雪峰山。小说已从先前的经济视角转向了政治视角。中篇《星》则显示了叶紫创作的新的取向，展示了农妇梅春姐争取妇女解放的历程，将革命与伦理的主题叠合在一起。叶紫的创作坚实而有力度，显示了普罗文学的新方向。

吴组缃（1908—1994），原名祖襄，安徽泾县人。他并未加入“左联”，但作品取材、作法等与“左联”作家相近，也被纳入左翼创作潮流。有短篇集《西柳集》、《饭余集》。早期的小说多写青春、爱情、家庭等内容。其中《菉竹山房》于鬼趣殊多中透出人性的热望，反映了旧时代礼教钳制下的妇女的命运。1942年写成的长篇《鸭嘴涝》（《山洪》）叙述了农民民族意识觉醒的过程。但他最为人称道的是30年代初所写的一批写皖南乡村动态的作品，这类小说描写了皖南乡村社会各阶级或阶层在30年代初中国城乡经济普遍破产时期所面临的共同的困境。作者不是孤立地去写各阶级或阶层，而是对全幅的乡村破产图景作了总体的展示。如《一千八百担》写农民成了饥民，而地主也个个喊穷，宋氏子孙在互相算计着要分掉宗祠义谷时，一群赤膊人浩浩荡荡地涌向了谷仓，揭示了农民的破产与地主经济的崩溃之间的联系。这类作品还表现了乡村的人情恶化、人性变异。《樊家铺》写经济的匮乏影响了亲情，血缘伦理维系的断裂正是乡村经济破产的怪力所致。吴组缃这类作品具有社会分析小说的一些特征，被认为“充满了无产阶级的回声”，但并无普罗文学的流弊。

沙汀（1904—1992），原名杨朝熙、杨子青，四川安县人。1931年底在上海与艾芜一起向鲁迅求教，鲁迅两次复信指导他们避免“废名气”，写熟悉的题材等。他的第一个短篇集《法律外的航线》1932年底一出版就引起茅盾注意并为之作了细致评论。此后又有《土饼》、《苦难》等集子出世。他最初的小说虽然没有革命文学的公式化、脸谱化弊病，但多半是些印象式的写法。1933年以后当他将目光投向四川，就写出了《老人》、《丁跛公》、《兽道》、《代理县长》等短篇佳作。1938年“暴露与讽刺”问题的讨论又坚定了沙汀发展讽刺艺术的自信。此后他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沙汀在步入左翼文坛不久即形成了自己的短篇小说创作特色。第一，他最成功的作品皆取材于川西北乡镇生活，显示出浓郁的四川地域文化特色，再现了吃讲茶、坐滑竿等地方风俗，刻画了众多的土著人物，采用了川味语言。第二是暴露与讽刺。暴露地方军阀统治罪恶的作品如《凶手》、《在祠堂里》《兽道》等具有一种凝重的悲剧色彩。讽刺四川农村基层政权腐败的作品如《丁跛公》、《代理县长》等则突出了一种喜剧性。40年代的《在其香居茶馆里》更将方治国这个见风使舵的基层官吏的“软硬人”性格刻画得惟妙惟肖。这类作品突出地展现了这些反面形象身上蠢、横、油、贪等喜剧性格，并从其内在的矛盾和不协调中产生了讽刺艺术的效果。第三，体现了一种现实主义特色。他不动声色地对事件和人物进行客观的描叙；擅长捕捉人物真实的细节而不采用夸张或漫画化的笔法。另外，如结构严谨缜密、以特定时空透视社会等特征则体现了社会分析小说的追求。沙汀小说的这些特征在其长篇小说《淘金记》中体现得更完备、更集中，它是乡土讽刺小说的上乘之作。

张天翼（1906—1985），原名张元定，祖籍湖南湘乡，生于南京。1929年他的第一篇新小说《三天半的梦》经鲁迅之手发表于《奔流》。1931年发表短篇小说《二十一个》，因其不落“革命加恋爱”窠臼而受到文坛注目。有短篇集《从空虚到充实》、《小彼得》、《蜜蜂》、《移行》、《团圆》等，中篇《清明时节》，长篇《鬼土日记》、《一年》、《洋泾浜传奇》，还有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等，是一位多产作家和文体家。他以写讽刺小说见长，将辛辣、幽默的笔锋伸向怪象丛生的中国城乡社会的各个旮旯。在他营造的那个灰色的喜剧世界中，汇集了地主、官僚、小知识分子、小公务员、小市民及底层贫民等各类形象。1936年他曾出版三册名为《畸人集》的选集。他展露的正是这些畸人们的畸零性格和丑陋灵魂。他的讽刺与批判常常能深入到文化—心理的层面，批判封建文化所养成的主奴根性和半殖民地文化环境中新生的市侩性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精神痼疾。张天翼的小说善于捕捉戏剧性瞬间，组成片断性的结构；避免平铺直叙，从省略与细密中传达出叙述的节奏；常用对比、夸张、怪诞等表现手法，在漫画式勾勒中完成对人物的有力嘲讽；不用华丽、繁琐的语句，却在轻松、诙谐、幽默中达成喜剧式的精确。他30年代初的代表作是《包氏父子》，是对阿Q形象的重写。1938年4月他发表了又一讽刺小说杰作《华威先生》，并在国统区引发了一场关于暴露与讽刺问题的论争。作品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只选取华威先生与五个会议的关联等人生片断，从神情、动作和语言上勾勒其漫画形象，却体现了张天翼讽刺艺术的最高成就，为现代文学提供了一个具有多种功能质且常说常新的人物形象。

东北流亡作家的小说是左翼小说的特殊类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一批青年作家陆续流亡到关内且汇聚上海。他们当中有些人并未正式加入“左联”，但其创作实际上已成为左翼文学的一部分。这个流亡者作家群包括萧军、萧红、李辉英、舒群、端木蕻良、罗烽、白朗、骆宾基等。他们的创作描写了东北人民对日本侵略者和敌伪统治的仇恨与反抗，体现了浓烈的抗日救亡意识和悲愤色彩；他们的小说常写东北故土的山川、人物、故事，具有浑厚的关外地域文化内涵，播散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割舍不断的乡愁；他们的作品再现了东北原野的辽阔和民性的剽悍，又崇尚“力”的审美，表现出一种粗犷、阳刚的艺术风范。东北流亡作家的小说开了抗战文学的先河，但从其关怀底层人民苦难并表现他们的觉醒与反抗这个角度看，无疑又是左翼文学的延伸和拓展。

萧军（1907—1988），原名刘鸿霖，辽宁义县人。1933年与萧红合出短篇集《跋涉》。1935年出版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1936年开始写作长篇《第三代》，抗战前夕出版第一、二部。另有短篇集《羊》、《江上》等。《八月的乡村》是萧军的成名作，也是他最有社会影响的作品，列为鲁迅主编的《奴隶丛书》之一。小说叙述的是一支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成长和斗争故事，将这支队伍与日伪军队的血与火的搏斗同他们自身的改造和成长过程交织起来描写，显示了人民必胜的信念，也写出了战争的残酷和艰难，积极而浑厚。作品塑造了陈柱司令员、铁鹰队长、萧明、唐老疙瘩、李七嫂等英雄群像，多属速写却能神形俱现，显出粗犷之美，避免了脸谱化。《八月的乡村》曾被誉为“中国的《铁流》”或“中国的《毁灭》”，说明它受到这两部作品的影响。另外它还有艺术上的粗糙及结构上近乎短篇的连续所带来的松散等不足。但它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富有东北地域特征，仍可称得上是一部雄浑、庄严的史诗。它那少修饰、近纪实、尚阳刚的作风，对当时的左翼文风也是一种振作。《第三代》直到1954年才写完，1957年全书以《过去的年代》为题问世，成就在《八月的乡村》之上。

萧红（1911—1942），原名张迺莹，黑龙江呼兰县人。创作除与萧军的合集《跋涉》外，还有散文集《商市街》、《桥》，短篇集《牛车上》、《旷野的呼喊》，中篇小说《生死场》，长篇小说《马伯乐》、《呼兰河传》等。写成于1934年的《生死场》是其成名作，也被收入鲁迅主编的《奴隶丛书》。作品用十几年的时间跨度连缀“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农村的生活图景，表现了沦陷前农民悲苦无告的生活和沦陷后农民奋起图存的抗争。在那世代轮回的生死场上，“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不过沦陷前是任践踏、遭遗弃的生与死；沦陷后，蒙昧的人们开始觉醒，最后是个人的生和死与民族的生和死挽结在一起。小说刻画了王婆、月英、金枝、二里半等质朴可爱而又多灾多难的普通农夫农妇的形象。鲁迅称它表现“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但也有不足，那即是“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萧红的小说天才和艺术的圆熟体现在此后的一批短篇佳构如《手》、《牛车上》、《小城三月》等和长篇《呼兰河传》上。《呼兰河传》完稿于1940年底，是一部回忆性的小说。它描画了呼兰河小城的公共生活和景观；它叙述了一个小女孩的寂寞生活，这是作者的童年自传；它记录了小团圆媳妇、王大姐、冯歪嘴子、有二伯等具体的呼兰河人短暂、麻木、坚韧的人生。这又是一部抒情性极强的作品，它寄寓了作者对故乡和童年的无限依恋，也排遣着她历经坎坷后深深的寂寞。在这部作品中，萧红那种小说与散文杂糅的叙事特色被发挥到极致。

被称为东北作家群中的“行吟诗人”的端木蕻良（1912—1996），原名曹京平，辽宁昌图人。1932年加入“左联”，并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此后又有长篇《大地的海》，短篇《鹭湖的忧郁》、《遥远的风沙》、《浑河的急流》等。由于这些长篇晚出，所以端木最先以短篇名世。事实上，他的长篇虽体现了博大的气势和横溢的才华，但多半是急就章，艺术上反不及这些短篇纯粹和圆熟。1933年就写出的《科尔沁旗草原》第一部，是其长篇代表作。但一直拖到1939年才出版，已错过产生轰动效应的时机。小说前三章交代了丁府数代人的发家史以及丁黄两家的结仇。后半部则于“九·一八事变”前夕的一个夏天展示了丁黄两家的纠葛、丁府与佃农的矛盾及丁府在日本人势力冲击下的衰败等，将阶级、家族、种族、民族等不同的矛盾纠缠在一起，在纵横捭阖里显示出草原的神秘和苍莽，草原社会的历史变迁。作品塑造了大山和丁宁两个重要的人物。前者是草原的化身，具有原始的强力；后者则是一个贵族知识者的形象，糅合了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特性。端木对土地有一种深切的爱恋，其创作多半是一些关于土地的故事，他写出了土地的雄浑、辽阔和神秘的历史，也是借以遥祭失去的故土。

东北作家群中的其他作家也都用他们各自的声音吟唱着怀乡、抗日的主题曲。李辉英的长篇小说《万宝山》、舒群的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罗烽的中篇小说《归来》等都是这类悲愤之作。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创作使左翼小说开辟了地域文学的新天地，也吹响了抗战文学的号角。

包括东北作家群在内的左翼小说家是30年代一支力量雄厚的创作队伍。除了上述作家之外，还有魏金枝、蒋牧良、周文、丘东平、葛琴、草明、荒煤、欧阳山、吴奚如、彭柏山等，也包括“左联”之外的罗淑（代表作《生人妻》）。他们各具特色的小说，交汇成声威雄壮的左翼文学交响曲。